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纯才（1905—1990），湖北省大冶县人，教育家，中国科普事业的开拓者之一，中国最早提出宣传科学精神的科普理论家。

1905年3月5日，出生于湖北省大冶县道镇（现黄石市）的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

1910—1911年，在家中由母亲教识字，已认识1000多个字，并学习背通诗歌。

1912—1914年，先后在家塾和西塞乡武圣公庙私塾读书。

1915—1919年，在武昌教会学校三一堂小学和中学读书。“五四”运动期间，在武汉积极参加学生游行、示威、请愿，受到爱国主义的启蒙教育。在三一堂中学和十多名同学发动了反对教会学校奴化教育的学潮，后愤而退学。

1920—1924年，在上海浦东中学读书。参加了反对山东主权问题由中日直接交涉的斗争，还参加了上海学生抵制日货的活动。

1925年初，考入南方大学教育系读书。“五州”惨案发生后，参加募捐援助罢工工人的活动。下半年，转入国民大学教育系学习。

1926—1927年，在光华大学教育系学习，他在这所大学学到大学三年级，已经学完大学本科的主要课程。

1928年2月，父亲失业，家庭失去生活来源，举家迁回武昌居住。当月，考入南京晓庄乡村师范试验学校半工半读，为该校的第3期学员，被分配担任生活指导员杨效春的助手，协助管理学校的教务工作。当年，奉命在秉志、姚文采先生的指导下组建晓庄学校的生物研究室。

1929年春，被派往浙江省湘湖师范学校担任生活指导员，并教生物课。秋，返回晓庄学校，担任指导员，继续主持生物研究室的工作。

1930年2月，参加晓庄学校内的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支援南京英办和记蛋厂工人罢工的斗争。春，晓庄学校成立劳山中学，被任命为该校的生活指导员，并继续主持晓庄学校生物研究室的工作。4月5日，参加中共南京市委发起组织的反帝大游行。4月12日，积极参加了中共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护校运动。一个多月后，国民党政府再次下令封闭晓庄学校，其与学校的另一位指导员一起将生物研究室的大部分仪器和图书安全转移隐藏后，走避武昌家中。下半年，在家中暂住期间，阅读世界文学名著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

1931年1月，入南京中央大学生物系旁听植物学课程，并翻译法国著名昆虫学家法布尔的作品《科学的故事》。夏，赴上海，进入自然学园参加“科学下嫁”运动。9月，在“科学下嫁”运动中参加了《儿童科学从书》的撰写工作该套丛书共108册。

1932年，为儿童科学通讯学校编写《儿童生物学习指导》活页讲义三期。

1934年2月，成为《生活教育》杂志的主要拟稿人之一。

1935年12月，北平爆发“一二·九”学生运动后，与戴伯韬等自然学园的同仁一起在上海参加学生的游行示威活动和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组织的活动。

1936年春，离开自然学园，开始寻找共产党。5月10日，列名688人签名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书》。6月，与中共“左联”党团的负责人之一周文建立了联系，并向周文提出入党要求。7月1日，列名由鲁迅、茅盾等77人签名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7月，父亲在武昌病逝，回家奔丧。10月，返回上海，接受党组织交给的其他工作。

1937年1月，开始担任上海中共党组织的地下交通工作，负责收发和传递党内电报和文件。一直工作到“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9月3日，离开上海奔赴延安。10月初，到延安后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11月14日，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的常务委员，分管“爱科学”的工作。年底，发起成立延安国防科学社。

1938年1月，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编审科副科长、科长。主编陕甘宁边区抗日小学的《国语》课本。春，参加中国共产党。6月，在延安创办《边区儿童报》。不久，又创办《边区教师》。秋，为躲避敌机轰炸，随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干部迁往安塞县陈家硷村，着手编写《农民识字课本》。

1939年6月，被任命为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主持日常工作的副校长。11月，领导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师生将该校从安塞县吊儿沟迁回延安柳树店。本年，陕甘宁边区政府教育厅设教育委员会，被任命为该委员会的委员。

1940年春，组织边区师范部分师生在延安附近的二十里铺开荒种地。夏，在延安南门外杜甫川建设边区师范的新校舍。8月，主持边区师范举行建校一周年纪念大会。9月，发起成立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10月3日，延安《新中华报》公布《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成立缘起》，被列名为新文字协会的赞助人之一。10月，调任中央宣传部国民教育科副科长，负责重新编写小学课本的工作。到1942年，圆满地完成了陕甘宁边区第二次编写小学课本的任务。

1941年7月，延安马列研究院成立后，调到该院材料编辑处担任负责人，仍负责编写小学课本。9月，马列研究院更名为中央研究院，任该院中国教育研究室研究员。

1942年1月18日，陕甘宁边区新教育学会在延安成立，被推选为该学会的理事。本年，在《解放日报》发表《谈科学大众化》一文，提出了“科学大众化”的主张。

1943年初，调任中共西北局宣传部国民教育科科长。国民教育科和干部教育科合并为教育科后，任该科副科长。本年，和中共西北局宣传部的干部一起参加大生产运动和审干工作。本年，在中共西北局宣传部部长李卓然的直接指导下，着手撰写《陕甘宁边区简史》。

1944年4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共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组织了5个文教调查组分赴边区各地进行关于文教工作的调查研究。为召开边区文教大会进行准备，他参加了这次调研活动。

1945年3月12日，以生活教育社延安分社的名义举行座谈会，纪念生活教育社成立18周年，他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11月初，任开赴东北工作的第五干部大队党总支书记，率领200多人的一支干部队伍离开延安，在黄河封冻前乘船渡河，途经晋绥解放区，向东北行进。

1946年初，率领赴东北工作第五干部大队到达张家口。由于东北内战爆发，前进的道路中断，所以暂时留在当地，协助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工作，并在张家口参加了筹建业余公学的工作。6月，率领赴东北工作第五干部大队绕道经内蒙古大草原、多伦、赤峰、白城子与齐齐哈尔等地，抵达哈尔滨，向中共东北局报到。7月初，参加西满改工作团，到肇州农村参加地改革工作。9月中旬，返回哈尔滨。担任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委员（不久担任副主任委员）。11月8日，被任命为东北行政委员会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委员。率领教材编写人员赴佳木斯为东北地区的中小学编写新课本。

1947年春，圆满完成中小学课本的编审任务。8月8日—21日，在哈尔滨主持召开东北解放区第一次教育会议，会，代《东北日报》草拟了《尽量办好中学》的社论。年底，赴辽西省白城子了解基层贯彻第一次教育会议精神的情况。

1948年1月下旬，主持召开东北解放区第二次教育会议。夏，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委员会改称教育部，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8月12日—30日，主持召开东北解放区第三次教育会议。8月底，与蒋端方结婚。婚后育有九九、千千、万万、全全四个儿女。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后，随东北党政机关由哈尔滨迁驻沈阳。

1949年5月，主持创办东北实验学校（初称“实验中学”）。夏，组织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有关人员草拟中学、师范、小学的教育实施办法等7个规章。这些规章经第四次教育会议讨论修改后正式颁布施行。8月27日，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任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9月26日—10月2日，主持召开东北解放区第四次教育会议。10月，赴旅顺、大连视察当地教育工作，了解旅大地区普及教育的情况和学习苏联教育经验的情况，参观当地的苏联学校，了解苏联学校的教育教学方法和内容。

1950年初，主持召开东北各省（市）文教厅（局）长会议，传达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布置本年度的工作。5月，主持召开东北区工农业余教育工作会议。

1951年3月，主持创办东北教育行政学院，并兼任院长。这是我国第一所培训中学校长和地方教育行政干部的学校。4月，东北人民政府文化教育部开第一次初等教育会议，在会上作报告。

1952年9月1日，参加由政务院组织的中国文化教育考察团，途经莫斯科赴波兰、民主德国、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考察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化教育工作。11月，在国外考察期间获悉原中央教育部已分为教育部、高等教育部、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三个单位。被任命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本年，根据中共东北局的建议，参加中国民主促进会，并成为该民主党派在东北地区的主要负责人之一。此后历任民进中央委员、常委、教育改革研究会会长、参议委员会副主席等重要职务。

1953年3月下旬，正式就任中央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3月，在中央教育部参加草拟有关整顿小学教育的文件。6月5日—22日，和张奚若部长一起主持中央教育部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本年，亲自抓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中小学教材的工作，抽调大批干部、专家充实和加强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队伍，有力地促进了中小学教科书编辑工作的开展和编辑质量的提高。

1954年1月14日—27日，主持召开全国中学教育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8月5日一16日，中央教育部和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在北京联召开第一次全国农民业余文化教育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了总结报告。9月15日—28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会后，被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为中央教育部副部长，仍任教育部党组书记。10月8日，全国人大批准成立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不久，国务院任命吴玉章为该委员会主任，董纯才等23人为委员。12月20日—31日，主持召开中学教育工作汇报会议。

1955年会后，去山西调研有关举办民办小学的问题。9月4日，主持创办的中央教育行政学院在北京开学，兼任该院院长。12月12日一30日，主持召开全国普通教育、师范教育事业计划座谈会。本年，在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当选提案委员会委员。此后，在第、四、五次会议上仍任提案委员会委员。

1956年1月28日，国务院任命为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委员。3月15日，全国扫除文盲协会成立，出任该会副会长。4月18日—5月25日，参加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会议的组织领导工作，任会议的副秘书长。4月9日—14日，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干部文化教育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报告。6月2日，主持召开中央教育部党组会议，决定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9月15日—2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八大代表，参加了这次代表大会。本年，当选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第四届中央委员。

1957年4月6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第57次会议上作《关于教育工作的报告》。5月1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任教育部整风办公室主任，主持了中央教育部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冬，皇甫束玉等90多位教育部干部下放山西省稷山县劳动，支持他们在当地党委的领导下搞“教育实验田”。

1958年2月，教育部与高等教育部合并为教育部，任命董纯才为副部长、党组成员。9月，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委员。10月，赴江苏了解举办农业中学和农村教育工作的情况，11月回到北京，仍任教育部副部长，分管普通教育、业余教育、师范教育、《人民教育》杂志、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编审工作。

1959年10月25日—11月4日，主持召开农村扫盲、业余教育工作会议。11月11日，分管新成立的教育部扫盲办公室，通过该办公室印发《扫盲简报》指导全国的扫盲工作，交流各地的扫盲经验。

1960年1月12日一23日，主持中央教育部在福州市召开的农村扫盲和业余教育经验交流会。4月23日一5月2日，与教育部杨秀峰部长共同主持在河南新乡召开的师范教学改革座谈会。10月，与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共同指导教育部中小学教材编审领导小组的工作。

1961年2月，在南京与江苏省、南京市的干部讨论农村教育问题。夏，根据国务院二办（文教办公室）主任林枫的指示，与天津市委官传部部长梁寒冰一起主持起草《中小学暂行工作条例》。8月5日，应邀率中国教育代表团赴蒙古人民共和国参加蒙古第三次教师代表大会。12月，患高血压症和冠心病，12月27日停止工作，因病休息。冬，在北京市密云县进行调查研究。同当地干部讨论教育如何为山区经济服务的问题。

1962年春，在广州养病期间，到广州市从化县调研城市、农村中小学教育和农民业余文化教育的问题。

1963年9月，带职到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

1964年10月，在中央党校高级班学习结束，返回教育部。不久，奉命向中央提出辞职养病的请求，很快就得到批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起，被扣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中国凯洛夫”的帽子，遭受机关造反派和红卫兵的批判斗争。不久被宣布为“专政对象”，关在教育部院内的红星楼，又转移到地下室，失去了人身自由。

1969年4月5日，与其他被打倒的教育部领导一起，由教育部军宣队和工宣队联合指挥部组织在一起，参加学习和劳动。10月22日，作为“专政对象”，下放安徽凤阳教育部“五七”干校参加体力劳动和接受批判斗争。这期间他主动担任了“五七”干校的义务天气预报员。

1972年1月13日，被宣布“解放”，恢复了人身自由。不久，在“五七”干校校部担任看门工作。因劳累和睡眠不足病倒。3月，回到北京养病。

1976年夏，自费到黄山疗养。后回到北京。

1977年6月30日，恢复工作，任国家教育部顾问。

1978年6月14日，教育部办公会议原则上通过了董纯才报送的《关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决定成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筹备处筹备处领导小组由董纯才、刘松涛、宫钧民三人组成。下设办公室处理日常事务。7月，国务院批示同意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后，任该所所长及所学术委员会主任。本年，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和教育组组长。四年后又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教育组组长。本年，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组织郭笙等五位同志成立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小组。

1979年4月9日，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成员。1982年4月退居二线。4月12日，中国教育学会开成立大会，被与代表选举为第一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7月24日一8月7日，在北京参加教育部、卫生部、全国妇联等单位召开的全国托幼工作会议。会上成立了全国托幼领导小组，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任组长，被任命为第一副组长。不久，又担任了中国儿童保育委员会副主席。8月，在北京参加全国科普作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正式成立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后改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被选为第一任理事长。

1980年3月25日，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临时党组书记。本月，出席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二届常务委员。

1981年6月，应聘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委员、《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编辑委员会主任。9月17日，与李维汉、成仿吾、周扬等联合倡议成立徐特立教育思想研究会。本年，任全国少年儿童协调委员会副主任。

1982年9月，列席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本年，当选民进中央常务委员，担任民进中央教育改革研究会会长。

1983年3月18日，经教育部党组批准任中央教育研究所所学术委员会名誉主任。

1984年9月9日，中国老年教育协会成立，当选为会长。

1985年3月，任中国农村致富函授大学总顾问。8月，任中国社会大学董事会常务理事。9月，应聘为延安大学名誉教授。

1986年6月，参加中国科协第三届常委会，任中国科协荣誉委员。。9月，出任新成立的中国中小学幼儿教师奖励基金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为国家副主席王震。10月，任中国科协普及工作委员会顾问。本年，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7年3月10日，抱病从医院出来参加《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编写工作研讨会，该书导论和结语由董纯才亲自撰写，并决定成立以董纯才为主任的编审委员会，由董纯才担任此书的主编。冬，在广州丛化疗养。

1990年5月22日，凌晨7时15分，心脏停止跳动，与世长辞。逝世后，国家教委召开了追思会，李铁映主任在追思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

伊林是一位世界级的科普作家，他凭借他那不可多得的才能，把奥妙复杂的事物简单明白地讲出来；他善于运用文艺的形式，散文的笔法，生动有趣的故事，形象具体的描写，来引人入胜地讲解科学。他的作品《几点钟》、《不夜天》、《白纸黑字》、《十万个为什么》、《人和山》和《五年计划的故事》，经董纯才翻译，受到我国读者的欢迎，多次再版。

董纯才的译作，不但达到信达雅，而且在这些作品的中国化方面匠心独运，成效显著。直到解放后，这6本书还多次再版。

除此之外，董纯才还翻译了英国的图文并茂的科普读物《动物世界奇观》、《鸟类的胜利》及法布尔的《科学的故事》等多种科普作品。

董纯才和高士其分别于1937年和1938年先后到达延安。在延安，董纯才从事党的教育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边区政府开展的科学大众化运动中，他还结合当时抗战斗争的需要，创作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科普作品。他用说明文和记事文的体裁，在内容上注意科学常识的普及。在董纯才刚刚开始进行科普创作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走出校门不久的青年知识分子。在中国共产党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在陶行知的培养和熏陶下，特别是在他接触并翻译了伊林的科普作品和阅读了法布尔的名著《昆虫记》以后，受到了伊林、法布尔作品的很大影响，他从模仿到创新，科普创作的手法日趋成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用文艺手法、故事体裁进行科普创作。董纯才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科普作品，比较著名的，20世纪30年代有《麝牛抗敌记》、《凤蝶外传》、《狐狸的敌事》等，40年代有《马兰纸》、《一碗生水的故事》、《人和鼠疫的战争》等，其代表作是《凤蝶外传》和《马兰纸》。董纯才通过一系列创作得出了一个结论：科学文艺作品是科学的内容和文艺的形式的结合，它是最受群众欢迎的科普读物。为了使科普创作收到应有效果，使群众喜爱阅读，应该提倡多写科学文艺作品。写科学文艺作品，在科学知识方面，不仅要掌握书本的理性知识，而且还应具有丰富的感性知识，即实地观察自然现象或作科学实验，这样就可以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

《凤蝶外传》写于1937年。作品用生动细腻、娓娓动听的文笔，勾画出凤蝶的一生。文章一开头描写的是凤蝶产卵的过程。文章描写得那样真实生动、细致入微，没有深入、周密的观察，几乎是不可能写出来的。董纯才先生先从书本上了解到凤蝶的知识，又花了几乎一年的时间，对凤蝶的生活进行观察，才写出了如此优秀的科普作品。董纯才科普创作态度的严谨，生活积累之刻苦认真，由此可见一斑。

《马兰纸》创作于抗战时延安大生产运动革命英雄主义精神

董纯才在延安时创作的《马兰纸》等科学小品，受到边区干部群众的喜爱，得到毛泽东主席的好评。

最早提出宣传科学精神的中国人

董纯才不仅是一位成果卓著的科普作家，而且是一位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科普理论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延安科学大众化运动时期，董纯才为了推动边区科普创作的繁荣发展，撰写了题为《谈科学大众化》的科普论文。70年代末，他担任了中国科普创作协会的第一任理事长，又发表了《为进一步繁荣科普创作而努力》、《从模仿到创作》、《关于科普创作的谈话》、《用文艺形式来普及科学知识》、《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等一系列重要言论和文章。董纯才对科普创作的方向、内容、对象研究、指导思想、特点和要求、技巧、队伍培养和外部条件支持等，都做过相当深入的研究，有十分精辟的独到的见地。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宣传科学精神的问题（1983）、提倡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的问题（1984），运用文艺形式采写通俗科学读物的问题（1942、1981、1983）等几个方面。

1983年6月8日在中国科普作协举办的现实题材科学文艺征文颁奖大会上董纯才提出，把宣传科学精神列入科普内容。他指出：“科学文艺是科学和文学结合的产物，是科普创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利用文艺的形式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宣传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多年的实践和这次征文活动，都证明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在科普中宣传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的问题，高士其等科普作家早已提出，但明确地把科学精神包括在科普内容之内的提法，董纯才在我国是最早的，虽然其他一些科普作家在其科普论述中也曾涉及到宣传科学精神的问题，但没有如此明确提出过在科普中要普及宣传“四科”。

董纯才在1984年1月19日的中国科普作协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倡创作有中国特色的科普作品。这是根据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提出的对科普创作的要求。董纯才在提出这一号召时，明确指出：一要写我国自己的科学技术的成就，从我国古代的科技发明创造到现代的科学技术成就，都可以写；二是用民族的形式写作，这不仅是指用本民族的语言，更重要的是用我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学体裁来创作。坚持中国特色，早是董老的一贯主张，早在1942年《谈科学大众化》一文中他就提到了“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创作要求。

运用文艺形式来写通俗科学读物的问题，是董纯才和高士其以及苏联的伊林等许多科普作家一贯倡导和身体力行的。其中，董纯才的有关论述很多，他写于1942年的《谈科学大众化》一文，除系统地论述了科普创作所必须解决的若干问题（如：科学大众化的意义；讲什么问题；写作通俗科学读物的指导思想问题；写作的技巧等问题）外，还着重就科普创作应走什么样的路子进行了详尽的阐述，提出“学会用文艺形式，采写通俗科学读物”的主张。他强调，“要使科学平易近人，能为大众所接受，能消化，就一定要适合大众的需要和胃口”；“就要像高士其、伊林、法布尔等用故事体裁，讲述科学知识”；“一定要用群众易懂的通俗语言，生动的群众语言，写得深入浅出，生动有趣”，“这就要求作者要有丰富的科学知识，有文学修养，那就不难把科学和文学结合起来，创作出科学文艺作品”。

1979年，董老担任中国科普作协领导后，反复强调科普创作中科学和文学的相合的必要性。他说：“科学的内容与文艺的形式相结合，它是最受群众欢迎的科普读物。”1981年在《模仿与创作》一文中董老写道：“为了使科普读物收到应有的效果，使群众喜爱阅读，我们应提倡多写科学文艺作品。写科学文艺读物，一是要有渊博的科学知识，二是要有文学的修养，要把科学和文艺相结合起来。”

关于如何写好科学文艺作品，董纯才有过一系列的论述。他强调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指导写作，要注意学习和借鉴，科普作家要深入生活。他曾说：“搞一个课题，写一部作品，要花时间。首先是掌握大量资料，要学很多知识，慢慢积累资料。但单靠资料还不行，还要调研，向工人、农民特别是专家请教。要有生活，要到现场去观察，舍得花时间。”他的这些教导，直到今天，对于科普创作中那种浮躁情绪和急功近利的行为，仍然是一种很好的警示。

今天我们重温老一辈的优秀科普作品，无论从是内容还是形式上，仍能感受到其中的科学魅力，得到艺术的享受。

（本文部分内容引用《科普研究》2003.1中袁清林教授的“董纯才科普创作的实践和理论”一文内容）

董纯才父亲董昆瀛（字尧封），京师法政学堂毕业。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曾任湖北省参议会议长、中华民国国会议员。母亲贾秀文，知书达理，注意教子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