资耀华（Zi Yaohua）（1900～1996.1.23） 本名资朝琮，字璧如，湖南省耒阳市南阳镇陶洲合建村（现大义镇）人。17岁留学日本，26岁他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1933年至1934年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工商管理学院进修，194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和考察。曾任北平法学院、中国大学、民国大学教授，《银行月刊》总编辑。1928年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直至1950年，历任调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

资耀华（1900-1996），湖南省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阳县（今衡阳耒阳市）人 。中国著名金融家、银行家，中国近代银行界耆宿、金融学界泰斗。自少年时代走出家乡耒阳，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三联合中学（位于衡阳的湖南省立三中）。东渡扶桑，求学十年，26岁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大经济学院，回国后便入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直至1950年，在内忧外患的岁月中创业和守业，期间曾两次赴美，分别在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和哈佛大学商学院进修和考察。新中国成立后他曾任上海银行总经理，为第二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并长期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直至去世。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第二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民建中央常委，咨议委员会副主任等，为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顾问。资公投身银行业长达七十年之久，他是杰出的华资银行实业家，并“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又在金融理论方面多有建树。务实、创新是资公终身从事银行业的信条。尽管他一生荣辱沉浮，数历坎坷，却始终怀有一颗爱国敬业之心。他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处世态度，淡泊名利、不事张扬的生活作风，使其布衣书生的风貌与“金融家”身份形成鲜明反差。他的思想、他的品质、他的实业、他的处世之道、他的经营之法……资公馈赠给后人的，实在有太多珍贵的东西，足以让后人景仰，给后人启示。

其著作有：《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专著），《清代外债史资料》（主编）等，几部专著都出版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属于前沿，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有较大的理论建树和实用价值。主编的三部资料为作者解放以后主要心血结晶，参与人员众多，规模庞大，资料珍贵而丰富，为金融史领域重要参考资料。

解放初期曾有重大建言，“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赞襄之功”，后任上海银行总经理、公私合营银行总管理处副董事长兼副总经理。1959年起任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主任，直至去世。第一至七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天津市人民委员会委员，中国银行常务董事，民建中央常委、咨议委员会副主任等。为中国金融学会创始人之一，并长期担任副会长、顾问，是中国金融理论建树者，金融文化著名学者。专著《货币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出版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属于前沿，对中国银行业的发展有较大的理论建树和实用价值。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清政府统治时期)》、《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为金融史领域重要参考资料，受到海内外金融学界和经济学界的重视。2005年4月，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其自述《世纪足音――凡人小事八十年》。三个女儿资中筠、资华筠、资民筠均在各自领域卓有建树，成名成家。

（《湖湘文化名人衡阳辞典》）

资耀华是中国金融界耆宿。他从业金融近70年，实践经验丰富，理论造诣高深，在海内外金融界声望很高，为国家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一代金融巨子陈光甫评价他“才学兼长，服务精勤”，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与之握手称他：“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银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

资耀华1900年生于衡永郴桂道衡州府耒阳县，1916年起赴日本留学，10年后毕业于日本帝国大学经济学院，师从日本著名“左派”经济学家河上肇教授。回国后先入北京中华汇业银行，因有数篇论文在《银行月刊》上发表，得到中国第一代银行家、时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以下简称上海银行)总经理陈光甫的赏识。广纳贤才的陈光甫托人约见资耀华面谈：“我希望你就留在上海银行，大家一起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

自1928年加盟上海银行后，资耀华便为该银行的发展竭尽心力。他曾为上海银行的发展走南闯北，在重庆、成都、自贡等地开设了分行，这使抗战爆发后上海银行总管理处迁入四川获益匪浅；他还与中国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新华银行等金融机构一起，在1930年协力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征信所——上海中国征信所；他又为上海银行创办“中国旅行社”出谋划策，开创了中国创办旅行社的新纪元。陈光甫对他十分重视，两次派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工商管理学院及哈佛大学商学院从事经济研究工作。

在资耀华的前半段生命中，陈光甫扮演了慧眼识才、知人善用的伯乐一角，正是在他的器重和提拔下，资耀华得以释放拳脚、一展身手，真正地开始了自己一生的事业。

1948年初冬，资耀华正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而国内陡然剧变的时局，令他归心似箭。在民族情怀与家国观念的感召下，资耀华回到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天津，重掌上海银行天津分行兼华北管辖行经理之职。

1949年1月16日，天津解放的次日，资耀华受邀去参加一个如何恢复天津市金融市场的座谈会。会上他坦率地向军管会提出自己的三项建议：一是马路上看见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这两块牌子已被白纸覆盖，即将更换名号，建议一定要保住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因为两行在全国的信誉很高，有利于搞好金融市场工作；二是迅速恢复天津市场，特别是金融市场；三是从速恢复天津市进出口贸易，上海银行可以代理对外收付外汇，并可垫付美元外汇。这三项建议得到军管会首肯。

1949年4月，刘少奇来到天津，为天津金融外汇业务的恢复起到了积极作用，保存了“中国银行”这个名号，这也意味着凡是以“中国银行”名义存入的款项均得以保留，从而为国家保住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只此一举，资耀华可谓是为新中国建下了襄赞之功。今天中国银行的职工乃至整个银行界大概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了。

1994年10月，他虽已94岁高龄，除听力稍差外，身体非常健康，他以工作为要事，仍每日按时到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上班。人们称呼他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公务员”。

资耀华从1926年起进入银行界起，70年如一日地提前半小时上班，从未迟到一次，其信条是“一切失败从迟到开始”。但正是这样一个执著敬业的资耀华，这样一个被人们称为“世界上年龄最大的公务员”的资耀华，在最初受命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的时候，却曾以不是党员决意请辞。

1952年，人民银行总行南汉宸行长指派资耀华、王志莘、米暂沉三人成立一个领导小组，组织公私合营银行的人员从事搜集、研究、整理中国近代金融、货币史资料的工作。不料王志莘因病逝世，米暂沉也离行调职，3人小组中只剩下了资耀华一人单枪匹马，独自挑担。

6年之后，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拟新设参事室，由资耀华任参事室主任，全面接手已经搞了几年的中国近代货币金融史料工作。但资耀华以自己不是共产党员为由，再三向上级领导陈情请辞。当时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说：“这是周恩来点名任命的。会派党员副主任及党员秘书干部来帮助你。”在任命书下达后，资耀华商请党员副主任多负责掌管全室行政、管理及人事等工作，自己则集中精力抓史料工作。

就这样，在1953-1959年已经搜集到近千万字资料的基础上，又经过几年的精选，近80万字的《清代货币史资料》终于编成，于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宁可不要床铺被褥，也要带走十几箱货币史书稿资料”

“文革”开始后，资耀华在劫难逃，参事室被宣称为黑窝，他被叫到银行，勒令交权，从此“靠边站”。民建中央、全国工商联、政协、银行四大系统大小批斗会一次次轮流批斗，家中一次次被抄，能运走的东西都被运走，包括亲戚寄存的箱子，所有古书、外文书及照相簿等，不分青红皂白地均被付之一炬，说是“破四旧”。

1968年年初，银行内又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资耀华是“日本、美国双料特务，里通外国的民族败类”，从此停发工资、冻结存款。夫妻两人加起来每月只给43元生活费，这下确实令他犯愁了，因为老保姆每月工资就要40元，一个月电话费也要15元，于是资耀华主动把电话上交，而老保姆不但申言不要工资，还愿照常工作。资耀华有3位功成名就的女儿，长女资中筠，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次女资华筠，中国舞蹈研究所所长，著名舞蹈家；小女资民筠，北京大学地球物理系副教授。但此时她们必须听从组织的“忠告”，与父母、家庭“划清界限”。何况当时她们也自顾不暇，一个下放到江西，一个下放到河南，一个下放到南口，哪能照顾和接济父母呢!老伴童益君原有心脏病，经此变故，常有发作。

1969年，资耀华被通知到河南信阳马集镇进行劳动，因为不配称作“五七”战士，他要自带床铺，连姑母也要同去。他心想，这一去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回北京，别的可以不管，参事室的近千万字近代货币史书稿资料可怎么办?这是数十位同事十几年的心血，等于是大家的生命，如果留在北京，很可能被付之一炬。与妻子商量后，他们决定宁可不带床铺用具，也要带走这十几箱书稿资料。于是，资耀华带着十几个沉甸甸的书箱和抱病的老伴出发了。到了马集镇，两人被分配寄居在“五七”干校的幼儿园内，住在后院的茅草房里，因未带床铺，两位老人只好睡在用稻草铺的泥土地上。资耀华在劳动之余，将带来的货币史资料进行整理，着重翻译伦敦中国银行分行寄来的英文材料。马集气候极坏，冬天清冷，夏天闷热，四季皆潮湿。在这样恶劣的环境下，姑母心脏病加重，日甚一日。虽有“五七”干校幼儿园老师来打针送药，但病情毫无起色，随时有心力衰竭的危险。资耀华不得已写报告请求陪老伴回京治病，通过千难万险和不少好心人的帮助，二老终于在惊恐中回到北京，托运的十几箱货币史书稿资料也安然无恙地带回了北京。

从周恩来到朱镕基，三任总理为他签发任命书

到达北京的第二天，资耀华立即赶到人民银行“五七”干校留守处，请求派车把十几箱货币史资料取出来，最好分给一间办公室办公和寄存资料。留守处听了他的要求，淡淡地说：“这些事我们这里不管，你去三里河人民银行总行找军代表去吧!”碰了个软钉子。当时要他去找军代表，心里实在胆怯，回家想了半天，难作决定，但觉得问题非解决不可。次日硬着头皮，到了三里河人民银行总行大门前，门卫森严，而他的工作证早已被没收，进不去，不得已到了旁边的传达室，传达室的工作人员问：“军代表很多，你要见哪位军代表呢?”这一下可问住了，只好怏怏而归。回家一想，车站存行李是有期限的，过期要罚款，久不去取就有被车站处理报废的危险，所以只好自己上车站取出来，叫了一辆三轮车，将这十几箱资料运回家中存放起来。

后来经过几番商议，才弄到一个锅炉房隔壁的两间堆放破桌椅及其他杂物的房子，作为参事室临时办公的地方，经过清理整顿，才将十几箱资料运来安置在这里。一直到温都尔汗上空飞机爆炸后，参事室才乔迁到条件稍好的办公室。直到“四人帮”垮台，一切拨乱反正，资耀华才恢复了工作。这时，本应当大有作为了，可原来一起共事的同志都已老弱病残，时而有人因病离世，剩下来的也多是染病之身。资耀华不得已向总行领导写了一个报告，要求增加工作人员，报告得到人民银行总行尚明副行长亲笔批示：“要善始善终，完成任务。”不久即重新派来一位党员副主任和七八位中老相宜的干部。此时的参事室形成了空前未有的规模，货币史资料整理工作也进展很快。

继1964年《清代货币史资料》出版后，《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分别于1986年和1991年出版发行，两书总计近200万字，另有《清代外债史资料》一书，也于1991年面世。四本志书出版后，受到海内外有关各界的重视，这是对这项严肃工作的一种肯定。

至此，近代货币史资料搜集、整理、出版工作，可算是历经磨难，功德圆满，最终完成了南汉宸、曹菊如两位老行长三十多年前交办的任务。在《清代货币史资料》编成后，大女儿资中筠曾建议资耀华写一序言，叙述成稿过程的曲折与艰辛，资耀华说：“那岂不是有自我标榜之嫌?”坚持署名“人民银行参事室编”。待后来民国部分出版时，为了使其他许多人的贡献不致埋没，他才同意在书后按姓氏笔画印上编者的名单。

资耀华自1959年起受命担任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并担任此职直至辞世，数十年间先后收到过周恩来到朱镕基三位总理签署的任命书。在老伴童益君故去半年后，资耀华在去会议室的高速电梯内，心脏病突发逝世，享年96岁。就像他经常说的那样：“工作需要我，我需要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也没有停止过工作。

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曾经说过一段话：“我觉得社会中有三种事业非常重要。一种是银行，一种是报业，一种是书业。这三种事业与国家社会民族极有关系，力足以移转国家社会的成败、兴衰或进退。”

在中国，这三种近代事业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发端的，而且几乎都是在上海。中国人介入现代银行业务肇始于以上海洞庭席家为代表的外资银行买办。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的金融中心上海，银行界形成了宁波路和外滩对峙的局面——外滩外资银行密集，宁波路则汇集了大量的华资银行。这是中国民营金融业的上升期，陈光甫、李铭、徐新六、张公权这样的第一代银行家正是意气风发，比陈光甫小19岁的资耀华这样的第二代，也正是这个时候出道的。1928年8月，陈光甫任命28岁的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毕业生资耀华担任上海银行调查部主任。

“但他真正成为一个银行家还是在天津的15年。”资中筠说，“1935年，我5岁的时候，父亲被调任天津分行经理。尤其头两年，抗战还没开始，他算得上意气风发。”

尽管都有租界文化，但天津和上海是截然不同的城市。按照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承柏的说法，“想研究天津就不能回避一个问题——为什么每当北京发达的时候天津就不发达，每当天津发达的时候北京就不发达？”那个时代的天津处于发达时期，是华北金融中心，解放路金融街还依稀留着当年的风貌。不过，这个城市的气质、氛围和上海却大不一样。上海是洋场文化，按照天津作家林希先生的说法，天津是码头文化，比较市井，没那么精致。一个拉洋车的工人，今天要是有个煎饼果子吃，就决不会出工。煎饼果子边走边吃，上海排骨年糕坐下来品。

曾任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检查人的孙曜东曾经回忆那个年代上海银行家们的生活方式：交往盐商、讲究吃喝，甚至吃出八大菜系，连狮子头都分剁出来的和切出来的，剁的不如切的好吃；和政界来往密切，1941年甚至发生长达数周的军统和76号银行界大血案；和黑道也有交道，银行的人被抓了，总裁还要指望杜月笙去摆平，因为他和戴笠关系非同一般。

在女儿们的记忆里，资耀华一家的生活完全不是这样的，生活很简单：家里的房子是向“北四行”租的，所以租金便宜，是英租界五大道成都道上的一栋假三层小楼，“也就是鲁迅故居那样的格局”。身为银行家，但是他从来不理私财，对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闻不问，他去世的时候，既没有房子也没有存款。他很少在家吃饭，应酬特别多，但他不是美食家，根本不挑食。他吃饭的时候有一个小碟，辣椒酱加豆豉和大蒜，所有东西都蘸这个吃。他更不是一个政客，结婚的时候妻子曾经约法三章，其中一条就是绝不做官。

虽然不碰政治，但是作为银行家，要吸纳存款、业务往来，必须面对人脉问题。何况，当年的天津是个非常复杂的码头——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旧的北洋系不存在了，这时候，它的经济、教育都快速发展。从二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初期，军阀、前清官僚、八旗子弟、南方移民纷纷在天津设厂办工业，要么就在英租界、五大道附近买房子。整个天津三教九流，成了北京的后花园，按照冯承柏教授的说法，“这是一个始终笼罩在首都阴影下的城市”。

资耀华的办法是参加青年会、联青社这样的团体——很多成员都是厂长、经理。另外，他还在天津组织仁社分社，这个社团的成员都是留美学生。对于当年的这个交际圈子，资中筠仍然很有印象：“父亲的朋友有两种。一种是只和我父亲有业务上的来往，场面上的朋友，另外一种是能够跟家里头也来往的。对这种朋友，我母亲有自己的选择——都是受过良好教育、比较有书卷气的人家。当时这些家庭，在天津形成了一个小交际圈子，大家平时经常走动，逢年过节一定上门拜访。”

圈子里的企业家很多。宋斐卿，东亚毛纺厂厂长，生产的抵羊牌毛线能够和英国的蜜蜂牌毛线竞争。他的工厂和上海银行有业务往来，资耀华也有工厂的一些股份，每年年终，资家都会收到很多抵羊牌毛线。朱纪圣，仁力地毯厂厂长，美国留学生，他和资耀华一样，都是仁社成员。他的女儿比资中筠大两岁、高一班，是耀华中学同学，跟着同一个老师学钢琴，特别要好。化学工业大亨范旭东则是资耀华当时最好的朋友，两家人经常来往，上海银行也曾为永利碱厂发放贷款。

大不幸中之小幸，勇谏救行

资耀华在汇业银行工作时就感受到，汇业银行管理不善，已经病入膏肓，决定离开这个表面光鲜实则漏洞百出的地方。恰巧遇到当时在金融界呼风唤雨的新派银行家陈光甫，此后他追随陈光甫，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安家。在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他周旋于各方各派，在金融潮涨潮落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资耀华同时拥有固执坚韧、长袖善舞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性格。但他从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在无数次选择的十字路口，都很有远见地选择了光明大道。

全面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的时候，他就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主任，他的几次建议都在局势模糊的时候使银行免于危难。1930年，陈光甫派他去东北三省跟四川调查研究，考察是否能在这两个地方开设分行。东北之行让他失望透顶。“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包，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包穿了再看”。四川却是天府之国，有做不完的生意，在那里开设分行大有可为。经过考察，资耀华建议在川开设分行，对于东北三省以后再考虑。抗战爆发后，重庆成了陪都，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因为有在川的分行，很容易就把上海总管理处迁入四川，形成坚强后方。而东北三省在“九一八”事变后彻底沦陷，变为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总部。真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1935年，刚从美国学习回来的资耀华，就急匆匆的赶赴天津。当时的华北，局势混乱，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天津驻屯军常惹事生非，国民党政府却总是委曲求全。资耀华被任命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总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及中国旅行华北区经理。他到任时天津分行已经千疮百孔，三百多万的存款，两百多万的呆账，头寸吃紧，入不敷出。资耀华立即采取积极措施，动员一切关系，为银行开源，想尽所有方法盘活呆账。他一方面参加各种社会团体如联青社、青年会等举办的活动，广交朋友，寻找客户。因为参加这些社团的都是青年才俊，各大工厂、公司、企业的经理、厂长，这些都是非拉不可的源头活水。他还利用老关系如在天津组织仁社分社(留美归国人员的团体)，助自己一臂之力；另一方面，他从抓两家大的呆账户开始，千方百计的搞活呆账。其中一家是纱厂，由于棉花价高，纱与棉比价反低，大量货物滞销。他就请求上海银行各分行代为推销，还全面整顿了纱厂内部。纱厂活了，贷款自然还清。由于这些活动，天津分行大有起色，存款多了，贷款也能如期收回。可就当时经营银行全局来讲，面临的困难很严峻，全体银根趋紧，源头活水甚少，国际收支亏损多。尤其是法币改革以后，曾享有发行权的银行不能继续发行钞票，更使私营行庄步履维艰。

1936年，资耀华被电招回行，中止在日本考察。这次的日本之行，给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日本的社会情况变化很大，大街上常能看到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的军人，人民显得很紧张。以前一个大学同学很谨慎地对他说：“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明天的事。”从上海回到天津，资耀华就拜访了南开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何廉及方显廷博士，他们都认为“金融业将来可能被日寇拉拢利用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这句话资耀华一直记在心中，随后他开始在天津分行内掩人耳目地收缩放款，多做租界内的业务，重点转做打包放款及出口押汇。分行既收缩了放款业务，利息收益减少，现金库存增加常有头寸。所以他又提出对银号、钱庄拆借，除特别殷实者外，必须要有可靠的抵押品。这种拆息的收入，除了可抵消银行因压缩放款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可以增加存款，库存没有缩水反而大大丰盈了。

“七七事变”点燃了抗日战争的烽火，日军很快侵占我国华北并在华中、华南地区疯狂掠夺，日本对中国实行“以战养战”的侵华策略。1938年2月，华北成立了伪联合准备银行，发行伪联银券，两位博士的话不幸被言中。中国的命运好似大海中的一叶扁舟，随时会被风暴吞噬。日本利用伪联银券到处吸收法币套取外汇，一方面打击上海、天津两个外汇市场，故意抬高伪联银券的币价，贬低法币与联银券的兑换价格。图谋取得大量低值法币，打击法币的信誉促进伪联银券在市场上的流通。另一方面利用法币深入内地抢购军用物资。留守天津的资耀华信守对总行的承诺“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在沦陷区展开了货币反击战。

他暗中联络天津市全体同行，在银行公会内巧设中午聚餐会，让大家交换情况互通消息共同商讨对策，也方便其传达已经南下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位行长辗转传来的秘密指示(因为他二人与国民政府财政部有联系)。由于情势日见险恶，天津金融业决议立刻将收集到的华北区域现大洋从中、交两行撤走，转存到天津英商汇丰银行，并集中存进英租界英国总领事馆地下金库。当时抗战气温高涨，但也有少数银钱业乘机大发横财，利用金融市场的变化选择收付存款方式。法币价格高就支付联银券，联银券价格高就支付法币，这无疑是给岌岌可危的法币雪上加霜。看到天津金融市场内外交迫，资耀华心急如焚。他继续组织座谈会，商量应对的办法，准备与伪联银券做殊死搏斗。在座谈会上大家一致同意将存放款种类严格分开，存户存法币开立法币户，今后收支皆用法币；存户存联银券开立联银券户，今后收支皆用联银券。选择方式自由，银行决不干涉。同时暗中与英、美、法等外国银行一致维持法币信用。法币可以兑取外汇，而伪联银券因为价值是人为的根本不能兑换外汇。天津租界内金融市场上的中、交钞票每千元比伪联银券还高十八元，群众怕伪联银券贬值，纷纷存法币。各行大多用伪联银券放款，致使工商业在市场上抢购商品，囤积货物。法币逐渐隐藏，伪联银券泛滥成灾，敌人被反将一军，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这次“换物运动”在敌人的心口上狠狠地插了一刀，租界内人民和爱国团体竞相捐款捐物，暗中送往战斗前线，为抗战提供了大量的物资。

1941年，丧心病狂的日寇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天津租界不再是避风港。日军侵入租界，人人自危，人性中最丑陋的一幕，天天都在上演。资耀华不得不与平日素所鄙视的人虚与委蛇。从日寇侵入租界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四年光阴，是他一生中最艰苦的岁月。

1944年，日本帝国主义气数将尽，胜利的果实日渐成熟，资耀华却经历了一件危及生命的事。伪华北政府经济总署突然给天津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发出聘书，要成立伪华北经济委员会，用来控制华北物力、财力，接济军用。资耀华也受到了委任书，他知道这是一个屈辱的职位，宁可牺牲生命也不能接受。他没有与同行商量，自行把委任书退回去，“心想这下可要大祸临头了，于是嘱咐家中准备棉衣棉裤，等待宪兵队捕捉入狱”。可不知是日本人无暇顾及，还是唐卜年代为说辞，总之没了结果，就这样躲过一劫。

抗战后的选择，对共产党的信念

抗战刚结束，资耀华就作为华北金融界代表被邀请去重庆访问。当时，国民党大小官员都沉浸在一片胜利喜悦中，各个头脑不清，夜夜笙歌。走后门，拉关系，每个官员都想早点出川去北京、上海、天津等敌占区，发接受财，发洋财。看到这片狼藉，资耀华心灰意冷，一刻也不想在陪都多停留，绕道辗转回津。拥有敏锐金融嗅觉的他意识到战后法币将奇缺，如果运用得当，十万可以当几十万，遂冒着风险，从重庆带回一箱十万元法币现钞。果然，上海商业储蓄银行顾客满堂，大家都争相在这里开户往来，行里法币头寸更加丰裕了。

从蒋介石撕毁“双十协议”开始，资耀华立场坚定，一直站在反战的位置上。资中筠说，她的父亲自1940年代末就下定决心追随共产党，不为别的，就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认定共产党能够使中国摆脱贫困跟屈辱。他以经济座谈会的名义，召集各方进步人士，还邀请一些进步新闻记者参加，座谈会旨在反对国民党的各种反动政策。他还暗中资助学生运动，帮助被迫害学生秘密逃跑。种种一切让国民党咬牙切齿，准备对其采取报复行动。迫于形势，资耀华以赴美考察为名，暂避风头。

1948年冬，在报纸上看到国民党队伍节节败退，归心似箭的他选择回到祖国，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当时，很多美国金融研究机构重金礼聘他，他说：“我可不配担此重任，我是中国人，我有做中国人的权利也更应尽中国人的义务。”这一信念始终支持着他。解放初期，他投身于天津经济恢复，积极建言，保护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两块牌子，为天津金融市场战后重建，做了不少努力。1949年他参加了第一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他说这是他一生一世中获得的最大荣誉和最大幸福。1959年，国务院任命资耀华为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他在此任上直到去世。

“盛世修志”，对知识的热爱

他除了实践外，一直不放弃学术理论的著述。早期著有《货币学》、《英美银行制度论》、《信托及信托公司论》等著作。1950年，在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支持下筹建成立中国金融学会。从1953年开始，他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查访，大量阅读各种刊物、旧报纸，还亲身走访曾参加过政府的经济财政货币工作当时尚在的老人，收集了大量金融方面的一手资料，尤其是清代货币史的资料。以后几十年孜孜不倦主持编著《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料》、《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一辑》、《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二辑》、《清代外债史》。十年动乱期间，资耀华被扣上了资本主义“大老虎”的帽子，下放到河南信阳农村。他没有带任何家用品，甚至是一床被褥，可却带了几十箱资料，“这些资料是我们几十年的心血啊，等于我们的生命。如果留在北京，很可能被付之一炬”。后来他又把资料随身带回北京，终于得以在他生前完成出版，为后人留下宝贵的金融史料。

前半生致力于硝烟弥漫的中国银行业，后半生治学，做文章。九十多岁高龄的他，写下自传《凡人小事八十年》，简洁流利的笔锋，淡淡的叙述着不平凡的一生。资耀华谨守“规规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为他爱了一生的金融事业燃尽生命。八十年的“凡人小事”举不胜举，平凡中更显伟大，很值得我们细细体味。例如，资先生刚进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时，亲手做了一个“上海市黄页薄”。他以上海电话簿为基础，分区、分街道、分弄堂，绘制了一个草图，为以后银行发展业务用。他还以顾客的身份，去上海各大银行包括外国银行“偷师”，学习他们的服务态度和业务情况。所有这些做法贯穿的精神是把上海银行的服务对象定位为普通百姓，从一元起就可开户。最为有趣的是，他曾被两个大人物接见过，蒋介石夸他“抗战有功，很好、很好”，毛主席夸他“做了有益的工作，很好、很好”。

资耀华在内忧外患时的傲骨、在十年动乱时的淡定、在和平发展时的孜孜不倦，留给他自己的是朴实无华，留给我们的却是心灵升华。

衡阳耒阳市田心铺有资家坳，1900年父亲就出生在那里，1916年他从湖南省立三中（位于衡阳）毕业，一心向往外面的世界。违背祖父最远只许到长沙升学的训令辗转到上海，正好赶上考取了到日本的庚款留学。在日本留学整十年，1926年在京都帝国大学（战后去掉了“帝国”二字，称京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后回国。 　他一生事业的开始是遇到陈光甫。陈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存有他的口述历史。上世纪20年代他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的私营银行（以别于老式的钱庄），正留意网罗人才。1928年，在一本金融杂志上看到我父亲的文章，谈对现代银行的想法，十分欣赏，就通过熟人约他晤谈，一拍即合，立即聘他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先任调查部主任，很快做出成绩，陈就派他到美国宾州大学著名的沃顿商学院深造，同时对美、英银行进行考察。1935年回国后，陈派他到天津任分行经理，以后成为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可惜两年后就发生卢沟桥事变，天津沦陷，他奉陈光甫之命留守天津，保住银行的财产和业务。直到共产党接管天津的十五年是他最艰苦奋斗，也是发挥才干，成就事业的十五年。他对陈光甫大约有一种知遇之恩的感怀，所以按他的本意当然是希望迁往内地，而不在日寇铁蹄下求生存，但是陈把这个任务交给他，他就忍辱负重，以最大的努力去完成。当时还有一种考虑，就是天津还有英、法等租界，是日本势力不能进来的，所以他们都认为有可能在租界庇护下做一些事。但是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连租界也占领了。所以1942至1945年抗战胜利这几年是处境最恶劣、最危险的时期。天津的日伪当局以及南京的周佛海（他的留日的老同学）都曾要他任伪职，都被他拒绝，即使任何空头名义也绝不沾边。其中有一次已准备好被抓去坐牢，后来竟化险为夷。但是这一切，我们姐妹当时并没有很深的感受。父母好像大树的华盖，一切风雨都给挡了。淋不到我们头上。回想起来，幸亏胜利来得及时，如果再拖下去，不知什么样的厄运会降临到我家。

我感到父亲身上有很多书生气，有时甚至近乎迂阔，其实比较适合做研究工作。他在做银行时也随时都注意调研，有不少著述。陈光甫在为他的一本书的序言中称赞他“理论与实务融合一炉”，不是虚词。到人民银行参事室之后几十年中主要工作是主编《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一、二辑，这是凝聚了几十人的劳动的巨著，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父亲作为主要负责人倾注了大量心血，“文革”下放河南信阳时，别的生活用品都不带，只抱着近千万字的书稿资料，打定主意要“我在资料在”。

他衷心拥护新政权，这里有他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性。因为他们一生最痛心疾首的是中国的积弱，特别是留过洋的，更感受到弱国国民的屈辱，做梦都希望中国统一、安定、富强。所以毛主席在政协筹备会议上宣布的那句“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使多少有泪不轻弹的男儿热泪盈眶，对新政权寄予无限希望。外人和当代青年对那一代老知识分子对1949年以前的种种苦难、委屈、乃至残酷、荒诞的承受力感到不可思议，要理解他们当从这句话开始。父亲1948年正好有业务去美国，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大为兴奋，更促使他兼程赶回国。当时很多人慌忙外逃，父亲反其道而行之，这在天津金融界引起不小的轰动。解放初期他真的是热情满怀，并积极建言。至于后来，他绝口不提自己的得失荣辱，也从不议论“小道消息”，我不知道他心中有些什么想法，对以后的“世风”究竟知道多少。他可能比一般人闭塞，或者在主观上对一切负面的情况不大愿意相信和接受，宁可信其无。但是以他的阅历和对国事的关心，恐怕也不可能对现实全然无知。我亲见他一反常态地大声提到“阿房宫赋”最后那几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说明他虽然平日无言，心中并非没有想法，而且想得很深。

资中筠：从银行家父亲身上懂得沉默是大爱

衡阳耒阳市一个深山老林的半山腰上，有个名为“资家坳”的小村落。平日里男人开荒造田，种稻谷、棉麻、蔬菜，女人纺纱织布。油盐酱醋，得穿过一条羊肠小道到山下平原去买，置办鱼肉杂货，则要到十几里外的盐沙铺去赶墟。但这山前山后，却蕴藏着一种无烟煤，无烟无臭，烧完只剩下一点白灰。村民用它取暖做饭，还可以把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陆码头去卖高价。

“由于交通不便，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小地方，我国即使是几千万分之一的详细地图，也没有它的位置。可我父亲后来在日本留学时，竟然在日本图书馆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中，看到耒阳田心铺某山上有无烟煤矿的记载！真不知日本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华作准备？这使他一方面对日本人深感钦佩，一方面又感到触目惊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资中筠在读到父亲资耀华的回忆录时感慨。

来到资先生的家，我突然想到了凯恩斯曾说：“银行家在其业务经营中必然要表现出超乎人性的传统的体面。终身从事这种活动使他们成为最浪漫并且是最不现实的人。”而他的家出乎意料的简陋。水泥地，除了陈旧的桌、凳、橱和床，没有丝毫装饰。当日拍完照，资先生要留饭，保姆却为难：事先没有安排，当日饭菜绝无多余可待客。资耀华先生当年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院毕业回国后，由于他具备很强的理财能力和金融理论素养，为著名银行家陈光甫所赏识，历任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调查部主任、天津分行经理、华北管辖行总负责人。以他的能力和职位，要发财，大概不会是难事。可是，他始终淡泊名利，一辈子不置私产。解放前，他家一直租住普通的里弄房子，且家无长物，连字画都不挂，所以，被女儿资中筠戏称为“家徒四壁”。名利于资先生如浮云，所以，他能够在名利的诱惑前站稳脚跟。1941年左右，他的老同学周佛海竭力动员他参加伪政权，并许之以“财政次长”之职，却被资先生婉言拒绝：“我资耀华如果想做官，或发财，早有机会，不必等到现在。”

历来商业银行运营模式是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离。银行家，一般指掌控经营实权的管理者。我国老一辈银行家大都在以势欺人的外商银行与复杂脆弱的钱庄双重夹缝里经营华资银行。在“宁波路”（华资银行）和“外滩”（外资银行）的抗衡中，孕育了张嘉敖、陈光甫、钱新之、李铭等1920年前后崭露头角的最负盛名的第一代银行家；而1930年代初起，随着上海银行格局逐渐形成以华资银行为主流，在日益辉煌的经营潮流中，涌现出像资耀华那样的第二代出类拔萃的大家。

我查阅过上海银行档案所披露的相关内容，知道资先生刚刚进入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就以上海电话簿为基础，进行分区、分街道、分弄堂，分门别类调查分析，把全上海的商业区、住宅区、高级中级人士分布情况，以上海银行总行为中心，描绘了一个草图，作为银行今后业务发展的参考。通过对上海各大银行的暗中察访，他整理了详细的建议报告。针对付款速度不快，他建议不久迁移新址时，将活期存款依账号分成不同窗口，以便顾客依账号走向窗口取款。每个银行办事员，平时要用心将本窗口内的几百户签字或印章上的特殊用心熟记，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接到支票就可以立即付款。最多不过三分钟。同时还要熟记每个存款户的存款余额，做到心中有数。

同时他还建议在原有一个虹口分行的基础上，以总行为中心辐射出去，可在大西路、愚园路、霞飞路、界馆、提篮桥、八仙桥、爱多亚路、小东门、同孚路九处选址陆续开设分行。

他建议设立的调查部可谓在商业银行中开风气之先。调查部司职有二：一是经济调查；二是信用调查。甚至对巨商荣家、刘家、郭家，不论有无往来都搜集资料。同时他走南闯北调研，对该行在抗战前进军四川，以及没有匆忙进入东北的决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为该行在抗战期间总行迁入后方打下了基础。

他还建议扩充信托部，增加服务种类，做到每个顾客需要办的一切能办的业务都可代办。比如代收、代付房租、水电费，代买、代卖公债、股票等。

据资料显示：当年陈光甫对于资氏的许多建议甚以为然，而上述建议对于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扩展起了很大作用，直接导致存款业务由原来的6500万元猛增至15280万元！银行家尚明对资氏曾有评述：他“经常对银行工作提出中肯的意见，都是有什么说什么，从不虚张声势。”

资耀华先生于上世纪20年代投身于银行业，从没离开过。他直接处于经营管理的前沿，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在各个历史转折关头，作为银行家的资耀华，不光如陈光甫所称赞的那样“才学兼长，服务精到”，而且有坚定的信仰和民族气节。

日寇侵占天津之时，资耀华先生正在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任上。自从日伪联合准备银行正式设立起，在天津租界内的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老法币和敌伪联银券的生死斗争。敌人既要大量收集法币，以便一方面可以向外国银行套购外汇，一方面又可以深入中国内地购买军用物资，因此，他们在平津地区故意抬高伪联银券的币价，贬低法币与联银券的兑换价格，图谋以此取得大量低值的法币，并使法币丧失在社会上的信誉，促进伪联银券在市面上的流通。当时确实也有少数银钱业，利用天津金融市场上行市变化机会，在收付存款时，法币价格高了就支付联银券；联银券价格高了，则支付法币。这既想把损失转嫁给存户，也损害了法币的信用。

资耀华此时暗中联络天津全体同业，想办法，出主意，一致对敌。他们一致主张将存放款种类严格分开，存法币的开立法币帐户，今后收付皆用法币；反之亦然。用什么币种完全由存户选择，银行决不勉强。同时暗中同英、法、美等外国银行一致维持法币信用。因此，华北伪政权虽强令法币对联银券贬值，而天津租界内金融市场上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钞票还比伪联银券高18元。人民群众反而怕伪联银券贬值，都不愿多存伪联银券。各银行则把由存款收进的伪联银券尽量用作放款，贷给有来往的工商业，任其在市面上抢购商品，囤积货物。结果，社会上的法币隐藏起来，而伪联银券则泛滥成灾。这种金融市场上大家一致抛弃伪联银券的“换物运动”，使敌人痛恨在心，但有苦难言。

抗战刚刚胜利，资耀华先生去重庆，带回一箱十万元法币现钞。这又是他作为银行家对于金融形势的敏锐估价作出的一个英明决定。他认为如果这批现钞运用得好，可以发挥几十万法币的效果。因为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都还没正式营业，其他银行库中尚无法币，市场上法币奇缺，物以稀为贵。事情果然如他所预料的那样，天津市面上纷纷传言，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经理从重庆带来几十万法币现钞，轰动了三津。许许多多新旧顾客，几乎一时都集中到了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开户往来。这样，该行的法币头寸更加丰裕了，运用更加灵活。果然是十万元现钞起了几十万的作用。

1948年冬，正在美国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研究和考察的资耀华，不顾友人的挽留，执意回到已经隐隐听得见炮声的天津。天津解放第二天，他就在天津军管会金融处的座谈会上坦率提出：要迅速恢复天津市场，首先要恢复金融市场；要从速恢复天津进出口贸易，上海商业银行可以代理对外收付外汇，并可以垫付美元外汇。针对马路上已经将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行名用纸遮盖，并换了一个银行名字，他认为这两个银行在全国的信誉较高，要保住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搞好金融市场。这些建议，件件都是当时恢复天津经济乃至全国经济的重要方略。

资耀华治金融学的原则：“做文章，关键是要解决问题”。著述甚丰，有《货币学》《英美银行制度论》《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信托及信托公司论》《银行问题之研究》等书，论文则难计其数。

资耀华先生在金融学上另一大贡献，就是对于金融史的研究。他亲自领衔对清朝、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广州武汉国民政府时期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货币史料，以及清中晚期的外债史料进行了大规模的搜集和整理、编辑和研究。已经成书的有《清政府统治时期货币史料》（1964年中华书局）、《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一辑》（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华民国货币史料第二辑》（1991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清代外债史》（1991年中国金融出版社）。这些洋洋数百万言的历史巨制，都是在资耀华先生直接主持下完成的。据参与编辑出版工作的洪葭管先生回忆说，身为主编，资先生坚持不署上自己主编的名字，而以“中国人民银行参事室编”的名义印在书上。

十年浩劫期间，资先生被勒令自带床铺，并带上家属，疏散到河南信阳农村。自身难保的资先生想到的首先是近千万字的货币史资料，生怕自己离开北京，这些花了十几年心血搜集的货币史资料被付之一炬。他宁愿自己不带床铺用具，专带这十几箱资料，与抱病的老伴同行。因为没有带被褥来，一开始他只好睡在稻草上，直到有人回北京替他带了被褥来为止。后来他老伴病危，要转回北京看病，他又将这十几箱资料随身带着回北京，一路上的艰难曲折，简直就是一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章回小说！

资耀华女儿资中筠曾经说过，父亲自1940年代末下决心追随共产党，不为别的，就因为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认定共产党能够使中国摆脱贫弱和屈辱。他一生感受最痛切的是国家的衰弱和民族屈辱，共产党是他也是最后寄托希望的政治力量，所以，主观上他对一切负面的情况不大愿意相信和接受。但是，以他的阅历和对国事的关心，恐怕也不是对现实完全无知。有一次，他曾表示要给一位经常对他的生活照顾有加的统战部官员，象征性地送一件小礼物。女儿华筠提议可定制一件刻一篇古文或诗词的小型工艺品。他欣然同意，并立刻提出要刻《阿房宫赋》。中筠为之愕然，说最后几句话是否太刺激了。向来沉默寡言的资先生一反常态，大声强调说：“我要的就是那几句话！”那几句话是“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资先生在世整整九十六年。在他撒手人寰之前数年，写下了自传《凡人小事八十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1936年，资耀华第三次赴日考察，嗅出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息。“过去日本老百姓看到军人士兵，非常爱戴，非常亲热，这次老百姓看到军人，好似非常畏惧，总是敬而远之。过去军人不常上街走动，也不带武器，这次则是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真有点箭上弦、刀出鞘之感。”

尤其是老同学室伏高信看到他大惊，将其拉到一处偏僻的小饭馆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让资公如梦初醒：“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您得赶快回中国去，否则就可能当俘虏了。”

回津后，资耀华立刻走访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两位经理，以及南开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何廉及方显廷博士，将听到的秘密消息告知他们。两位学者一致认为：“金融业将来可能被日寇拉拢利用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

除此四人外，资耀华没再对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他担心引起不必要的慌乱，也怕传到日本特务的耳中，不仅会招来性命之忧，也会连累室伏高信。

在天津分行，资耀华开始暗中收缩放贷，并收回租界之外的贷款，重点转向租界之内的业务。既不能明说，又不能不做，委实颇费踌躇。他当时以为有租界作庇护，可以苟且偷安，事后感慨道：“这种想法，不但是太天真，而且是懦夫意志、一厢情愿。”

从此资耀华每天总是过着神经紧张、忧心忡忡的生活，自言如一叶小舟航行在大海大洋中，恐惧地等待十级大风暴的到来。

果如两位老教授所言，华北沦陷后，天津租界内的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老法币与日伪联银券的生死斗争。日本对中国经济、金融的掠夺，正是它“以战养战”的重要内容。

而资耀华此时接到的总行电报指示是：“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而且联络团结全体同业共同对敌的“兴亡之任”，也落到了资耀华的肩上。

此时的资耀华颇为为难，既不能明说自己有指示，也不能对同业指手画脚。于是苦思冥想出了一个“银行家午餐会”。

他找到天津市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郑诵先，此君多才多艺、长袖善舞，更兼对饮撰烹饪大有研究，颇能做出几道名菜，还煮得一手好咖啡。午餐会每天座无虚席。资公最大限度地利用茶余饭后之机，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秘密消息以及指示，大家一起讨论出主意，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天津市全体同业，无论遇到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决不可与其合作，不能当面直接拒绝，则设法推辞拖延，更要与租界英美法外国银行联系，一致维持法币信用。

这种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界同仁一致抛弃伪联银券的“货币战争”，使社会上的法币逐渐隐藏起来，而伪联银券却泛滥成灾，令日伪痛恨却有苦难言。

但也因为此，日军更把租界当作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于是在入侵租界到日本投降这四年，资耀华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岁月。资耀华也收到了委任书。他视作奇耻大辱，当即将委任书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同时嘱咐家中准备棉衣棉裤，等待宪兵队捕捉入狱。最终不知何因，居然躲过一劫。但他忧心成疾，直到抗战胜利后去美国才得到完全根治。

在天津沦陷的日子里，资耀华天天躲在被窝里听重庆的广播，对当时的中央政府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胜利消息传来，他与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以为自由富强的中国要建立起来了。此后他接到邀请，作为天津金融界代表访问重庆。但这次是抱着满腔希望而去，却被担架抬着回来。

当时流行一个谜语——用“抗战胜利”打一古代人名，答案有屈原、苏武、蒋干、共工等等，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个答案是“白胜”——白白胜利了，老百姓没得到任何好处。

资公在重庆，目睹的是一幕一幕的“接收”丑剧。特别是他的挚友和同乡前辈——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范旭东被宋子文气死之事，令他灰心丧气。当时永利公司遭到极大破坏，打算从美国进口一套新的化学机器，万事俱备，只待中国银行担保。没想到范旭东与宋子文谈来谈去，最后得到的暗示竟然是只有将公司归他主持才可以得到担保。本已心力交瘁的范旭东心脏病发作撒手归天。资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精神上几乎被摧垮，不幸在归途中染上了极为凶险的登革热。

他被抬至家中，没想到几位北京协和医院的主治大夫已经等候多时。他们并非能掐会算，此次不请自来主要是为了打探重庆消息，阴差阳错居然在第一时间对资公进行了名医会诊。

襄赞之功

从重庆回来后，资公对国民党热情大减，立志不参政。资中筠曾亲眼看到父亲撕毁聘书。但他将参加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当作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大幸福。

1949年他在一次赴金融界座谈会的途中，看见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的行名已经被纸遮盖，并换了一个银行名字，到会后立即建议要保住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因为两行在全国的信誉较高，有利于搞好金融市场工作，同时是国际上认可的，这样就为国家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在他逝世后，讣告上对他的生平介绍中有一句话：“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

作为银行家，他的才干、眼光和业绩有资格获得各方一致的高度评价。他的老板、金融巨子陈光甫说他“才学兼长，服务精勤”，蒋介石说他“抗战有功”，而共产党给他的盖棺定论是“对共和国有襄赞之功”。

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后，这个年龄、能力、声望都处于巅峰状态的银行家却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向学者的转型——他潜心研究货币史。在如此的生死疲劳、命运跌宕中，委屈和尴尬都是可以被预料的。但是，在他92岁时写就的回忆录里，对自己后半生的经历却不作思考、匆匆略过，保持着习惯性的沉默。

前半生的意气风发和后半生的适时沉默同样意味深长。有人说《人民日报》和回忆录里的资耀华是两个人。事实上，在资耀华这一代人的辉煌和沉默背后，到底是平静还是沟壑？这实在是个谜。

“他算不上什么世间异人，而是一个被时代推着走的人。在每个时代，他都能够按照自己做人的原则迅速地找到应对方法，不断调整自己。他做人就是洁身自好、明哲保身。”2006年9月29日，资耀华长女、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前所长资中筠对《中国企业家》说。

《货币史》《国外汇兑之理论与实务》《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世纪足音：一位近代金融学家的自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