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为雄 (1894-1985)，讳淦琼，字显洲，号朋石，又号鸣白，广东大埔县湖寮镇人，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先后就读于黄埔陆军学校、武昌陆军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历任上海惠灵英文专修学校监学、广东兵站总监部中校参谋、黄埔教导团团副及独立营营长、东路军兵站分监、河源县县长浙江行营主任、浙江警备独立团团长、浙西警备司令、江苏铜山县县长、上海警备司令部情报组组长及参谋处处长、贵州绥靖公署中将高级参谋、粤汉铁路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及副司令等职。

广东省大埔县湖寮河头村人。十五岁赴槟榔屿就读于时中学校。十九岁返国，考进黄埔广东陆军小学。1917年；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编入北洋参战军。直皖战役后；转任上海惠灵英文学校监学。1919年；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返广东任兵站总监部中校参谋，1924年调任黄埔教导团团附及独立营营长。1925年参加北伐，任东路军兵站分监，并出任河源县县长。1927年，先后奉委浙江行营主任、警备独立团长、铜山县长、浙西警备司令等职。1929年任粤汉铁路警备司令部参谋长、粤汉铁路警备副司令。1931年任第十八军参谋长。1933年调任贵州绥靖公署中将高参、“围剿”军中路第一纵队司令部参谋长、罗卓英第三路军总部少将副官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调任第十九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兼干训团教育长。1939年11月授陆军少将，任第九战区司令部高级参议，军法执行副监，第九战区司令部副参谋长。1943年任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部秘书长。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8月20日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1946年7月任广东省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晚年寄居香港乡间。香港大埔同乡会成立时被推任为名誉会长，1981年定居台湾。1985年3月病逝于台北，享年九十三岁。

罗为雄幼孤，随四叔玉坡居苏州，后赴马来亚槟榔屿就读于槟城中学，为该校首届高材生。民国二年（1913），返国考进黄埔陆军小学，后入武昌陆军预备学校， 民国七年（1918）升入保定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被编入北洋 军。直皖战后转任上海惠灵英文专修学校监学三年。时值孙中山在广州组织大元帅府武装，邹鲁为兵站总监，罗为雄即返广东任兵站总监部中校参谋。民国十三年(1924)调任黄埔军校教导团团副及独立营营长。民国十四年（1925），任北伐军东路军兵站分监，一度出任河源县县长。民国十六年（1927），先后任浙江行营主任、浙江警备独立团团长、浙西警备司令。民国十八年（1929），自请出任江苏铜山县县长。

民国二十一年（1932） “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寇攻打上海。随着战事发展，日寇军官在黄浦江中旗舰“出云号”上发号施令气焰猖獗，一月之间，闸北几乎成为一片焦土，死难军民不计其数。上海军民同仇敌忾，成立了许多抗日组织，开展抗日活动。

1932年4月中旬，时任上海警备司令部要职、后方支前办事处情报组长的罗为雄获悉日本人要在4月29日日皇天长节“扩大庆祝”的消息，顿心生一计。他觅得韩国同志王逸曙，在沧洲旅馆静处，细研如何打击日皇天长节“庆祝”大会的方案。罗为雄要求王逸曙在韩国志士中，物色一位义勇兼备者，作为出击执行人。

这时韩国志士在上海组织有流亡政府，由安昌浩任临时总统；金九任安全保卫部长（其任务是肃清韩奸，破坏日本军事或经济组织及设施）。当王逸曙会晤金九，提出罗为雄的意见，要求物色壮士供罗为雄驱策后，金九爽快答应愿意合作。不久，金九带来一位青年，名叫尹奉吉。尹奉吉虽未满二十岁，但眉宇间却流露出深沉英岸的气概。详询其身世，得知他生长于日本，言行举止均像日本人。1931年他离开日本到上海求学，很快便和金九等一些革命志士有了密切接触，使他有了一颗愿为大韩祖国献身的赤诚之心。经约见，尹奉吉答应执行一切任务。当日，罗、王、金、尹在一密室，设案焚香，上挂大韩国旗，由金九拿出一幅白布，上书誓词，挂在尹奉吉前胸，然后由尹奉吉在香案前，高举右手宣读誓词，表示愿为中韩两国牺牲复仇，声调激昂，罗等为之肃然。誓毕，罗、王、金分别紧握尹奉吉的手并留影纪念。此后，他们便分头行动。

一日，吴淞路一家日本人开的学生文具用品专卖店，来了一个中学生装束的青年，购买了六套学生常用的水壶和饭盒。那位青年便是王逸曙的弟弟金英哉。转眼间，他买的水壶饭盒，便由罗为雄交给了高昌庙兵工厂技工黄伯修制造炸弹，罗为雄与王逸曙先做试验，以试炸弹威力，认为满意后，才分配给尹奉吉。水壶炸弹用于行刺，饭盒炸弹备作自杀之用。

1932年4月29日清晨，虹口一带的日本人开的商店、学校、会所，以及黄浦江上的日舰、闸北的兵营，高高挂起太阳旗。所有日本人兴高采烈，得意忘形。8时起，虹口公园门口那座挂满鲜花彩旗的牌楼底下，陆续进入一队队的日本士兵、学生和工商界人士。楼门外两排卫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入门参加“庆祝”者。那时尹奉吉混杂在一队学生里面，肩挂水壶，腰悬饭盒，昂然步入会场，通过卫队岗哨，钻进鲜花牌楼，转入虹口公园正门。当罗为雄得知尹奉吉已经越过了检查界线的消息后，紧张的脸庞上露出了笑容。于是他赶往拜会外交部次长郭泰祺（郭在上海暗中导助十九路军代表黄强进行停战谈判），并低声告曰：今日会场里面，恐怕不十分安全，不必亲到会场，不如早些到领事馆去礼貌礼貌为上。郭泰祺素知罗为雄负责十九路军的情报，当即赞成并表谢意。罗为雄旋即转往市政府，把刚才和郭的一席谈，详告市长吴铁城，吴亦决定赶赴领事馆，同时通知往贺之人。至此罗为雄返回办事处，拉着范其务的手说：“近来沉闷极了，我导演了一幕类似‘博浪椎秦’的闹剧，和日本人开开玩笑，片刻请你看着吧！”于是把这般的策划、部署经过及现况详告于范其务。十一时许，街上嚷起了“号外”、“号外”的叫卖声，罗为雄兴奋地跃起，找人买来《新闻报号外》，只见上面载着：“本日十时零五分，虹口公园，日本居留民庆祝天长节大会，正当外交团人员祝贺完毕退出会场，日本军民举行庆祝，高唱国歌之际，忽由台下掷来炸弹两颗，命中长官台，立即火光四射，弹片横飞，台上台下死伤颇重，详情续报”云云。罗、范读后笑逐颜开。接着二次、三次《号外》发出消息：淞沪战役最高指挥官白川义则大将遍体鳞伤，不久丧命；植田中将炸去足踝；赫赫有名的野村海军中将（后升大将，太平洋战争爆发前首位奉派赴美谈判的专使）射去了右眼；日本驻华公使重光癸（二战结束后在米苏里兵舰上代表日本签署降书的主角）炸断了一条腿。此外还有居留民会会长河端和驻上海总领事书记官当场毙命。这一炸弹巨案，当即震骇三岛九州，轰动世界。罗为雄得知大功告成，于是要求范其务立即支付现款五千元分发韩国革命志士，作为逃亡费用回避日本人的追捕；同时邀范同往杜月笙（上海地方协会会长、中汇银行董事长、法租界公董局华董）处，请其设法掩护法租界内居留的韩国人逃亡。杜月笙首肯，并另给两千元作赞助逃亡韩侨的旅费。果然，是日下午三时，日方要求法租界巡捕房，协助日宪兵大规模搜捕韩国人，被株连的不下二三百人。至于金九、王逸曙等首要人物，早在罗为雄的安排下，避居苏杭，安然无恙。

话说尹奉吉当时为完成重任，预先演习了投弹技术，并扮作游客到虹口公园视察会场周围情况。那天上午他入场后，缓缓混到庆祝台前，待时机一到，便解下特制的水壶炸弹向台上掷去，在混乱的一刹那，忘了拉动饭盒炸弹开关自杀而被擒获。尹奉吉真不愧为一条好汉，从被捕到解赴东京，受尽苦刑，始终没有透露过半句真相，直至被害为止。事后罗为雄怀念他，向吴铁城募得银元五千元，设法转交给尹奉吉的老母，作为烈士成仁的抚恤金。

虹口公园炸弹一案，由于尹奉吉没有透露真相，各国都认为是韩国人所为。当时罗为雄迫于日寇侵华，常寻衅滋事，同时为避免引起外交枝节，并作为应尽国民天职，他无所求，故未将此案的策划经过呈报中枢。待全面抗战胜利，时过境迁之后，始作《三韩义士行》（72句）长歌一首以记其事，并在诗中以“从来志士非为名，表扬忠烈宁无纪。歇浦年年复春秋，惊心午夜披衣起。为作三韩义士行，飒爽英风走笔底”之句抒其心境。

民国二十二年（1933），罗为雄出任上海警备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随后调任贵州绥靖公署中将高级参谋。民国二十五年（1936），任粤汉铁路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旋升副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粤汉铁路成为输入战时物资之唯一交通线，日机为截断中方补给线，派出多批次轰炸机，日夜窥伺轰炸。罗为雄策划构筑工事，埋伏机枪射击 班，伺日机低炸时集中火力突袭，先后在湖南栖凤渡和广东新街击毁日军木更津大型轰炸机2架，获国民政府嘉奖。广州、武汉相继 沦陷后，调任第十九集团军中将参谋长，先后参与南昌会战、上高会战和三次长沙会战，勋劳甚著。民国三十一年（1942），任昆明行营兵站总监，并奉派赴印度兰伽中美基地，接受美军新兵器训练，毕业于印度美军战术学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雄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曾一度代理广东省主席职务，后任广东第六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等职。晚年居于香港新界沙田乡间，香港大埔同乡会成立时被推任为名誉会长，后迁台湾定居。1985年3月病逝于台北，享年91岁。

罗为雄著有《抗战八年之回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