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县赵字_清末民国时期流行于巴蜀地区的书风流派

荣县赵字

清末民国时期流行于巴蜀地区的书风流派

“荣县赵字”，清末民国时期流行于巴蜀地区的一种书风流派，由清末大文人赵熙所创，对四川书风的影响深远，仍被众多书法爱好者所青睐。

人物介绍

赵熙（1867年-1948年），字尧生，号香宋。晚年自号香宋老人，又署香宋词人、天山渔民，室名雪王龛，四川省荣县北郊宋家坝人。出身贫寒，自幼好学，一生勤奋，于清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中进士，光绪二十年殿试名列一等。曾任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江西道监察御史等职，先后任荣县凤鸣书院杨庶堪之聘，主修《四川通志》，后主修《荣县志》。赵熙书法，早年学颜（真卿）、柳（公权），得其宏大之势，结体、用笔均得其三昧。中年习苏（东坡）、黄（山谷）、米（芾）、赵（孟俯）诸家，及《圣教序》、《瘗鹤铭》、《书谱》、欧阳父子、隋碑等，不类一手，融为一体，这时个人风格已显示出来时，时人称为“赵派”。晚年，五十岁后，转摹北碑，融合六朝，博涉多优，书艺更进，集古众之大成,形成自己秀逸朴厚的独特风格。陈兼与认为他“书法最工，初为贴学，近小欧阳，后涉汉魏诸碑，于北魏张猛龙尤有出处，故所作峻整密粟，气骨森张，近百年间罕有与并”，这一评价是较为客观全面的。

赵熙的字，深受当时巴蜀地区人士的喜欢，上至达官显贵，下至平民百姓，无不争相观摹学习，就连赵熙的好朋友林思进（著名诗人）书法也受到赵熙的影响，梁启超、郭沫若早年也学习赵字。其门生更是无不学赵字周善培、谢持、陶谅生、余中英、向楚、宋师度、遍能大师及同乡吴祖元等，荣县人爱好书法者，惯于临摹他的几种碑帖，例如：颜（颜真卿）体的：“蓄桑学堂碑”，褚（褚遂良）体的《詹长坡先生神道碑》、《张虚堂墓志铭》，还有《文学舍书藏记》及行书《此君轩记》、《七律碑文》等等，在二十世纪的民国时期，荣县人中较能书写者多受其影响。赵字之所以能受到川人的抬爱，主要是因为赵熙的字能够雅俗共赏，姿媚中能筋骨通达，沉稳中不泛生动有趣，而且精神饱满，卷气十足。因此当时便有“荣县赵字”之称。

赵熙大字，线条厚重，刚劲有力，功力深厚，妙趣横生，古朴自然。今荣县大佛寺、乐山凌云寺、乌尤寺、峨眉山、太白故居及成都均有赵熙题字，四川各地名胜古迹亦有不少，其中以乐山乌尤寺题字最多，主要是赵熙与乌尤寺和尚传度大师是至交，赵熙常到乌尤寺与朋辈小住，流下众多书法诗文，以至于于当时民间将乌尤山戏称为“赵家山”。

赵熙尤擅于蝇头小行书，骨力通透，秀逸多姿，观之不倦，极富个性，其秀逸多出于赵（子昂），灵奇出于苏、黄、米，书卷气极浓，并参以北碑之骨力、情趣，化为自家风格，为晚清集书法之大成者。更有甚者赞之为：“千古书坛小行书第一人”。赵熙当时处于晚清康有为提倡的唯碑独尊的时代，天下无不习北碑，多数人学碑不成反而把字写得彪悍无味，步入野道。然而赵熙学书非常聪明，他不随波逐流，坚持自己碑、帖并重的原则，终使自己的书风形成鲜明的个性，秀逸文雅，筋骨内含，将碑学和帖学完美结合，独树一帜，成为晚清书坛上的一大亮点，名振海内，卓然成一代大家。他认为“诗文与书，一代各有风气，唯豪杰乃能挺然风气之外”，真正称得上是书法中的一位豪杰之士。

赵熙书法以行书、楷书为最多，偶写隶书，惜流传极少，书法家徐无闻在解放前曾见过一幅，认为写得古雅不凡。赵熙的行书笔锋犀利而沉着，字体结构内紧外松，和宋代黄庭坚中宫收紧而四周放射有相似之处，其用笔圆中寓方，字形多呈直立长方形，行距和字距一般都比较疏朗，但行气呼应极好，所作不论大小，都精气内含，疏落有致，信手写来也是法度严谨，毫无懈笔。学赵熙的字难度很大，非一般的功力不能为之，学他的字大多只得形似，不能入其妙处。赵熙对朋友来信是每信必复，不论写多写少，都以精工著称，曾言“信札包罗万象，果能数百言而不脱书卷气，其人造诣，即不可轻。”在他的来往书信中，有许多是谈论艺事的，其中有许多真知灼见，凡得其信札者，无不奉为至宝。

赵熙认为“书贵脱俗面有雅韵，故学书必先自读书始”，“凡事须从规矩始，规矩者中正之极也”，“后人学古，则又当知古今风气之判，以自定其体”，“凡天颖者喜南书，挟胜气者喜北书。南多工而北多拙，拙近古而工近今。各有长短，相济而不相非，斯杰士也。”这些都是极有深度的见解。他还为许多古代碑帖作过批注，只寥寥数语，便切中要害，今人佩服，成为后人学书的理信论依据。近人余中英《赵熙书法选集》序曰：“至其书法，初出于颜（真卿）、赵（孟頫），中年以后端严劲重，上追唐贤宋意，不规规于一家者，盖由学养性情使然。至老年熔合六朝，秀逸朴厚，别具风格，自成一家，一时风从。”

赵熙的书法一生都在不断的变化，时而姿媚灵动，时而刚劲沉郁，随感而发，每个时期都能看到他风格炯异的作品，可谓是“书法中的石涛”（石涛，清初画家，尢擅山水，风格变化无常，对近现代山水画影响甚大）。但强烈的书卷气始终不变，这点在赵熙的书学美观上占有重要位置，书卷气也是中国古代文人毕生所追求的目标，可是能做到的只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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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熙为近现代四川杰出人物之佼佼者，清同治六年九月生于荣县城北郊宋家坝。赵熙家世清寒，世代务农。赵氏秉奇慧，厚天姿，十七岁中秀才。二十四岁中举人。二十五岁，光绪十八年(1892年)中进士，朝考列二等，授翰林院庶吉士、编修、国史馆协修、纂编等职。光绪二十年，应保和殿大考，名列一等，授翰林院国史馆编修，时年仅有二十七岁。如此一个“春风著意”人，却在其后来的五十馀年中，饱经时代变幻风云，历尽宦海迷茫烟波。铸出其节慨人生，道德文章，辉煌艺术，撼天地而泣鬼神。

（一）“直声在天地”、“诗名满人间”，乃赵熙节慨人生，道德文章之传神写照。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 “戊戌政变”，“六君子”饮刃菜市口。“戊戌政变”之先，赵熙实早不满清朝政权之腐朽，倾心于新政理想久矣。与六君子中刘光弟、杨锐交谊甚笃。事变起时，因正值其回川中守孝，未能参预新政变法，且又能及时烧掉与新政有关言论文稿，故得以幸免于难。刘、杨等遇害，赵熙悲痛不已，尝赋一绝云“片石苍茫太古前，每怀神禹泣当年。长江不尽风波恶，谁拄西南半壁天。”略可睹见其悲愤与追思之情。赵氏数年后返川，尚专程过富顺普安寨，探望刘光弟夫人。嗟悲之馀，慨然应允刘夫人整理刘光弟遗稿之请，并许代保存刘氏《甲午条陈》。其后，更携刘氏子回至北京，亲为抚养培育。宣统嗣位后，又为杨锐子杨庆昶代写呈都察院文，力陈杨氏之冤，请为昭雪平反，直声干天，一时朝野震动，天下正目。梁启超因此尝向赵熙赠诗云：“谏草留御床，直声在天地。”皆足以照鉴赵氏的千秋义胆，浩然风骨。

宣统二年（1910），赵熙任江西道监察御史，供职京中。每得闲暇时，与林思进、潘若海、江翊云等诗酒结社，常聚会于丞相胡同“广和居”中。诗酒背后，暗中多议论朝政。赵熙尝自调侃诗社为“下流社会”，且说：凡属“上流人物”，均不许加入。赵氏之耿介旷怀由此也可见其一斑。时有御史江春霖弹劾庆亲王奕劻，“老奸窃位，多引匪人。” 指言：北洋总督陈夔龙继室认奕劻福晋为干娘，实则陈夔龙自认奕劻为干丈人也。又有安徽巡抚朱家宝之子朱纶认奕劻子载振为干爹。但以奕劻的赫赫权势，御状非但未能告准，江氏反因此被斥回原衙行走，一时朝野舆论大哗。赵熙于此深恶而鄙夷之，暗题诗二首于广和居壁间刺之。诗曰：“居然满汉一家人，干儿干女色色新。也当朱陈通嫁娶，本身云贵是乡亲。莺声呖呖呼爹日，豚子依依恋母辰。一种风情谁识得，劝君何必问前因。”“一堂二代做干爷，喜气重重出一家，照例定应呼格格，请安应不唤爸爸。岐王宅里开新样，江令归来有旧衙，儿自弄璋翁弄瓦，寄生草对寄生花。”此诗一出，即行风传于京师，产生不小政治影响。

1911年4月，清政府不顾民意民情，宣布铁路收归国有，各省保路会纷起抗争，尤以四川呼声最高。在京川籍官员也多次聚会，吁请清廷收回成命，并共举赵熙为京官川南代表。赵氏不负众托，以言官身份，直言切谏，“言人之所不敢言”，弹劾邮电部尚书盛宣怀借款卖路之罪，斥其“厝君父于积薪之危，加民众以破家之害。”惜奏章被扣留，实未能通达上闻。当年秋天，风候急转，护督王豹君因奏请缓收铁路，遭到清廷严厉呵斥，京中四川馆被强行查封，四川派往京中的请愿代表刘元声被押送回川，四川总督赵尔丰在成都一举逮捕颜楷、张澜、蒲殿俊、罗纶等九名保路运动领袖。于此情况，赵熙不顾个人安危，奋然而起，再次进言弹劾赵尔丰，历数其罪状，恳请朝廷速派岑春煊入川查办，以“雪死者之冤，平生者之愤”。旋即辛亥革命爆发，清王朝随之灭亡。1913年，经共商议定在成都少城公园内修建“保路死事纪念碑”，以追念殉难烈士。赵熙感慨万千，情不能已，遂与颜揩、吴之英、张学潮等，分别用篆、隶、楷、行四种书体各书擘窠大字“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镌刻于纪念碑四面，气象巍峨。

1912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登上大总统宝座。为收买天下人心，鉴于赵熙的声望，特派心腹致语赵氏，转达袁的“有所借重”之意。但赵熙深知袁的阴险伪诈，恶其为人，乃以患病为托辞权作推拒。事后即刻举家赴天津，复又急移上海，寓居日租界中。此时避难于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因不谙袁世凯之为人，而寄大希望于袁氏，恰巧袁也正有邀梁启超回国参政之请。梁于此事写信与其好友周善培，请其代为斟酌。周乃赵熙弟子，故急将此消息告诉了乃师。赵知此事后，焦灼万分，以为大不可行。特与周善培专程渡海去日本劝阻，而终未能动摇康、梁坚执之心，赵熙百般无奈，只好返程归国。后梁启超果遭袁世凯算计，梁氏始悟当日赵熙的一片苦心，而悔来事已迟矣。梁为此特呈诗赵熙，以致追谢之意：“昔君东入海，劝我慎祚趾。戒我入垂堂，历历语在耳。”其感激愧悔之情，跃然于纸上矣。

赵熙素与四川军政府头领熊克武、杨庶堪交往密切，1912年，尝为熊克武担保购买讨袁军械巨款。次年，熊克武、杨庶堪讨袁失败出走，四川总督胡文澜欲以“支持川军独立”罪逮捕赵熙。而赵却处之泰然，作诗自怡曰：“西风自响无人处，我正安居石穴深。”后经梁启超苦苦为其辩解开脱，又迫于社会舆论的力量，袁世凯方始罢休。1915年，袁世凯称帝，举国大哗，赵熙怒气塞胸，屡以诗词为利器声讨之，袁氏殁后，尚有《台城路.蛇衣》一阕，诅咒袁的臭腐下场。如中间句云：“添足求工，残鳞换世，身价今轻于纸。焚灰化水，怎医遍金疮？虫沙万队，蛇子蛇孙，祖龙新秽史。”

入民国后，赵熙隐于故乡，以遗逸自居，以文字自娱数十年而终老，不复过问人间政事。然其磊落光明之怀，刚直浩然之气，却永随其行，铸就出他的艺术光华，文章灿烂，朗耀乎千秋。

（二）赵氏一生，能噪名于当时，荡声于后世者，实仗其诗歌、辞章、书法诸多成就。这中间任取一种，皆可以开疆辟派，允称宗流。

赵熙工于古文辞，骈散皆能，而以散文为最擅。力主“广采八代之精英，深究唐宋之准则。”以《左》、《史》为根抵，以韩、柳为宗法。或又不舍宋人，于心独嗜“王临川之瘦硬盘折，韩昌黎之博大雄奇。”复下取“归（归有光）、方（方苞）诸集”。尤钟情于桐城派古文流风。但赵氏所作“刻削劲峭，又不规规于桐城义法。”其作大篇，“或考证名物，或辩论是非，并高格雅言。至于状写景物，则寄情绵远。”至其小章，则以情致为先也。举若《化城铭》云：“一千年前骷髅君，自山门移封于此。灵山会食，亘古相招，惟尔有情，依然同穴。魂兮识不？”妙笔传神，情味堪嚼。”赵氏文章，所遗有成都草堂寺、峨眉山、乐山乌尤寺、都江堰离堆等处碑记，合上赵氏荣县故里各刻，尚可得五十余篇。民国十年（1921年）赵熙出任《荣县志》总纂，历七年时间写成十七大章。《志》中之斟酌删裁，润色敷彩，赖赵氏之力多矣，实又可谓为赵氏作文手段之另一端。

赵熙以诗歌而负重名，播声海内，陈衍《石遗室诗话》以“豪于诗者”目之。与陈衍，陈三立鼎脚而雄峙于当时诗坛。三人为诗，皆崇尚宋贤，号为同光体。而赵氏独于宋贤之外，并重唐贤，以为不可以偏。尝言“诗之宜以唐人为宗也。”“五言之美，八代尽之，七言至唐人始专工。”

赵熙于诗取法既博，而能化之为精，用之为活。于古体，律、绝，皆能兼而擅之，而尤以五律为精能。所作或又风格大异，所谓“清奇浓淡，无不备也。”非功力深著者，不可以为之。当代学者王文才评之云：“其诗亦分清奇雄隽两派，并得《风》、《雅》之遗。而风骨峻整，正如其人。古诗大体闳肆雄深，五古少存，歌行多名篇大作。”钱仲联更称赵诗“音节苍凉，意味渊永”，“蜀中诗人，刘裴村后，一人而已。”裴村即“戊戌六君子”中刘光弟，一代诗杰也，有《介文堂诗集》行世。赵熙为诗，或又以振迅敏捷称。近人陈声聪《兼于阁诗话》云：“香宋诗，茶香饭熟，咳唾皆为珠玑。古体兵足马肥，千言立就。”复有诗赞之云：“到手千篇泼水成，诗如饭熟与茶清。寻山访古流连处，时有唐音出蜀尘。”钱基博于《现代中国文学史》更立专章论之。谓其“诗功湛深，苍秀密栗，成之极易。见者莫不以为苦吟而得，其实皆脱口而出，不加锤炼者也。”并引赵熙为杨增荦写《入蜀诗》三十首，而一夜间增为六十首之事实，以证其言之不虚。

赵熙一生作诗甚夥，然每不自惜，凡应和酬答之作，皆随手散去。且自谓曰：“此等诗都可删却。”尽管如此，统其家藏，犹收得五千馀首。赵熙致桐城方旭书尝云：“私意贵精不贵多，似不妨力加删节。”又致南通费范九书云：“每观今人刻集多空陋，心嗤其鹜名而无本，遂自戒不轻付刻。”故知其于付刻之事，自律甚严。上世纪五十年代，始由门人郭沫若、周善培、向楚、江翊云等辑录遗稿，凡采一千三百馀首，印成《香宋诗前集》二册，已远非其所存全部。其后又有四川人民社出版之《香宋诗钞》，巴蜀书社出版之《赵熙集》，所收诗仅数百首，愈属豹之一斑也。据言有影印赵熙手书《峨眉纪行诗》册行世，惜印量太少，今欲一睹，已不能也。

赵熙填词，起于宣统元年（1909年）任江西道监察御史间，乘政务闲暇，时与京中诗人陈衍等一行文酒相娱，尝得词数阕，尽见存于陈衍《石遗室诗话》中。数年后，赵氏归居里中。于乙卯岁（1915年），忽大喜填词，一发难止，不遗馀力。且将其所得，逐日寄与华阳林思进。越二岁，林将其所寄集为一册，成《香宋词》二卷，稍后更增戊午岁（1918年）所作，合为三卷，付成都图书馆刊行，载词三百又十三首。以后，绝不再作。而人则以为，赵熙之词不论其价值、成就与影响，皆可与其诗歌颉颃共翔。与其诗歌、辞章共力，而使其赢得中国近代文学史上之一领席地。谢无量于林思进所旧藏稿中题云：“香宋词独掩前传，以其似白石之隽朗而加整丽，有稼轩之豪纵而无其粗野也。”胡先骗评赵熙词日：“吾国不朽词人中，又新添一座矣”。推举亦可谓高也。

赵熙尝改写川剧《焚香记》为《情探》，染指戏曲，或又可以看作赵氏之馀调别才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因于贡井胡氏席间观木偶戏《活捉王魁》，嫌戏中人物焦桂英凶厉怨怒，殊少温婉情致。值客居无事，遂取《焚香记》改写《情探》一折，以遣时日。后因门人周善培为巡警期间改良川剧，始由川剧艺人按词配曲演出。因其格高调雅，声情双臻，遂致广为流传，极一时川剧之盛。

（三）“香宋何期早放还，天教看尽蜀中山。谁言巴峡无书种，散朗人思魏晋间。”此陈声聪《论近人书绝句》。赵熙一代诗豪，实也一代书豪也。

彼儿时，从乡贤王羲臣学诗文，羲臣兄羲东善书，尤长于颜体，赵熙从之学。夫书，所忌者弱，而颜书雄强，所忌者薄，而颜书浑厚。赵熙书由颜入手，崇宇千仞，广厦万间，基础得之也。既长，移步苏、黄之径，远窥二王之庭，所出温雅可喜，颇见姿致。甲午岁（1894年）在京中，盖京中士人时以院体整饬书风为尚，“乔师（乔树枏，乔大壮祖父）命作字改习颜书。”故复又重温旧习，究心于颜书之笔法、字法，谋求其外敛内逸，端严沈雄的气象，于颜书三昧，颇见心得。由其书《蓄桑学堂》碑可见一斑。中年以后，于苏轼书用功甚笃。大得坡公“端庄杂秀丽，刚健含婀娜”意旨，故其书愈老劲而愈见姿媚。举赵熙书中合作观之，其沉著痛快处，实也不稍减坡公。赵熙书筑体造势，又多有中收外放，洒落腾宕之笔，如天女散花，孔省展屏，飞行放逸，所用实山谷“牢控中宫，力射四极”之法。可知其于山谷书法的留意，也非泛泛矣。赵书用笔振迅处，如惊电遗光，疾如奔风，求其所自，米海岳“风樯阵马”，“沉著飞翥”意也。赵熙书法根抵在唐。已故书法名家徐无闻先生尝举有赵熙《谈碑》诗一首，其云：“何子谈碑袭阮元，李行欧楷配平原。扫除晋法尊唐法，一代风流宝薛轩。”言何绍基理论上尊奉阮元北碑南帖说，而其所行所用却终究在唐人间。何氏以颜书为根本，另参欧阳父子揩书，李邕行书，而于薛稷书颇具深嗜，以其因得宋拓薛书《信行禅师碑》而自号其书斋为“宝薛轩”一事可证。徐先生以为此诗虽在写何，而实际上乃为赵熙的夫子自道，是为确论，赵熙于唐人猎之最广，涉之最深。除颜真卿外，唐人中其或又爱褚遂良书法的“美人婵娟”，“绰约风姿”，尤喜褚书《雁塔圣教序》，心揣手摹，颇得其疏瘦劲练，清婉遒媚风致。赵书《詹长坡先生神道碑》、《张虚堂墓志铭》、《文学舍藏书记》诸刻可以证之。赵熙于欧阳父子书法，隋珠和璧，二美同收。既得父询的险，又得子通的奇。欧书于赵，妙不可言，习欧而后，赵书风格顿显端倪。元人中，赵熙独钟情于赵松雪书，究其根由，或则以松雪为二王远脉法嗣故乎？赴熙书中，凡为雍雅秀丽类属，皆可以看作松雪书绪余。赵熙晚岁，于唐宋诸家外，更上溯六朝，浸淫耘耔于南北碑版中。北碑之《张猛龙》、《董美人》，南碑之《爨龙颜》、《瘗鹤铭》，均攻之用力。可渭转益多师，博涉多优，熔众美于一身矣，使书风为之又一转，以朴厚秀拔胜出。所作“峻整栗密，而又气骨森张，近百年间，罕有与并。”清季，因康有为所倡，抑帖卑唐，独尊碑学。此议一出，从之者不惜附声鹊噪，煽焰扬波。乘帖学衰败末运之隙，碑学狂热，风炽于天下。而赵熙不迷，以“天下皆醉我独醒”的斗士姿态，荷戟而立，独挽狂澜，力辨源流。其云：“夫由篆及隶，变成今体，此一、二千年间实以钟王为初祖，颜公变羲献，而自成云垂海立之势，此新意也。”高吟出“诗文与书，一代各有风气，唯豪杰乃能挺然风气之外。后人学古，则又当知古今风气之判，以自定其体” 的主张。有《论书诗二首》可以得见。诗云：“一代经儒古阁修，偶遗笺札见风流。北朝碑版时髦学，尚有闲情仿小欧”；“谁知信本极雍容，险绝书家绍乃翁。试取道因留小影，吴妆窄窄立花丛”。在北碑为时髦热门，天下人争相趋奉的环境下，能不受影响，尚能息心于学欧，吴妆窄窄，独赏花丛，挺然于风气之外。超类拔俗，迥出时流，此赵熙所以为赵熙故也。或又言：“凡天姿颖者喜南书，挟胜气喜北书。南多工而北多拙，拙近古而工近今。各有长短，相济而不相非，斯杰士矣。”读此，益谙赵熙之智。北碑南帖，各有优劣，后人学古，盖受性格趣味，修养高下，师承濡染，时空隔膜等诸多素的制约，所持态度，实易失于偏颇。而赵熙守其主张，不随风尊北，不盲目卑唐，于高屋建瓴，俯瞰全局。忽碑忽帖，忽南忽北，不规规于一家一法，凡属优势，必兼收并蓄之。赵熙书法大成之秘中秘在此。当代书法名家何应辉先生概之最确：“他（赵熙）的用笔兼具沉劲与飒爽；结字出于六朝而又随机变化，敛纵对比，神情警策稳健而姿致潇洒，能兼具雄强与雅秀。这些特点，都出自于赵熙碑帖兼收而相济的书艺观及其创作实践。”书之为艺，而艺寄于法，法之不立，艺则杳闻。故赵熙言：“凡事须从规矩始，规矩者中正之极也。” 横平竖直，书之根本法，所谓“中正之极也”。赵书之法取诸唐人，上溯汉魏六朝，下延宋贤诸家。而究竟其根本，则依旧落础在唐人。原因何在？盖唐书尚法。规矩者，法也，得法则得规矩也。夫法，技术可以充之，可以逮之。但法不是艺，所谓毛与皮之关系也。皮为毛之所依，毛为皮之附丽。毛欲生长，需皮常有精血萦布其间，精气回荡其里。而气血耒何处耶？来自书家之学问修养也。学问修养如仙家飞升之丹丸，不经过一段焚炼熔冶惨淡经营生活，便永无有修到梅花之时日也。赵熙学问家流，于个中机关消息开悟最深，受益匪浅。乃谆谆告世人曰“书贵脱俗而有雅韵，故学书先自读书始。”此语实为浮海仙槎，度世金针也。

赵熙又能画，颇得倪云林山水笔意。所出多为小幅，简远荒寒，清超出尘，陈声聪《兼于阁诗话》叹为：“是不食人间烟火者。”赵熙为画，多为自怡，不为应世。作品仅自存留，或偶有赠亲故者，故传世甚少，益是珍贵。

赵熙当时既以诗名重天下，实又复以书名重天下。有民谚云：“家有赵翁书，斯人才不俗。” 时人每以能争得赵之一纸而为幸事。显达豪绅，工商士人，皆不惜斥金购置，视所得为拱璧，宝贵珍藏。于此，学赵书者也日重焉。一时风从之人可营可垒，世以“荣县体”呼之。学有成效者，除熙子元凯外，门生中就有向楚、郭沫若、谢持、庞石帚、陶亮生、余中英、吴祖元等。虽物换星移，岁月早往，而喜赵熙书者却日趋众多，《书法》、《中国书法》为之权威延誉，确乎有复炽于天下之势。

（四）赵熙一代师表，一生几乎在育人中度过。

十七岁中秀才，便执教于乡塾。二十六岁任凤鸣书院山长。三十岁任重庆东川书院山长。三十二岁任泸州经纬学堂监督。民国十九年（1930），在家乡荣县创办“文学舍”，自任舍长。时赵熙已六十三岁矣。（笔者手中有《文学舍同学录》一册，北碑体恭楷书出，书法堪称精能，为赵熙文学舍弟子成都马行简手笔。由录中小序可知，校址设在荣县县城北街莲宇山古教谕署。赵熙于舍中自授诗文。其馀，虞兆清授“三礼”、“三传”，黄觉授“说文”、哲学，曹靖授“论语”、“孟子”，吴国安授数学，龙尊三受英语。收录学生凡一百一十三人，都为蜀地一时俊彦。”）赵熙经数十年耘植，门墙桃李遍及巴蜀。赵熙待弟子如父如师，倾心陶铸，而弟子也多为忠信之徒，奉老师若圣明，故学成而显世者不可胜数。若周善培、向楚、江翊云、庞石帚、吴玉章、郭沫若、陶闿士、孙炳文、谢持、黄复生、曹笃等辈，“或从政有声，或治学有成”，都为一代风云人物。或有梁启超请赵熙为其删诗，自谓“所学浅薄”，朱德元帅投贽赵熙，自称“门生朱德”类故事，又均可视为文林美谈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