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宦是伊斯兰教苏非主义派别及所属各支派在中国回族穆斯林中的通称，共分四大门宦，胡门门宦为四大门宦之一虎非耶（或译作虎夫耶）学派的支派，因该派创始人马福海蓄有长胡须，故名胡门。

中国伊斯兰教苏菲主义虎非耶学派支系之一。因其创始人马福海蓄有长胡须，故名。

马福海经名艾布·栽德(1715～1812)，甘肃东乡红泥滩人。幼年在家乡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知识。及长，赴西安崇文巷清真寺拜玉尕锥阿訇为师，学习教义、教法和经典。1749年返回家乡，声称他通晓宗教奥义，深知“天人合一和浑化的奥妙”，开始宣讲苏菲学理。由于他通晓阿拉伯文和波斯文，经学知识渊博，且通晓天文、地理，同时行教严谨，能言善辩，故受到附近8个村庄穆斯林群众的拥戴，追随者日众。80岁时又因胡须变黑，引起更多人的惊奇，尊为“谢赫”，信者激增，教众发展到4万余人，为胡门的鼎盛时期。后其重孙马万有参加同治年间反清斗争，失败降清后，子孙中从政为官者不少，对胡门教权起了一定的巩固作用。

胡门的主要教义和礼仪，除信守《古兰经》和圣训外，还有：(1)对阿拉伯文第一个字母“艾列弗”解释为“一字分三，三字归一”，表示真主、圣人、穆民三者合而为一。(2)主张“教、道并重”，即天命五功的“教乘”和坐静修行的“道乘”都要履行，念“都阿”时须抹两次脸面。(3)信众在临终时，要请阿訇反复念“讨白”(即悔罪词)，直至停止呼吸为止。(4)重视天文气象研究，自谓有祈雨之术，但已失传。(5)教权实行“父传子受”的世袭制。胡门自马福海于1749年传教至1949年，共传6代。从第三代起又分化为两支系，即红泥滩胡门和太子寺胡门。红泥滩胡门教主依次为：马福海、阿里、哲马鲁丁、艾布·伯克尔、八爷、易卜拉掀。太子寺胡门教主依次为：马福海、阿里、戛迪尔、七阿訇、伯克二师夫、马国忠。教众约10万人，主要分布于甘肃临夏、东乡、康乐、广河以及兰州和青海西宁等地。马福海著有《艾布·栽德的道路就是古教》一书。

胡门门宦系中国伊斯兰教苏菲派别之一，长期以来被划分在中国伊斯兰教苏菲学派别四大门宦之一的虎菲耶支系之内。

胡门门宦始传人马伏海(1715-1809)，字呈瑞，经名艾布·载德。马伏海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生于东乡那奴村，自幼好学，聪慧过人，7岁时开始在本村清真寺念经，及长负籍求师四方。马伏海于1747-1749年在西安崇文巷清真寺求学，并得到其师黄穆安津的称赞。相传马伏海于清乾隆十四年(1749)斋月在西安崇文巷清真寺幸遇伊斯兰教中长存的圣人“黑兹勒”，并使他懂得了“入主合一”和“化己归真”的奥秘，当年即回到家乡红泥滩，开始传教布道。

18世纪的河州地区伊斯兰教派门宦纷纷兴起，当时已有嘎德忍耶的大拱北，虎菲耶的华寺、毕家场、穆大提以及库布忍耶张门等门宦，此外还有较胡门门宦早几年开始传教的哲赫忍耶。马伏海学识渊博，精通伊斯兰教义，又懂得西域历算知识，加之他在西安崇文巷清真寺亲遇“黑兹勒”圣人之显迹，遂在家乡赢得了大批穆斯林追随者。相传，第一个追随马伏海的人是邻村陈家的一位衙门官差陈珊瑚。起初，陈珊瑚欲投奔在东乡高山贵太爷门贵，但贵太爷赏识马伏海的学识和人品，劝陈珊瑚追随马伏海，几经周折后陈珊瑚认识到马伏海与众不同的经学知识，为他的博学多才所折服，成为胡门门宦的第一‘个胡门穆斯林。随后，马伏海很快赢得家乡附近8个村子的头人和大部分穆斯林的支持，同时受到附近康家、陈家、达板等者麻提(教坊)的资助，在家乡红泥滩落户安家。

据史记载，清乾隆十三年(1748)，在今天的临夏境内出现了斋月里先开斋后礼拜的前开派与先礼拜后开斋的后开派之间的矛盾，“教至是分而为二”，前开为后来的华寺门宦、后开为格迪目。根据马伏海的著作《舍勒哈·特格维目》，当时有大小月初一派(东乡高山贵太爷)，东乡高家朱师傅初二派，河南黄爸爸，山东马衡福等所传的见月开，见月闭等派别。马伏海本人则坚持见月闭、见月开，但在不见月的情况下规定大建初二，小建初三闭斋，并且沙目(昏礼)后开斋。马伏海传此教理并未很快被穆斯林接受，而且受到了其他教派的反对和攻击，但他以《古兰经》和圣训为依据，宣扬历算方法，很快为许多人所折服并追随。据说曾有一人告诉他“我们附近的格迪目都支持你”，许多人慕名邀请马伏海开学。他曾先后在东乡地区的汗集、八户、卡拉同等地开学讲经，将胡门学理传播于此。

然而，此时河州地区正值新老教派矛盾激烈之时，较胡门门宦早几年兴起的哲赫忍耶门宦，由于始传人马明心学识渊博、遵行严谨而在河州得到大的发展，引起华寺门宦第二辈“老人家”马国宝不满，故双方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循化尕最等上层指责哲赫忍耶门宦简化教礼是背叛伊斯兰教的“邪教”，而马明心派则斥责华寺派多收海提耶(馈赠)，属破坏伊斯兰教教规行为。后来马明心虽被迫离开河州，但哲赫忍耶门宦在其弟子贺马路乎和苏四十三的活动下仍有发展。后来华寺门宦将哲派控告官府，但清廷“抑新扬老”终于引发了清乾隆四十六年、四十九年两次哲赫忍耶的反清斗争，此次斗争声势浩大振动了陕甘两省。苏四十三、韩色里买攻取兰州时得知清廷在临洮布—卜阵局，故取道锁南坝、唐家川、红济桥、红泥滩、达板等地，使东乡地区的伊斯兰教一度紧张，特别是新教的传播受到严密控制。而马伏海在传教过程中努力避开新老教派矛盾，避开官府瞩目的敏感点，平心布道，循循善诱，以理服人，故追随者日益增多，声望远播东乡之外。

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马伏海在母亲归真后被聘往东乡卡拉同(今五家乡)清真寺开学。几年后又被聘往广河马家中庄开学，其间马伏海常在广河县张王家居住，据说张王家有两名汉族擀毡匠在马伏海的劝说—卜，皈依了伊斯兰教，后来在他俩的努力下整个村子的汉族人皈依伊斯兰教，并追随了马伏海。出于感激之情，他们盛情邀请马伏海在此居住。此后，马伏海又受聘到广河华寺开学并定居广河西门的阿訇庄。

在此期间，河州地区虽然伊斯兰教派纷争日益激烈，但苏四十三起义时绕广河取东乡之道而行，致使广河地区形势相对平稳。马伏海为人谦和，据传他一生以“老满拉”自称，凡有来访者，必以宾客相待，问及教门诸事，必须引经据典，从不信口开河，故使胡门门宦在广河的发展打开了局面，周围的三甲集、祁家集、十那努、雅幽等地的群众纷纷追随了马伏海，信奉胡门门宦。此外，这些追随者中也有远道而来的饱学之士，如：从青海“磨托”而来的一位阿訇，曾投在马伏海门下学习，他的后代在广河繁衍至今。当马伏海的势力发展到邻县康乐时，与穆夫提门宦发生了磨擦，在一次聚众数千人的讲经论道中，终于说服了穆夫提门宦，在康乐也扎下了根。相传马伏海在晚年雪白的胡子骤然变黑，追随者认为是“真谢赫”的显迹， 白此他被称为“胡子老太爷”，他所创立传播的教门被称为“胡门门宦”。

马伏海在他的传教生涯中，为自己设计绘制、建造了拱北与八卦，即现在的胡门拱北。修建拱北是门宦的主要宗教特征之一，一般来说，创建人殁后由其后人或穆斯林信众为门宦创建人修建拱北，以示悼念，而马伏海在生前为自己修建拱北，在中国伊斯兰教苏菲派中实属罕见。嘉庆六年(1802)三月初一，马伏海亲自破土动工，同年底竣工。其为传统的中国寺院建筑风格。马伏海在八卦净顶天花板上设计并绘制了天文地理、日、月、星辰及日、月、蚀示意图，充分体现了他在天文、地理学科方面的深厚造诣。马伏海生前为自己修拱北，其他教派的信众不服。据传当时东乡免古池的英太爷和高山三阿訇曾对马伏海提出质疑，认为一个人一生中只有幸遇“黑兹勒”圣人三次，才能修拱北，但熟谙苏菲学理的马伏海回答：“我不要说一生中遇三次，一息之间就可遇三次”。据说修建拱北，受到了周围四千户穆斯林和石那奴清真大寺等四大院主的鼎力相助。

胡门门宦公元1749年发端于临夏州的东乡县红泥滩，发展于临夏州的广河县，迄今已有256年的历史，该门宦自形成和发展以来，历经清朝、 民国和新中国，广泛分布于甘、宁、青、新等省区的临夏州各县、兰州市、玉门市、银川市、西宁市、伊犁、塔城等地区，还有部分人分布在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胡门穆斯林包括东乡族、回族、东干族等民族。该门宦现有穆斯林15万余人，清真寺300多座，拱北14处，教职人员近千人。 是临夏地区穆斯林最多的一个门宦，也是我国伊斯兰教苏菲派别人数较多、传播区域较广、流传时间较长的一个苏菲派别。

胡门拱北碑文载曰：“乡人重其品，爱其人，而因难忘其行，为之制锦，以志流芳于百代云尔”可见马伏海一生为教门而奔波，从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开始传教到清嘉庆十四年逝世(1809年)共60年，最终成为“教门之功臣也”，享年94岁。

马伏海共有五子，在马伏海创传胡门门宦的过程中成长，紧随父亲辗转于东乡、广河等地，其间受其父亲熏陶，个个知识渊博，是远近闻名的大阿訇。

马伏海长子马成河，经名欧斯玛乃，曾在广河马家咀、东乡八户等地开学，据说道光三年(1823)甘肃连续三年大旱，马成河应总督张广建之邀在兰州祈雨，大雨滂沱三天，救得干旱，但马成河不求金银只求八抬大轿将其抬回广河。马成河生前在各地讲学传教，其间还掌管胡门拱北内的事务，道光元年(1821年农历7月7日) “归真”，享年82岁，葬于胡门拱北。

马伏海二子马成仓与四子马成湖英年早逝，其事迹不得而知。

马伏海三子马成江，人称“三太爷”，品学拔萃于昆仲，59岁(另说为45岁)时协父传教，殁于嘉庆十八年(1813)，葬在广河徐穆家。

马伏海五子什斯也曾在广河、康乐等地开学传教，并协父完成了对胡门穆斯林的“百件古教”的教法规定。

关于胡门门宦的教统世系说法不一，但绝大多马伏海后裔认同老太爷马伏海将教统继承权传给了他的五个儿子。这与其它门宦只有一个教主形成了鲜明的区别，也成为后来胡门门宦的教统继承人不限于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以及教坊分散等问题的原因之一。胡门门宦的传述世系作者将另拟文介绍，在这里只说明胡门门宦教统继承人不只一人，而是马伏海后裔皆可传教。

胡门门宦的第三辈教统继承人有马成河长子肥三(老二、老三早逝)、马成江长子苏莱玛乃，次子哲玛鲁丁，三子格迪如，四子尔萨，还有马成良长子世果和次子老二阿訇。据其后裔讲，第三辈教统继承人个个都是精通伊斯兰教义、教法，品学兼优的大阿訇，他们分居河州各地，开学讲经并传播胡门学理，为胡门穆斯林所尊崇。马成江次子哲玛鲁丁自小受伯父马成河赏识，常带其在身边学习，哲玛鲁丁在达板清真寺“穿衣”毕业后在东乡八户清真大寺开学。于是将家从广河迁回东乡红尼滩老家，居住在先祖老太爷马伏海曾经住过的家里，从此他便逐渐巩固了东乡唐汪、红济桥一带的穆斯林。马成江之三子格迪如及其他弟兄则继续留在广河开学传教。自此他们的后代分居东乡、广河两地。当时的胡门拱北由马成湖长子老穆扎麦尔(杂役之意，是谦虚的叫法)负责管理。

胡门门宦的第四辈教统继承人共17人，其中多为著名的大阿訇，分别在河州各地开学传教。但要特别说明的是大马哲玛鲁丁及其三子伊赫俩苏虽居住在红泥滩，但在去世时都追随老太爷马伏海，回到胡门拱北归真(逝世)并葬于此地。其中，伊赫俩苏以祈雨著称，精通伊斯兰教经典，被后代尊称为“三阿訇”。三马格迪如生有七子，其六子人称“胎里会”，真名不详。据“胎里会”后裔马振龙、马振元描述，“胎里会”自小聪颖，不学自通，故被称为“胎里会”。他12岁时便在东乡县白乡考勒开学，后又到广河石那奴开学，殁时39岁。胡门门宦传至第四辈时胡门拱北的事务由三马格迪如七子达吾德掌管。

胡门门宦教统继承人时至第五、六辈时己过百人，有尔林(学识)、精通伊斯兰教教义、教法的马伏海后裔在各地开学传教。当时正值民国时期，六阿訇马万有的七子及其后人皆由军功起家在国民军中任要职，他们对胡门门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五代传人中有许多东乡红泥滩的阿訇也随广河的家族亲房参加了国民军，如红泥滩人称“佐帅”的瓦给夫，据说他曾于光绪二十六年参加董福祥的甘军入北京抗击八国联军，被授予“佐帅”一衔，故后人及穆斯林称其为“佐帅阿爷”。他不愿留在军中，而是回到东乡各地开学讲经。据说在他的晚年红泥滩闹瘟疫，为了救全村人的生命而牺牲自己，在离开红泥滩的途中向安拉(真主)作都阿宜(祈祷)让他一人将瘟疫带走，瓦给大来到广河胡门拱北不久便逝世，其事迹至今为后人所传颂。

据说在第五辈和第六辈教统继承人中还曾发生了胡门内部的讲经事件。清光绪年间伊赫瓦尼在东乡果园兴起，民国时期在青海马麒兄弟的支持—卜得到空前发展并对西北各门宦构成了威胁，特别是对门宦中的苏菲思想形成挑战态势，一时间讲经之风兴起。 “认主”与人殁后“归主”是伊斯兰教的核心，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如何认主成为当时各教派门宦的焦点。胡门始传人马伏海临终前给后裔和胡门穆斯林留下了他一生研究的《尼斯拜提》。《尼斯拜提》中充满苏菲哲学，但因对其内容的理解不同在胡门内部引起纠纷，经常借此制造矛盾最终引发了一场大辩论。

当时地点设在胡门拱北，时间为1936年3月18日晨，辩论的两个核心人物一为东乡红泥滩的马伏海第五辈后裔马福良，人称“八爷”，另为广河马伏海第六辈后裔伯苏如三师傅，参会者有当时富有盛名的阿訇周疯子、烂泥沟、窦沟、柴子沟门旦、马火红、尕街子等，还有军界人物马国礼、马国栋以及马伏海后裔六爷伊德勒斯、三阿訇、穆里大师傅等数千穆斯林。会中就《尼斯拜提》中二段《古兰经》，一段圣训中如何“认主”，亡后如何“归主”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讲经持续两天，引来数千人在胡门拱北内听讲，最终以柴子沟门旦阿訇的一句：“色勒一兰拉黑(高一步)，色勒芬拉黑(低一步)”而告终，双方握手言和。但谁为本次讲经的胜利者，双方后代的见解不同，各认为自己一方胜利。

此外，第五辈传人中红泥滩艾布伯克六子伊德勒斯在开学传教之余用“小经”修了胡门门宦的世系名单，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资料依据。第五辈传教时胡门拱北由七阿訇达吾德次子二阿爷掌管。

胡门门宦传至第六辈时已是民国末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当时主持胡门拱北事务的第六辈传人马国忠被当选为新中国广河县第一任县长，第六辈传人马国泰被当选为甘肃省伊斯兰教协会常委。 　大多数第七辈传人与少数第六辈传人正值20世纪58年至60年的反封建扩大化及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时期，马伏海后裔马国泰、马国忠等不幸入狱，胡门门宦如同其它门宦遭受重创。

改革开放后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得到落实，胡门门宦的第六代、第七代、第八代传人开始了正常的传教活动。比较有代表的是红泥滩艾布伯克支系的第六辈教统继承人马国泰“老人家”，他是当时辈份最高的胡门教统继承人。马国泰曾任甘肃省人大代表、甘肃省伊协常委、甘肃省政协委员等职。他在支持家乡公路建设、兴建学校等公益事业中 做出了卓越贡献，被授予“五好阿訇”、“捐资助学、造福桑梓”等多种光荣称号，成为胡门门宦的主要宗教界代表人士之一，他为胡门门宦的发展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2000年农历11月22日马国泰殁于东乡县红泥滩家中，葬于红泥滩拱北。其子马世麟秉承父志继续传教。此外，马国泰之弟马国安是胡门门宦辈份最高的“老人家”，现年64岁，居住于东乡红泥滩和新疆伊犁两地并朝觐多次。现主要从事该门宦的教务活动，其追随者广泛分布于东乡、兰州、金川、新疆伊犁、吉尔吉斯斯坦等地，成为本门宦中“大老人家”之一。

与他们同时代的还有伊赫俩苏支系的胡门门宦第七辈教统继承人马世举，经名热比。他自小苦读经典，游学四方，曾在兰州和平台清真寺学习数十年，在兰州、东乡等地开学五十余年。马世举精通阿拉伯语、波斯语经典与伊斯兰教历法知识，一生注重经堂教学和对穆斯林的调养，遵守苏菲修行，与广河德高望重的马世义并称为胡门门宦当前传教人中学识最高的学者之一。马世举殁于2002年农历3月17日，葬于红泥滩青龙山拱北。第七辈教统继承人还有家住红泥滩的奴尔玛乃“老人家”。他是胡门门宦追随者最多的“大老人家”之一。其追随者主要分布在红泥滩、广河三甲集、康乐等地。

此外，居住在广河县的第七辈教统继承人之一的伊斯玛四师傅也为众多的胡门穆斯林所尊崇，只是他为人谦逊，不愿多谈，故对他的了解并不多。据说，伊斯玛四师傅是胡门第七代传人中穆斯林较多、威望很高、遵行较好的“大老人家”之一。

胡门第八辈传人大多生于宗教遭受浩劫的20世纪50至70年代，因历史的沧桑失去了学习的机会。在改革开放后，他们毅然进入清真寺学习，最终担当起胡门门宦传教的责任，继续开学讲经。为众多胡门穆斯林所追随的侯赛因、勒推夫、马占林、马振龙、马振元、马占奎、哈乃菲等“老人家”都在各自不同的岗位上为胡门门宦的发展继续努力着。

在第八辈胡门教统继承人中要特别一提的是红泥滩支系的教统继承人之一马占英，现年66岁，自小随父在永登、榆中、皋兰等地游学，80年代开始讲学传教，现任广河马家咀新庄大寺掌教。他在百忙之余，手抄了胡子老太爷马伏海的亲笔著作《舍勒哈·特格维目》，为更多好学伊斯兰教经典之人提供了方便，也为研究者提供了依据。

从改革开放到现在，胡门拱北由人称“伊格大师傅”的马世清负责，马世清是胡门门宦的宗教界代表人士之一，现任省伊协委员、州政协常委、副主席等职。在20世纪50至70年代的宗教浩劫中，胡门拱北的坟被扒掉。马世清为保护老太爷马伏海的尸骨，在康乐县甘沟一穆斯林家中与马伏海尸骨隐居20年。改革开放后马世清与马国泰、马世忠、马世举等后裔将马伏海尸骨迁回胡门拱北。由于马世清对胡门门宦作出了贡献，故被马伏海后裔和广大胡门穆斯林推举为胡门拱北的负责人之一。

纵观胡门“老人家”传教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胡门门宦的发展有赖于众多马伏海后裔的共同努力。当然由于“老人家”众多而相互之间没有隶属关系，也会发生教权之争。但总体上来说，胡门内部是统一的，他们反对将该门宦分为红泥滩和广河两派的提法。作者在本次社会调查中发现无论是马伏海的后裔，还是胡门穆斯林皆不愿将胡门门宦分为两派。

因为，虽然马伏海后裔分居东乡红泥滩和广河两地，但他们在传教过程中仍然相互交叉，红泥滩的很多“老人家”在广河的清真寺开学，广河的“老人家”在东乡甚至在红泥滩开学。此外，胡门门宦的“老人家”不派热义斯即替身，而是亲自讲学，直接面对各自的穆勒迪(学生)。所以马伏海的后裔认为，尽管“老太爷”的后代多，但传教还是有条件的，即必须精通伊斯兰教义、教法，品行端庄且有能力者才能传教，这似乎是父传子授中又有选贤制的意味。胡门门宦传承至今已有250多年的历史，胡门穆斯林近20万人，这与众多马伏海后裔的传教是分不开的。

胡门门宦得到大发展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依靠当时的地方政权。马伏海长子马成河一系自清末至民国期间出现了不少军政要人，对扩大胡门门宦的社会影响和地方势力产生了重要作用。马成河的长子肥三生有三子，老大、老二早亡，长子名叫马万有，又因他在同宗叔伯仲昆中居老六， 自小学习伊斯兰教经典故又称六阿訇。同治二年(1863年18日)，东乡族首领马悟真，南乡首领闵殿臣等率领起事。围攻河州不下，请求马占鳌援助。但马占鳌认为，反清不同寻常，要河州的各门宦，都拿出力量，领导大众共同维护民族宗教。

马万有系胡门门宦的嫡系传人，其祖父马成河是胡门门宦创始人马伏海之长子，其父肥三又是马成河之长子，而他本人则是肥三之长子，三世居长。他自幼研究伊斯兰教经典，潜心于宗教，有志于发扬光大胡门创始人马伏海的教门，故此次他以数万胡门穆斯林之长的地位主动接受马占鳌的统一节制，参加了同治三年攻克河州的战斗。同治十一年(1872年2月10日)五月初二日晚，马占鳌，马万有等主要人物在广河胡门拱北共商对策，制定了“黑虎掏心”的战术，史称“太子寺之役”。此次战役胜利后，马占鳌率众降清，唯有马万有不愿受职，他说：“我们闹到这个地步，做了官如何对得起百姓，我只要保全性命就够了。”但他又怕左宗堂怀疑，遂又令其五子马福寿，七子马福保随军效力。晚年的马万有不接受俗务，屏迹于拱北中，一心一意执掌门宦教务，并修整扩建了胡门拱北，使胡门拱北雄居一方。马万有五子马福寿，人称“五统领”，七子马福保，人称“七大人”，他们在董福祥的军中担任军职，以战功荣显一时。马万有时期胡门门宦与东乡的北庄门宦曾有一段不和之争。最终马占鳌出面以他和北庄马悟真、胡门马万有的私人关系出面调解，经多次周旋，终以“各于各事”而劝其了事。

到了民国时期，马万有六子马福祥之子马国仁，马万有七子马福保之子马国礼，马国栋，马国良皆由军功起家，成为当时甘肃政坛的显要人物。马国仁，字相臣，在董福祥的甘军中任管带。光绪二十六年(1900)，与其叔马福寿等随甘军入北京，在抗击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奋勇当前，以战功升任游击。民国三年(1914)任秦州镇守使，同年在与河南农民军领袖白朗的战争中不幸中弹身亡。他亡后回族名士哈锐为他撰写了碑文，慕寿祺、陕甘总督升允均为他歌功颂德。

马国仁虽为武人，但颇能研读诗书，礼贤笃信伊斯兰教信仰。在天水内任职期间，曾出资兴办学校，修建清真寺，并对家乡广河的教育和先祖马伏海之胡门门宦表现了极大的热忱，并作出了贡献。马国仁堂弟马国礼系马万有七子马福保之子，他于民国十二年，在陆洪涛任甘肃省主席时，任甘肃省实业厅厅长。民国十七(1928)马仲英围攻河州时，为了尽量减少地方祸患，马国礼与马国栋兄弟，试图在尖锐对立的河州回民军与国民军之间居中调处，争取缓和矛盾。在他们的影响下，胡门门宦所属穆斯林，基本上没有参与国民军的政治活动。刘郁芬为了应付事变，推行“剿抚兼施”的方针。一方面任命马国栋为前敌副司令，任喇世俊，马国 礼，马国民为战地政治委员会委员，而另一方面又对马国礼兄弟深存戒备。河州1镇守赵席聘火烧八坊时事先不通知马国礼兄弟，使他们险遇不测，府第财产化为灰烬。国民军李松昆攻打三甲集太子寺时，竟将马国礼的两个侄子以“匪类”打死，并有攻掠胡门拱北，砸毁碑匾之事。马国礼兄弟既遭到马仲英一派河州回民的攻击，又得不到国民军的信任，左右为难，备尝艰辛，只好逐步退出政界，以绅士的身份长居兰州，任省府委员、参议等职。20世纪30年代，马国礼是胡门门宦胡门拱北的主持人，由于他久在政界，饱有阅历，又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处世持正，善能与回汉各界人士交往，他对胡门门宦的发展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也为胡门穆斯林所尊崇。

1940年，马步青以“在抗战时期，团结一致、不应有新老之别”和“新老纠纷有碍地方治安”为名，强制在各地推行伊赫瓦尼教派。在东乡，马步青命令将汪集乡所属胡门清真寺的老庄寺拆除，用以修建伊赫瓦尼的海乙寺(聚礼之寺)。监拆敏德魁深知汪集老庄寺是胡门门宦穆斯林多、影响较大的一所清真寺，怕酿成事端，故拖辞未去。马步青遂又派临夏专员兼保安司令马维良去监拆。马维良是东乡赤斯拉五入，人称“赤斯拉五”，系伊赫瓦尼教徒。他对监拆胡门老庄寺一事满口答应，于1940年率领其侄马白克，中队长马述融等绕太子寺到东乡汪百户，勒命群众拆寺。胡门穆斯林非常气愤，不愿拆寺，便去向胡门门宦负责人报告情况，请求解决的办法。马国礼自知马步青之命难为，便说：“胡子太爷的门宦全凭汪百户人的支持，你们如果是儿子娃(意为男子汉大丈夫)应该管一下”，汪百户人受此鼓舞。于同月29日晨邦达(晨礼)时乘马维良叩头之时，将其用刀刺死。

然而，刺杀马维良的最为主要的原因是，1939年马维良奉甘肃主席兼八战区司令官朱绍良之命破获汪集人抢劫(前)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物资案时，重刑逼供，株连多人，致使汪百户群众恨他入骨。马维良被刺后，汪百户人纠集百人，示威反抗，马步青的官员又向甘肃、青海汇报说“四五百人，拿着武器^造**”，国民党甘肃省委即派出一团兵力从南路剿杀，捕抓有关百姓10余人。马万良、赵他回等自动投案后被判死刑，马步芳又先后派兵驻扎汪百户达3年之久，屠杀数十次，遇难群众150人，但汪百户群众始终没有屈服，胡门清真寺也没被拆掉。马步芳等在汪百户武力推行伊赫瓦尼的计划，终以失败而告终。马国礼在这次事件中虽然没有直接露面，但他恰是这次事件的幕后指挥者。

蒙元以来，西北信奉伊斯兰教者犹多，但是性质向来单纯，信仰和仪式基本保持一致，无所谓新旧教之别。在马伏海所著的《舍勒哈·特格维目》中，他说他曾在去西安求学前去向其外祖父高梁爷(哈目则后裔)，道别时得知哈目则是穆圣六房后裔，哈目则是在公元664年“热百俩”战役中失利后逃往中国并定居河州东乡的，马伏海还确认了入斋、开斋的时间，并得知清朝前期来东乡的阿拉伯人穆太师也同样遵从。可见在马伏海去西安前河州伊斯兰教已经为斋月何时入、何时出以及沙目(昏礼)前开斋还是沙目(昏礼)后开斋等问题所困扰，有了教派分化的端倪。

华寺门宦创始人马来迟传教时采用了沙目(昏礼)前开斋，引起了后开回民马应焕到北京控告马来迟邪教惑众之争。到马伏海传教时关川马明心的哲赫忍耶和华寺又有了碰撞与械斗。然而马伏海既以渊博的伊斯兰教经典知识和丰富的伊斯兰历法知识著书立说，即坚持了传统的教义，又巧妙地避开了当时的伊斯兰教派斗争，硬是在门宦纷纷兴起，老教对新教、新老教共同对清廷的腥风血雨与重重包围中闯出一条新路，创立并发展了胡门门宦。

在他的晚年，他给后代遗留的“百件古教”中规定不准念“卯路提经”，不摇头，不高念，究其原因恐怕就是他顾虑于当时清廷针对哲赫忍耶门宦所作的限制而规定的。据其后裔介绍，马伏海在他的遗嘱中吩咐了3件事，其中一项就是要顺从当政的皇王，即政府。可见马伏海发展胡门门宦主要依赖于不与当政政府发生正面冲突。他的这个规定对其后裔发展胡门门宦有着重要意义，同治时期马万有及其子侄、民国时期的马国仁、马国礼兄弟皆依靠当时的政治力量巩固发展本门宦。

胡门门宦无论是在道统传述还是在世系中较其他派别有其鲜明的特点。倘若追溯它的道统是子孙世袭，父传子授的话，马伏海的父母都是普通的农民，并无给其传教的可能。

虽然，他天资聪颖；从小苦学伊斯兰教经典，但其间马伏海并没有像哲赫忍耶门宦的马明心、华寺门宦的马来迟那样，在国外接受各自苏菲派别的学理回国传教的记录，也不像穆夫提门宦的道祖马守贞、毕家场门宦的道祖马宗生等那样受到穆罕默德25世后裔赤达叶通拉希的点播指导后立派传教的事迹，更不同于北庄门宦的“老人家”马葆真在新疆莎车的牙勒光道堂舍赫乌尼亚处接受传教凭证后回家乡讲学传教的道统。

据绝大部分马伏海后裔所描述，也依据马伏海本人在他所著的札记介绍，胡门门宦的道统极其简单明了，那便是“安拉”把“来懂尼也” (近主)的知识教授给了“黑兹勒”圣人，而“黑兹勒”圣人又将此知识传授给了其他人，如：“穆萨”等圣人，还有胡门门宦创传人马伏海。

据传，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伊历1167年)“莱麦丹”月一天的下午，马伏海手捧经书转到礼拜大殿背后时读到了穆撒圣人遇“黑兹勒”的这一章，但对其内容仍然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当他在大殿背后踱步时，看见眼前的石头上有一长年被房檐积水穿透的洞，万分感慨，哭着向安拉祈求：“哎，真主啊!我的心比这个石头还硬，这个石头滴水穿了孔，而我的心却还这么严，求你让我的心长个眼吧!”回去后礼了“太勒为哈”拜。当马伏海正在看这本经书时，突然有位缠头老叟进了他的房子，马伏海起身道了“色兰”后迎老者上座，并问他是何人，来者何意，老者答曰：“吾乃前辈之阿林”，马伏海闻此后欣喜不已，向其请教了莹绕在心头的诸多伊斯兰信仰上的疑难问题，老者——作了答复。此时，马伏海茅塞顿开，对以前《古兰经》经典中隐晦不明的教义有了新的领会，后在马伏海的请求下，缠头老者向他贯输了理学知识(向他吹了一口仙气，让其浑身松懈)使马伏海懂得了“人主合一”和“化己归真”的奥妙，最后老者向马伏海详述了“黑兹勒”本人的由来，说他的知识是因饮了阿布哈亚提(永活不死)的水而来，他将永存不死且活进天堂。

马伏海送走老者后伊斯兰经学知识有了质的飞越，出现了诸多显迹。如：他的房子深夜灯火通明，对老师的问题回答自如等。这便是马伏海创传胡门门宦的渊源；但一位曾经在历史上存在过的历史人物却与一位伊斯兰教中传说的“永活不死”的圣人“黑兹勒”相遇，并受其指点后豁然开朗，对以前所不能领悟的经学知识有了新的体会；又懂得了“来懂尼也” (近主、暗藏)的知识，在他身上还出现了使灯火通明， 日行千里等诸多显迹。通常人都会觉得颇为“神奇”，但 对于当时苏菲盛行的河州地区来说，似乎司空见惯。对这样的“显迹”他们大多会深信不疑，并且崇敬有加。

因此，马伏海的追随者们，只知道他们信仰的是胡子太爷的教门——胡门门宦，而马伏海的后裔们也认为他们的教门是胡门，不属于虎菲耶。就胡门门宦的道统渊源与其它苏菲派别接不上轨这一点来看胡门门宦不屈虎菲耶似乎也并不无道理。

胡门门宦的世系更是与众不同，它是父传子授却又不是其中某一子，而是所有儿子。但所有儿子中却又以精通伊斯兰教义、教法、品学端正、有能力等条件来限定，当然这种限定并非某人强制而定，而是自然淘汰。不学无术者自然为穆斯林所不尊崇，也为全家族内部所不齿。

这种父传子授兼有选贤制的胡门世系形成了胡门门宦教统继承权松散，当家人众多而互不隶属的局面，所以也就有了前章所述的“大老人家”、“小老人家”之说。胡门门宦将创传人马伏海不称道祖称“老太爷”，将其后裔少称教主而称“老人家”。

所谓“大老人家”即在胡门内部较其它马伏海后裔势力雄厚者，而所谓“势力雄厚者”又有多种因素，诸如“尔林” (学识)渊博追随者日益增多者、在政府部门担任宗教界代表人士为家乡事业作出贡献者或者因儿女做生意办企业有资产为先人兴修拱北者等等，但他们大多以学识渊博、开学讲经、追随者多为主且成为该门宦的“大老人家”。

所谓“小老人家”便是要么因为本支系的父辈经济等状况向来不好而“出身不好”者，要么自小未入清真寺学习，不懂学识者，要么不学无术者，他们沦为本门宦内的“没落贵族”，有的务农，有的外出找生计，过着普通甚至更为穷困的生活，很少有穆斯林愿追随他们。然而这些“没落贵族”，在血统上仍然拥有优势地位，一旦在外地或本地通过多年努力学习伊斯兰教经典或在财力上取得一定成就后，仍可成为胡门穆斯林抓揽(追随)的“老人家”，与那些长期以来占据优势的“大老人家”平分秋色，所以胡门内部老人家之间的竞争也很激烈。如同任何派别一样胡门“老人家”之间也会发生教权之争。

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胡门门宦内部的矛盾时有发生，如无论是徐穆家拱北事件，胡门拱北争夺管理权事件，还是兰州碱沟沿清真寺与上西园清真寺分坊等事件都以和平的方式得以解决，没有发生械斗和流血事件。这与创传人马伏海在临终时给其五子遗嘱的3件事(顺主、顺圣人、顺皇王即当政政府)不无关系。马伏海提倡和平避开争端，他本人就曾巧妙地躲开了当时的苏四十三起义等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