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新觉罗·载振（1876年3月31日—1947年12月31日），字育周，满洲
镶蓝旗人，清朝宗室、末代庆亲王。清高宗
爱新觉罗·弘历玄孙，庆僖亲王
爱新觉罗·永璘曾孙，不入八分辅国公
爱新觉罗·绵性之孙，庆密亲王
爱新觉罗·奕劻长子。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任出使英王
爱德华七世加冕典礼专使，并到法、比、美、日四国进行访问。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赴日本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回国后积极参与
新政，奏请成立商部，任尚书。历任正白旗汉军
都统，
御前大臣、管理
火器营、
正白旗总族长等职。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颁布立宪，
改革官制，改为
农工商部尚书。当时，上海信成银行发行的纸币，币面都印有商部尚书载振半身像。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载振奉旨赶吉林督办学务，途经天津，因接受直隶道员（另一说为天津南段警察局总办）段芝贵行贿谋黑龙江巡抚之职，花巨金买歌妓杨翠喜，被御史赵启霖上疏弹劾，此事轰动京都，经奉奏旨查办，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御史赵启霖则以谎奏之罪被夺官居。载振之父奕劻也责令其上疏辞职，从此载振即未再出任。
民国六年（1917年），父
奕劻病死，经
黎元洪总统特准，袭庆亲王衔，其词曰：“
清宗室庆亲王奕劻因病出缺，所遗之爵，本大总统依待遇清皇族条件第一项，以伊长子载振承袭罔替”。
民国十三年（1924年），因
溥仪被驱赶出宫，载振恐祸及自己，迁入
天津庆王府，远离政治。他热衷听京剧、养花、养鸟、养热带鱼、养蛐蛐等，吸食鸦片成瘾，每天下午两、三点钟才起床，在接受晚辈们请安后洗漱，先到佛堂烧香，行三跪九叩礼，四时左右吃早点，吃毕吸烟，有时到花园看看，有时玩赏自己喜爱的东西，并在日历上写上“安（指睡的好）、服药、理发”等，晚九时吃中饭，饭后吸烟，看看书报杂志，或和家人聊聊天，夜一点再吃一次点心入睡。这种生活方式直到最后一两年才有所改观。载振很少谈论清朝往事，但仍留恋满清王朝，对
孙殿英挖掘东陵之事郁郁不乐，并拒绝使用含“仪”字的晚嶂。溥仪在天津
张园居住时，他每到春节和溥仪生日就率溥钟、溥锐两个儿子去祝贺。其幼子溥诠曾高喊“打倒小日本”，载振阻止他说：“别这样乱嚷，日本对咱们满清不坏，比国民党强的多呢！”抗战胜利后，国共进行和谈，他曾对溥诠说：“你看吧！国民党和共产党，谁来了对我们也好不了。”不过，他也与伪满洲国“皇帝”
溥仪保持距离，在1935年派两个儿子到长春祝贺溥仪三十大寿时，嘱咐他们谨言慎行，尽量少同各方人士接触，此后同溥仪再无往来。
载振在天津既不会经商，又不懂办实业 ，只凭遗产和银行存款过着不劳而获的生活。民国十七年（1928年），曾经人介绍投资于高星桥创办的劝业场和交通旅馆，总名称为新业公司。初期由高星桥、魏信陈和载振三家合资，后魏信臣退股。载振投资二十多万，占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一。业务完全由高星桥经营，载振从不过问，每月场方送来业务月报，他根本不看。 名为投资，实际上是按期接受比银行存款高得多的利息。日伪时期，因经营不利，载振即不能按期得到利息。抗战胜利后，高星桥以汉奸嫌疑避居上海，由其子高渤海管理，业务更是一落千丈，负债甚多。载振家股金也折价抵债，从此经济愈发困难，载振只好不断把所存古玩玉器陆续变卖，此后郁闷不乐。常和家人吵架。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2月上旬，载振病情加重，经西医潘经荪和中医
孔伯华诊治服药，均未见效；31日，死于天津，终年七十一岁。丧礼由上海“大事全”赁货铺魏子文操办，经
曹汝霖、
朱作舟等人商议，鉴于载振自清帝逊位，历经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日占时期均未出山，私谥曰“贞”，于是在他的灵牌上写的是“庆贞亲王载振”。初葬于天津海口路万国公墓，后葬于北京东郊北顶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