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人是华夏族西迁的一支，其早期祖先是殷商贵族嬴姓部族。嬴姓部族早在殷商时期就为诸侯，颇受商朝重视。后因嬴氏部族的一部分人参与了武庚挑唆的三监之乱而遭到周公姬旦的惩罚，使居住于东方的嬴族被迫西迁，沦为庶民。

秦人一词狭义为陕西人简称，因秦国故地包括陕西关中以及甘肃天水、陇南、陇西地区，更是秦国崛起之地，《史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秦人来自东方，是与商一样的东夷部落，由于与商的关系不断加强，辅助商一同进入了中原发展。但是，随着商的灭亡，秦被放逐到了西陲之地，杂处在戎狄之间。秦人在蛮荒之地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不仅开疆拓土，征服周边戎狄，使秦人从奴隶一跃升为统治者，还抓住一切机遇不断发展壮大自己，一步步从附庸到大夫，到诸侯，再成为霸主，极致最后建立了统一帝国。伴随着大秦帝国的建立，秦的名声远播，于是在中国以外出现对秦的称呼chin。就连广东客家方言中，秦依然发音cin。有人对此音译为赤那。chin和cin原本来自蒙古语意“狼”，或来自古藏语意“祖先或首领”。

起源于东方

根据“清华简”的记载，秦人的祖先是居住于东方的华夏部族的一支，为今山东一带。

嬴姓的远祖是少昊。少昊是远古时华夏部落联盟的首领，贵为“三皇五帝”中“五帝”之首。

少昊在嬴水之滨出生而得嬴姓。柳明瑞考证，嬴水就是流经今山东莱芜的嬴汶河，也就是奄国一带。

《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在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中谲的儿子是飞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秦本纪》说：“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

由《系年》可知，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到商奄，也就是今天曲阜一带。奄国等嬴姓国族反周，乱事失败以后，飞廉被杀死，周朝西迁“商奄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秦国是在与戎人的战斗中发展壮大的。

秦人是来自中原的华夏族，他们的祖先因养马有功，得到周王重视，此后世代为周王室养马、戍边。周平王东迁时，秦襄公护驾有功，被封为诸侯，赐岐山以西土地，下令说，秦人如果能赶走戎人，收复的土地就归他们。从此，秦人与戎人进行了长久惨烈的拉锯战，逐渐收复西周故地和遗民。

到秦穆公时，秦国强大起来。秦穆公励精图治，四处招揽贤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重用这些谋臣武士，使得秦国“并国二十，辟地千里，遂霸西戎”。

陆浑戎是戎人中强大的部族，秦穆公吞不下这块硬骨头，就想把他们逼走，但把陆浑戎安排到哪里去呢？恰在这个时候，秦国与晋国发生了冲突，晋惠公被秦军俘虏，于是秦穆公就打起了小算盘：把陆浑戎踢给晋国。

晋惠公是历史上著名的背信弃义的国君。他是晋献公的儿子、晋文公重耳的弟弟，因被迫害，他和重耳都被迫逃离晋国。在秦穆公的帮助下，晋惠公得以回国继承国君之位，他曾向秦穆公承诺：“如果得以回国，愿将河西之地割给秦国。”但如愿继承国君之位后，却拒绝割地。

不久，晋国受灾，晋惠公向秦国求购粮食，秦穆公派遣大量船只往晋国运粮，从秦国都城到晋国都城，运粮船络绎不绝，史称“泛舟之役”。

第二年，秦国受灾发生饥荒，向晋国求购粮食，却被晋惠公拒绝，并且乘机派兵攻打秦国。

秦穆公怒不可遏，熬过饥荒后，第二年就发兵攻打晋国。两国在韩原交战，晋惠公对内对外皆背信弃义，尽失人心，一战而败，他的马车也陷于泥淖，被秦军追上活捉。

说起来秦晋还是亲戚，晋惠公的姐姐是秦穆公夫人，经夫人说情，秦穆公放晋惠公回国。尽管史籍上没有详细记载，但从后来发生的事情看，放晋惠公是有很多条件的，相当于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签了一个“不平等条约”。晋惠公回国当年，将晋国河西八城割给秦国；第三年，将太子圉送往秦国为质；第七年，接纳陆浑戎整体东迁。

陆浑戎为什么会接受秦晋的安排？这个史书无载，但想必是在秦军兵威之下，不得已而为之。一个部族整体迁徙绝非易事，所以陆浑戎东迁在晋惠公回国七年后才进行。从后来陆浑戎国君驹支的回忆看，这是一场艰辛的迁徙。100多年后被晋国灭掉。

秦最初的领地在甘肃清水县和礼县一带（周朝时称为西陲），礼县大堡子古墓葬区经考古证明系古代秦国君陵墓。西周时，秦人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周天子养马。秦国后来帮助周天子打败犬戎的不断侵扰，保护周朝都城有功，周天子赐封岐山一带给秦人，秦始建国，封为诸侯。最终成就了“六王毕，四海一”的历史功绩。汉代学者贾谊在《过秦论》中，把秦国一统天下的史实比喻成“振长策而御宇内”，就带着深刻的秦人马文化痕迹。“策”指马鞭，“御”指“驾车”，连起来的意思就是“像挥动长鞭赶马车一样统治天下”。

随周朝都城东移，秦人也逐渐东迁至关中一带，进入周部落以前的发源地。

到秦穆公时，秦国逐渐强大起来。秦穆公励精图治，四处招揽贤才，“西取由余于戎，东得百里奚于宛，迎蹇叔于宋，来丕豹、公孙支于晋”。重用这些谋臣武士，使得秦国“并国二十，辟地千里，遂霸西戎”。

秦因毗邻西戎染有夷俗，受到中原诸侯排挤。各国诸侯会盟不邀请秦国，秦一直没有受到其他国家的重视。在春秋时期它是一个不显眼的国家。科学技术，文化等等直至战国初期都很落后。这个形势直到前361年商鞅变法才开始改变。

周显王十三年（前356年）和十九年（前350年），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的变法最为彻底。商鞅变法鼓励人口增殖、重农抑商、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奖励军功、编制户口、实行连坐之法。当时秦国地广人希，三晋人多地少，民众田地缺乏。因此商鞅建议秦孝公对外来移民采取优惠政策，将三晋民众招来秦国，以便开垦荒地。商鞅变法使秦国成为战国中期以后最为强大的国家。虽然后来商鞅被车裂而死，新法却并未废止。

司马迁将商鞅变法的内容概括为：“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具体如下：废除井田制，准许买卖土地，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建立中央集权制度；取消贵族特权，废除“刑不上大夫”；奖励军功，即使是奴隶也可以因军功恢复自由身，而贵族没有军功者不授爵位；厚赏重刑，建立连坐制度，对耕织、作战、告奸有功者施以厚赏，对那些私相斗殴者、不积极外战者、懒惰贫穷者、隐匿犯罪者加以重刑。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富国强兵、称霸天下。

前325年秦惠文王称王。前316年秦灭蜀，从此秦正式成为一个大国。前237年秦始皇登基，开始了他对六国的兼并。从前230年秦灭韩国起，到前221年秦灭齐国，统一中国。

秦作为统一的大帝国虽很短暂，但秦的影响非常大。至两汉时期，北方和西北各族还称汉朝人为“秦人”，“china”的发音来源于“秦”。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和我们发生接触、文化交流最频繁、文献记载保留最多的国家，莫过于印度，我们所知道的最早的外国人对中国的称呼，就是古梵文中的Cīna一词，整个词在汉译佛经中很常见，音译作“至那”“脂那”等。当时边疆各民族也往往称汉朝郡县之民为“汉人”。及至魏晋，中央政权统治下的汉族人自称“中国人”、“晋人”，但边疆各族却仍称之为“汉人”。显然，这时“汉人”称呼，已具有比较明确的民族含义了。不过也就在两晋南北朝时期，“汉人”作为民族的概念，为汉族所接受。

“中国”或“中国人”为入居内地的各族所共享后，作为统治民族的非汉族为了将其他民族与汉族区别开来，即用“汉”或“汉人”来专称汉族，也就是说“汉人”这个词汇仅是汉族的称呼。这样，“汉”或“汉人”就成为一个正式的民族概念。唐时少数民族出现了“蕃”的称谓，与汉族合称“蕃汉”。五代继唐，依旧有“蕃汉”之称，宋时亦沿用。

总之，汉族主源源于先秦时期的华夏，从汉朝开始又逐渐出现了“汉人”这个称谓。但原先的称谓“华夏”并没有消失，而是与“汉”这个称谓一起使用。二十世纪之前使用得最多的称谓是”华夏人“。比如汉朝多以”华夏人“自居，而明朝即以汉自居也以华夏自居，两个词为同义词。总之，汉族和华夏族作为整体族称是自从汉朝开始最普遍的。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秦的功过是非被后世评说不断。无论如何，秦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经过几百年数十代人的努力发愤，最终成功地统一了整个华夏文明区域，成为中华大地上第一个统一中国的帝国，将中国历史带入了新的阶段。我们不论秦始皇的是非功过，仅以秦人在国家政权统一后，所实施的书同文、车同轨、同量衡等一系列积极改革措施，都为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大一统观念的深入打下了坚实基础。

秦公大墓是整个秦公陵园中最早发现、唯一发掘的最大墓葬，故称秦公一号大墓。在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出了一块铭文，上面记载秦王族是黄帝之后。大墓平面呈“中”字型，全长300米，面积5334平方米。有东西墓道和墓室。

发掘后的秦公一号大墓，占据了中国考古学史上五个之最：

一、是迄今中国发掘最大的先秦墓葬；

二、墓内186具殉人是中国自西周以来发现殉人最多的墓葬；

三、椁室的柏木“黄肠题凑”椁具，是中国迄今发掘周、秦时代最高等级的葬具；

四、椁室两壁外侧的木碑是中国墓葬史上最早的墓碑实物。

五、尤其是大墓中出土的石磬是中国发现最早刻有铭文的石磬。最珍贵的是石磬上的文字，多达180多个，字体为籀文，酷似“石鼓文”，依据其上文字推断墓主人为秦景公。秦景公是秦第14代统治者，秦始皇赵政的第18代先祖，自公元前577年起，在位40年。

景公墓后来被称为秦公一号大墓，为中国迄今发掘的最大古墓。

秦公一号大墓虽遭严重盗扰，但仍出土了3000余件珍贵文物。其中最重大的刻有290多个篆文的石磬有“天子郾喜，龚桓是嗣”，“高阳有灵，四方以鼐”的字样。帝颛顼号高阳，是黄帝的孙子，这有力地证明了秦人的族属为华夏族，与《史记》的记载是一致的。

此外，出土的3000余件极为精美的金器、玉器、铁器、石器的骨器，充分反映出秦人高超的工艺水平和丰富的物质文化生活，从而否定了历来认为的“秦国生产力落后”，“秦国奴隶制统治薄弱”等论点。对于我们重新认识秦国历史，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构成主棺的东、西壁及棺底、盖的所有南北向柏木，两端均有榫头伸出，在主棺南北两侧，凑成长方形的如同柜子一般的形制。

考古发现早期秦文化具有东方色彩，与“清华简”的研究成果相印证。史学界普遍认为秦人是商末战乱时西迁的华夏族。

“秦”这个字眼，总是能勾起人们最强烈的感情。每当提起它，愤怒、赞叹、敬畏会一起涌出。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郡县制王朝，秦一直以来被后世视作问题王朝。这个在东周初期仍丝毫不起眼的西部诸侯国，凭着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逐渐成长为一方霸主，又经过一次次主动的或被动的学习，一次次成功的或不成功的出击，进而成为实力最强、制度最先进的诸侯国。在一番大规模地外交和战争之后，秦国最终成功地统一了整个华夏文明区域，将中国历史带入新的阶段。从战争中一路走来的秦人对自身的制度和文化有强烈的优越感，然而却没有意识到其中蕴含着毁灭的种子。这不能怪他们，几百年不间断的战争让秦人成为战争大师，他们善于在战争中求生，却不知如何维持和平。胜利助长了他们的骄傲，痛苦不堪的处境使被秦人蔑视的黔首们选择了起义。大泽乡的那个雨夜揭开了秦国灭亡的序曲，到公元前206年，秦朝的统治被推翻。以至于“秦”成了暴虐统治的代名词。

那些快要失忆的精神元素曾是我们祖先的一部分，拂去史书上的厚厚的灰尘，秦人的形象原本光彩照人。下面是一些最为典型的秦国元素，对应着的是一幕幕真实的历史场景。

秦惠王面对张仪诱人的伐韩建议和司马错平实的平蜀主张，却不动神色地选择了后者；郑国的间谍身份暴露后，朝廷充斥着排外的呼声，秦王政考虑到郑国的专长和郑国渠将来的实际效益后，让郑国留在了原位上。

秦简公让百姓和官吏戴上了佩剑，打破了只有贵族才能带剑的特权，又通过“初租田”，承认了那些勤劳的小地主和农民对土地的占有；秦献公废除了秦国流传已久的从死制度，又将所有秦人编入户籍，置于国家的管理之下；秦孝公全力支持商鞅变法，先进的社会制度在秦国生根发芽，确保秦国夺得最后的胜利。

建国伊始，秦襄公就死于伐戎的征程中，后世子孙接过襄公手中的剑继续向前，几经磨难。秦穆公为了称霸中原与晋国长期角逐，因决策失误和实力不济，接连在崤和彭衙两地遭受两次大败，但败军三将依然受到重用，直至他们在王官之役中取得大捷；秦国数次兵临魏都大梁城下，却又铩羽而归，后来转变策略才取得新的进展；长平之战后，秦国因行动迟缓，连续被赵军个各国联军击败，将军被俘，得地复失，可秦国奋力一搏，转眼间又重新占据了优势。秦国从失败中奋起的事迹很多，如果全列出来，将是一个很长的单子。

秦穆公用五张羊皮从楚国那里换来了百里奚，又将来自西戎的由余留在了秦国；秦康公并不介意士会不得已才留在秦国的心态，照样予以信任；秦孝公将秦国命运交到了卫人商鞅身上；口才华丽、权欲熏心的张仪受到了重用，胸怀锦绣而气量狭窄的范雎也被拜为相邦；商人出身、唯利是图吕不韦也主导秦政十多年；秦王待尉缭如长者一般，谦恭到无以复加；李斯一封《谏逐客书》便阻止了秦国的排外运动。

秦国犹如一台战争机器，所有部件都围绕战争高效运转，僵化的旧等级被取缔，取而代之的爵位新等级划分不是固定的，而是取决于耕战的功劳。人们虽没有自由可言，但在机会面前却人人平等；官僚掌控了一切，但却恪尽职守，兢兢业业。这样的制度之下，秦人在田野上拼命劳作，在战场上奋力厮杀。

在周武王伐纣后，飞廉东逃商奄，商奄反周，周成王征伐商奄，杀飞廉，把反叛的商奄之民，也就是秦人，西迁到今甘肃甘谷境内，戍防戎人“是秦先人”。而商奄即今山东曲阜包括莱芜一带的嬴姓大国。在先秦史学界，一直有“秦为西戎”学术观点。比如，历史上，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就认为，秦人出自西方。而现代历史学家和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等人的研究，则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

李学勤先生曾撰文指出，“清华简”之《系年》（战国中期人撰写的一部史书），其中有一章详细记载了秦人先世的史事：在周武王伐纣后，飞廉东逃商奄，商奄反周，周成王征伐商奄，杀飞廉，把反叛的商奄之民西迁到今甘肃甘谷境内，戍防戎人“是秦先人”。而商奄即今山东曲阜包括莱芜一带的嬴姓大国。所以，秦人最早的先人，是从东方来的。

《史记·大宛列传》：“闻宛城中新得秦人，知穿井，而其内食尚多。”《汉书·匈奴传上》：“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与秦人守之。”颜师古注：“秦时有人亡入匈奴者，今其子孙尚号秦人。”清王士禛《池北偶谈·谈异二·汉人唐人秦人》：“马永卿引《西域传》言：‘ 秦人，我匄若马。’注：‘谓中国人为秦人。’”

西周贵族礼制文化的形成表现在放弃盛装奢侈品酒类的青铜器组合，改为盛装“朴素”饮食和盥洗类的青铜器组合。除了“器”的变化，他还认为，日名制作为商代的礼俗，西周后期基本消失;随着西周“赐氏”制度的形成，动物族徽在西周逐渐失去了作为古老氏族标志的意义。西周后期社会分层愈趋明显、等级秩序愈加严格、统治模式更趋中央集权化。

秦国的先人，最早可以追随到传说中的颛顼帝。《史记·秦本纪》：”秦之先，帝颛顼之苗裔，孙曰女修。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大业娶少典之女(女华)，”女华生大费，与禹平水土“。大费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他跟大禹一起治水。治水成功以后，舜帝赏赐给大费一个黑色的旌旗飘带，还给他娶了一个姓姚的美女。从此，大费便留在舜帝的身边，为舜帝驯养和调教四鸟：虎豹熊篦（这时的四鸟意思为猛兽）。“鸟”的意思和现代不同，舜帝赞赏大费的功劳，就赐姓为嬴氏，这就是嬴姓的由来。

《史记·秦本纪》：“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氏，有徐氏、郯氏、莒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修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秦以其先造父封赵城，为赵氏。”按照史记的记述，秦国王族本身是赵氏。

唐朝官修的《元和姓纂》云：“秦姓，嬴姓之后，伯益裔孙非子，周孝王封之于秦，陇西秦亭是也。至始皇灭六国，子婴归汉，子孙以国为氏。”嬴姓赵氏的秦国王族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其后人们又陆续衍分出谷氏、梁氏、严氏、蓝氏、缪氏、秦氏等姓氏。

周宣王时因为秦仲父子征讨西戎有功，封其次子康在夏阳梁山（今陕西韩城附近），建立梁国，立为国君，公元前641年秦穆公灭梁国，梁伯的后代遂以国为氏，称梁姓，康伯也就成为梁姓的得姓始祖。

秦国人崇尚黑色。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甚至杂役奴仆全都穿着以黑色为主色系的衣服。朝堂之上的大臣们清一色都是黑色衣服。就连朝堂的装修风格也有别于其他国家的金碧辉煌，而是以黑色为主色调。

在东汉历史学家编纂的《汉书·律历志》中曾有这样的记载：“今秦变周，水德之时。昔文公出猎，获黑龙。此其水德之瑞。”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早年秦文公外出打猎时，曾经捕获过一条黑色的龙。而这正是五行之中水德的象征。因此，秦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水德，崇尚水。而在五行中水德对应的标志颜色是黑色。所以，从春秋战国时的秦国开始一直到一统天下的秦帝国，就都崇尚黑色。

秦国的后勤供给与其他诸侯国不同，是由国家供给的。秦国的军旗是统一的，也是由国家供给的。秦国的军旗为黑色，第一是文化的原因，水德之君对应的就是黑色。第二，黑色的军旗便于隐蔽，耐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把黑色定为秦朝的国色。

秦始皇的“铁路”是用木材铺设的。做轨道的木材质地坚硬，经过防腐处理，尚保存完好。不过枕木已腐朽不堪，显然没经防腐处理，材质也不如轨道坚硬。专家认为这是有意识地选择的。比较软的枕木可以和夯筑得非常坚硬的路基密切结合，从而使轨道平稳。

凡是在铁路上走过的人都明白：两根枕木距离和人的步子很不合适，在枕木上走路既慢又不习惯。但经过测量，秦始皇的“铁路”，枕木之间的距离竟然正好和马的步子合拍。马匹一旦拉车到了轨道上，就不能不飞快奔跑，几乎无法停下来。专家分析，应该还有专门的车站，在车站枕木之间由木材填充平整，因此马儿到了车站，就可以逐渐减慢速度并停下来。由于使用轨道，摩擦力大大减小，所以马也可以一次拉很多货物。专家认为这是一种效率极高的方法。公认的速度日行六百里，这比号称“八百里加急”的“马上飞递”(按规定以每天300里的速度传递)还高一倍多。

白起（？—前257年），芈姓，白氏，名起。郿（今陕西眉县）人，战国时期秦国名将。楚太子建之子白公胜之后，故又称公孙起，号称“人屠”。善于用兵，事奉秦昭襄王。

秦昭襄王十三年（前294年），白起任左庶长，领兵攻打韩国的新城（今河南伊川县西）。次年（前293年），白起由左庶长迁任左更，出兵在伊阙（今河南洛阳龙门）攻打韩、魏二国，斩获首级二十四万，俘虏魏将公孙喜，攻陷五座城池。因功晋升为国尉。又渡黄河攻取韩国安邑以东到乾河的土地。

秦昭襄王十五年（前292年），再升任为大良造，领兵攻陷魏国，占据大小城池六十一个。

秦昭襄王十六年（前291年），白起与客卿司马错联合攻下垣城。

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前286年），白起攻打赵国，夺取光狼城（今山西高平市西）。

白起是继中国历史上自孙武、吴起之后又一个杰出的军事家、统帅。与廉颇、李牧、王翦并称为战国四大名将，位列战国四大名将之首。

蒙恬（？—前210年），姬姓，蒙氏，名恬，祖籍齐国（今山东省蒙阴县）。出身于一个世代名将之家。祖父蒙骜为秦国名将，事秦昭王，官至上卿。蒙恬成长于武将之家，深受家庭环境的熏陶，自幼胸怀大志，立志冲锋陷阵，报效国家。他天资聪颖，熟读兵书，逐渐培养了较高的军事素养。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26年），蒙恬被封为将军，攻打齐国，因破齐有功被拜为内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蒙氏兄弟深得秦始皇的尊宠，蒙恬担任外事，蒙毅常为内谋，当时号称“忠信”。其他诸将都不敢与他们争宠。

秦国兼并天下后，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其后修筑西起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藉着天险，设置要塞，有力的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可惜没有修竣完工。蒙恬驻守上郡十多年，威震匈奴。

公元前210年冬，秦始皇病死，中车府令赵高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政变，立胡亥太子。胡亥即位后，赐死蒙氏兄弟，蒙恬吞药自杀。

战国时期秦国名将，关中频阳东乡（今陕西富平东北）人。秦代杰出的军事家，主要战绩有破赵国都城邯郸，消灭燕、赵。以秦国绝大部分兵力消灭楚国。与其子王贲一并成为秦始皇兼灭六国的最大功臣。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使其与白起、李牧、廉颇并列为战国四大名将。王翦是琅琊王氏和太原王氏的始祖。

西汉司马迁认为王翦作为秦国将领，平定六国，功绩卓著。秦始皇尊其为师，可是他不能辅佐秦始皇建立德政，以巩固国家根基，和白起比较可谓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当时一些古代中国人在秦末农民起义和楚汉之争中逃到了朝鲜半岛，一些以后又迁徙到日本，还有一些是直接跨海岛日本，因为来自秦，所以称自己是秦人（秦的子民）。对中国而言从大陆跑去日本的很多都是动乱年代出去的， 出去前人家也不会留下个什么音讯，陈胜吴广那时候，外逃留下讯息更是危险，当然也非常有可能冒人认为贵族以期望得到优待。难道他们逃难前还和陈胜吴广说一声“你们起义成功后当了皇帝记得让史官记录下我们去东洋了”？ 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等日本早期史书中，对这段时间大量来自大陆的归化人到达日本有着非常详尽的记载。在日本文书中常被提到的汉族“归化人”的代表，有弓月君（秦氏）、东汉直（刘氏）、西文首（王氏）等人。他们大都是来自朝鲜半岛的汉族“归化人”，例如，改名成弓月君及其所率领的秦人，为秦始皇的后裔；另外还有一个秦始皇后裔（当然可信度充分值得怀疑）的秦氏，向日本传播了造丝绸的方法。

据《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应神纪所载，大约在四世纪初弓月君率其部民一百二十县(或一百二十七县)归化日本。这是后来被称作秦氏一族的来源。到雄略纪时(即倭王武时代，大约在五世纪后半)，收集秦氏遗族，共得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人，赐其首领名为酒公。秦氏一族在长期的养蚕制丝业、农田水利和土木工程的生产活动中，逐渐蓄积财富，变为具有实力的地方豪族，成为倭王的得力官吏，形成地域集团的首领，并加入倭王高级统治集团，由倭王赐姓为直，成为日本古代重要的氏姓巨族之一。 渡来秦氏族人迁徙到日本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

1）公元前二～三世纪 前来弥生时代的日本定居。

2）公元五世纪前后倭五王时代，来自朝鲜半岛的渡来人特别多。

3）公元五世纪后半叶～六世纪 今来汉人带来了最新技术（注1）。

4）公元七世纪 从被灭亡的百济、高句丽等地逃亡日本。

在五世纪前后的渡来人中，最有代表性和势力的是秦氏（はた）和汉氏（あや），据《日本书纪·应神纪》记载，前者是应神天皇十四年（403年）由弓月君（融通王）率领，后者是应神天皇二十年（409年）由阿知使主及其子率领，渡海而来的。同书还记载：“秦造之祖、汉直之祖参渡来也”。可见秦氏与汉氏是从朝鲜半岛移居日本的。这里着重介绍渡来人秦氏。

秦氏的祖先是五世纪初从朝鲜半岛渡海而来的弓月君，他率领一百二十县的百姓来到了九州（注2），在从大陆逃到朝鲜试改名为弓月君，据日本《新撰姓氏录》记载是秦始皇五世孙，擅长土木、农业等技术的秦氏利用灌溉技术大力进行土地的开发，并且从事养蚕、机织、造酒和制作金属工艺品等各项劳动。京都盆地北有贺茂川，西北有大堰川，东北有高野川，十分适宜大面积开垦。古时这里称为爱宕郡，“爱宕”就是“犹如瀑布般的水在盆地中翻滚流淌”之意。秦氏对开发京都盆地贡献巨大，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奠定了大和王权的经济基础。不仅如此，秦氏还曾担任大和王权负责财政的大藏官，早在钦明天皇时秦大津父就曾担任大藏省的长官（注3）。秦氏以京都山背为根据地，并迁居太秦（今京都市左京区）。秦氏的势力以山城国为中心，遍布东至美浓、伊势，西至赞歧、筑前的广泛地域。与同为“渡来人”的汉氏相比，秦氏不仅与地方土豪势力结合紧密，而且还与稻荷、鸭荷、宇佐八幡等神灵信仰以及贺茂神社、松尾神社等有密切关系，成为古代日本屈指可数的大势力。

据《新撰姓氏录·左京诸藩上》记载：“太秦公宿弥，出自秦始皇三世孙孝武王也。男功满王足仲彦天皇八年来朝，男融通王（一云弓月王）誉田天皇十四年来率二十七县百姓归化。献金银玉帛等物。大鹪鹩天皇御世，以百二十七县秦氏，分置诸郡。”此外《古语拾遗》也称“秦汉百济内附之民，各以万计”，《新撰姓氏录》中记载着很多称为太秦公宿弥、秦连、秦忌寸、秦造的家族。根据《日本书纪·雄略纪》和《新撰姓氏录》的记载可知雄略天皇时秦人有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人，而秦酒公奏曰“今见在者，十不存一”（注4），那么这一万八千人还只是秦氏移民的一小部分，可以想见秦氏移民人数之众。《钦明纪》记载钦明天皇元年（540年）时秦人户数为七千零五十三户（注5），按平均每户十人计算那么大约有七万人。从上面这些记载可以看出秦氏在日本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