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 全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由国立清华大学、国立北京大学、私立南开大学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迁至昆明而成。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

【引】词：冯友兰

八年辛苦备尝，喜日月重光，顾同心同德而歌唱。

【校歌词】《满江红》词：罗庸、冯友兰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仇寇”原为“倭寇”）

【勉词】词：冯友兰

西山沧沧，滇水茫茫，这已不是渤海太行，这已不是衡岳潇湘。同学们，莫忘记失掉的家乡，莫辜负伟大的时代，莫耽误宝贵的辰光。赶紧学习，赶紧准备，抗战、建国，都要我们担当！同学们，要利用宝贵的时光，要创造伟大的时代，要恢复失掉的家乡。

【凯歌词】词：冯友兰

千秋耻，终已雪。见雠寇，如烟灭。大统一，无倾折。中兴业，继往烈。维三校，如胶结。同艰难，共欢悦。神京复，还燕碣。

校歌词第一段注释：

1、五朝宫阙：指北京。辽、金、元、明、清5个朝代都以北京为都城，辽代称燕京，金代称中都，元为大都，明、清两代都称北京，宫阙，古代帝王居住的宫殿。(史记，高祖本纪)：“高祖还，见宫阙甚壮，怒。”阙，宫门两边的望楼。

2、衡山湘水：衡山即南岳(今衡阳)，湘水指长沙，都是长沙的临时大学所在之地。

3、绝徼：绝，远；徼(音叫)，边界，边陲。绝徼指遥远的边疆云南。

4、桢干(或干桢)：桢(音真)，坚硬的木头；干(音赣)，树干。桢干，古时筑墙所用的木板和立柱，喻具有真才实学，能胜重任的人才，比栋梁更优。

5、九州：《尚书、禹贡》称冀、兖、青、徐、扬、荆、豫、粱、雍为九州。这里的九州泛指中国。

6、黎元：黎，黎民；元，老百姓；黎元即众民。

校歌词第二段注释：

1、尽笳吹弦诵：尽(音紧)，纵然，尽管；笳，即胡笳，古代塞北和西域流行的管乐器，笳吹，泛指音乐活动或文化生活；弦诵，古代学校里用弦乐器和歌唱配合学生朗诵诗词，泛指学校的教学活动。

2、山城：当时系指昆明。解放后才称昆明为“春城”，称重庆为“山城”。

3、情弥切：弥，更加；指联大师生虽然生活在环境安定的昆明，但报国之情更加迫切。

4、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便，即使。成，古时称方十里之地为一成。三户，犹言只有几户人家。此句的意思是：即使战斗到只剩几里土地，几户人家，我们打败日寇的雄心壮志仍不折服动摇。

5、多难殷忧新国运：殷，深切的、深情的；殷忧，即深忧。新，更新(动词)。此句含义是：祖国灾难无穷，忧患深重，我们一定要更新祖国的命运。

6、动心忍性希前哲：动，打动，激励，振奋；动心，激发理想，振奋精神。忍，克制；忍性，行事时能控制情绪，不任性，喻目标坚定。动心忍性，精神振奋而行事坚定。希，通睎，仰慕，崇敬；哲，志士仁人，才能识见超常之人。此句含义是：值此国家危亡，人民多难之秋，必须振奋精神，坚定方向；学习前辈志士仁人，踏着他们的足迹，跟敌人斗争到底。

7、复神京：复，收复，光复；神，神圣的；神京，指北京。　

8、燕碣：燕(音烟)，北京附近的燕山；碣，天津附近的碣石山。燕碣，代表京津地区。

1938年7月，当时的教育部命令各校呈校歌、校训，西南联大常委会在10月6日决议成立“校歌校训委员会”，聘冯友兰、朱自清、罗常培、罗庸、闻一多为委员，冯友兰任主席。10月30日，校歌校训委员会开会，罗庸提交自己创作的校歌词曲。朱自清在日记中记下，“通过罗的词，但未通过曲。”11月24日委员会在冯宅开会，讨论校训和校歌，这次会议上委员会决定把所拟校训“刚健笃实”和校歌词《满江红》及沈有鼎所制曲谱呈报联大常委会。校歌词为冯友兰手书，原件藏于北京清华大学校史档案室。

1938年11月26日联大常务会开会确定校训，公布的校训是“刚毅坚卓”，只用了校歌校训委员会所拟校训中的一个字。看来常委们对校歌校训委员会的工作并不满意，常委会没有立即宣布校歌。冯友兰1968年回忆说，《满江红》提到常委会，有人觉得形式太旧，不像校歌的样子。对此作为委员会主席的冯友兰，自然要承担责任，应该就在此时冯友兰写了白话体诗“西山苍苍”。之后，朱自清建议让张清常谱曲，并把两份歌词寄去了，根据张清常的回忆，两份歌词上分别写有罗庸和冯友兰的名字。由于张清常更喜欢《满江红》，就只给《满江红》谱了曲，并于1938年年底寄回西南联大。在寄给西南联大的五线谱谱本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词，张清常曲。1939年6月校歌进入评审阶段。此时已有三个曲谱，分别是沈有鼎谱曲的《满江红》、张清常谱曲的《满江红》和马约翰谱曲的《满江红》。6月14日校歌委员会开评审会，除五位委员外，还请两位曲作者沈有鼎和马约翰以及外文系教授杨业治参加。听了试唱之后，委员会决定接受冯友兰的歌和马约翰的谱，但认为马约翰的谱子过于单调，遂请马约翰、杨业治和沈有鼎修改。6月30日，校歌委员会再次开会，五位委员中有三位认为，张清常的曲谱更好，还说曲调比歌词更重要。最后，委员会决定用张清常的曲谱。在评审阶段，用于试唱的油印《满江红》歌片上，印有“罗庸、冯芝生先生作词，张清常先生制谱”字样，后被划去。1939年7月11日，西南联大常委会第112次会议决议，通过校歌校训委员会上呈的校歌《满江红》。

1939年7月7日，《云南日报》刊登冯友兰的新体诗《拟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录作七七抗战二周年纪念》,该诗改自“西山苍苍”。

1939年7月下旬，张清常把《满江红》和“西山苍苍”谱写成“献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曲。曲谱上写明《满江红》罗庸作，“西山苍苍”冯友兰作。这份曲谱在1939年10月由冯友兰提交给联大常委会、经清华校长梅贻琦批复归档。

1946年联大结束前，张清常作《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有引、校歌、勉词、凯歌词四个部分。1967年3月1日台湾新竹版《清华校友通讯》新第19期刊登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进行曲》，篇首署名：“罗庸作校歌词，冯友兰作引及勉词、凯歌词，张清常作曲并指挥”。其中勉词就是冯友兰所拟校歌歌词“西山苍苍”。

1968年，冯友兰撰写一份交代材料说，“1939年联大要定校歌，常委会叫我起草。我用《满江红》调写了首词......，通过后，我找哲学系教授沈有鼎作谱。谱成以后，就正式公布，成为联大校歌。国文系有个教员张清常（现在内蒙古大学），作了一个西南联大进行曲乐谱，把校歌谱子也收进去。他把乐谱稿子交给我，我没往外拿，因为联大没有乐队。”

1980年上半年，在清华大学校史组工作的黄延复先生通过写信或访问方式与王力、冯友兰、郑天挺、张清常、施嘉炀、沈有鼎等先生联系，询问联大校歌作者问题。王力先生的答复是：“《联大校歌》的作者，你们说是罗庸，林树永同志说是罗常培，我听说是冯友兰，此事你们可以询问张清常，也可以询问冯友兰。”黄延复访问冯友兰先生时，冯说歌词应是他的作品，因为“当时联大常委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不记得另外委托过别人，所以应该是我作的。”

1980年6月19日黄延复给张清常写信询问联大校歌作者问题，张清常于7月10日回信，提到1938年初冬收到朱自清寄来的两份歌词，并注明《满江红》作者为罗庸，现代体诗《西山苍苍》作者为冯友兰。张清常只为《满江红》谱了曲，把歌谱寄给朱自清。张清常回忆说，“五线谱谱本封面上写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罗庸词，张清常曲’，简谱谱本写有：‘罗膺中制校歌《满江红》词，张清常廿七年十二月于广西宜山。’”之后，黄延复在清华大学档案馆查到张所说的五线谱曲谱，正如张所说，罗庸的名字写在歌谱的封面上。

1980年11月1日《北京晚报》刊登张清常文《西南联大校歌的作者》“西南联大校歌词作者是谁，现在众说纷纭。蒋（梦麟）、二罗（罗庸、罗常培）、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六人被提到，冯本人说是他作的。这写说法都有一定原因，实际上是罗庸作词”。

1980年11月23日《北京晚报》以《来函照录》形式刊登冯友兰的答复文字，“委员会公推我执笔写校歌，我遂写了这首《满江红》词。经委员会通过，送常委会，上报教育部。

“上报文件虽附有歌词、歌谱，但却没有报告歌词或歌谱作者的名字，因为我以为，词虽我写，却是校歌委员会通过，是集体的事，不该写个人的名字。我亲笔书写的歌词原件，现存西南联大档案。

“张文所谓冯友兰所作‘现代诗体的歌词’，只不过是冯氏后来应张清常要求，特别为张清常个人创作的《西南联大进行曲》所写的几句白话诗，与制定校歌并无关系。”

1981年2月冯友兰应北京图书馆之请，把联大校歌词《满江红》写成条幅，并注明录四十年前旧作。

1981年4月《清华校友通讯》复3期刊登黄延复先生的《西南联大校歌考》，考证歌词作者为罗庸，文中附有张清常《献给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组曲曲谱首页的复印件。

1981年5月15日，沈有鼎具函清华大学校史办公室，证明冯友兰是《满江红》词的作者。信中称：“我记得抗战时我们到昆明后不久，冯先生作西南联合大学校歌《满江红》词，我当即谱了曲，虽然后未被采用，此曲保存在档案里。今天我见到这份材料，确实是我写的曲，词确实是冯先生作的，与罗庸先生无关。”

1981年，冯钟璞访问杨业志，并记录下杨氏的回忆：“我曾参加西南联大校歌歌曲谱的审定工作，记得很清楚，有一曲的作者是马约翰，后来未采用。词便是现在的满江红词，词作者不详。”

1984年12月 冯友兰著《三松堂自序》出版，认定自己是校歌词作者。《三松堂自序》还说校歌评审阶段有三首歌词，分别为冯友兰、马约翰及张清常所作。因校歌委员会从未对外征集歌词，后两人均不可能写校歌歌词而参加评审。所以在以此书的某些内容作为史证材料引用时还须事先考证其是否符合史实。

1987年6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第3期发表黄延复、张源潜的文章《西南联大校歌制作经过》，该文依据西南联大的档案材料和张清常的回忆文章，认为罗庸是联大校歌《满江红》真正作者。

此后，闻黎明与侯菊坤合编的《闻一多年谱长编》，姜建、吴为公合编的《朱自清年谱》，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编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齐家莹编《清华人文学科年谱》等，均认定罗庸是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

2000年4月香港司徒华先生得到友人从《西南联大校友通讯录》上剪下的联大校歌歌片，其上印有：“罗庸等词，张清常曲”。司徒华先生还猜测：大抵冯友兰是“等”人中的一个罢。

台湾学者翟志成曾访问台湾私立东吴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翁同文。翁同文曾在联大选修过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翁同文告诉翟志成，每当冯友兰在课堂上被学生问及谁才是联大校歌歌词的作者时，便总会非常肯定地回答：“校歌词是我作的”。

2000年10月杨振宁在台湾《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继中夫妇捐款给南京、东南两大学成立华英基金会宴会上的演讲。杨振宁教授在文中回忆起了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联合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之初，由冯友兰教授撰写、在全体师生中传唱、影响深远的校歌。

2001年第12月台湾学者翟志成先生发表《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考辨》一文，论证冯友兰是歌词作者，文章的结论说：“本文用了四万多字的篇幅，从正反两个方面层层加以考述和论证，从而推翻了黄延复、张源潜的结论，否定了大陆学界的定论，证明了冯友兰是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真正作者。相信日后即令有新材料面世，也只会加强本文的证明。或者，应当更保守或更保险地说，在没有更新的核心材料的出现足以否定本文立论之前，本文的结论，已经是整个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争论的定案了。”

2009年11月岳南先生发表《破解西南联大校歌悬案》一文，文章称翟文的“结论一时成为定案，学术界莫可驳之”。

2011年11月清华大学新闻网“清华史苑”栏目刊登孟凡茂的《关于西南联大校歌歌词的原创作者》，该文未对翟志成文中所列举的证据全部作出解释。该文认为罗庸为《满江红》的原创作者，并认为在校歌定稿阶段，冯友兰提议把“倭虏”，改为“仇寇”，也就成为歌词的作者之一，考虑到校歌歌词由专门委员会指定起草人及最终认定，不完全属于个人创作，应以1939年6月的油印歌片作为最初版本，认定罗庸和冯友兰同为校歌歌词作者。

校歌深刻指出了中华民族的中兴大业需要大批的杰出人才，勉励师生们要努力教学和学习。

校歌采用的词式和韵与民族英雄岳飞千古绝唱《满江红·怒发冲冠》相同，富有感情的旋律，激扬悲壮，对联大师生产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几十年过去，现在联大校友每当聚会，必定要高唱校歌。杨振宁曾在西南联大纪念碑前指挥家人动情高唱联大校歌。1988年，为庆祝西南联大暨云南师大建校50周年，杨振宁又题辞：“中兴业，需人杰”。2002年，西南联大成立65周年，杨振宁再一次题辞：“千秋耻，终已雪；中兴业，须人杰”。联大校歌对联大师生影响之深，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