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桦派是日本现代文学中的重要流派之一，以创刊于1910年的文艺刊物《白桦》为中心的作家与美术家形成。

日本现代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流派，以文艺刊物《白桦》(创刊于1910年)为中心的作家与美术家所形成。他们主张新理想主义为文艺思想的主流，因此也称为新理想派。

在日本文学上首次否定了自然主义（十九世纪产生于法国的一种采取自然主义创作手法的文艺流派，以佐拉为代表。是一种文艺创作上的不良倾向，着重描写现实生活中个别现象和琐碎细节，但不能正确的反映社会的本质。）推出新理想主义，主张个性解放，宣扬人道主义。

1916年至1917年间存活的在日本文坛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流派。白桦派的创作主题是反对战争、反对压迫、追求和平、反对旧道德对自我的束缚、同情弱小者、表现强烈的自我意识，这一主题是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活跃的民主主义社会思潮紧密联系的代表作家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志贺直哉等。

20世纪初在日本兴盛起来的自然主义文学，已逐渐趋向末流，成为仅仅刻板地描写琐碎丑恶的日常生活的文学。大部分由贵族子弟学校学习院出身的一群年轻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对此表示不满，他们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子，创立独自的一派。参加这一派的作家主要有武者小路实笃、有岛武郎、有岛生马、志贺直哉、木下利玄、长与善郎等人。

武者小路实笃在《白桦运动》一文中提出：“白桦运动是尊重自然的意志和人类的意志，探索个人应该怎样生活的运动。”他主张，“通过个人或个性发挥人类意志的作用”。这是紧接纯客观主义的自然主义思潮之后的新的主观主义运动。他们的理想无一定的方向，仅以个人与个性的成长作为运动的口号。

除了这一根本主张，流派中主要的成员，绝大多数在道德与伦理上保持高度的洁癖，富有人道主义的色彩，因而他们容易被看作一种人道主义者的团体。他们反对文学艺术上的自然主义流派，也自称为精神的自然主义者。在这一派的作家中，有的站在严正的现实主义的立场，有的则具有空想的非现实主义的倾向。

在日本大正时期(1912～1926)的资产阶级文学中，曾哺育了不少在思想上艺术上处于高峰地位的作家。他们是彻底自由主义的个性尊重者，能够从各种旧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在作品的形式与表现方法上有许多创新。直接受白桦派的影响而成长起来的。有以剧作家仓田百三、诗人千家元麿等为首的一大批知名作家，包括后来成为无产阶级作家的江马修等人。

1904至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资本主义飞跃发展，文化艺术方面接受了欧洲19世纪文艺思潮的影响。属于白桦派的上层社会青年知识分子，摒弃了自然主义文学对现实生活所作的阴暗的描写，他们充满发挥个性的光明与希望。

以1914年所发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契机，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的民主主义思想运动的高潮，强烈地影响了日本。日本知识分子对人类光明的理想与不断地前进的可能性怀抱希望。白桦派的文学艺术在这种思潮下进入了全盛时期，成为大正时期文学的主流，并给以后的日本文学留下深远的影响。

由于有岛武郎倾向于唯物史观社会主义思想的主张，与白桦派一般为唯心主义的观念，逐渐地发生矛盾。这一流派的主持者武者小路实笃从事于组织空想的“新村运动”，遭到失败。

1924年东京大地震导致了《白桦》的停刊。特别是唯物主义思潮的发展，使白桦派的文学艺术思想逐渐衰微。

1910年4月创刊，1923年8月停刊，共计出版发行160期。由武者小路实笃和志贺直哉等的传阅杂志《望野》（后改称《白桦》 ）、里见弴等的传阅杂志《麦》和柳宗悦等的传阅杂志《桃园》合并而成，另有有岛武郎、有岛生马等人加入，成员大多属于上流阶层。创刊时具有浓厚的反自然主义色彩，同时致力于介绍欧洲美术，尤其是后期印象派画家。

《白桦》

既是文学杂志，又是美术杂志。该刊强调尊重个性，成员倾向各不相同；但就整体而言，起初利己主义色彩较浓，其后则理想主义和人道主义倾向较强。在该刊周围，还有《利己主义》和《生命之川》等一系列卫星杂志，其势力逐渐扩展，成为当时文坛的中轴。白桦派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有志贺直哉的《到网走去》《在城崎》《好人物夫妇》《赤西蛎太》和《和解》，武者小路实笃的《他的妹》《幸福者》和《一个青年的梦》，有岛武郎的《一个女人》 《给幼小者》和《该隐的末裔》，里见弴的《你与我》，长与善郎的《盲目之川》和《项羽和刘邦》，木下利玄的短歌，千家元麿的诗歌等。除主办《白桦》杂志外，该派还组织白桦演剧社、白桦美术馆和白桦音乐会，出版《白桦之森》《白桦之林》《白桦之园》和《白桦脚本集》等同人合著集。《白桦》停刊后，该派又陆续创办《不二》《新村》《大调和》《独立人》和《心》等，其影响达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在中国读者的印象里，武者小路实笃是一个反战的作家。鲁迅、周作人也是因为这一点而称许和译介武者小路实笃的。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是鲁迅最早翻译的一篇白桦派作家的作品。鲁迅之所以要把它译介给中国读者，正是因为它是“反战”的。周作人最早发现了这部剧本的反战主题的可贵性。1918年，他在《新青年》杂志4卷5期上发表了读武者小路君作《一个青年的梦》一文，认为日本历来被称为好战之国，文学中也有不少赞美战争的小说，但如今“人道主义倾向日益加多，觉得是一件最可贺的事，虽然尚是极少数，还被那多数的国家主义的人所妨碍，未能发展，但是将来大有希望。武者小路君是这派中的一个健者，《一个青年的梦》便是新日本的非战论的代表。”鲁迅由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对武者小路实笃的这个作品产生了兴趣，“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真。” 便把它译成中文发表了。我们不否认，就《一个青年的梦》这部剧作而言，作者的反战倾向的确是值得称道的，在当时的日本可谓空谷足音，鲁迅、周作人对它的看重是不无理由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明白，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思想是建立在所谓“人类主义”、“世界主义”的基础之上的，武者小路实笃在他的很多文章和作品中一再重复强调这种观点：日本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一样，都属于人类，因此人类应该“协同一致”，他建立新村的目的也在于此。周作人早就看出了这一点，他对中国读者解释道：“新村的精神首先在承认人类是个整体，个人是这总体的单位，人类的意志在生存与幸福。”

这自然不失为一种美好的理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人类主义”本身却包含着与它的表层意义背道而驰的国家主义的甚至是法西斯主义的潜在逻辑：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孤立存在，全人类密切相关，而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又有所差异。因此，文明先进的国家有义务向文明落后的国家输出文明，这是文明先进的国家对人类所承担的神圣义务。而这种观点正是现代法西斯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遗憾的是，武者小路实笃正是自觉不自觉地渐渐地沿着这条逻辑思路来发展他的思想的。

他在《一个青年的梦》发表的四年后（1920年）出版的作品集《人的生活》中，这种思想已暴露得比较明显了。他写道：“我们已经被世界的波动所摇动了。决不是一国民能单独存在的。若日本以外的国家里的人向上前进，日本也得助；若堕落，日本也困难的。照这样，日本人底好坏，对于人类，也就不是无关的事。人类的文明不到思想的水平面以上，便逃不出世界的侮辱，也逃不出制裁。换一面说，日本的文明、思想、生活，若比他国的文明、思想、生活，高上几级，也就可以支配那世界。”（以上为鲁迅译文，着重号为本文作者加）接下去的问题是，在武者小路实笃看来，日本的文明是否比他国的文明、特别是中国的文明“高上几级”呢？这答案在武者小路实笃那里显然是肯定的。就在他为鲁迅译《一个青年的梦》卷首所写的《与支那未知的友人》一文中，他就说过：“我老实说，我想现在世界中最难解的国，要算是支那了，别的独立国都觉醒了，正在做‘人类的’事业，国民性的谜，也有一部分解决了，但是支那的这个谜还一点没有解决。日本也还没有完全觉醒，比支那却也几分觉醒过来了，谜也将要解决了。支那的事情，或者因为我不知道，也说不定，但我觉得这谜总还没有解决。”

诚然，武者小路实笃讲这些话时，也许并没有后来对中国人民的那种恶意，但是，这里却隐含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和别的国家，和日本比较起来，还不能做所谓“人类的”事业。换句话说，中国的文明程度比“别的独立国”要低。按照他的逻辑，文明程度低的国家“便逃不出世界的侮辱，也逃不出制裁”。在这里，武者小路实笃的立论根据显然是当时日本思想界所崇奉的文明进化论。这种进化论认为世界各国的文明进化有先后高低之分，因此，先进的文明国家可以向落后的国家“输出文明”。早在明治维新初期，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就极力宣扬这种观念。福泽渝吉把甲午战争（日本称之为日清战争）说成是“文明与野蛮之战”，“他认为日本是在文明的大义之下与中国作战的，在这一意义上，使中国屈服乃是‘世界文明之洪流赋予日本的天职’”。

这种观念其实也是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人的主流观念，如三十年代日本学者秋泽修二就曾声称，“日军的武力”侵华，就是为了打破中国社会的“停滞性”，推动中国的发展。武者小路实笃一方面在《一个青年的梦》中反对战争，但另一方面又在思想深处接受了这种观念，这就是他日后狂热支持日军侵华的内在原因。武者小路实笃是一步步发展这一观念的。在1921年出版的剧本《无能为力的朋友》（中译本为《未能力者的同志》）也是以日俄战争为背景的。其中的主要人物“先生”显然是作者思想的代言人。在那里，《一个青年的梦》那样高亢激昂的反战论不见了，反战的调子大大降低了，只不过是说：“这一次战争，我至少也当作无意味看。”同时又声称：“然而作为国民，不得不去（战争）”，甚至一反过去的人道主义同情，说什么：“C君（按：战死者）是很可惜的，在爱C君的人也很可悲，然而自然却命令我们要冷淡。每日不知道死去多少人，倘使……悲伤起来，这世界便成为哭泣的海洋了。”正如剧中人物A和B所指出的，“先生”在战争问题上态度“含糊”了。《无能为力的朋友》显示了武者小路实笃在反战上的倒退。然而，包括《无能为力的朋友》在内的武者小路实笃的作品集《人的生活》却又被译成了中文，而且周作人还为这个译本做了序。周作人在序中对所收作品展开评论，但显然是怀赞赏之意的。总的看来，对武者小路实笃由激烈而明确的反战，到态度含糊暧昧的变化过程，周作人浑然不觉，鲁迅则未及留意。鲁迅在译出《一个青年的梦》之后，除了译出了几文学论文以外，对于武者小路实笃的其他作品便不再留意了。对于武者小路，鲁迅同样是奉行“拿来主义”的。

有岛武郎（1878年3月4日－1923年6月9日）是近代日本的小说家。于学习院毕业后，因有志于向农学发展而升读札幌农业学校。信奉基督教，后来更接受洗礼。1903年到美国留学。 归国后参与文艺杂志《白桦》的编制工作，是白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1923年，于轻井泽别院净月庄中，与波多野秋子共同殉情。其作品《カインの末裔》（该隐的末裔）、《或る女》（一个女人）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佳作。

写作经历：归国后，有岛武郎曾任职预备见习士官与及大学英语讲师。后来在透过弟弟有岛生马的引介下，认识后来的白桦派代表人物志贺直哉及武者小路实笃，并参与同人杂志《白桦》的创作。在《白桦》工作期间，有岛先后发表了《かんかん虫》（硬壳虫）、《お末の死》（阿末之死），并创作很多小说及评论，其活跃的表现令他很快便成为了白桦派的中心人物之一。1916年，妻子神尾安子及父亲有岛武相继亡故，有岛武郎在失去家庭羁绊后成为全职的作家，接着发表《カインの末裔》、《生まれ出づる悩み》（与生俱来的烦恼）及《迷路》等作品，继而于1919年发表代表作之一的《或る女》。

殉情结局：轻井泽净月庄可是，随着上述作品陆续推出后，有岛武郎开始感到江郎才尽，更在撰写作品《星座》的途中忽然宣布封笔，并于1922年发表《宣言一つ》（一则宣言），表示要在北海道狩太村经营“有岛农场”，正式终止作家生涯。1923年，有岛武郎遇上了女性杂志《妇人公论》记者波多野秋子，并与其产生恋情。[2]可是波多野秋子本身是有夫之妇，他们的恋情很快便被秋子的丈夫波多野春房所悉破，二人一直备受压迫，终于在6月9日二人决定于轻井泽的别墅净月庄中双双自缢殉情。直至7月7日二人的尸首才被发现，由于已经经历一个月之久，而且又遇上了梅雨的节气，当二人遗体被发现的时候早已腐烂发臭，并已出现蛆虫（蛆虫的数量甚至多得从庄院中的天井爬出屋外），要经由二人所留下的遗书证实后才可确认二人的身份。鲁迅《现代日本小说集》中曾提及并分析有岛武郎的作品。在有岛武郎死后，鲁迅弟弟周作人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以追怀故人。

志贺直哉：日本作家。1883年2月20日生于宫城，,祖父是相马藩府的家臣。3岁即随父母上京，开始受贵族子弟式的教育。18岁从学于宗教家内村槛三，21岁入学习院高等科，有志于文学创作。1904年发表处女作《菜花与少女》。1906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英文系，两年后转国文学科，中途辍学。与武者小路实笃、木下利玄共同创办传阅杂志《望野》。创作短篇小说《某晨》《到网走去》，向《帝国文学》投稿被退回。继续创作《速夫之妹》《荒娟》等小说。1910年，与有岛武郎、有岛生马、武者小路实笃、木下利玄等共同创办《白桦》杂志。围绕于这个刊物的一些年轻作家与美术家，对当时主张纯客观主义的自然主义文艺思潮不满，要求肯定积极的人性，主张尊重个性，发挥人的意志的作用,提倡人道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文学，形成“白桦”一派。 志贺为“白桦派”代表作家之一。1910年发表曾被《帝国文学》退稿的《到网走去》与新作《剃刀》，1912年发表短篇小说《克罗谛思日记》，显示他出众的才华，为文艺界瞩目。1917年发表的著名中篇小说《和解》，写他立志于文学与父亲发生冲突而终于得到和解的经历。作者从此进入创作旺盛时期。《在城崎》(1917)、《佐佐木的场合》《好人物夫妇》(1917)等名著，以及历史小说《赤西蛎太》(1917)相继问世。从1921年开始，着手写他生平唯一的长篇小说《暗夜行路》，历时15年之久，于1937年完成。这是他的代表作，写一个孤独的知识分子在不幸的生活中与思想苦闷的道路上探索的历程。主人公时任谦作是祖父和母亲的私生子，在兄弟间一直遭受歧视，在母亲死后，他与祖父及其年轻的妾共同过着寂寞的生活。为立志从事文学事业与父亲发生冲突，婚后又发现妻子不忠，便独自流浪，最后在旅途中病倒。妻子赶到时，只见病床上的丈夫睁开柔和而充满爱情的眼睛。

志贺直哉于1918年经过短暂停顿后，重新执笔，以创作上新的成就,蜚声于大正文坛,被称为新现实主义的第一人。他对人性作深邃的观察，对于庸俗与虚伪有惊人的敏感与强烈的憎恶。他具有理想主义的热情。1917年的中篇小说《好人物夫妇》，表现了他心境的转移,从生气蓬勃与激越的性格转变为苍劲沉着的态度。

志贺的作品大多从自己及和自己有直接关系的生活中取材，是现代日本文学中从自我经验中取材最多的作家。在创作方法上的现实主义的精神，对同时代的日本作家有深刻的影响。

志贺一向关心社会事务，在政治上和文学上表现坚贞不屈。早年关怀足尾矿工中毒事件，同情小林多喜二的牺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保持沉默，以示对侵略战争的抗议。后期的作品还有《万历红瓷瓶》(1933)、

《台风》(1934)、《早春的旅行》(1941)、《寂寞的一生》(1941)以及战后创作的《灰色的月亮》和《被腐蚀的友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