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英语的字汇经过英语化之后，可能将原来的拼写型态或发音，改变成英语使用者习惯的形态。比如像拉丁文的原型字obscenus /obskeːnus/（淫秽的）进入英语之后，拼字与发音都改变，成了obscene /əbˈsiːn/。这种将字尾改变的情况特别常见，任何语言之间的转换都可能发生字尾变化或丢失的结果。比如英语中的少女damsel，就是从古法语的damoisele丢弃第二音节而来（该字的现代法语为demoiselle）。另一种常见的英语化型态则是将外来语的冠词含入（比如阿拉伯文中的al-qili转成alkali）。

英语化或英文化是一种将字汇或片语转换成英语使用者习惯的发音，或等化成其同源英文字词的过程。

地名是最常受到英语化的名词。比如像意大利城市那不勒斯（Napoli）在英文里成了“Naples”，德国城市慕尼黑（München）成了“Munich”，丹麦首都哥本哈根（København）成了“Copehagen”，荷兰城市海牙（Den Haag）成了“The Hague”。这种英语化的影响十分深远，在廿世纪中期，几乎所有以英文书写的文本中，全都直接使用这种英语化的地名。

然而，从廿世纪末期起，许多人开始使用非英语化的名字，回复到比较接近原地名发音的写法。对同样使用拉丁字母的书写地区，开始回复带有“变音符号”的字母，如源自法语的fiancé（未婚夫）/fiancée（未婚妻）和cliché（陈腔滥调）。对非拉丁字母书写的地区，比如像阿拉伯字母、西里尔字母、希腊字母等等，则使用字母之间的直接对译，虽然发音上仍遵守英语的习惯。

另一方面，摆脱英语化的行为有时会跟该地区的民族自尊有关，特别是曾经受到殖民的地方，因为人们会十分敏感地将英语化视为欧洲统治的残迹。于是，现在在国际场合的官方文件中，愈来愈避免使用某些地区的英语化名词。比如中国的北京，从Peking改写为 Beijing；印度的孟买，从Bombay改成现在的Mumbai。

在而其它情况下，由于人们已经长期间使用了英语化的名字，于是就不致于发生当地族群的自尊问题。如前述的慕尼黑、那不勒斯，以及罗马（Roma，英语Rome）、雅典（Αθήνα，英语Athens），以及许多的欧洲都市，当地人民并不在乎英语化的地名与他们语言的差异。

有时候一个英文地名与当地官方用法不同，看来像是英语化的结果，其实却不然。比如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地区的都市杜林，今日意大利官方文件作Torino，但英语中的“Turin”反而是源自于更古早的皮埃蒙特语对当地的称呼。

在英国国内，人名也会受到英语化而有所更动。比如爱尔兰的姓氏“Ó Briain”、“Ó Néill”便受到英语化而在书写上丢弃了变音符号，成了今天常见的“O'Brien”与“O'Neill”。同样地，苏格兰的“Somhairle”、“Mac Gill-Eain”与“Mac Aoidh”便成了“Sorley”、“MacLean”和“MacKay”。甚至连过去的历史人物也有英语化的情况，如来到新大陆的哥伦布，他在西班牙语的名字写成“Cristóbal Colón”，英语中则改成了同源的英文型式“Christopher Columbus”；而中国的思想家孔子，英语则取用拉丁化的“Confucius”来称呼他。

现代中文对半元音J-转译的特殊例子

至于拉丁字母所代表的音值转变，也会产生英语化的异读情况。比如拉丁文原来发/iː/, /i/的字母 I 可以同时用作元音和半元音。到了中世纪，人们逐渐分离出一个代表半元音的新字母 J，让 I 纯作元音使用。后来这个新的半元音字母 J，在法语区产生了“颚化”的作用，人们再也不把该字视为一个元音字母，而读成一个颚音辅音。当英语变为一个成熟的语言，也同时承袭了这种习惯。影响所及，造成英语使用者在阅读文本中的此类名称时，与原来的古代发音有相去甚远的情况。比如基督教《圣经》中的人名，Iesous、Jesous在经过了英语化后，同时改变原来的拼写和阅读，成了Jesus；而古罗马皇帝Julian，拉丁语读若“尤利安”，但在英语习惯中便读成了“朱利安”。

值得注意到的一点，出现在《圣经》中以 J- 开头的专有名词，由于基督督东传的时间差异，便出现今日“文读不符”的情况。十七世纪中期（中国的明朝），基督教首次有系统地传入中国，当时的传教士系使用拉丁语的天主教的耶稣会，他们将《圣经》上的人名地名等专有名词，首次根据当地方言译成对应的汉字组合。十八世纪中期以后乃至于今日，影响中国的宗教重要势力则逐渐改了新教徒，但他们对于先前已经译出且通行的专有名词，并不愿意作太大的变更。时至今日，便造成今日英语化的“John”译为“约翰”、“Jerusalam”译为“耶路撒冷”、“Jacob”译为“雅各”的怪现像了。

近百年来对于语言学上的发展可以发现到，许多非英语使用者的词汇都借自于英语，或使用与英语发音类似的字汇。自从廿世纪以来，拥有全球强势媒体的英美两国都使用英语，使得其它国家很自然地从英语借字，特别是与科技相关的新词汇。比如“internet”、“computer”，由于各国先前没有可供描述的词汇，于是拉丁字母书写的国家便直接使用，成为相当通用的字。中文汉字则常借自英语字，以发音相近的汉字组凑出新词，如“巴士”、“的士”，便是取自英语中的“bus”和“taxi”。至于本国原已存有字，有时也会受到英语的排挤，比如德语中已有“fernsprecher”（电话）一字，但今日一般人已很少使用，而改用与英语发音雷同的“telefone”。许多非拉丁字母书写系统（如中文、日文）的文本中，里头文句夹杂一些英语字词，已是常见的现象了；而日文更是习惯以假名直接转写英语字词。

有些国家以正面的态度面对英语化，并视为一种进步的象征。比如日本，即使是国内企业，也愿意使用英语或类似英语的字词，作为商标产品名称或宣传上的口号。而有些国家对英语化则持负面观感，认为是破坏其语言纯粹性的威胁；像是法国便有专门机构法兰西学院，定期公布科技发明或新字词的“法语新词”，并鼓励大家使用，以对抗英语化词汇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