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秀峰（1897年2月27日—1983年11月10日），原名碧峰，字秀林。出生于直隶省（河北）迁安县杨团堡村的一个书香门第。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教育家、法学家，中国公安政法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1897年2月27日，杨秀峰出生于直隶省迁安县杨团堡村一个世代书香门第。

1916年，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

1921年起，先后在江西省鄱阳中学、河北河间中学、通县女师、北平高中、北平师范等校任教。

1928年，任河北省政府教育厅科长。

1929年9月，去法国留学。

1930年，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领导留法学生、华侨的反帝同盟组织，创办革命秘密刊物《工人》，积极进行反帝爱国宣传活动。

1931年底，被法国当局驭逐出境。

1932年，在共产国际协助下，经比利时到莫斯科入列宁学院学习，为维护党的团结，和林枫等与王明的错误路线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

1933年6月，离开苏联，先后参加德国共产党和英国共产党的中国语言组工作。

1934年10月，回国后，在河北法商学院、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东北大学等校任教，以大学教授身份从事革命活动，宣传马列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

1936年，参加发起、组织华北各界救国会，积极进行抗日救亡的革命活动，是华北文化界救国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7年“七七”事变后，他根据中共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投笔从戎，率领一批平津进步青年奔赴冀西，开辟抗日革命根据地，任冀西抗日游击队司令员、中共晋冀豫区党委委员。

1938年5月，率冀西抗日游击队挺进到河北南部平原地区，参加冀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任冀南行政公署主任、中共冀南区党委常委。他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与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根据党的指示，结合冀南实际，领导行署制定了合理负担、减租减息、优待抗属、保护工商业、取消苛捐杂税、救济灾民等一系列措施。

1938年，创办河北抗战学院培养抗日骨干，任院长。

1940年，任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主任。

1941年7月，当选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是创建晋冀鲁豫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委员、晋冀鲁豫中央局常委。

1943年冬，去延安学习，并参加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1948年9月，任华北人民政府副主席、华北局委员，协助董必武主持华北人民政府的日常政务，为支援全国的解放斗争，迎接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49年10月，任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席、党组书记、中共河北省委常委。

1952年后，担任高等教育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党组书记，并任政务院文教办公室副主任，为发展人民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智慧和精力。

1965年1月，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党组书记。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他坚持原则，对林彪、江青一伙的罪恶行径进行了不懈的斗争。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担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名誉会长。他致力于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恢复和建设，主持和参加了许多重要法律、法令的起草和制定。

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七、八、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在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恳切提出不要选他担任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他再三向党要求辞去全国政协副主席职务，并要求不要把他列入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候选人名单。他的要求得到批准，大会主席团写信给他，对他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工作中所作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敬意。

1983年11月10日，在北京病逝，享年86岁。

1934年10月，杨秀峰回到中国。他先在天津市河北法商学院任教授，自1935年起，又先后在北平师范大学、中国大学、东北大学等校兼课。他在中共中央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以大学教授的公开身份，从事革命活动。

他把课堂作为阵地，向青年学生讲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和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指出青年运动的正确方向。

这个时期，中共中央北方局给杨秀峰的主要任务是在北平、天津文化教育界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领导文化教育界的上层人士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杨秀峰根据党中央和北方局的指示，毅然放弃北平师范大学教授的优越生活，投笔从戎，深入太行，建立抗日武装，开辟冀西抗日根据地。

1938年8月，冀南行政公署成立。为便于进行统战工作，杨秀峰担任了冀南行署主任。为了适应抗战需要，培养大量军事、政治、财经、文教、行政等方面的人才，经中共中央北方局批准，于1938年8月在冀中深县成立了以杨秀峰为院长的河北抗战学院。他还陆续创办了冀南抗日干部学校、冀南抗战学院、冀太行政干部学校、晋冀鲁豫边区行政干部学校，均兼校长。

1939年杨秀峰在饶阳同于时雨等同志培养近千人优秀人才，干校和训练班，培养训练了多种类型干部，输送到党、政、军、及贺龙120师各部门，成为各方面的中坚力量。他虽然工作繁忙，但他深知教育在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建设中的重要作用，无论是?负责军事工作，还是负责政权建设工作，都把教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由于冀西地区遭受日军的“扫荡”，所有的学校停了课，儿童都失了学，当他带领“冀西民训处”转移到拐儿镇时，立即组建“妇女儿童教育部”，任孙文淑为主任。而后，又指示“妇女儿童教育部”，在赵村开办了小学教育培训班。来自临城、赞皇两县的小学教员40余人参加了学习。

身为冀西游击队司令员的杨秀峰在紧张的战斗空隙还抽出时间赶到培训班讲课。他为学员们讲解了“根据地的教育如何为民族解放战争服务”的问题。他和孙文淑一起组织培训班学员恢复和发展根据地的教育工作，首先恢复各村的小学，制订教育目标，编写小学教材。同时，为加强教育工作的管理领导，指示冀西所属各县抗日政府成立教育科，区政府设教育助理员。在杨秀峰的领导下，根据地的教育部门，克服困难，为恢复、发展根据地的学校教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发普及小学教育的法令；举办教师培训班；适当提高小学教师的生活待遇；发动和依靠群众办学，在抗日游击区和接敌边缘区举办“游击学校”和“伪装学校”，进行多种形式教学；废除旧课本，编写抗日需要的新教材等。

1945年11月，抗日战争结束后，国内一度出现和平建设的曙光，解放区各项建设事业急待开展。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子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向边区政府委员会提出在本边区创办高等学校，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的意见。经边委会讨论，决定创办新华大学，后定名为北方大学。

1945年12月，边区政府决定组成以杨秀峰为主任的北方大学筹备委员会。杨秀峰亲拟电报，要求中央把范文澜调来当校长。经反复商量，中央有条件地同意了杨秀峰的请求，即由边区派得力助手协助范文澜主持校务，以不影响他的中国通史研究。范文澜是著名学者，知名度很高。中央同意他来当校长，使全边区人民十分高兴，也轰动了平津、济南、开封等蒋管区。为落实中央“条件”，杨秀峰亲自选定学校领导，任罗青、孟夫唐、王振华、张柏园、晋曾毅等分别担任秘书长、校务主任、教务主任等职务，以减轻范文澜的行政工作。范文澜从延安到边区时，带来了艾思奇、陈唯实等几位学者，同时到北方大学任教。随后，边区又调来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到北方大学来，其中不少是国内外著名学者，如黄松龄、王学文、何穆、刘大年、叶丁易、王鹤、王南、陈荒煤、夏青、乔羽等。

1946年5月21日北方大学在河北邢台正式开课。杨秀峰十分重视学校的建设和发展，学校开学不久，即来到学校，了解情况，并对师生发表了《对于时局应有的认识》的讲话，勉励大家要“在认识时代的客观基础上，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1952年11月15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成立高等教育部，任命马叙伦为部长，杨秀峰、黄松龄、曾昭伦、刘皑风为副部长。

毛泽东主席早在1945年发表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就指出：“苏联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新文化的范例。”1949年10月5日，刘少奇同志在中苏友好协会召开的成立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国，同样也必须‘以俄为师’，学习苏联人民的建国经验”。同年12月，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中，首次向全国教育工作者明确提出借助苏联教育经验，并以此作为建设新教育的方向。杨秀峰到任后，积极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精神，推动和引导这一活动的开展。

1953年高教部党组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提出在教育工作中，学习苏联经验要与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方针。1953年7月，杨秀峰在全国高等工业学校行政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运用苏联的先进经验，有计划、有准备、有步骤地进行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学组织和制度等一系列的全面的改革。

1954年9月2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根据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决定，任命杨秀峰为高等教育部部长。

此后，在杨秀峰的主持下，高教部多次召开会议，对学习苏联经验作出部署，并引导大家正确看待苏联经验，纠正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在1954年11月12日第二次全国高等农林教育会议上，他指出，学习苏联必须正确地结合中国实际。学习苏联先进经验的目的，在于运用它来解决中国的问题，推动中国生产建设向前发展。在高等农林教育方面必须考虑到中国今天农林业生产实际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注意到中国的自然条件如土壤、气候等与苏联有许多不同，并结合着我们农业生产经验的特点，来确定我们应该怎样向苏联学习。不学习苏联不行，学习了不结合中国实际，不能解决中国实际问题也不行。很显然，在这方面还存在着不少问题，有些人在学习方法上或多或少地还存在着不结合中国实际，机械搬用的教条主义的倾向。

当时，在学习苏联经验的过程中，由于结合中国实际不够，出现了一些照搬照抄的教条主义情况，因此，个别同志认为我们过去“过分一面倒了”，有人甚至对学习苏联发生了置疑和动摇。

对此，杨秀峰在1956年暑期高等学校校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上做了冷静的分析，既肯定了成绩，也指出了问题。在谈到学习苏联经验是否有教条主义的缺点时，他指出，对此“大家意见不一，有的说有，有的说少，也有不少同志说没有。我认为应该具体分析。当建国初期，我们还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经验，因而当时将苏联建国多年来已经取得了很大成效的高等教育一套先进经验照搬过来，着手改革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高等教育，在当时情况下，这样做是必要的，不能说它是教条主义。就是在今天，有些东西我们还不懂，由于迫切需要，也还不得不先搬过来，在教学实践中试验证明，再结合中国具体情况逐步修改，这也不应该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至于有些我们已经有一定的经验，应该并且可能根据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学习运用苏联经验的，而我们既不问情况，更不动脑筋，对所学的东西也不加以研究，只是盲目地抄袭、照搬，这就是教条主义了。那些一再碰壁，实际已经证明出了毛病或是行不通了仍旧坚持不改的，应该说是‘教条主义者’了”。在谈到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时，他说：“为了适应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要求，从1952年起，学习苏联经验进行了院系调整，纵然工作中因为考虑不周，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有的不该调整的也调整，如把个别有几十年历史的应该保留的大学也拆散调整了；但是总的看来，院系调整工作基本上是做得对的，必要的，在主要方面适应了发展工业的要求，已经收到了很大的效果。”

在谈到教学改革时他说：“我们以苏联经验为蓝本所制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分量重了，限制又死，缺乏执行上的灵活性，因而造成了教师和学生的负担都过重。这种缺点的产生，从过去两年修订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来看，一般的还不是由于不动脑筋，不假思索地依样照抄，完全没有考虑到中国学校条件，而更多的是由于既缺乏经验，又对各校情况了解不深，征求各校意见也不够，主观要求偏高了。但是部分的也确实存在着教条主义的搬运现象，有些还相当严重。”

人们还清楚地记得，50年代中后期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一事。它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创举。从国务院1955年决定交通大学由上海迁往西安，到1957年交通大学分设西安、上海两部分，再到1959年决定交通大学西安、上海两部分独立为两校，顺利地解决交大的迁校问题，这里凝聚了杨秀峰同志许多心血和劳动。他先后在上海、西安工作61天，找人谈话、座谈共162次，反映了他高超的领导艺术和耐心细致的工作作风。

1957年12月，杨秀峰担任了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副主任。

1958年2月11日，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关于调整国务院所属组织机构的决定》，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成为教育部，杨秀峰任部长。

在教育战线“大跃进”的过程中，学校的教学秩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和冲击。1958年10月至11月，杨秀峰和国务院第二办公室代主任张际春在西南地区考察学校时指出：要合理安排炼钢和教学任务，进一步做好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工作；教学、生产、科研要紧密结合，不要放松基础课程，还要攻尖端科学。这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大跃进”的“左”倾错误，但已经初步意识到必须注意纠正教育“大跃进”中“左”的偏向。

1958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问题的几个建议》，建议指出：“自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来，产生了某些劳动时间过长，忽视教学质量的现象”，强调在炼钢和三秋任务已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各级各类学校应当照常上课。”并对教学、科研、劳动、休息时间都做了规定。

1959年1月12日至3月1日，中共中央召开教育工作会议，讨论了贯彻执行教育方针的主要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实际上对1958年的教育“大跃进”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会议指出：1959年教育工作的方针主要是巩固、调整和提高，并在这个基础上有重点地发展。在会议上，当听说有的学校每周军训四至八小时时，杨秀峰说：“前年是个大政治，去年是个大生产，今天来个大军训，明年来个大文化，我们教育就办不成了。”

会后，教育战线进行了初步调整。

1959年5月14日，杨秀峰带领工作组赴沈阳、旅大、抚顺、安东、本溪等地了解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的贯彻情况和考察各级全日制学校。考察工作历时20天。在此期间看了12所大学、16所中学和师范、5所小学，召开座谈会18次，就1958年教育工作中的偏差、混乱问题进行了调查了解。

在考察中，高等学校的领导、教师和学生反映学习负担重，生活过于紧张。主要表现在：课程门数多，讲授进度太快，学生自习时间少，更没有时间看参考书，讲授与自学甚至不能保证1∶1。辽宁某大学数学系有些学生把课程划上号码，自认为重要的就多花时间，不重要的少花时间或放弃。历史系采取“单科跃进”以后，4周学完中国近代史，一周讲完鸦片战争到日俄战争几十年的历史，4节课讲了100页（指讲义）。在调查中，还了解到，高等学校内组织名目繁多，活动过多较为普遍。

听了这些反映之后，杨秀峰感慨地说：“太紧张了，长期像去年那样紧张不行，教育不能这样紧张。”5月20日，在和辽宁省委文教部负责同志的谈话中，他指出，教育工作需要相对的稳定，不能长期象去年那样紧张下去。我们必须在去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稳定下来，否则就无法提高质量。我们的改革能够快就快一些，不能快就慢一些，实行最高限度与最低限度教学计划的工作，秋后只能进行试点，添设外国语也要量力而行。教育工作已经有了明确的方向，当前的问题是采取什么步子、怎样走的问题。中心环节是在贯彻方针方面，对于教学、生产劳动、科学研究，以及政治课与业务课、学习与生活等各方面进行全面合理的安排。安排不好就会造成过度的紧张，以致教不好也学不好。

5月15日在辽宁某大学，当谈到新编写的教材时，杨秀峰说，由于纸张供应紧张，由于大量的新编教材篇幅很大，内容也不够成熟，只能作参考材料使用，因此，不能期望每编出一本就出版一本。当他听说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仍在继续编书后，严肃地说：“学生编书要停下来。”5月18日，他在谈到此问题时说：“对去年的某些创造要加以总结和修改。去年以来师生结合编写大量的教材，肯定是很大的收获，对于推动师生读书，训练学生收集、使用材料有很大的好处，但是这种作法也有许多问题。首先，现在编写一本教材动辄几十万字，甚至上百万字，一般只有停课进行，结果必然打乱教学秩序，造成坚张。其次，学生毕竟是学生，有些课程他们根本没有学过。有些虽然学过也懂得很少。结果无非是抄材料，虽然也有好处，但耽误了上课，只能使学生对自己编写的一部分有较深入的了解，而不能掌握本门学科系统的基本知识。”

当考察中谈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时，杨秀峰说，不能狭隘地理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但有许多同志误解成为“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不正确的。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因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首要目的是给学生以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教育，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新人。贯彻这个方针，当然也要求生产劳动尽可能结合教学，结合专业来进行，但不能把它当成先决条件。有些专业与课程（如艺术、外语等）不能直接结合，或根本不能结合，也必须坚持参加生产劳动。另外，对于生产劳动和教学结合本身也不能理解得过于狭窄，不能设想教学内容在每一个课时、每一章节都与生产劳动直接结合起来，这样要求势必导致做什么学什么，而使理论教育支离破碎，不能保持应有的系统性。

当谈到在1958年的“教育革命”当中，许多高等学校改革毕业设计，与生产结合“真刀真枪”搞设计，参加国家重要工程的研究和设计工作，对此，杨秀峰强调指出，不能把“真刀真枪”绝对化。“真刀真枪”比起假想的毕业设计，肯定能给学生以更严格、更有效的锻炼，如有可能应当尽量采用。但是不能够绝对化，真刀真枪的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学生只能担任设计工作的一小部分，因而不易得到全面的训练。还要看条件，学校毕竟不是设计公司，承担那样大的设计工作需要许多条件。

杨秀峰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领导干部每年要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号召，带头身体力行。在高教部、教育部工作期间，部级领导到司局领导中，他到基层调查研究时间最多。他到外地搞调研，很少住宾馆、饭店，都主动提出就住在学校的招待所。有时，一住就是几十天。他到学校听课，从不打乱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也不同意学校的领导同志陪同。他常说，有可能一定要去听听课，不听课怎么行，怎么能了解教师到底是怎么教的？学生是怎么学的？光看教材不行，怎么只能从一个本子上了解问题，还要去听一听教师是怎样运用教材的，这是最根本的问题，只有听了课，感性才深一些。

1961年，根据中央指示，教育部拟起草《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为此，杨秀峰率领调查组到天津大学，对高等学校领导体制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此次调研从3月27日正式开始，到5月10日基本结束，历时一个多月。在进行调查研究、大体摸清情况的基础上，起草了《关于高等学校贯彻党委领导下的校务委员会负责制的工作条例（草案）》。

1961年6月，中共中央书记处举行会议，讨论了1961年至1963年教育事业发展计划问题。会议认为：这几年步子要放慢，进行调整。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主持会议并讲话。他说，科学教育水平并不决定于数量，主要是质量。如果讲普及，那是普通教育的任务，高等教育是提高水平。这几年不管从哪几方面都要步子放慢，进行调整。调整学校三年究竟能搞到什么程度，住、吃、课堂、师资都要算帐。少办些学校，把它办好。这次会议确定了“整顿秩序，总结经验，提高质量，保证小塔”的方针。

在三年调整时期，杨秀峰用较大的力量抓了普通教育。主要抓了提高教学质量，“重点办好一批中、小学”和“小宝塔”的工作。

毛泽东同志极为重视教育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就教育工作中一些问题和培养接班人的问题，发表了多次谈话和做了多次指示。其中，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要精简课程。对此，杨秀峰抓住了毛泽东同志指示精神的实质，创造性地加以执行。

1957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南海召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除中央负责同志外主要是北京大学的干部和教师。当时北大文科反映，现在是重理轻文。毛主席说，中国几千年都是重文轻理，现在轻轻文，也应该。毛主席问冯友兰发不发讲义，冯友兰说怕有错误，没有发给学生，毛主席说，学生记下来还不是有错，应该发讲义。毛主席又问了课程设置的情况，周培源谈了理科的，翦伯赞谈了文科的。毛主席说，课程太多了，砍掉一半，怎么样？当时杨秀峰坐在毛主席旁边，毛主席问他行不行，他说一下子做不到。毛主席又说砍掉三分之一怎么样？他说，我们研究，尽量减少。

1957年3月14日杨秀峰向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高等学校代表说：“主席提出要把课程门类‘砍一半’，我说要看专业，主席最后说要至少砍三分之一，昨天乔木又问我，我说这个不能用粗暴方法，可作为一个方向。”

1964年2月13日，毛泽东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主持召开教育工作座谈会，因为当日是甲辰年春节，后来称此会为“春节座谈会”。杨秀峰参加了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国家领导人和知名人士还有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康生、林枫、章士钊、陈叔通、郭沫若、许德珩、黄炎培、朱穆之、张劲夫、蒋南翔、陆平等。毛主席说：“今天想谈谈教育问题，……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方法不对。我看教育要改变，现在这样还不行。”邓小平同志说：“现在教育工作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学制问题，学制太长了，上学的年龄太晚，七岁才上学。从小学到大学一共十七八岁，毕业就二十五岁，劳动锻炼一年，见习一年，就二十七岁了。比苏联还晚……。”毛主席说：“学制可以缩短。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近视眼成倍增加，非改不行。”当邓小平同志讲了课程多，作业繁重，学生无法应付时，毛主席又说：“我看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要有娱乐、游泳、打球、课外自由阅读的时间。”当邓小平同志谈到课程多了，学生不能独立思考时，毛主席针对考试的问题说：“现在的考试办法是用对付敌人的办法，搞突然袭击，题目出的很古怪，学生难以捉摸，还是考八股文章的办法，这种作法是摧残人才，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要完全改变。”毛主席还列举了孔夫子、李时珍、富兰克林、瓦特、高尔基自学的事例。

3月18日至4月11日，高等教育部在北京召开直属高等学校领导干部（扩大）会议，专门研究如何落实毛主席指示，开展教学改革问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做了报告，杨秀峰在会上讲话时强调要本着“思想积极，步骤稳妥”的精神，在这次会上把思想搞透，对于重大的改革，应该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谨慎从事。对于学校力所能及的改革，应作好思想工作，立即着手。关于“思想积极，步骤稳妥”的精神，在他于六七月间去重庆、成都等地高等学校贯彻毛主席春节讲话指示，探讨教学改革问题时，这样解释说：“思想积极，步骤稳妥，一句话：当冷静的促进派，既不草率从事，又不按兵不动。首先要促进，但要冷静地促进，把革命干劲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在西南师范学院，他说：“大改小改都要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不能企图一下子改好。因为经验不够，各方面条件不够，而且确有实际困难，教材、师资都有问题，所以现在是初步改，以后还要改。根据主席思想，在今后若干年内逐步摸索，总结经验，力求搞出我们自己的一套，这是奋斗目标。但现在仅是开始，不明确这点，就要乱。”“过去有不少教训。教育工作一个循环，要相当长的时间，不比工业、农业生产，它的优点、缺点容易发现。进行教改，开始要周到一点，研究要慎重一点，过去的经验教训要吸取。教学计划过去变来变去，轻易破，轻易立，有时一哄而起，没有经过试点。1960年的教育革命、教学改革，不仅普遍开花，还要‘拦腰改’。学校思想准确不够，工作准备不够，甚至缺乏准备，我们仔细考虑不够。”

在四川，他发表了极为重要的见解，为广大师生和领导理解和掌握毛泽东同志春节讲话指示精神，起了正确的引导和导向作用。

对如何理解毛主席的指示，他说：“对于主席的指示，千万不要简单化地理解，如砍掉一半，并不是叫你机械地砍掉二分之一，考试可以交头接耳，冒名顶替，意思是要用各种方法使学生学活。开卷考试是可以的，目的在于促使学生创造性地学习，但并不是说门门课都开卷考试。”

关于启发式教学，他说：“主席讲的启发式，就是说要让学生主动地、创造性地进行学习，并不是指教师讲课时的一问一答，如果这样理解，就把主席的话看低了。主席讲的如果考试二十道题，只做了几道，但有创造性，就可以得一百分，如果平平常常，即使全部做了，也只能给五十分，道理就在这里。”

关于“少而精”，他说：“少而精是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方法。是指教师的课堂讲授而言，不是指学生的全部学习，也不是指学生需要获得的全部知识而言。课堂讲授须扼要，突出重点，说明难点，不需要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讲完。但必须把基本理论、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交给学生。少而精要贯穿教学的全部过程，要求教师引导学生去创造性学习。”“少而精要有增有减，死记、硬背、填鸭式应该少，创造性、主动性应该多。”

杨秀峰告诫师生们：“如果咬文嚼字，不能正确理解主席指示，就不能正确检查我们存在的问题，执行起来就一定会简单化、庸俗化。你说怎么办，他就怎么办。”“主席指示的精神，最重要的是：1.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坚强的革命后代。2.要使学生的学习成为主动的、生动活泼的、创造性的学习，要做知识的主人，不要做书本的奴隶。3.要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总结古今中外的经验，创造出一套适合社会主义制度的东西。要反对教条主义（土教条、洋教条都要反对）。正确地体会主席的指示精神，更好地研究措施和办法，这就是我们的任务。”

1964年9月29日，高等教育部向直属高等工业学校发出《关于积极进行教学改革的意见》。《意见》中提出：要继续深入学习党的教育方针和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大力开展调查研究，摸清培养工作中的问题；贯彻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学制、课程、教学方法和考试制度等方面改革的指示，深入开展教育革命，逐步建立一个更加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高等工业教育体系。当前要在贯彻高等学校政治理论课工作会议精神，改革政治理论课的同时，参照以下意见安排本学年的教学工作。一、普遍地进行“小改”，即在学习年限、专业划分和教学计划大框框不变的前提下，在各门课程、各个教学环节的教学中，进一步精选教学内容，改革教学方法和考试方法，并对少量课程的学时进行调整。二、有重点地进行“中改”（即局部改革）的试验。并应报部备案，在小范围内进行。三、进一步研究“大改”（即全面改革）的方案，并在条件具备时，报部批准后，在个别班进行试点工作。这个《意见》的颁布，正是杨秀峰提出的“思想积极，步骤稳妥”思想的具体体现。它不仅使毛泽东主席春节讲话的精神得到了贯彻，同时又避免了大起大落的运动方式的出现。这里不仅包含了他对教育这种社会现象的正确理解，也包含了对新中国教育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早在50年代中期，他就提醒一些领导者说：“由于我们不少高等学校领导者习惯于搞运动，同时广大青年又不免热情激荡，求成过急，于是在国家社会主义建设高潮鼓舞下，就又发展了用搞运动的方式来推动工作的作风，不少学校并且不适当地强调了集体活动，造成群众压力，使每个学生不得不在各科学习中，在各种课外活动以至各种文化娱乐活动中，争先恐后，争取集体荣誉，因而也就实质上开展了班级之间在学习上以及在一切活动中的竞赛。学生学习本是一种艰苦的、循序渐进的脑力劳动，学校的责任在于不断改进教学制度、内容和方法来逐步提高教学效果，而不能靠搞运动、搞竞赛的方式来推进教学工作，企图速成。”他一再指出：要办好教育，首先必须遵守教育自身的规律。教育工作对象是有思想的活着的人，“造就人”的事业是一个复杂过程，它的每一个循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整个过程需要稳定，有秩序、有节奏、有章法。教与学是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应该循序渐进，质量的优劣不是短期能够看出来的。不能搬用搞工农业生产办法，更不能用搞运动、搞评比竞赛的办法。杨秀峰的教育思想和实践是十分丰富的，涉及了中国教育上的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如：教育方针、知识分子政策、教师队伍建设、因材施教、教劳结合等。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应该认真地发掘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