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平（924年—963年），又称荆南、北楚，是高季兴所建立的政权，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南平都城为荆州，辖荆、归（今湖北秭归）、峡（今湖北宜昌）三州。历5王，共39年，从未称帝。

南平，又称荆南。唐天祐三年（906年），高季兴被任命为荆南节度留后。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四月，朱温建立后梁，次月，高季兴被正式任命为荆南节度使。后唐建立以后，李存勖封高季兴为南平王。

南平是十国中最小的政权，为高季兴所创。高季兴幼年在汴州商人李七郎家为奴，朱温收李七郎为养子，改名朱友让，又喜爱高季兴，命朱友让收为养子，也改姓朱。高季兴最初在军中为亲兵，逐渐提升为牙将。因为立有军功，后来担任颍州防御使，朱温令高季兴恢复高姓。

荆南地区在唐朝末年为成汭所据，因成汭急于扩张地盘，先后与朗州雷彦恭、长沙马殷、江淮杨行密交战，在君山一战兵败而死，雷彦恭趁虚占据其地。当年十月，赵匡凝逐走雷彦恭，以其弟赵匡明为荆南留后。朱温不愿荆南为他人所有，派军攻伐。唐天祐三年（906），汴军攻取了荆南，遂任命高季兴为荆南节度留后。在高季兴受命出任荆南留守后之前，荆南原管诸州已被相邻势力分割殆尽，荆南镇原统八州已失其七，仅存荆州一地。这种情形在高季兴入主荆南之时，依然如此。后梁开平元年（907）四月，朱温废唐哀帝，建立后梁，定都汴州，朱温更名为朱晃，是为后梁太祖。次月，高季兴被正式任命为荆南节度使。

乾化二年五月（912），后梁太祖朱温被其子朱友圭杀害，后朱友圭登基改年号凤历。次年二月，朱友贞率兵讨伐朱友圭，将朱友圭及张皇后杀死。随继位，是为后梁末帝，追废朱友圭为庶人。高季兴在朱温在世时，还不敢跋扈。后梁末帝在位期间，国势日衰，高季兴便不那么驯服了。袭取襄州不成，索性断绝了对后梁的贡赋。南平与后梁断绝关系的状况，共持续五年左右。后梁贞明三年，恢复与后梁间的臣属关系，但其意图在于割据。所以南平从后梁太祖朱温以后，已经不是后梁的藩镇，而是正在加速向独立王国的目标进化，割据一方已经渐趋明显。

后唐建立以后，高季兴畏其强大，亲至洛阳朝见李存勖，险遭扣留。返回时行至许州，他对左右说：“此行有二失，来洛阳朝见，一失；主上纵我而去，二失。”于是倍道兼行，甚至连行李都丢弃不顾了。等他过了襄州之境，李存勖果然后悔纵其归去，命襄州节度使刘训拦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不久，李存勖封他为南平王，这便是人称其国为南平的原因。从此，高氏南平已经由昔日的藩镇，逐渐演变成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对其辖境内的政治、军事、外交均有自主权。

高季兴去世以后，其长子高从诲承继父业。南平的国策从这一时期趋于完善和定型，在治理南平期间，高从诲与其父都有相同之处，只小有差别，其中最大的不同是逐渐确立了奉事中原王朝的政策。而且，手段更为高超和巧妙。

对外政策上，高从诲开始奉行“事大以保其国”’和交好邻道的双重主张。他上表向后唐明宗李嗣源请求重修与后唐的臣属关系，得到后李嗣源的准许。于是自称前荆南行军司马、归州刺史，派押衙刘知谦上表请求归附后唐，并进献三千两白银赎罪。李嗣源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兼任侍中。从当时的形势来看，中原王朝无疑是相邻政权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政治实体，所以顺理成章地成为高从诲“事大”政策的目标。

高从诲在位时期，南平也没有忽视与其他势力的交往，主动与相邻政权建立和睦相处的关系，与吴、南唐、马楚和后蜀间鲜有战事发生。比如对南平东面代吴而立的南唐，高从诲较早就已经看清形势，在吴国的权臣李昪尚未登基之前，遣使劝他早日上位，这样的举动果然为后来南平与南唐，建立良好关系奠定了基础。

高从诲的对外政策以事大为核心，而辅以交好四邻的原则，与其父的政策相比确实更为理性，也更加灵活和开放。这种政策的执行，大大解除了长久以来笼罩在于南平之上的战争阴云，带来了较长时期的和平稳定局面，南平政权的延续确立了良好的基调。高从诲的后继者，莫不踵行其策，以保其国。

高保融、高保勖、高继冲在位时期，与之前两位相比已经逊色许多，南平呈现衰退之际，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南平后三位国主的才干、智识不及前两位国主以外，后周和宋朝初期，中原王朝日渐强大，统一趋势的增长，也是关键性的要素。高保融等人的无所作为，单纯保守也是必然的。总得来说，三主统治期间，高保融在位时，南平勉强可以正常运转有序。其后，南平的政治局势一年不如一年。

建隆元年（960）正月，赵宋政权建立。宋太祖即位之初，对南面的南平早已有吞并之心，由于南平贡奉甚勤，暂时没有找到出兵的借口，贸然兴师动众，毕竟有损新建未久的赵宋政权形象，而且极有可能导致诸侯离心，甚至对将展开的统一战争产生障碍，此种局面有违宋太祖的初衷，但是，兼并南平的意图已经不可动摇。

建隆三年（962）十月，趁湖南周行逢病卒、其子周保权继立之际，衡州张文表举兵叛乱，自称留后。周保权遣使求援于南平，并乞援于宋，次年二月，宋太祖命慕容延钊、李处耘领军讨伐张文表。由于事先已实施诺干先期准备工作，宋朝对南平已是志在必得，于是，借此应援湖南的大好时机，宋军以假道之计顺便降服南平，高继冲归降于宋，高氏南平国除。

南平疆域在五代前期，变动颇大，其最盛时，一度辖七州，这种情形前后不过一年而已。至天成、长兴之际，其疆域逐渐缩小。大约在后唐清泰元年(934)前后，南平疆域最终固定为荆、归、峡三州。

南平的行政区划仅有州、县二级，由刺史(知州)与县令为其军政首长，这种形式与唐末五代藩镇并无二致。不过，在南方九国中，州、县二级地方行政体制，只存在于南平，其间的根源即在于该政权惟有原唐代荆南镇一地。而且其原管诸州大多在唐末己被分割而出，在如此狭小的地域内，显然已无法采用道、州、县的三级地方行政，其地方行政建制也只能因陋就简。

南平在其5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因受制于其时特定的政治、军事环境，从未称帝，而一直以藩镇自居，故在其独立的小王国之内，藩镇体制占据主导位。然而，较之唐末藩镇而言，南平割据性更强，自主权更大，而在藩镇体制之外，南平的政治又不乏王国体制的色彩，尽管这种特征并不明显。而且被藩镇体制所主导，也始终未达到成熟体制的地步，但其己然有所显现，并作为藩镇体制的补充而长期存在。就此而言，南平在政治上具有典型的双轨制特点，实际上与马楚、吴越政权并无本质差别。

南平统治期间，本地区经济的发展取得了较为令人暇目的成就，特别是人口的增长，即是这种经济发展的具体表现。惟因宋初本地屡屡被作为宋廷平定后蜀、南汉、南唐的军事基地，受供应战争的影响，这种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未能继续得以维持。直到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后，随着南唐的灭亡，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才重新呈现出上升的趋势，从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即可窥知此点。

南平作为十国中最小的政权，其主虽然有时也与中原王朝搞摩擦，但始终保持着一个藩镇的级别，未敢称帝。正因如此，南平的军事体制与当时其他藩镇并没有什么两样，由于南平靠近长江，所以其组建有水军。由于南平地狭国小，而且不产良马，所以没有独立的马军部队组建，其军队的规模也很有限，就此点而言，南平连中原王朝下辖的某些强镇也比不上，只是由于中原王朝政局始终动荡不安，无力顾及，才使其政权维持下来。

南平外交的立足点在于事大政策，亦即尊崇中原王朝，此点与南方未曾称帝建国的诸政权，颇相一致。但与其他政权相比，南平自始至终都保留藩镇体制，从未公开实施王国体制，故其事大政策更为突出。虽然其间事大政策屡有中断，但为时不是太长，总体上来讲，事大政策是南平立国的根本性政策，特别是后周以后，迫于中原政权的日益强大，南平推行事大政策尤为用力。事大政策的具体内涵即称臣于中朝，奉其命令，修其职贡。中原政权既视之为大臣，亦不时加官授爵于高氏五主。凭借事大政策所包含的政治象征惫义，南平得以抗衡吴、南唐、楚，有利于自全其境。

高氏五主在位期间各阶段之人口数据，因史籍阙载，如今已无法复睹。传世文献中，迄今可确知的高氏南平的具体户口，惟见乾德元年（963）高氏南平归降于宋时的数据，即荆、归、峡3州17县计有142300户。

《新五代史·卷六十九·南平世家第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