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建（1862-1938），字勋伯，合肥人。科举屡试不第。光绪年间入淮军聂士成部为军佐，积功保举知县，分发山东。以善于逢迎，为巡抚袁世凯所重，累升为布政使。辛亥革命期间，代理山东巡抚。民国元年（1912）3月袁世凯任大总统，调为顺天府尹。民国3年3月授张以“西北筹边使”名义调其带队入甘。进至定西，被任为甘肃都督兼民政长，从此成为袁世凯控制西北的干将。抵任后肆行贪暴，政风恶劣。袁世凯阴谋帝制，因其劝进有功，授一等子爵。民国6年张勋复辟，被任为甘肃巡抚。袁世凯死后投靠皖系。民国9年直皖战争中皖系失败，次年被免职。寓居天津。

张广建是安徽合肥县的不第秀才。清光绪间流落京津，投人淮军聂士成部为军佐，以缮写军中文书，积功保举知县，分发山东，以善于逢迎，为巡抚袁世凯所爱重，历升府、道、臬、藩，扶摇直上。辛亥革命，巡抚孙宝琦以反复被逐，张广建遂以藩司代理山东巡抚，及袁世凯为大总统，调广建为顺天府府尹。

1913年，甘督赵惟熙阴谋离间汉回军队，为汉回军队将领所揭穿，不安于位，自动离甘。护督张炳华资历甚浅，不孚众望，袁世凯调张广建以西北筹边使名义，带队入甘。行至定西，甘肃平静如常，无甚阻碍，袁氏遂以明令发表张为甘肃督军兼民政长，率部进入兰州。当时回军首领马安良驻扎兰州，与汉军陆洪涛、周务学等部相对峙。张系挟袁世凯声威西来，汉回各军怡然听命，张广建遂得为所欲为，奠定了七年督甘的基础。

1914年春，张广建在兰州就督军任后，一面加强自己的力量，一面削弱甘军力量。他从北京出发前，曾求教于陆军总长段祺瑞，段推荐了堪充臂膀的三个人才：一个是从军事学校出身的青年吴仲英，两个是淮军宿将吴攀桂、吴桐仁。至此他遂以吴仲英为军务厅厅长，把所带来西北筹边的一个混成旅扩编为新建左右两军；以吴攀桂为左军统领，驻扎省垣拱星墩一带，以吴桐仁为右军统领，驻扎临挑。又精选淮河南北精壮千余人，编成卫队三营，以亲信孔繁锦为统领，驻扎督署。这些部队皆以袁世凯的支持，配备有比较优良的武器，实力远驾乎甘肃原有汉回各军之上。

此外还扩充各县地方警备队，大县一百六十名，中县一百二十名，小县八十名，以所亲信的山东人郑元良为警务厅长，掌握运用，使全省七十余县的行政权力皆在其统摄之下。但对本省原有的巡防部队则大量压缩，步队三百至五百的营头，一律减为二百；骑兵一百五十至二百的营头，一律减为八十。另外还把忠武军统领周务学调为安肃道尹，并遣派忠武军部队出省驻扎，分散本省汉军。又袭用赵惟熙“以回制汉，以回制回”的阴谋，在莅任之初，与马安良过从甚密，而暗中却拉拢其部属，拆散其势力，使之陷于孤立。等到他的新军建成，又以名位地盘作钓饵，安置了马麒、马麟、马国仁，然后谋逐马安良出兰州，以清除存在肘腋间的威胁。

首先指使卫队和新军士兵故犯回族教规、禁忌，给马安良以难堪，又借他事在辕门牌示上大书“害马不除，安得良果”的露骨讽刺。马安良看到情形不妙，业已内不自安。张广建便用卫队和新军士兵故意与驻省回军摩擦，造成紧张局面。复派陆洪涛为省垣军事执法官，予以“军士斗殴，先杀后报”的特权，以张大省府威力。在这种情况下，马安良既不敢负破坏省城治安之名，更不敢在袁世凯淫威之下发动事变。不久遂接受了陆洪涛的劝告，悄然退回河州（现临夏市）。

张广建成立了新军，撵走了马安良，省府的威力业已逐步提高。1914年夏，乘马国仁的死，以恭顺服从的老军官胡立成为秦州镇总兵。同年冬，又乘张行志的辞职，以参加帷幄的军务厅厅长吴仲英为陇东镇守使，力图逐步把自已的力量分布全甘，形成袁世凯控制西北的重心。虽然吴仲英以兵变失败，胡立成以衰老病死，均未能完成张广建所给予的使命，但张广建控制甘肃的计划，可以说是周密之至了。

张广建受袁世凯之命来甘，既携带了一批所谓军事人才，还聘请了自己的皖籍同乡许承尧、蒯寿枢、龚庆霖、孔宪廷及山东亲信郑元良等与之同来。1914年3月就督军兼民政长职后，除军事部署已略如上述外，并以龚庆霖、孔宪廷、许承尧、蒯寿枢等分任政务厅长、兰山道尹、渭川道尹、榷运局长等职，陆续以皖籍人士替换了行政长官，造成了清一色的局面。他们伪装文治面貌，讲诗文，讲书画，讲古董玩好，卖弄违反时代的风流雅儒，实际上是以政治地位行其贪污，以贪污所得，度其荒淫奢侈的腐朽官僚生活。当时官场中的丑恶现象更甚于赵惟熙、张炳华督甘时期。凡社会所谓的红人，无一不是善于钻营奔走的人物。他们以书画、古董的爱好，装扮成雅人深致，即以书画、古董的鉴赏，作进行苞苴贿赂的掩护。同时在书画、古董的追求下，不但使人民遭受意外的剥削，甚且演出灭绝人性的凶暴残杀。最典型的例子是武威县知事张士珍和安肃通尹杨炳荣、酒泉县知事刘锡鑫。

张士珍，天津人，张广建在落魄时得其资助，结成儿女亲家。督甘以后委士珍为花定盐务局局长。1917年，调任武威县知事。到任以后，以武威多故家旧族，有不少书画、古玩的遗留，遂广布鹰犬，大肆搜刮，强迫收买，不得不止。偶有爱惜先人手泽不愿出卖的即造事故，买人诬控，置之监狱，讹诈索取。甚至勾通匪类，伺饥盗窃。如他听到马麟三家藏有沈石田所画手卷，即利用其继母控告家产案，索以去。听到张美如家遗留有王石谷画屏，即指使张姓寡妇，诬告户族吞产案，索以去。听到县仓斗级某姓藏有吴道子观音画像及宋赵佶画鹰，即以鉴别为名骗取不还。听到赵国瑞家藏有古瓷瓶秘不示人，即暗派小偷挖墙盗窃。诸如此类的丑恶行为，犹为武威人所切齿。另外张士珍还派其兄张大麻子为县署收发，布置爪牙，大收贿赂，借禁烟屠杀人民；因催收粮草设木架吊打人民，因私见陷害人民冯渐达、胡廷佑倾家荡产。武威群众积不能平，赴省控诉。在张广建庇护之下，往往颠倒黑白，有冤难伸。或且别按罪名，解回原籍，受张士珍更进一步的残酷处理。直到被迫列举事实，控告到中央以后，才予克职了事。

杨炳荣，湖南人，清光绪间投甘军董福祥幕，以军功保举知县，晋升泾州直隶州，张广建督甘，夤缘为渭川道尹。1916年调署安肃道尹。次年12月，肃州巡防营长李宗纲闻所部士兵受文殊山韩道士煽惑，谋为叛乱，乃诱捕韩道士拷问。士兵愤李宗纲平日治兵苛刻，遂乘总兵赴省，城防空虚，突然哗变。李宗纲越城逃去，变兵据城中，历抢道、县、各署及禁烟、售药等局。未几，驻嘉峪关分统周炳南率部前来戡乱，变兵缴械投降。杨炳荣和酒泉县知事刘锡鑫（亦为张广建儿女亲家）回城，见署内所蓄烟土财物，被变兵掠取一空，痛惜年余赃私化为乌有，与周炳南合谋，嫁祸于寓居酒泉的清兵备道陆廷栋，灭其家而夺其资。廷栋系满州世家，清末任肃州兵备道，辛亥革命后落户肃州，将其在京资财全部移酒泉，命其二子营商，生活颇为丰裕。县知事刘锡鑫久涎其财，至是献策炳荣。指廷栋为宗社党，谓兵变系宗社党所为，由周炳南扮友好面目入廷栋家访问，在茶罢送客时，冷不防枪杀廷栋于门道之中。廷栋二子闻枪声出视，并杀之于门旁。既尽取其家中所有，瓜分自肥，复择取其珍贵的书画、古玩，贡之于张广建，以图庇护。事后延栋长子在京鸣冤，历经袁政府派员彻查，终以有张广建从中斡旋，仅予刘、杨二人以撤职处分，和停发周炳南晋升陆军少将调署肃州镇总兵的命令。廷栋父子的惨死，就这样无结果而终。

像杨炳荣、张土珍一般的行政官吏，在张广建主持甘政时期，可说是满坑满谷，所在多有。同时，张广建所引用、所亲信的一些名流，也亦步亦趋，与张广建同途竞走，个个利用职权，搜求书画、古玩，以文雅行变相的贪污。当时敦煌经、阳关砖，武都龙骨，卓尼、贺兰之石砚，成为求官必备的礼物。还有人想人非非，以纯金铸成水烟袋，贡之长官，作为运动肥缺的工具。当时各地故家旧族，偶有一二名贵器物，莫不栗栗自危！形成广泛地外运和深藏，冀免在巧取豪夺之下，怀璧成罪。

同时，他们了解到甘肃是多年产烟省分，民间有大量存土，而东南各省以中英条约关系普遍禁烟，烟价黑市，高过甘肃数倍；遂借口“寓禁于征”，设土药、官膏、稽征、督察等处，一面高额征税，一面借漏税以便没收。布置种种网罗，使民间存土人官，从而饱充私囊；又借英人分期视察为名，严厉禁种，使烟价在本省也逐步提高。然后伙同一气，假借官府权力，贩毒走私。不但敲骨吸髓，搜刮甘肃，抑且出境销售，毒害陕豫各省。至以烟土馈送直皖当道，则更是人所周知的秘密。

那时张的爪牙，民间所指目的“四凶”、“八恶”，都正是政治上所谓的红人。还不止此，最后他们把甘肃烟土抬倒每两出银十四五两的高价，所派出去的禁烟巡缉队，就都变成了种烟巡缉队。从此“寓禁于征”的政策又变为“寓禁于种”。此外，张的僚属广蓄姬妾，除互相仿效外，还广招娼妓，播散淫风。甘肃民俗朴厚，不论大小城市，向无娼寮妓院。自张光建督甘，不及期年，即有太平里妓院，在省垣公开营业。官场宴会，公开以妓女侑酒。起先妓女皆来自外省，活动只限于省垣。其后因河西个别地方有鬻女恶风，官场中常买取幼女为婢，互相赠送，妓院中亦利用这一恶习，以低价购买幼女为妓，人称“马班子”，流动营业，几遍全省，不但惨无人道，视为固然，并且抽收所谓“花捐”，腼颜无耻地给以法律保障，那时不肖官吏，曾流行着“一局花酒，几出二簧，一座烟灯，八圈麻将”求官十六字秘诀。也的确有很多凭这样秘诀而闹红的人。

张广建的官场习气也很惊人。辛亥革命后，发辫剃去，官场中无谓的拜跪送迎。以至各种季节的传笺申贺，皆已渐次革除。张广建到任以后，仍以拜跪为尊敬之表示，以祝贺为不可少的仪节，于是旧式十六行的贺柬，五十行的红禀夹单，又成为官场必备的文牍；三叩九拜又成为谒见长官必行的大礼。他本是反动集团中人物，在平时是这样重视反动仪节，一遇变局，他的反动态度就更鲜明。1916年，袁世凯叛国称帝，他不仅接受五等封爵穿着袁氏所定礼服祀孔，并且首先劝进匍匐称臣。1918年，张勋复辟，他急购花翎红顶，准备易服，甫购到而张勋失败，传为笑谈。

（一）平凉的天意兵变

1914年的冬天，陇东护军使张行志以老病辞职，袁政府令裁护军使，改设镇守使。张广建因军务厅长吴仲英恃才傲物，作事专恣，心不能平，于是趁机保荐，企图一面抓住防军兵权，一面避开宾主冲突。吴赴任时以陆洪涛两连步兵作护卫，官兵皆甘人，虽同行而意不相亲。到平凉后，另从张行志移交的壮凯军中选取数十人为亲兵马队，改编带来的两连为营，派其亲戚夏某为营长。

1915年春节后，连长魏生玉辞职离营，士兵饯行搬用营长器物，夏营长怀有意见，杖责什长唐某，两连士兵不约而同地鸣枪相扰。吴仲英仓皇失措，急逃往崆峒山躲藏。城中无人镇慑，不独这两连出营抢劫，住在东门外宝塔下的壮凯军和县署的警察队，都乘机打捞。天明以后，变兵向平凉北原逃散，军警回营关门休息，佯若无事。次日吴闻变兵逃散，出山回城，竞捕市上嫌凝犯百余人悉予枪毙，而以“土匪滋扰，军队将匪驱散”，布告安民。对公私被抢的损失，全不过问。平凉商号以变兵和军警彻夜焚掠，吴使竞如此遮掩，遂揭发事实向中央控诉。袁政府派陕、甘两督会查。旋因查明确系镇署中营哗变，并无土匪发生，遂撤吴仲英职，发往川边效力，另派陆洪涛为陇东镇守使。相传这晚变兵以“天意”两字为口令，趁火打劫的人们，直至天明犹呼“天意”不止。大家因称这一事变为“天意兵变”。

（二）宁泾环等县的民变

1915年夏秋之间，张广建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严令各县推行验契、公债、屠宰、烟酒、印花等五种新税，更设禁烟善后局，遍及城、镇、乡村，托词“寓禁于征”，巧立名目。称之日禁烟筹饷，又在地丁项下，每正银一两加征七钱。时陇东旱象严重，人民惶惶不安，宣布推行各税，已引起群众不满。宁县警备队长岑超俊奉县知事邓毓桢命，在盘克镇办理税务，火急督催。8月31日，在验契中向乡民魏永年勒索手续费，非刑吊打，激起众怒。镇民闯入警察局中，石块乱飞，竟将岑超俊当场打死，并捣毁了验契局。随后群众用鸡毛信发动各乡农民，以交农具罢农的消极抵抗反对新税。9月1日，集合五千余人围困县城，邓知事登城劝导，保证停止新税；西峰镇驻防喻管带，亦率队前来劝导，经三日夜始解围而散。

宁县抗税风潮一经传播，接着庆阳、环县、灵台、正宁、泾川、镇原各县，都有程度不同的民变发生，而以泾川、环县的问题较为严重。泾川南乡窑店的牛老五等，纠集人民至二三万，包围县城，要求取消新税，惩办劣绅力元英及警察队长刘得胜，相持多日。陇东巡防帮统张兆钾率兵赴宁县，捕肇事首要数十人，希图以侧面威胁，令其自行解散。但以群众坚持，未能生效。直至泾原道尹王学伊会同省派士绅王树中等允许了人民的要求，枪决了逼变的警察排长，撤换了知事梁纯仁后，才解围散去。

先是环县人民，亦在既遇旱灾，又逢重税惶惶不安之时，听到宁县抗税围城。跃跃欲试。民团团总张九才在谈话中表示同情人民，县知事徐宗铎闻风丧胆，一面坚请辞职，一面密报张九才武断乡曲，阻挠新税。张广建面嘱新委知事李炜，到任先办张九才，以利新税推行。李到任后，逢人便宣示张九才罪恶。

9月13日与县役商定逮捕方法，事未及行，已为张九才所知，即夜派党羽张士彪、苏木匠等，闯入县署，杀科员任永厘、家丁钟铭、刘升、龙升及收发赵贵。李炜从厕所逃出，被搜获后用刀砍死。次日开起事大会，推张士彪为总兵，黄经庭为将领，王者英为军师，王清平为帅，慕九章为二帅，常发祥为参谋，陈翰章为副将；还有营官、司令及兵目多人，张九才自称总司令，聚集三千多人，树立反对政府旗帜。风声传出，庆阳、合水、镇原等县民团纷纷响应。陕西的保安、郝州等处民兵亦进至环县北边。因庆阳有八个大家，三十二个中户，攻下庆阳，兵饷即不闲难。10月16日，从庆阳北部进攻，声势浩大。时城内有陇东巡防军喻升、刘福生两营，死守待援。张九才围城数日，死伤四百余人，急切不能得手。张广建调陇东陆洪涛、宁夏马福祥派兵迸剿，并请陕督陆建章派兵援助。于是，马福祥以宁夏兵攻环县，张兆钾以陇东兵攻合水，陕西所派牛团开抵庆阳，会师环县。张九才三面受敌，不支溃退，逃入北山，藏匿年余后，率残部投陕军田玉洁部为旅长。其它起事首领，先后为陇东军擒获，多数遭受残杀。

此外，还有1915年6月，武都罗唐乡民活埋禁烟委员丁延年一事。1916年8月，靖远三角城人民打走出巡禁烟的兰山道尹孔宪廷。在当时贪污成风的情况下，象这样官逼民变的事，所在多有。但因领导非人，往往走入歧途。例如1916年宁夏的达尔六吉、西宁的吕光自称皇帝。定西的萧芾，竟然揭起复清的旗帜。一波甫平，一波又起，都把反抗贪残的义愤，演成形形色色的怪剧。其能鲜明提出倒张口号的，只有1917年的临洮事变。这一事变主持者为当时法政学校校长蔡大愚、教员赵学普、临洮青年师世昌，参加者为驻临洮的新建右军下级军官郑瑞青、胡登云、焦桐琴、张铭等，事先并取得孙中山先生的鼓励和回军首领马安良的支持。虽因事机不密，而仓率失败，但对张广建深深地给予了精神打击，也表现了甘肃人民反抗残暴的精神。

1914年，张广建奉袁世凯使命，为北洋政府在甘肃扩张实力，原计不能那样如意，居然一路无阻，兵未血刃地到达兰州，掌握了甘肃军政大权。袁世凯死后，他又能以皖系关系，稳坐甘肃，尽管作风恶劣，早为甘人所厌弃，省内外曾不断发生事故，而他均能处之泰然，一直没有作过放弃政权的打算。到1920年，他周围矛盾重重，且迅速发展。最主要的是自己所编建的新建军已腐朽不可靠，各镇守使羽毛渐丰，无法统驭，加上民穷财尽，官库支绌，已到不可收拾的局面，他就不得不夹着尾巴，走下督军的宝座了。其经过情况如下：

（一）张广建一直倚靠编建的新建军作屏藩，拱卫省垣，骄横恣睢，皆以欺压良民、威胁汉回军队为能事。虽省内外常有军事发生，但他为保存实力，轻易不用以作战。时间一久，就养成骄兵悍将，失去战斗力的腐朽集团。如在1918年，吴攀桂奉令率新建军援川。至天水后，总部屯天水城郊，部队分驻天水马跑泉、徽县伏家镇、成县县城等处，未出甘境一步。这些部队分驻未久，即次第哗变，天水、徽成一带人民，受害匪浅。最无耻的是，同年8月驻武都的卫从和部全部哗变，全县机关居民，被洗劫一空。次日正当人民哭号咒骂之际，而卫从和竟持枪威胁群众，令出具未被抢劫的甘结，以便蒙混报案。这种掩目捕雀的丑恶行为，张广建、吴攀桂均讳莫如深，力予遮掩。但人言喷啧，众口难缝。吴攀桂自觉无趣，就辞职东归。张广建亦感觉到自己的武力不可恃，不如及早抽身，免得原形毕露，不能自拔。

（二）张广建既萌退志，乃将他的大批赃私交付辞职离甘的前兰山道孔宪廷，从黄河筏运以去。道出宁夏，为护军使马福祥所闻，派部队全部扣留，并电张请公布甘肃财政收支。张曾电马，下气求情，马不为动。最后又转请北京当局调处，始得放行。是时马安良已死，马福祥在回族将领中，威望最高，与汉族感情又较融洽。张广建虽以马麟为甘州镇守使，马廷劾为凉州镇守使，使与青海马麒、宁夏马福祥及河州、陇南、陇东各汉军镇守使势力均衡，各遂其愿，以消释其排外之心。终以马福祥声望日隆，汉回均有拥戴之人，加之张广建的纸老虎已被戳穿，取张而代之的思想，不仅在马福祥有此打算，即其它各镇亦不期而然的产生了。给果于张广建运走赃私案发后，汉回五镇守使遂揭举了张广建在甘贪污殃民的事实，拍发了请中央撤换的电文。

（三）张广廷督甘七年光景，贪污成风，穷极搜刮，不论大小官吏，莫不官囊累累。而民间则无不一贫如洗，真是民穷财尽，致使官库空虚，支付困难。同时各镇守使羽毛渐丰，逐渐截留税款，弄得财源枯竭，省官银号曾几次发生挤兑风潮，无法应付。虽在这种情况下，张仍不愿恝然而去，还一面令孔繁锦由天水率兵入卫省垣，一面又电请北洋政府派兵来甘镇摄。时北洋冯国璋已死，徐世昌继为总统。直皖、直奉间矛盾重重，分兵驻陇，势不可能。至此张广建已认为不能再拖，遂于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私以督军宝座，许密保陆洪涛继任，并先由陆护理后，乘汉回交争的空隙中，从容满载而去。

张广建督甘整整七年，不但他自己给甘肃人民造成了无法弥救的灾难，走后还遗留下孔繁锦这一余孽，一面妄称兴办实业，一面又沿袭张的“寓禁于征”的禁烟政策，创造出所谓烟亩罚款，残民扩军，毒害陇南十五县人民而外，还引起各镇仿效，流毒全省至二十余年之久。古人有“一路福星”之说，象张广建之在甘肃，把他说成是“一路灾星”，也不为过甚吧！

张广建去职后回家乡合肥城居闲，人称“张大帅”。但他所用名片的背后却印有“只作拜客，别无他用”，这是恐怕别人拿着去招摇撞骗之故。

1938年阴历五月，日军攻占合肥城。三河、丰乐镇上许多逃难的人们，结伴往南“跑鬼子反”。因前方桐城小关一带日军已和国民党守军展开激战，难民无路可走，就在舒城百神庙附近的朱家圩子暂住下来。两天后，一付躺椅绑的担架，抬着一个老头，跟着几个普通衣着的男女并两挑行李的跑反队伍，也进了圩子。那老头就是“张大帅了。

此时的张广建，垂垂老矣。离合肥前，他曾教周围青年人说：“我老了，不中用了。你们上前方杀敌吧！为了不致落入敌手，他拖着沉重的胖体，先去西乡山南，又辗转往三河避难。熟料在这里听说三河也已沧陷。

在朱家圩子的20多天，张广建想吃点白面或蔬菜都搞不到，土匪还时常光顾。听说三河的鬼子兵退走了，张广建等回三河。谁知刚到王家圩子，张广建便被原有宿怨的舒城保安大队长赵某以“汉奸”罪名拘留，送县政府。10多天后，张广建虽被舒城县长陶若存无罪开释，但经此一变，他气恼中又中暑发烧腹泻，行至周公渡乡已不能再走。他手头拮据，既无好的饮食调养，又无医药救治，不几天便一命鸣呼，终年76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