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攻现实主义的“非现实主义”逻辑分析，进攻性现实主义不仅仅认为国际结构具有决定性意义，同时也不否认大国追求最大化权力的本性所具有的意义。这就是我们在分析进攻性现实主义时容易将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糅为一体进行分析的原因。但同时也必须认识到，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基本理论假定以及对国际政治的认识与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并无很大区别。进攻性现实主义的逻辑基础存在着诸多悖论和困惑，这些“非现实”性的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该理论的学理脉络，也有助于我们批判性地反思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现实意义。

现实主义是西方国际关系中的主流理论，在其庞杂理论体系下，一直存在着各种流派的纷争。从80年代后期开始，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间的争论占据了显著地位。近年来，这两个流派因被参照用来解释“强国崛起与对外扩展政治利益的关系”而备受理论界瞩目。从体系论的角度考虑，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理论尚不够完善，但它们经过对国际政治的大胆“简化”，将庞杂的现实主义理论抽象为两对变量之间的互动关系，其理论的简明性与解释力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从学理上讲，

第一，进攻性现实主义视野中的国际社会。

在很多现实主义者看来，在国际政治中取得合作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世界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各国之上没有一个共同的政府来强行施加规则和法律。以国内社会的标准来看待国际社会的机制是非常脆弱的。在这种脆弱的机制下，国家之间的欺骗极其普遍而且不可避免，因而也就不可能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在没有一个机构保护安全的情况下，大国在世界中为了求得生存总是相互倾轧的，而权力是保障生存的关键因素。”因此，世界政治中竭力维持现状的国家是很少的，因为国际体系为各国创造了有利的时机，在收益超过成本的情况下，总是不放过机会去获得压倒对手的权力资源。就如米尔斯海默所概括的，国家的终极目标就是要成为国际体系中的霸主。但事实上，我们通过对现实的观察不难发现，在国际政治中合作不仅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许多合作并不像进攻性现实主义描绘的那样脆弱。

和结构现实主义假定一样，进攻性现实主义也强调，无政府状态是国际政治经久不变的特性，这个体系特性决定了国家为了自身安全，必须采取自助手段，他们不能指望任何外部单位来保证其安全。无政府状态决定国家的动机总是追求最大化的安全。事实上，国际社会中存在着一系列为各国所承认的共同的理念和规则，它们使各国的行为处于一种有序的状态。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吉尔平曾经指出，“尽管国际系统是无政府的，国家之间的各种关系却有着高度的秩序。无政府的国际系统对国家的行为有着某种无形的控制。”因而可以认为，国际秩序是各种行为方式的有机组合，它是国际社会的最基本组成要素和目标。均势政治就是一种典型的控制国际秩序的机制。国家行为并不仅仅是由他们的理念和目标所指引，而是由一种超越它们之上的共同的框架所制约。而米尔斯海默眼中的国际社会忽略了这样一种客观事实，即一种有效机制的价值在于它的功能以及它的运作方式。政府机制通过立法和权力来实现秩序，但政府并不是提供秩序的唯一源泉，在无政府的国际社会中，秩序仍然是潜在的，他们以不同于政府的其它形式存在着。

第二，安全竞争与安全困境。几乎在所有现实主义理论中存在着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安全困境”。米尔斯海默也对“安全困境”和“安全竞争”有过相关的阐释。米尔斯海默赞同美国学者约翰·赫兹对“安全困境”的最初表达，即“‘安全困境'或‘权力与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当权力单元共同存在时会发现不存在凌驾于它们之上，能规范它们行为和保护它们免受攻击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怀疑和相互恐惧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的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由于完全的安全最终无法求得，这样的竞争只能导致自我失败。”赫兹还指出，“为求得国家安全免受其他国家攻击，(国家)只得被迫获取更多的权力以摆脱强国的影响。反过来，这又使得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从而推动他们做出最坏的打算。在这样一个被竞争的单元国家充斥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感到完全的安全，因而国家间的竞争随之而来，而且陷入无休止的安全和权力扩张的恶性循环中。”由此可见，实际上“安全困境”概念的理论渊源是霍布斯哲学中充满悲观色彩的、弱肉强食的“自然状态”理念。

自赫兹提出“安全困境”概念之后，国际政治学的现实主义迅速将它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之一。米尔斯海默曾明确指出:“安全困境，是国际关系文献中最著名的概念之一，它体现了进攻现实主义的基本逻辑。该困境的实质是，一个国家用增加自己安全的测度标准常常会减少他国的安全。可见，一个国家在不威胁其他国家的安全情况下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是困难的。”显然，在很大程度上进攻现实主义的理论基础之一就是“安全困境”。米氏曾分析道，“无政府状态下，一个国家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利用其他国家，牺牲其他国家之利，为自己获得权利。最好的防御就是一种有效的进攻。由于这一信息被普遍认同，因此，无休止的安全竞争连绵不断。”进攻现实主义承认“安全困境”概念对理解国际政治很重要，是因为进攻现实主义者常常用悲观的眼光看待现实世界的发展演变。同古典现实主义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进攻现实主义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基础在于对国际体系的假设: 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国家生存的基本动机是生存等。

在谈到“安全困境”和“囚徒困境”的关系问题上，进攻现实主义则和结构现实主义有显著分歧。前者认为，“囚徒困境”博弈不能解释大国之间追求安全的情形，因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的“安全困境”中，相互安全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国家要么为了安全扩张实力，要么为了权力进攻别国，而这些都是与别国的利益不相协调的。因此，米尔斯海默认为国家追求相对权力的最大化是因为这样做能带来安全，也是因为由此而推行权力所带来的价值观。在米氏看来，由国际无政府状态导致的“安全困境”不可能通过“囚徒困境”博弈来解决。在安全困境中，国家的安全既不是通过建立国际合作机制，也不是通过采取防御性的合作措施来实现，而只有通过单方面的进攻来赢得，因为“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就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来改善安全环境”。

而且在米尔斯海默看来，进攻性的军事行动不会导致“自我失败”，这是因为政府通常是能够取得成功并赢得很大收益的。由此他反驳对其理论的一些指责，即非理性的国家行为体由于未能预测均势的过程而导致失败。他声称，多数国家未能最终取得胜利，并非由于其非理性的国家特征，而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对“可能存在的风险”进行理性的估算。按照米尔斯海默的逻辑分析，其对国家行为体的一些非安全目标和价值观的关注是很少的，这些“现实的国家利益”实际上包括许多非安全的目标和战略，而不仅仅是权力的争夺。

第三，现实主义“历史观”的分析。米尔斯海默的历史观是建立在其对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结构分析以及对单元国家的基本特征的分析上。在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世界中，维持现状是各国关注的首要议题，而在攻击性现实主义看来，国际体系一直存在着一个试图获得霸主地位的“修正主义国家”，它们是不会满足现状的。如此分析，米尔斯海默眼中的世界就比沃尔兹的世界的冲突要多得多。就如米尔斯海默谈到的，国际政治残酷的事实是，国际政治一直是一项粗暴而又危险的事务，将来仍然如此。虽然竞争的激烈程度不一，但是大国总是相互疑惧，一直为权力而争夺不止，各国压倒性的目标是增加在世界权力中的份额。而且他还断言，“既然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获得主导世界的权力，那么世界总是受难于永久的大国间的争斗。”显然，与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和历史观不同，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历史观是“循环论”和“宿命论”的，他把国际关系的发展史视为停滞的、循环往复的。在他看来，和平是短暂的、间歇的，而冲突则是持久的、恒久不变的;一部国际关系的发展史就是一部追求权力、大国冲突的悲观图景。从这个意义上讲，进攻现实主义不是一种进化或者进步的理论，它无视或者不愿承认世界政治中的变化。尽管大国间的争端和摩擦依然存在，但是随着制度力量对世界政治的规范和管理，解决这些争端和摩擦的制度性手段在增加，制度正在塑造和改变着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按照米尔斯海默的理论分析，世界政治的现实和两三百年前的情景一样，是一种无序的冲突的世界。显然，其历史观已经很难对现实的国际关系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描述。

从单元国家的角度分析，有助于我们理解米尔斯海默这一历史观的产生。谈到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米氏认为，其理论受到国家习惯于“安于现状”意识的影响，认为该理论完全是论述国家如何进行防御性行为的理论。沃尔兹的理论或许承认修正主义国家的存在，即便它们具有这样的动机，但这只是在“单元国家”层面进行讨论。而且沃尔兹的理论

没有对修正主义国家和安于现状国家如何在体系结构内运作进行说明，国家对权力和安全的竞争也只是在国家寻求自身安全的时候才随之发生。米尔斯海默试图修正沃尔兹所主张的这一理论基础。但是在其修正的时候有些矫枉过正，将国际体系中单元国家的特征极端化。按照米尔斯海默的理解，如果沃尔兹的理论世界完全充斥着安于现状的国家的话，那么，米氏的理论世界则仅仅包含修正主义国家。体系中的所有国家，至少是大国都在寻求权力的最大化，因为在无政府体系中，权力的每一份增加都会增强它们在体系中生存的安全系数。从而使得当前的世界几乎没有希望安于现状的国家。只有少数情况是例外的，即某一国家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国家的绝对的霸权优势，该国才有可能安于现状。如果跳出大国对于权力最大化的谋求，从长时段看待米尔斯海默的悲观主义历史观，我们可能会对国家格局的演变产生同样悲观的判断。正如苏长和博士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谈到的，以米氏的历史观来分析，我们可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每一次大的格局变幻是否都要经历一次系统性的大国冲突?如果按照经验和一些理论研究成果来分析，历史上大国政治关系的根本调整，都是通过系统性的战争来完成的化，那么我们或许会对冷战结束后的国际格局转换做出这样的假设:冷战的和平终结并不意味着大国政治格局完全定型，或者说冷战的结束仅仅为未来的格局定型开辟了一个起点。那么在米尔斯海默看来，如果新的大国政治格局“尘埃未定”的话，那么只有通过未来的大国冲突才能最终完成。

第四，进攻性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与国际机制。进攻性现实主义同结构现实主义一样，都赋予国际结构特征以重要的意义;而与沃尔兹结构现实主义不同的是，进攻性现实主义在强调结构决定性的前提下，断定国家追逐权力的本性也是未泯的，即国家总是尽力所为，以获得最大的权力，以成为霸权国家。从米尔斯海默的思想体系可以看出，国际结构及其类型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解释国际冲突的一个关键变量。但深入探讨其理论基础我们就会发现，进攻性现实主义注重的是单一的军事实力，国家对军事安全机制的渴求成为维护其安全的主要因素。这就使得国家结构丰富的内涵简单化，使得国际结构成为仅仅是物质力量的凝结。显然，在米尔斯海默看来，结构只具有物质的涵义，而忽略了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规范的意义。这种静态的、僵硬的观察问题的方法，直接导致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际体系和国际结构的庸俗看法，从而将规范、机制和观念等因素排斥在其理论分析之外。从某种程度上讲，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世界是“物化”的、僵硬的世界。

事实上，尽管在一个无政府的国际体系中缺少一个共同的强制力量，但国家之间的共同利益是存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仅因为前者就对合作的前景表示悲观是片面的。冷战之后的国际社会越来越广泛地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国际机制。当各国的政府需要系统的、持久的合作来实现其目标时，政府就可以在相互利益的基础上建立起种种机制。霸权并不是维护政治机制的最重要因素，尽管美国的霸权曾在建立一些国际机制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但二战之

后它的军事力量并没有直接影响发达国家之间的合作和分歧的方式。进攻性现实主义对国际机制的怀疑主要来自于它们对“无政府状态”的理解，但事实上无政府不一定就会对合作形成阻碍。国家行为是基于理性分析的，这意味着国家寻求主观的效用最大化，对自身效用的期望还涉及到对他国能力和意图的预测。国际机制的存在主要就是为了减少不确定性并使期望保持稳定，使合作者能够在合作中实现自我的利益。

如果从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来分析，或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在规范和制度可以塑造国际体系文化的时候，简单地利用物质结构解释国家行为是苍白无力的。如果说进攻现实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结构(无政府状态与实力分配)的影响的话，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讲，它忽略了进程 (相互作用和学习)与制度的影响。在结构主义看来，无政府状态中存在着这样一种实践，它们能够创造并说明认同与利益的一种结构，而不是另一种结构。制度是一系列相对稳定的认同与利益，或者是认同与利益的“结构”。这样的结构经常由正式的规则或规范固定下来，但是只是由于行为体对集体认识的社会化以及参与，它们才具有了动力。制度作为集体知识，制度化则是一种把新的认同与利益进行内化的过程，因而从一定程度上讲，结构主义对“合作问题”的分析基本上是认知分析，而进攻现实主义对合作问题则主要是行为分析，因而在解释现实世界中的冲突与合作时就显得僵硬而单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