箕子朝周，箕子入朝鲜时，把中土的诗书礼乐、医药卜筮，都带到朝鲜，教化臣民，使朝鲜习行中国礼乐制度，其衙门官制、饮食衣服全随中国。箕子教民八条化移其俗，民夜不闭户，无为盗者，妇人守贞不淫，男婚女嫁，不重聘礼，无买卖婚姻，人民节俭敬睦，无争讼私斗。后来，箕子再次朝周，已是纣子武庚叛乱被消灭，微子封于宋了。箕子有意经过故殷墟亳都（今曹县城南）凭吊汤王，眼见商汤故都宫室毁坏坍塌，禾苗丛生，殷商六百年江山已失，触景生情，悲从中来，想大哭一场，随行人众，觉得不适合；想小声抽泣，又感到近于妇人品格，不禁脱口吟道：“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殷的遗民听了，个个都痛哭流涕。等到箕子朝周归来，宋国君微子陪他再经故殷墟，凭吊了涂山汤王陵、历山太甲陵、曹南盘庚陵、亳东伊尹墓、亳北仲虺墓，瞻拜列祖列宗先代功臣陵丘，心里越发伤心，终于一病不起，殇于中土。

箕子与殷遗民在大同江流域建立自己的方国之后，中原对箕氏朝鲜的认同出现两重性。一方面，箕氏朝鲜作为殷遗民的方国，是殷政权在朝鲜半岛的延续，对于周人来说，是先王之后。周人对先王的后裔都立有封国。据《史记》卷36《陈杞世家》可知，陈是舜之后，宋是殷之后，英、六是皋陶之后，齐是伯夷之后，等等。武王封箕子于朝鲜，就有着“兴灭国、继绝世”的意味。语出《论语》第20《尧曰》：“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如果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箕氏朝鲜与中原的关系，应该属于诸夏之国系统内部的关系。箕氏朝鲜在周人的方国体系中的地位应该与微子所封的宋国相似。箕子“教以诗书，使知中国礼乐之制，衙门官制衣服，悉随中国”，此节引文不见于今本《三才图会》。“教以礼义田蚕”，《后汉书》卷85《东夷传》。用殷商文化对当地土著夷人文化进行改造，就是一个“用夏变夷”的过程，是应该得到中原诸夏国肯定的行为。中原华夏诸国应该存在与箕氏朝鲜的认同。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箕氏朝鲜毕竟立国于夷人居住区，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箕氏朝鲜并不属于诸夏之国，而是属于蛮夷戎狄国家。在周人的文献中，本着“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虽大曰子”《礼记》卷5《曲礼》。的原则，不是称呼箕子的本爵“箕侯”，而是称其为“箕子”，就是将之视为夷狄的心态的反映。中原各诸侯国也从未用对待宋国的态度来看待箕氏朝鲜。这样一来，箕氏朝鲜就不是先王之后的华夏正宗，而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类了。其与中原华夏诸国之间就存在着认同危机。

箕氏朝鲜对中原的认同也存在两重性。一方面，“武王胜殷，继公子禄父，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尚书大传·洪范》。箕子朝周的举动说明，箕子承认周的宗主国地位，正式将立国于大同江流域的箕氏朝鲜纳入周王朝的方国体系之内。箕子的态度影响了一部分殷遗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逸周书》卷4《大匡》第38……这里所说的“东隅之侯”与《国语·齐语》所载的“海滨诸侯”《国语》卷6《齐语》载齐桓公“北伐山戎，刜令支，斩孤竹，而南归，海滨诸侯莫敢不来服”，韦昭注：“海滨，海北涯也”，这里的海滨诸侯指渤海湾以北的各诸侯国。当处于同一区域之内，也就是指中国辽东至朝鲜半岛北部的商人所属各部，这一地区的商人旧部纷纷晋见武王，可见箕子在此地区的影响力。从这一角度看，箕子是认同周王朝的。可是另一方面，箕子这次朝周，却是见于史书记载的仅有的一次，证明在“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国语》卷1《周语上》。的服事方式上，箕子选择的是“戎翟荒服”的“终王”，也就是与中央关系最为疏远的一种。而后世子孙再也见不到朝周的记载，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箕侯国内部一直在沿用着商人的封国名“箕”，而不是周武王所赐的封国名“朝鲜”。杨军：《箕子与古朝鲜》，《吉林大学社科学报》1999年第3期。从这个角度看，似乎箕氏朝鲜与周政权之间并不存在认同，而是成为我行我素的一个独立王国了。

受箕子影响，东北的诸方国及东夷部族未参与武庚的叛乱，所以，在叛乱被平定以后，孤竹等商人在东北的方国得以保全。在周人对参与叛乱的殷遗民严加控制，于东方新建周人诸侯国、迁徙殷遗民分隶周人诸侯国之后，乘中原战乱已控制了商人及东夷人在东北各小国的箕侯国就以殷政权在东北的诸侯长的身份游离于周政权之外，自视为殷政权在东北的延续，不臣于周。保持殷代封国号不改就是这种心态的反映。

之所以出现箕氏朝鲜与中国间认同关系的双重性，究其原因，还是与箕子之后大同江流域与中原之间的互动关系呈递减之势有关。箕子与殷遗民进入大同江流域，是当地与中原互动关系的一个峰值期，在这个特别的互动关系中，大同江流域不仅与中原政权存在认同，而且由于其先代之后的特殊身份，认同的程度还是比较强的，几乎可以达到与中原华夏诸国相同的程度。但在此之后，大同江流域与中原之间的互动关系又回复到从前的低水平，在这种低水平的互动下，是无法继续维持与中原华夏国相同的较强认同的，也仅仅能维持“终王”的最低联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殷遗民与中原的联系为人们所淡忘，大同江流域又恢复为陌生的地方，也就是蛮夷之地，箕氏朝鲜也就由准华夏国家下降为蛮夷戎狄之国。短暂的强烈互动未能改变大同江流域处于古代东亚国际体系边缘地带的不利地理位置，一度在三环式等级结构中升入中环的箕氏朝鲜再次跌落回外环。

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却发现，正是这种认同的双重性，使大同江流域得以在低水平互动的情况下与中原保持长期的认同感。大同江流域与中原的认同，不像中原地区华夏诸国与蛮夷戎狄诸国间的认同一样，始终向着越来越强一个方向发展，而是更具有摇摆性和不确定性。当互动能力趋强时，箕氏朝鲜就会更多地表现出其身份中的殷遗民、先王后的一面，与中原诸华夏国的认同也就趋于加强，其在方国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趋于提升，箕子也就被称为“箕侯”、“箕伯”。当互动能力趋弱时，箕氏朝鲜就会更多地表现出其身份中立国于夷人居住区的非华夏族方国的一面，与中原诸华夏国的认同也就趋于减弱，其在方国体系中的地位也就趋于下降，箕子也就还是“虽大曰子”的箕子。但无论如何摆动，由于地理位置与文化的限制，箕氏朝鲜绝不会真正地成为华夏之国；可是，由于这种认同心态的作用，箕氏朝鲜也绝不会自外于中国，把自己视为独立政权。《魏略》记载，“昔箕子之后朝鲜侯见周衰，燕自尊为王，欲东略地，朝鲜侯亦自称为王，欲兴兵逆击燕，以尊周室”，《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就是这种认同的表现。

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大同江流域认同心态终于从指向东亚前国际体系，转而指向在此前国际体系内最早兴起的国家——中国。这种认同感使之成为中国的组成部分，而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没有试图在当地建立地方政权。“及秦并天下，使蒙恬筑长城，到辽东。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箕子朝鲜”遭到燕、秦的攻劫，但仿佛并未亡国。张华《博物志》卷九《杂说》：“箕子居朝鲜；其后，燕伐之，朝鲜亡，[王]入海为鲜现师。”入海之“海”，可能是汉江口外的江华湾。在秦末、汉初，箕氏又得以将其统治线再度北返。《三国志》卷三0《韩传》注引《魏略》：“时朝鲜王否立，畏秦袭之，略服属秦，不肯朝会。否亡，其子准立。二十余年而陈、项起，天下乱，燕、齐、赵民愁苦，稍稍亡往准，准乃置之于西方。”《盐铁论》篇三八《备胡》：“大夫曰：往者（秦末、汉初）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逾徼，劫燕之东地。”燕之东地，即“属燕”之“列阳”，今大同江迤北、迤西。《三国志》卷30《魏书·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在秦王朝统一中国后，箕氏朝鲜即确立了对秦的臣属关系。

总的看，自西周至秦统一，箕氏朝鲜的性质与同一时期内中原各诸侯国的性质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在秦统一中国后箕氏朝鲜臣属于秦，也与秦吞并中原各诸侯国没有本质的区别。在秦王朝开创的中国大统一时代，朝鲜半岛北部的大同江流域也是统一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

箕子朝鲜乃殷商遗裔在朝鲜半岛上所建地方政权，臣于周，后又臣于秦，为周秦海外之属国。箕子朝鲜为卫氏朝鲜所取代，卫氏朝鲜为汉之“外臣”、属国。汉武帝伐朝鲜，裂其地为四郡，为汉的边疆辖区。有了箕子朝鲜，方有卫氏朝鲜，方有汉之四郡，方有高句丽史、渤海史，从而构成了东北古史、东北民族与疆域史的基本系列，而箕子朝鲜是为中国东北史之开端。

周武王分封箕子于朝鲜之事，是应该予以承认的。王符《潜夫论·五德志》载“武王封微子于宋，封箕子于朝鲜”。《后汉书·氵岁》：“昔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制八条之教。”《尚书注疏·卷五考证》：“朝鲜，箕子所封，不应在化外。”《周易集注·周易下》：“箕子逃之朝鲜，武王以朝鲜封之，因以洪范援于武王，人方知其不狂。”《旧唐书·温大雅传》：“辽东之地，周为箕子之国，汉家之玄菟郡耳，魏晋已前，近在提封之内，不可许以不臣。”《通志·四夷传·朝鲜》：“朝鲜，周封殷太师之国。”《通典·边防一·东夷上》：“周初，封商太师国于朝鲜。”《太平寰宇记·四夷·朝鲜》：“朝鲜，周封箕子之国。昔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食周粟，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朝鲜史略·箕子》：“周武王克商，箕子率中国人五千入朝鲜，武王因封之，都平壤。”苏轼、应劭、颜师古等也认为，周武王封箕子于朝鲜是事实。 箕子是否接受了周武王的分封，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汉上易传·下经》说箕子“不受封，去之朝鲜”。《书传·周书·洪范》云“武王之得箕子，盖师而不臣也”，意即周武王以箕子为师，但并不以之为臣。也就是说，周武王尊重箕子的政治选择，并没有强迫他朝周。《尚书疑义·周书·泰誓》也表达了基本相同的观点。他们认为箕子不受封的理由是：一是箕子作为商朝贤人，有强烈的尊君观念，“殷其沦丧，我罔为臣仆？”箕子虽然痛惜商纣王，但“无害其为爱君之心”，把商亡“归咎于天”。他想效法伯夷、叔齐，不食周粟，避周远走。二是“武王将立殷后，必以箕子为首，微子次之，而卒立武庚者，必二子辞焉”，也就是说，周灭商后，当立者应是身为太师、三公的箕子，而不是地位低于他和微子的武庚，说明箕子和微子肯定是拒绝了周武王的分封。明代经学家马明衡对周武王分封箕子，持怀疑态度。他在《尚书疑义·周书·洪范》中说：“若说武王封之，必有命辞若微子之命者。夫子必录之，即《书·亡序篇》亦无有，是未必武王封之也。”他认为，周武王有可能未曾分封过箕子。武王十三年来周，对武王演述《洪范》，是否就说明二者之间是臣属关系？问题没有那么简单，笔者认为至少在箕子朝，二者并没有立即建立起臣属关系。“封而不受”可能最接近历史事实。那么对武王问道，箕子演述之事怎么解释？《尚书疑义·周书·泰誓》云：“若陈洪范，则大公道理自是不妨，武王不臣箕子而问道，箕子传道武王而不臣，各行其本，心之诚然而无所愧焉耳矣。”这是最有见地的解释。周武王虚怀若谷，宽宏大量，对箕子的政治选择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不求他为臣；箕子也率真诚恳，和武王阔谈治国之要，但原则分明，不称臣于周。

二人之间达成了一种高度的默契，表现出两位杰出政治家的宽广胸襟和超迈气度。《尚书大传》所说“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并不符合客观实际。武王是“亲虚己”访问箕子，向他虚心求教，但并没有箕子朝周的迹象。还有，武王和箕子会见的地点不在成周而在管地，就更说明了这点。

箕子于武王十三祀来朝,箕子晋见武王的地点在管的观点。逸周书卷四大匡与文政两篇,一开头都说:

/惟十有三祀,王在管。大匡还指出武王在管现在郑州时,/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联系到武王于此年十二月病逝,所以箕子是在武王东巡管地时与东隅诸侯一起来晋见的。

下面我们读读原文

《逸周书》大匡解第三十八

【题解】

大匡，大安之意。记武王在管训导管、蔡之辞。讲治民安邦之法。前第十一有大匡，指救助灾荒，与此不同。

惟是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自作殷之监，东隅之侯咸受赐于王，王乃旅之，以上东隅。

用大匡，顺九则、八宅、六位。宽俭恭敬，夙夜有严。昭质非朴，朴有不明，明执于私，私回不中，中忠于欲，思慧丑诈。昭信非展，展尽不伊，伊言于允，思复丑谮。昭让非背，背党雍德，德让于敬，思贤丑争。昭位非忿，忿非□直，直立于众，思直丑比。昭政非闲，闲非远节，节政于进，思止丑残。昭静非穷，穷居非意，意动于行，思静丑躁。昭洁非为，为穷非涓，涓洁于利，思义丑贪。昭因非疾疾非不贞，贞固于事，思任丑诞。昭明九则，九丑自齐，齐则曰知，悖则死勇。勇如害上，则不登于明堂。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法。法人惟重老，重老惟宝。呜呼在昔，文考战战惟时，祗祗汝其。此有夺误夙夜济济，无竞惟人，惟允惟让，不远群正，不迩谗邪。入汝不时，行汝害于士，士惟都人，孝悌子孙。

不官则不长，官戒有敬。官□朝道，舍宾祭器，曰八宅。绥比新、故、外、内、贵、贱曰六位。大官作为武，小官承长。大匡封摄，外用和大。中匡用均，劳故礼心。小匡用惠，施舍静众。禁请无愿，顺生分杀，不忘不惮。俾若九则，生敬在国，国咸顺，顺维敬，敬维让，让维礼。辟不及宽，有永假。

【译文】

十一年，武王在管城。管叔鲜和蔡叔度自愿作殷人的监国。东方诸侯也都受到武王的赏赐。武王还接见他们，让他们各自陈述政事。武王训导管叔、蔡叔要用大匡、顺九则、口八宅、口六位。武王说：

宽缓廉洁，恭敬有礼，早晚都显得威严。倡导质朴而不主过分，过分朴实则不显明；昭明质朴于口，思慕口口憎恶口口。倡导忠诚而不私交，私交则奸邪不正；端正忠诚于物欲，思慕聪慧憎恶伪诈。倡导伸展而不展尽，展尽就不能回屈；回屈伸展得恰当，思慕回复憎恶过僭。倡导推让而不背离，背离众人必蔽塞道德；道德推让在于礼敬，思慕贤才憎恶争斗。倡导直立而不忿恚，忿恚则不正直；正直立身于众人，思慕正直憎恶勾结。倡导节制而不限制，限制则远离节度；节度只达于节制，思慕节制憎恶毁伤。倡导清静而不穷居，穷居则非本意；心意活动于行为，思慕清静憎恶急躁。倡导清洁丽不造作，造作则不干净；干净清洁于财利，思慕合宜憎恶贪心。倡导坚固而不疾速，疾速则不贞定，贞定坚固于行事，思慕任事憎恶虚华。

昭明了九则，九丑自会得以纠正。正丑就叫做智，违背九则就必死于勇力。死勇如果威害国君，使国君不能登上明堂。明堂，是用以明道的地方。明道只有效法，知效法才是正人，人必重视老人，重老人是国家之宝。啊呀!从前先父文王，谨谨慎慎，唯

此为敬。你们要早晚恭敬，与人无争，做到公允做到谦让，不远离正人，不接近小人。你们不做到这些，必有害贤士。贤士就是都邑中人士的孝悌子孙。

不任用官吏则无首领，为官教戒必敬上。居官、为民、在朝、在野、居家、为宾、居祭、居丧，叫八宅。安抚协调新旧、内外、贵贱，叫六位。

大官备威武，小官从其上。大安用和法，分封摄持于畿外；中安于均法，赏劳旧臣礼遇新臣；小安用恩惠，施舍以安定民众。禁其所请不使有怨，顺其生理昭明刑杀。牢记而不畏惧，使顺九则。

使全国上下产生恭敬，全国都会和顺。要和顺只有恭敬，要恭敬只有谦让，要谦让只有知礼。君王如果做不到，就难有长久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