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姑（bogu）亦称薄姑，商王所封诸侯，都城在今山东博兴县湖滨镇寨卞村西北，小清河之阳，东南距齐都临淄城（今山东淄博市临淄区齐都镇）25公里处（据今发现的考古证明在高青县境内）。周灭商后，蒲姑协助商纣王之子武庚发动“三监之乱”，

在山东博兴县东北，一作薄姑，本殷周间诸侯。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迁其郡于蒲姑。《左传昭公九年》詹桓伯曰，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汉书地理志》、殷末有蒲姑氏，为诸侯，至周成王时蒲姑氏与四国共作乱，成王灭之。《左传》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周书·蔡仲之命》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于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将蒲姑》。

齐胡公所徙都的蒲（音bò）姑，一作亳姑，薄姑，其在山东博兴历无疑义。蒲姑之名，最早见于典籍者，乃《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晋咸宁五年（279）发现的《竹书纪年》有“太戊，五十八年，城蒲姑”的记载。蒲姑，《辞源》释为：“地名，今山东博兴县东北有蒲姑城。”《辞海》释为：“在山东博兴县东南。”《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释为：“在山东博兴县东北。”《中国历史大辞典》释为：“蒲姑城，在今博兴东南。”之所以众说不一，一是依据的史料不一，二是确有二城。一位于今博兴城东北6公里的贤城附近，遗址面积100万平方米，《括地志》云：“蒲姑城在青州博昌县东北六十里。”其“六十里”有误，正如清代大学问家姚鼐在评说天下地志之非时所言：“余尝病天下地志谬误，非特妄引古记，至纪今时山川、道里远近方向，率与实舛，令人愤叹！”经后人考证，应为“十六里”之误。旧《博兴县志》载：“奄城《通志》在东北十里。《书序》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迁其君与蒲姑，即此地。俗名嫌城，今为贤城。”二位于今博兴城东南近8公里的寨卞村北，遗址面积20万平方米，《续山东考古录》载：“蒲姑国城在东南十五里，今柳桥”，“周齐胡公迁都于此”。经20世纪80年代山东省考古研究所2次探考，于1993年公布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1世纪初又进行了探考，并据文献记载和科学调查，考定此处为殷商时期蒲姑国故城。因此，似以《辞海》等所说为是。

蒲姑历史上的代递，最早的记载见与《左传·昭公二十年》。公元前522年，齐国大夫晏婴对齐景公言：“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荝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太公因之。”这是关于齐国疆域全部或大部分在周代以前历史沿革的最系统的文字记载。之后，所有史籍方志有关此类记叙，皆源于此。

齐胡公迁都于蒲姑的时间，是周夷王之时。究系何年，众说纷纭。据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考证，周夷王当政为公元前885—878年，期间，齐胡公迁都于蒲姑，迁都原因，史无明确记载，后多推断为避纪国的威胁，此仅一说。笔者1990年初发表于《惠民大众》报的《蒲姑曾为齐国都》小文曾认为：“周初，姜姓贵族虽然进驻东方，封国建邦，但是他们还是念念不忘西方故乡，也是这一心理使姜太公没有在蒲姑原都建都，而是把营丘作为驻都。这时的齐胡公既感到西归无望又继续面临纪国威胁的情况下，于是就把国都由营丘迁到了蒲姑故都。”

蒲姑为齐国都究竟多少年呢？假设齐胡公自周夷王当政最后几年徙都蒲姑，那么周夷王当政自公元前885—878年，齐献公元年乃公元前859年，也就是说蒲姑作为齐国都约20年左右。

据《史记·齐太公世家》载：“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与其党，率营丘人，袭攻杀胡公而自立，是为献公。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蒲姑，都治临淄。”从此段史料很可以看出，姜山乃哀公的同母弟，与胡公姜静非一母同胞，姜静亦非嫡出，否则，直书“静弟山怨胡公”即可。虽应按嫡长子继承制，但周夷王烹哀公，不立当时幼小的齐癸公嫡子姜山，而立庶子姜静，埋下了“怨”根。齐胡公徙都后，又失去对敌对势力的控制，任其在营丘坐大，20年后，终招致杀身之祸。据唐司马贞《史记索隐》载：“（姜山）其党周马繻人将胡公于贝水杀之”，姜山自立为献公。正如宋人欧阳修在《春秋论》中所云：“自周衰以来，臣弑君，子弑父，诸侯之国相屠戮而争为君者，天下皆是也。”此时周厉王当政（公元前877—841），“暴虐侈傲”，众叛亲离，“诸侯不朝”，“诸侯恣行”，周厉王自顾尚不暇，对于发生在齐国的叛事，实在是鞭长莫及了，只得任其成为事实。齐献公虽然接受了胡公的教训，但未能斩草除根，即位后马上将胡公的儿子全部逐出齐国，迁都于临淄。于是，蒲姑作为齐国都的历史就结束了，临淄则成为齐国的都城。

营丘是齐建国初的都城，其地望究竟在什么地方？大体有四说：寿光说，博兴说，昌乐说，临淄说。众说都引经据典，然似都不能“证”服对方，在没有出土文物考证之前，今多暂从临淄说。《史记》作者司马迁曾亲临齐国故地，“吾适齐，自秦山属之琅岈，北被于海，膏壤千里”，应对齐地有相应的了解。但其只说齐献公“因徙蒲姑，都治临淄。”不言复都营丘，更名临淄。此虽是司马迁“春秋之义，信以传真，疑以传疑”使然，但也留下了千古之谜，致使后人至今尚不能得其确解。

都城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城址选择应：平原广阔、水陆交通便利、水源丰富、地形高低适中、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管子·乘马》曾说：“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用水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才，就地利。”那么都城的迁徙则或是原选址不当；或是疆域的扩大；或是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地理条件，继续向前发展；或是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需要。历史上迁都之举常有，商朝初期“自契至汤，八迁。”也就是说，商传14世之间，8次迁徙国都，汤从商丘徙居亳（山东曹县）是为灭夏作准备。自汤至盘庚，又5次徙都，据《史记·殷本纪》载：“盘庚之时，殷已都河北，复居成汤之故居，乃五迁无定处”（集解：孔安国曰：“自汤至盘庚凡五迁都”）。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集解：孔安国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忧愁，相与怨其上也”）。盘庚乃告谕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汤，与尔之先祖定天下，法则可修，舍而弗免，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汤之政，然后百姓由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以其遵成汤之德也。”由上文看可得知，盘庚迁都是政治上的需要。周朝也曾几徙其都，司马迁在《史记·周本纪》文末写道：太史公曰：“学者皆称周罚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称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西周末年，由于犬戎杀幽王，周平王为避强敌迁都洛邑。秦国也有9次迁都，最后定都咸阳。《史记·秦本纪》载“（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秦由栎阳迁都咸阳，是为有利于秦国东出函谷关与六国争锋。从以上时期的背景史料对比来看，可以窥出齐自营丘徙都蒲姑再迁临淄的原因来，一迁是为避强敌，再迁是争权与民怨。从司马迁习用笔法来看，殷“复居成汤之故居”，周“复都丰、镐”，若营丘即临淄，还是前面所谈，直书“复都营丘”即可，而不必多费笔墨写成“因徙蒲姑，都治临淄”。此一课题，尚大由继续探究之必要。

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清代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乾嘉学者对中国有史以来的全部学术文化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与总结，以考证治史是其最大特点。官至兵部尚书的张照（1691—1745），曾奉乾隆帝“考订前史而重刊之，以嘉惠后学”之命，对《史记》进行了整理与考证，并呈御览。关于《史记·齐太公世家》中：“献公元年，尽逐胡公子，因徙都蒲姑，都治临淄。”张照的考证如下：

按《毛诗疏》曰：“古者诸侯之居逼隘，则王者迁其邑而定其居。时齐居逼隘，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既言所定，不知定在何处？故《毛传》云：“盖去蒲姑而迁于临淄也。”毛时书籍犹多，去圣未远，虽言盖为疑词，其当有依约而言也。《史记》云：“献公徙都蒲姑，都治临淄。”计献公当夷王之时，与此传不合。毛公在马迁之前，其言当有准据。

该“考证”谈到，去蒲姑而迁于临淄，是因为“齐居逼隘”，“逼隘”之意乃狭窄。可见西汉初古人也早已对迁都之因给予探讨，并从城市地理学方面找出了原因。前面曾提到博兴有二蒲姑城，一在博兴东北，遗址有100万平方米，乃迁奄君之处，一在博兴东南，遗址有20万平方米。东北迁奄之城不吉利，或已废圮;东南胡公所居之城，南北长400米，东西长500米。为避强敌暂栖身尚可，长久持续发展确实“逼隘”。此迁都因“逼隘”一说，不见今人论者所注意及记录，故不惮其烦，抄录于此，聊备一说。“考证”中谈到《毛诗疏》曰，“故王使仲山甫往城而定之也”，源自《诗经·大雅·烝民》，是周宣王派大臣仲山甫去齐地筑城，临行时尹吉甫所作赠诗。朱熹《诗集传》也以为“宣王命樊侯仲山甫筑城于齐。”宋文学家王质《诗总闻》考为：“据《史记·齐世家》：齐厉公暴虐，齐人杀厉公及胡公诸子等七十人。事在宣王之世，筑城之命，疑在斯时，盖出定齐乱也。”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程俊英《诗经译注》也认为“此说近是”。相信徙都蒲姑后，筑齐都城于临淄（清人龚自珍有“仲山甫以王命城营丘”一说），其渊源应与仲山甫有相当关系。齐迁都一事，也曾被熟读《史记》的苏轼所关注，被《宋史》誉为“博通经史”的苏东坡，著有研究徙都的《论周东迁》一文，他认为“齐迁临淄，晋迁于绛、于新田，皆其盛时，非有所畏也。其余避寇而迁都，未有不亡；虽不即亡，未有能复振者也。”他还举例说：“魏惠王畏秦，迁于大梁；楚昭王畏吴，迁于都；顷襄王畏秦，迁于陈；考烈王畏秦，迁于寿春，皆不复振，有亡徵焉。东汉之末，董卓劫帝迁于长安，汉遂以亡。近世李景迁于豫章亦亡。”苏东坡的分析有一定道理，对解读齐迁临淄有所启发。姜山能率营丘人弑兄夺位，不畏纪国，敢于迁都临淄，若非强盛是做不到的。齐迁临淄“复振”，奠定了齐霸业之国基，相信读者不以此说为谬吧。惟“考证”中“献公当夷王之时”有误，张照是将“胡公徙都蒲姑，而当周夷王之时。哀公之同母弟怨胡公……是为献公”句中的“而当周夷王之时”应上读而下读，误为周夷王之时。纵观《史记·齐太公世家》全文，从齐武公有明确纪年推起，齐献公应为周厉王之时，也即献公元年乃公元前859年。

殷商时东夷一带的诸侯国

蒲姑，嬴姓，殷诸侯国，蒲姑城，在今山东临淄西北五十里。大彭，为殷诸侯，其地望在今江苏徐州一带。

姑师族的得名与东夷薄（又写作蒲）姑国有关。

《史记·周本纪》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东伐淮夷，践奄，迁其君蒲姑。”

《正义》引《括地志》云：“薄姑故城在青州博昌县（今山东淄博市）东北六十里。薄姑氏，殷诸侯，封于此，周灭之也。”蒲（薄）姑氏来源于黄帝后裔番禺人。

《山海经·海内经》云：“帝俊生禺号，禺与生徭梁，徭梁生番禺，是始为舟。”

番禺即帝俊（舜）与尧女通婚，“故两族间保留着禺号、禺京、番禺的神话，且帝俊之裔殷人的都城叫毫，也叫番、薄、蒲、繁、蕃，正与番人分布有关”，“禺京，又作禺强”。并将他们归入氐羌番禺人的裔支蒲人，迁于姑射山（今山西临汾西），又称蒲（薄）姑人。它后迁于今山东博兴县立国。

薄（蒲）姑国亡后，民有的以薄（蒲）为姓，有的以姑为颜，有的以蒲姑为姓。姑人在漫长的发展、迁徙过程中，吸收了华夏师氏人的一部分，称姑师。

《风俗通》、《万姓统谱》云：师姓源于夏代师延、商代师涓、周代的师尹等官名。姑师人在西迁中，又有同族善于造车的奚仲后裔人加入。他们约于春秋、战国时迁入玉门关以西，后又西迁，约至秦朝时期在今新疆吐鲁番盆地立国，称姑师国。姑师国又结合了羌人，加之与匈奴接近，便从俗而以畜牧业为主，兼从事农耕，又以善于造车闻名。姑师被分为前、后王二部，称车师，当与怀念其族中部分人善造车有些关系。

《后汉书·西域传》云：“车师前王居支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约10公里处之交河城故址处，位于今雅尔湖村之西两条小河交叉环抱的一个柳叶形小岛上。自西汉至后魏，车师前王均都于此）。河水分流绕城，故号交河。去长史所居柳中（今新疆鄯善西南之鲁克沁）。城当西域古代交通孔道，土地肥沃，宜农耕或屯田。

（东汉延光中班勇任西域长史）驻此八十里，东去洛阳九千一百二十里。领户千五百余，口四千余，胜兵二千人”；车师“后王居务涂谷（今新疆天山北的吉木萨尔县），去长史所居（今鄯善县西南克鲁沁）五百里，去洛阳九千六百二十里。领户四千余，口万五千余，胜兵三千余人。”车师后城长国在今新疆奇台县北，后并入车师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