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1910年3月10日～1988年10月7日），原名王长简，笔名芦焚，作家，出生于河南杞县。曾参加反帝大同盟。后任上海苏联广播电台编辑、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建国后，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后在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专门从事创作。著有短篇小说集《谷》，长篇小说《结婚》《马兰》。

师陀1946年以前用笔名芦焚。河南杞县人。1931年高中毕业后赴北平谋生。九一八事变发生，即参加反帝大同盟，进行救亡宣传工作。最初的小说《请愿正篇》，发表于《北斗》。1932年与汪金丁等创办文学杂志《尖锐》。他第一个短篇小说集《谷》，1937年因艺术风格独特而获《大公报》文艺奖金。1936年秋，从北平到上海。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遂长期蛰居于日军占领的上海。1941年至1947年，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果园城记》的大部分写于这个期间。他还写有长篇小说《结婚》等。1946年后相继任过上海戏剧学校教员、上海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辑，写过电影剧本。

建国以后，他历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编剧，到河南、山东、东北各地访问，写下的作品主要收入《石匠》集中。1957年 后一直是作协上海分会专业作家。60年代初期，曾专注于历史小说和历史剧的创作，发表了剧本《西门豹》《伐竹记》和小说《西门豹的遭遇》等，颇得好评。

著作书目

《谷》（短篇小说集）1936，文生

《里门拾记》（短篇小说集）1937，文生

《黄花苔》（散文集）1937，良友

《落日光》（短篇小说集）1937，开明

《野鸟集》（短篇小说集）1938，文生

《江湖集》（散文集）1938，开明

《无名氏》（短篇小说集）1939，文生

《看人集》（散文集）1939，开明

《上海手杞》（散文集）1941，文生

《无望村的馆主》（中篇小说）1941，开明

《果园城记》（短篇小说集）1946，上海出版公司

《结婚》（长篇小说）1947，晨光

《马兰》（长篇小说）1948，文生

《大马戏团》（剧本）根据安特烈夫《一个挨耳光的人》改编，1948，文生

《夜店》（剧本）与柯灵合著，根据苏联高尔基《底层》改编，1948，上海出版公司

《历史无情》（长篇小说）1951，上海出版公司

《春梦》（短篇小说集）1956，香港艺美图书公司

《石匠》（短篇小说集）1959，作家

《保加利亚行记》（散文）1960，上海文艺

《山川.历史.人物》（散文、小说等合集）1979，上海文艺

《恶梦集》（短篇小说集）1983，香港文学研究社

《芦焚散文选集》1981，江苏人民

《芦焚短篇小说选集》1982，江西人民

《上海三札》（散文集）1984，宁夏人民

《结婚》

1936年师陀由北平到上海，写下了以战时上海为背景的长篇小说《结婚》和散文集《上海手札》。这两部作品尽管文体不同，但都给我们展现了一个经济凋敝、满目疮痍、贫富悬殊、底层人艰难求生的上海景象。

长篇小说《结婚》以中学历史教员胡去恶为主线，展现了1941年珍珠港事件前后的上海洋场社会。胡去恶是封建大家庭的庶子，为能与恋人结婚，他用自己的两本书稿做抵押向富家子弟田国宝借了一万元，让在股票公司做事的花花公子钱亨帮其炒股；其间，胡去恶迷上了为报复表哥钱亨而主动向其示好的上海小姐田国秀，疏远了昔日的恋人林佩芳。然而最终，钱亨吞没了去恶的款子，两部书稿也被田国宝书名出版。为摆脱困境，去恶欲与田国秀结婚，反被骂他这个穷鬼不配。精神崩溃的去恶在幻灭中持刀伏杀了钱亨，自己也被巡警开枪射死。在这部小说中，师陀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用大量的篇幅刻写了上海带给胡去恶这个小人物的孤独感、自卑感。胡去恶是一个普通的中学历史教员——在上海这是一个受人鄙夷的职业，薪水很低，他穿着寒酸（学生送他绰号“剃头师傅”），深感自卑。他对恋人佩芳真实地倾吐着自己强烈的自卑：“我自惭形秽，想起我的衣服是补缀过的，裤脚是补而不能再补的，不由我不将两臂夹紧，尽量缩小自己，使人家不看见我的丑样；我的脚也忽然害羞，似乎觉得它没有踩马路的资格。它应该钻进小胡同去，找个地缝躲起来。”与自卑相伴而生的是巨大的孤独感。当恋人佩芳一家离开上海——在去恶看来“人山人海、红尘万丈”的大都市，胡去恶立刻陷入了孤独之中：“在几百万人的上海，他举目无亲，像条断缆的船，载浮载沉，被卷来卷去，他冷了，饿了，病了，死了，谁关心他？谁想得到他？”

胡去恶强烈的孤独感和自卑感是与上海的大都市生活方式紧密相联的。都市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众多来源广泛、背景复杂、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聚集在都市的公共空间中，流动频繁，生活瞬息万变。1930年代，上海就已经有了相当多的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上海的公共租界曾有四大百货公司——先施、永安、新新和大新，里面都设有舞厅、顶楼酒吧、咖啡馆、饭馆以及游乐场。这些公共空间所展现的是迥异于乡村生活的都市生活方式，其中所聚集的陌生人群会使初来乍到者倍感孤独——用西美尔的话说就是“人们在任何地方都感觉不到在大都市人群里感到的孤立和迷失”，去恶的孤独感、自卑感正是在上海的公共空间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在《结婚》这部小说中，“小天堂”咖啡馆、股票交易所、大东茶馆等象征现代都市文明的公共空间仿佛是师陀有意安排的胡去恶完成精神蜕变的重要环节。

首先是“小天堂”咖啡馆。这是钱亨第一次约胡去恶谈借债事宜的地方。同去的还有田国秀、黄美洲、“老处女”。去恶明显感到“他们”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话语空间，他感到了强烈的自卑和孤独，甚至觉得女招待仿佛只有对他十分傲慢，而对其他客人细心体贴得就像“医院里的看护”。在他不小心把茶水泼到了“老处女”的衣服上，“老处女”一阵怪罪，田国秀巧妙地替他解了围。这一寻常的举动却使在上海找不到归属感的胡去恶倍感亲切，田国秀也显得美丽了，感到她“其实是很美的，那种凄伤表情特别动人”。这与他初次见到的田国秀迥然不同——在胡去恶到田国宝家借钱第一次见到田国秀，曾认定田国秀“是个妖艳少妇，骨子里是呆板愚蠢。”正是田国秀使他丧失了戒备，心生感激，在上海仿佛找到了归属感，因而轻信钱亨等人，钻入了他们设好的骗局之中。尽管如此，这时他所想的仍是借钱投机，成功后和佩芳结婚。

其次是股票交易所。在小说中，这个股票交易所设施简陋、陈旧，但里面挤满了来投机的三教九流：旧式商人、银行职员、公司职员、无业游民、小姐、少奶奶、小报记者、戏子、艺术家、大学教授等。在这里，去恶的投机欲望被刺激起来，他不愿再去学校教书。在投机成功的想象中，他变得自大自负起来，认为“现在我也是上海市面上的人，说不定从今天起，就日月高升，发达起来”。他即刻开始瞧不起黄美州和“老处女”，认为他们“一个是被人抛弃的可怜鬼，一个是没人要的老女人。” 当钱亨告诉去恶帮他净赚了二百元时，他更是认同了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念，说：“钱真是好东西，有了钱便有了快乐”。在股票交易所，去恶的人生观念已经悄然起了变化，他投机的愿望已不再是结婚，而是自己的发达高升。

最后是“大东”茶馆。在这里，去恶已经不像在“小天堂”那么自卑拘谨了，他谈笑自如，多了几许自信，仿佛获得了“新生”。他自然地把手搭在钱亨肩上，说着客套话：“你想我敢不来？既约下你，还有张小姐，打可特黄，三位大贵客，你们肯赏脸，就算看得起我来了。管他刮黑风下雹子，我也不能爽约”。由这番话可以看出，去恶的交际语言已经很老练了。也是在“大东”，他觉得田国秀更加美丽了——“像只天鹅，高贵，娇艳，喷香，光彩照人”。在“大东”吃完饭后，去恶喝醉了，跟着钱亨等人去了舞厅。在这里，“醉”具有象征的含义，暗示着去恶精神的完全堕落，他沉醉在一厢情愿的幻想中，放弃了佩芳，恋上了田国秀。

咖啡馆、股票交易所、茶馆、舞厅这些公共空间作为上海现代都市文明的象征，一方面让主人公胡去恶觉得自卑、孤独，同时也是一种诱惑，刺激了他要融入这个都市的野心，这使他轻信于人、进入投机行业，并最终一无所有，毙命于上海街头。和左翼作家把西式公共空间处理成腐败的、色情的场所不同，师陀尽管对这些场所也无好感，但显然更为注重这些场所给在为生存而挣扎的小人物所带来的心理焦虑。

有意思的是，由于师陀在上海生活贫困，只去过股票号和舞厅。因此，师陀对这些空间的描绘是并非写实的，主观想象的色彩较为浓厚。

其实身处上海的师陀对胡去恶这个阶层的生活是熟悉的，而对钱亨等人这一阶层的生活是十分陌生的。他曾说过：“我尽管在上海住了好几年，对于上海的所谓上层社会并不了解，对于上海的‘下层社会’知道的也很少，只有中层社会，我接触的比较多点。”因此，师陀在小说中不惜以漫画式的夸张手法塑造钱亨等人物来表达他对上海的认识。黄美洲是个华侨子弟，年轻时家庭富有，人长得也英俊潇洒，又是博士，因此是很多女孩心目中的理想伴侣。他娶了校花，其后染上了梅毒而脸烂眼瞎，妻子跟给他治病的医生私奔了。他跟妻子打了五年官司，发誓要敲取十万元赔款，然后告他们通奸罪，让他们不能结婚。“老处女”，也就是张小姐，一个三十岁的女子，为了生存，不得不和瞎了眼睛的黄美洲整天混在一起。钱亨、田国秀则更是人性扭曲的表现。钱亨可以说是“吃软饭”的，和一个富婆勾搭在一起，用富婆给他的钱再去包养舞女。他在股票上失利，需要金钱，就和田国秀重归于好。摩登女郎田国秀是师陀表现上海的重要符号。她衣着时髦、思想空洞，本看不起寒酸的去恶，但为了报复钱亨却和去恶发生了恋爱关系。在师陀笔下，上海就是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其不仅使得胡去恶精神堕落失去自我，黄美洲、钱亨、田国秀等人同样也是它的牺牲品。可见，正是上海这个都市造就了这许多形形色色怪异的人，人性扭曲，道德沦丧，成为一个典型的“毁人炉”。师陀写于同时期的散文集《上海手札》则以纪实的方式书写着沦陷时期上海“毁人炉”的景象：一面是徘徊在街头的衣衫褴褛的流浪儿死在垃圾箱或马路旁边，生存在最底层的工人每天只有繁重的劳动如乡下的驴子，下层小知识分子为全家的生计而奔波：有的被一颗流弹结束了生命，有的把积蓄花光后铤而走险，一面是发国难财的商人奢华、安逸的生活，时髦的上海小姐仍然关心着高跟鞋和香水。这真是一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世界！

师陀注重于对上海都市文化的批判，揭示人在上海这一“毁人炉”中的精神困境和人性变异，其笔下的上海图景是比较接近于鲁迅的（而师陀也确是鲁迅的敬仰者）。鲁迅多次用“上海秽区”、“恶浊之地”、“是非蜂起之乡”等明显贬义的词汇来表达他对1930年代上海的厌恶，认为上海这个商业发达的城市留给普通市民的路只有“爬”和“撞”，由于“爬”起来太辛苦，很多人只有去“撞”——“一个个发麻的腿还在抖着，就撞过去。这比爬要轻松得多，手也不必用力，膝盖也不必移动，只要横着身子，晃一晃，就撞过去。撞得好就是五十万元大洋，妻，财，子，禄都有了”。胡去恶就是一个受到诱惑盲目去“撞”的典型，但毕竟“撞”的成功可能性是很小的，上海最终毁灭掉了小人物胡去恶。

出于都市文化批判的需要，师陀的上海叙述依据整体化原则统一起来，上海的差异性、复杂性被掩盖了，仿佛是有意忽略了上海所代表的都市文明的现代性意义。这或许是因为由于战争的侵袭，上海确已破败不堪；或许是因为师陀是一个坚定的爱国反帝的知识者；但更深的原因在于师陀执着于“乡下人”的立场，对上海的都市文明持批判态度。师陀于1931年离开家乡赴北平，在北平生活了近五年后于1936年到达上海。抗日战争爆发后，师陀一直蛰居于“饿夫墓”里，靠担任苏联上海广播电台文学编辑和微薄的稿费生活，贫穷落寞，冷眼观察着上海的人情世态。师陀在内心深处对都市文化难于认同，他的作品强烈地批判着都市的黑暗与不公、以及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扼杀。在《结婚》《上海手札》中，他揭示的是上海的贫富悬殊及金钱至上的生活观对各类人物人格的扭曲。但不可否认，上海对于师陀来说又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否则他也不会直到解放后还呆在上海。可以说，上海的移民文化所具有的多元性、开放性、兼容性、现代性又在某种程度上吸引着他和众多的知识者。

在师陀对上海否定性表现的背后，潜在着一种乡土情结。尽管师陀对在封建宗法制度控制下的乡村的落后、愚昧、迷信持否定态度，但是在潜意识中，师陀仍然倾心于一种恬淡自然的生活。他在上海写下的《果园城记》中，表现出了温柔细腻的恋乡情愫以及对乡土生活的眷恋。他笔下的果园城是那么恬静、美丽：“累累的果实映了肥厚的绿油油的叶子，耀眼的像无数小小的粉脸，向阳的一部分看起来比搽了胭脂还要娇艳。” 如若不是对故乡有着深厚的情愫，很难写就这样富于诗情的句子。在《结婚》中，师陀借主人公胡去恶之口也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美丽的乡村生活的画面：“傍晚，你弟弟这一天应做的功课完了，你父亲也把小铺关起来，他们带着水桶锄铲，和你母亲倒园子里掘土下种。礼拜天你们整天团聚，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园子里。园子里只听见你们一家快活的喊声嚷声笑声，原来你和弟弟到后面小河里抬水，因为不小心，水溅了你一脚，再不然就是他拿知了或小虫把你吓一大跳。接着你们累了，该休息了，你坐在树底下看莎士比亚，鸽子便安闲地落在你前面不远的地上。”这静谧诗意的乡村生活和喧嚣混乱、奢靡浮华的上海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去恶的恋人“佩芳”，在小说中她代表着安静的乡土生活。耐人寻味的是，“佩芳”曾是师陀的笔名。由此，似乎也可以见出师陀对乡土的那种依恋。但美好的乡土生活并没有成为胡去恶抵抗上海的顽强堡垒，他最终放弃了佩芳而恋上了田国秀。在上海强大的都市漩涡中，“佩芳”显得那样脆弱，不堪一击。这其中包含着师陀对乡土的认知：现代大都市的发展已经使乡村成为社会的边缘，乡村的落后与静滞也决定了其无法与强大的都市文化相对抗。

师陀的上海叙事既有经验的成分，也有想象的成分，是符合于他对都市文化的整体认识的。他批判乡土文化的武器是西方的现代文明，但他身处象征着西方现代都市文明的上海，又看到了这种现代都市文明对人性的扭曲与异化。这使师陀进入了双重的危机和矛盾，既不能认同现代都市，也无法认同自己原本所属的乡土，因此心灵的漂泊和无所依托成为必然。这也代表了那一代知识者的精神宿命。

《师陀全集》

《师陀全集》是迄今为止最完备的师陀作品集子，收入师陀自1931年以来创作的全部作品（相当部分为未刊稿），包括短篇小说、中长篇小说、散文、诗歌、戏剧、书信、日记、文学论文等，按文体编为五卷，各卷以时间顺序编排。第五卷附编收录刘增杰的《心灵之约》《编校余墨》，对师陀书信、日记所蕴含的人文价值进行了深入探究；收录《师陀著作年表》《师陀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是研究师陀创作最全面的基础性史料。

小说人物形象

在乡村社会背景下，芦焚小说里出现了两类主要的人物形象。

一类是受尽欺压，乃至被残杀而永无申冤之日的小人物， 如《头》里的孙三、《牧歌》里的雷辛、《谷》里的匡成等等。《头》里的孙三是个受压迫的乡村小人物，无辜遭人陷害，被诬与别人勾结，偷了庞局长的五匹骡子，结果被军警杀死，人头被挑回来，钉在村里的槐树上示众。小说通过村人的议论，从侧面写出孙三永远无法得到申雪的冤枉。

另一类是历尽人生险恶，到头来却落得茫无从去向者，如《过岭记》中的老兵，《人下人》里的叉头，《鸟》里的易谨等等。这些人物，虽然其身份与个人经历不同，但无论是中途踬覆的过客，浪迹归来的游子，还是酒徒、女巫、寡妇，其精神气质都是强壮的、倔强的与和平的，他们都具有一副潇洒而极为倔强的风貌，宛如一身仆仆风尘却仿佛永远不能歇脚的过客。他们走出去时是一颗伤感的心，回来时还是一颗伤感的心。

在这两类人物身上，都注入了作者强烈的反抗精神，前者表现为一种死不瞑目的冤魂的抗争，后者则表现为一种孤傲的藐视与远离。

作品特点

师陀的作品深沉淳朴，擅长描摹世态人情，刻画社会风习，有时带着诙谐与揶揄的情趣，却又流露出淡淡的哀愁与沉郁的情调。文笔纤细，叙述简约，笔锋蘸满了感情，善于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他的作品虽然缺乏强烈的时代精神，但对于社会黑暗现象的揭露与憎恶，对卑微小人物的同情，跃然纸上。早期作品较多地取材于农村。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以后逐渐转向描写城市的中层社会。在创作上对于作品艺术风格与意境的追求，怀着浓厚的兴趣。有些作品虽然对旧社会进行了揭露与控诉，但未能深入地发掘社会黑暗的根源。

师陀称不上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散文创作巨匠，他在文坛上的成名也得力于小说而非散文。但他的散文诚如他为第一本散文集《黄花苔》命名时说的那样，“是野生植物”，有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一直执拗地充满生气地开放着。

师陀散文中，除了写故乡农村的一些篇章之外，最多的当推人物小品了，它们也应受到我们的重视。师陀散文创作的基该方法是属于把散文当小说一样的写。他的前期散文创作成果《黄花苔》《江湖集》和《看人集》就已基本定型，大多是采用小说笔法来写的。

其一：以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的题材为主。师陀是一位在30年代初期进入文坛的作家，当时中国的文化和政治中心已从北京转移到上海，西方文化和革命思潮的影响特别明显，整个文坛可以说比以往更为开放、多变，商业色彩比较浓厚。而北京毕竟是个有着浓厚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古都，在文化取向上仍趋于守成和稳健，文学意蕴突出，少见商业和政治味道。因此，像许多京派作家那样，师陀深受这种纯文学氛围的感染，并出于对文学政治功利性和商业性的不满、对现代文明入侵后的乡土中国的变化怀着矛盾的心态，而尽力尝试避开时代的滚滚潮流，毅然将创作重心转到文化观照和反映最普通现实的中国民生之上。且看：

在其第一部短篇小说集《谷》中，悲惨故事系列的描写充分展示了黑暗而罪恶的旧世界，看到30年代在国民党新军阀统治下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过岭记》中对长工茨儿的描写与寄托美好梦想，体现作者对劳动人民精神美的发掘、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以及对压迫者无休止的精神与肉体折磨的谴责。另外，《果园城记》反映了20世纪初到抗日战争前日益凋敝的中国封建乡村小城的生活场景，让我们更多地体会师陀对原始质朴的乡村习俗和平凡生活的认可：《果园城》中的小城温馨宁静，充满诗意，人与人之间温情脉脉，生活悠闲自在，颇有点“世外桃源”的味道，似牧歌般动人，连路过的旅客也不禁伫足而观，为之叹息不止：多幸福的人！多和平的城！寄寓了作者对和平安定的向往和认同。同时，作者热衷于发掘美好的人情和人性，力求在淳朴的文学世界中实现纯正文化的复归：《邮差先生》中的邮差热心体贴、尽职尽责，即使你忘记贴上邮票，也愿意帮你垫上，那种信任和善解人意着实让人心头一热；《期待》中的年迈夫妻虽然知道儿子已经不可能回来，却仍然坚持在“等待”中生活着，每天在餐桌上安放着一双筷子，甚至担心着他的胖瘦……浓厚的亲情顷刻间表露无遗。

在师陀一系列短篇小说中，不难发现，他总是有意识地选取富有代表性的人情百态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物作为叙述对象，带有浓重的乡土情结和平民关怀意识，这恰恰从各个侧面反映出当时那个黑暗绝望、该诅咒的乡村中国的历史与实况。因此，乡村中国和平民关怀也就成了他写作中极有代表性的题材，也最能给人震撼力。

其二：作品着重靠诗意的抒情或是优美而富有讽刺意味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象，再现生活的场景，少有惊险的情节，抒情味和讽刺味突出。《桃红》中被守旧母亲耽误了终身大事的老处女素姑，本是个“像春天般温柔、看见人和说话时总是婉然笑着，走起路来像空气在流动似的”可爱少女，却不幸从聪明伶俐、年轻貌美变得呆板苍瘦、憔悴不堪，犹如书桌上《漱玉词》中的诗句“人比黄花瘦”所述。青春逝去、爱情无望、生命褪色，其处境不正像一朵即将凋谢的“黄花”吗？此刻，一股悲凉之情立刻涌上读者心头。又象《头》中那个卸任局长，作者以讽刺的笔调，紧扣其生理特征，寥寥几笔便勾勒出一个可憎可恶的丑陋形象。再看《谷》中对阳光毒辣的描写是“太阳是把大熨斗，单就脸皮烙烫”，马上使人真切感受到反常天气的可怕。

由此可见，作者的语言文字及刻画功夫相当纯熟，往往三言两语足以准确、生动、传神地表现人物个性和场景，是京派作家注重文学功力，讲求“文章之美”的体现，也是京派作品具有比较强的可读性的特色表现。

其三：恪守从容节制的审美趋向，作品基调含蓄而矜持。我们知道，京派是以学院文人为主体的，追求作品“和谐”的艺术美，少掺杂政治感情色彩其中，崇尚节制与内敛。因此，他们笔下尽管出现了许多悲剧，但往往作了艺术处理，能够控制住情感的强烈宣泄。师陀曾说：“过于悲惨的世界，不忍把它们赤裸裸地摆出来示众，也不想让别人明明白白的看见。”于是，在《果园城记》中，他以朴实的感情、滞重哀痛的基调和抒情的语言，仿佛一个说书人在向你娓娓道来一个个凄凉而又亲切的故事。没有鲜明的感情色彩，却使人承受了感情的重压；在摇撼心灵的描述中，让人深刻感受到血泪的控诉，从而自觉地向那黑暗而窒息的社会发出诅咒。

读了师陀的作品，你会发现，他是个滞留城市却未忘情于乡村的叙述者，写作总是突出乡村文化背景，总是赋予平民百姓更多的关怀和热情；无论写人写景，似乎都着重从平凡的人生中细细品味，寄寓自己的人生理想。读着读着，你会被那带着哀伤的抒情基调、荒凉的自然界和辛酸的人事所打动。在当今和平和发展为主旋律的年代里，读着这样的作品，仍能感同身受，也许这正是师陀以及京派作家作品的魅力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