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文镜 （1662年—1733年），字抑光，清朝康熙、雍正时大臣。原隶籍汉军镶蓝旗，雍正五年（1727年）因功抬入汉军正黄旗。祖籍奉天广宁，监生出身。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田文镜以监生的身份被授为福建长乐县县丞。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任山西乡宁知县。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升任直隶易州知州。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才内迁为吏部员外郎。至此，田文镜已经历任州县官二十余年，积累了相当丰富的基层行政工作经验，而其本人此时也已经四十五岁，步入了中年。

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迁刑部郎中。康熙五十一年（1712），改授监察御史。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清廷命田文镜去巡视长芦的盐政，田文镜上疏说：“长芦的盐引（盐钞）缺额五万七千余，商人应该恢复原先的赋税，增收到原来应该收的数量。并且自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开始实行，在长清等县运行。”朝廷下旨说：“增加征收虽然可以增加赋税收入，但是恐怕伤害了商人啊。”于是将这个建议在九卿之中议论。山东巡抚定议具题，如所请行。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田文镜就被提拔为内阁侍读学士。康熙帝辞世的时候，田文镜已经是六十一岁，所任不过是州县官、郎官而已。

雍正帝的即位为田文镜带来了升迁契机。雍正帝即位后，田文镜深受雍正帝的重用。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命田文镜祭告华山。同年山西发生了灾害，年羹尧上疏给雍正帝，请求朝廷赈灾。雍正帝询问山西巡抚德音山西受灾的情况，德音回复山西没有灾害。等到田文镜回到京城之后，进宫觐见雍正帝，毫无保留地说出了山西受灾的情况。雍正帝嘉奖他直言无隐，令田文镜前去山西负责赈灾，即命他署理山西布政使。田文镜素来就有为官之才，到了山西之后厘清了长期积累下的公务，剔除了原有的痼疾，使得山西吏治为之一新。自此受到了雍正帝的赏识，田文镜开始成为雍正帝的心腹重臣。

雍正二年（1724年）正月，田文镜调任河南布政使。八月，署河南巡抚。田文镜上任不久就上疏请求将陈、许、禹、郑、陕、光六州升为省直隶州。十二月，雍正帝实授他为河南巡抚。田文镜在河南以严厉刻深的风格治理当地，专理河南诸州县清查亏空赋税的事务，并且开辟荒田，手段严厉并且要求迅速解决。河南诸州县有一点没有办成的，他就立刻给予惩处。相继上疏弹劾知州黄振国、知县汪諴、邵言纶、关陈等人。雍正帝派遣侍郎海寿、史贻直前去河南调查这些人，发现田文镜弹劾的都很对。

雍正四年（1726年），发生了田文镜与李绂互参案。李绂自广西巡抚任上被召回授为直隶总督，回京的时候经过河南首府开封，田文镜出城相迎。李绂责备田文镜肆意蹂躏读书人的尊严，田文镜将此事密奏给雍正帝，并说李绂与被弹劾的黄振国为同榜进士，他这是为黄振国挟私报复。李绂入宫见雍正帝，说黄振国、汪諴、邵言纶这些人都是被田文镜冤枉的，知县张球为官行为非常恶劣，对此田文镜反而不去弹劾。雍正帝先听了田文镜的奏疏，对此没有过问。雍正帝听了李绂的话之后先将张球以盗案而论罪，田文镜也因此而遭弹劾。同年冬天，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弹劾田文镜结党营私有负圣恩、并且贪虐不法，一共有十大罪状，并且言语涉及到被田文镜弹劾的黄振国、邵言纶、汪諴，还有包庇张球罪状的事，与之前李绂说的不谋而合。雍正帝听了之后以为谢济世与李绂结党，有意倾向于田文镜，下诏严厉斥责谢济世等，剥夺了谢济世的官职，发配到军中，黄振国、汪諴被处死，邵言纶被发配边境。黄振国本来是蔡珽的下属官吏，被罢官之后因为蔡珽的举荐而被再次启用。蔡珽获罪之后，雍正帝更加责备李绂、蔡珽、谢济世等人结党营私，干扰国政，并且诬陷大臣，下令斩黄振国。

弹劾案件结束之后，田文镜上疏请求将河南的丁银均入地粮，绅衿富户与平民百姓一律平等，都缴纳赋税，并且想从雍正五年开始实行，各部商议之后听取了该建议。雍正五年（1727年），田文镜上疏说黄河水涨严重，河堤非常不牢固。最好是征集民力进行抢修，每年夏至之后，距离河堤一二里以内的村庄按照户口数出丁做工，修完之后就遣散。如果不能估计竣工日期的时候，就按照人数发放粮食。不久田文镜就被授为河南总督，加兵部尚书。田文镜本来属于汉军镶蓝旗，清廷命将其抬入正黄旗。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褒奖田文镜为官公正廉明，特将其授为河南山东总督，并且此官职是为田文镜专门设置的，不为定例。田文镜上疏说：“山东、河南两省交界的地方容易藏匿盗匪，缉捕的差役越界的时候，盗匪容易劫走犯人，多次因为这种事导致闹出人命，对方省份还为这种事情而推脱庇护。请求以后可以越界稽查盗贼，如果他省有包庇这件事的，允许本省的督抚移送咨文参与审理。”雍正帝听从了他的建议。

田文镜早先因为河南的漕船在卫辉附近停船接受票据，途经直隶大名下属的浚、滑、内黄三县的时候，因为是外省不听从调度。所以请求将此三县划归河南。之后，又依照河南征发漕银的旧例，在河北三府发运田税，后又怕征收课税会增加当地人民的负担。请求将仪封、考城及新划归河南的浚、滑、内黄等五个县增加课税。距水次最远的灵宝、阌乡二县，将上交的米数减少一半，减少的部分由五县多征收。南阳、汝宁诸府，光、汝诸州，永宁、嵩、卢氏诸县，都因为路途遥远而停止运输课税，让五县协调运输，按道路的远近，一石多加五分至二钱三分不等。田文镜又上疏雍正帝说：“山东的仓库亏空严重，大多都是挪新掩旧。请求按照河南的情况征收，知府、直隶州有离任的，所辖州县的仓库，就让接任的官员继续稽察，如果官员有亏空，就先偿还一半，方得赴新任。道员离任，所辖府、直隶州的仓库也像这一样。”又上疏说：“山东的钱粮亏空多年下来有二百余万，雍正六年应该上交的钱粮，还不及一半，由于征收的火耗太重，官员的私派又太多，所以请敕令山东巡抚、布政使协同臣清察亏空，这样大约要用半年才可以彻底清查。”他所提出的建议雍正帝均同意实施。

雍正七年（1729年），田文镜请求朝廷设立青州满洲驻防兵，屯驻在府北东阳城址，清廷下议政王大臣商议。不久加封为太子太保。他又上疏请求将山东高唐、濮州、东平、莒州四州升为直隶州，将济宁由直隶州降为隶属于兖州府。很快雍正帝命他兼任北河总督。这一年山东发生水灾，河南也发生了水患，雍正帝下令蠲免两地钱粮。田文镜上奏河南被水淹没的州县，粮食收成虽然不等，但是还没有发展成灾害，士民踊跃缴纳赋税，雍正帝特恩蠲免两地钱粮，请求仍然按照原来的数额完成收税。朝廷商议之后同意了田文镜的请求，雍正帝仍命田文镜仔细盘查亏欠的税银。

雍正九年（1731年），雍正帝下诏说：“去年山东发生水患，河南也有数县被水患所害，朕料定田文镜自己能够料理这件事，所以没有另派官员进行赈济。最近听说祥符、封丘等州县民竟然出现卖儿女的现象。田文镜年老多病，被下属的官员蒙蔽，不能有效地治理安抚地方，而如果禁止他们卖儿女，是绝其生路啊。为民父母的官员忍心断绝他们的生路吗？”并令侍郎王国栋前去河南进行赈济。田文镜以病乞休，雍正帝命他回京师。病愈逅，仍命他回任河南。

雍正十年十一月十五日（1732年12月31日），田文镜再次因病而上疏请求退休，雍正帝准许了他。几天后，田文镜就逝世了，雍正帝赐葬泰陵附近，谥号端肃。命河南省城为其设立专祠。又因为河道总督王士俊上疏请求，将其入祀河南贤良祠。后阴差阳错，在乾隆中后期，其墓被当地守陵大臣夷平。

乾隆帝即位，尚书史贻直奏言王士俊监督河南开垦、开捐输，造成怨声载道的局面。乾隆帝下谕说：“河南自从田文镜上任督抚以来，严格治理，他的下属官吏竟然剥削民众，致使河南人民深受其困。前年田文镜隐匿河南灾情不报，百姓流离失所，幸亏先帝爱民，派遣官员前去赈抚，才保证河南的安定，这件事天下人尽皆知。”并解除了王士俊的官位。

乾隆五年（1740年），河南巡抚雅尔图上奏河南的民众都怨恨田文镜，不当将其供入河南贤良祠。乾隆帝下诏说：“鄂尔泰、田文镜、李卫都是先帝的重臣，其实田文镜不及李卫，李卫又不及鄂尔泰，而他们三人素来不曾谋合。所以不能翻出前案。”将田文镜撤出贤良祠的奏疏被退回。

康熙末年，黄河几次泛滥，大量农田被毁，加之不法官绅为害，盗贼猖獗，因而河南民不潦生，怨声载道，官府档案管理混乱，各种案件堆积如山。在这种情况下，他于雍正二年（1724年）调任河南布政使，很快升河南巡抚、总督。任内，以凡事“悉秉至公，无人不可以共事”为准则，大刀阔斧，“清理积牍，剔除宿弊，吏治为之一新。”所说积牍，即常年积压，得不到处理的文件、档案；所说宿弊，即官员多年的陋规、科派亏空、州县的逃税、隐匿土地等。由于这两项工作干得出色，所以才出现了“吏治为之一新”的局面。

主词条：耗羡归公、养廉银

田文镜任河南布政使之后，协同巡抚石文焯按照比例将河南各地的火耗降低。耗羡的数额根据各州县的田赋银确定。为防止地方官吏私加火耗，雍正三年（1725年）正月，田文镜严饬司道府州官员，在征收钱粮过程中，将收粮银柜加固封条，委派专员“公同面拆，立刻发匠倾熔，正、耗两项分数解司，不得存留丝毫。”

关于耗羡的使用，田文镜规定各州县所需养廉银必须报布政司批准后方可动用，其余一律上缴布政司库，雍正三年（1725年）具体公布各级养廉银数目。耗羡归公实施养廉银制度之后，官员和百姓之间上下各足，彼此相安。规礼被全部废除，实施普遍，范围极广，官员直接受惠，百姓得免加派，大大减轻了百姓的负担。

雍正五年（1727年），河南全省推行摊丁入地。田文镜制订，河南的“摊丁入地”是以州县为单位，分别进行匀摊。具体的科则是：“每地赋银一两，合摊丁银一分一厘七毫六丝至二钱七厘二丝零不等。”由于河南省的新垦田地是实行随年升科的办法，所以新垦田地的丁银也随年匀摊。关于闰银的征收，也各照旧定惯例，凡原来派征闰银的，“摊丁入地”后仍保留闰银，否则不另行加派。比如安阳县，按丁征银时规定征收闰银，“摊丁入地”后，除“按每折色粮银一两，该摊派丁银五分三厘七毫四丝（零），”又“遇闰每两该摊派丁银五分二厘八毫（零）”。从河南各州县的地方志记载中，不征闰银的占多数，征收闰银的相对要少得多了。

田文镜在河南推行摊丁入地，减少了无地少地下层人民的负担，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河南赋税不均的状况，同时保证了赋税的征收。

田文镜政事干练，以铁腕闻名，结合清官与酷吏于一身。治理地方期间，治盗极严，辖境几乎无盗贼，同时督责诸州县清理赋收，开辟荒田，限期极严。

著作有《抚豫宣化录》、《钦颁圣谕条例事宜》（与李卫之作合为《钦颁州县事宜》），曾主持编修《河南通志》。他的部分奏折收在《朱批谕旨》中。

雍正五年（1727年），当田文镜在河南发现贡院问题后，河南官员纷纷建言：您来河南六年了，“事无巨细，有未便者即请诸朝”，不知理顺了多少事。贡院是“抡才（选拔人才）重地”，“非择善而迁焉不可”。有了舆论支持，田文镜即着手选择贡院新址。不久，他的目光投向了开封城东北角、铁塔南边的一块空地。

田文镜看中开封城东北角，大约有接续前代文脉之意。古代建书院、贡院，都很注重选址，选择具有自然灵性的地方，田文镜也很深信此道，他请术士前来察看，术士们说得玄乎：此地“是为辛亥之龙”，居奎宿和璧宿之间，“紫薇垣在乾，文昌宫在巽，且铁塔正当天禄，而魁阁恰在离明，洵称吉地。”田文镜虽以苛刻闻名，但办事其实很有章法。贡院迁址这样的大事，本来可能有各种阻力，在决意兴建新贡院后，他先赢得舆论支持，再为新址造势。化解各种阻力于无形。那块近两百亩的空地，当时其主人只叫价一百多两银子，田文镜二话不说，“如数许之”。

田文镜指派开封府、彰德府、祥符县、杞县等衙门共同负责，雍正九年（1731年）七月开工建设，第二年五月顺利完工。新贡院号舍增至9000间，新建执事楼75间，整个建筑群“规制深严，栋宇华丽，更非昔比”，用田文镜的话说，“不数月间，将积年所苦，举而易之”，再无积水之患，“岂非快事？！”

田文镜办事认真，铁面无私，事无巨细均亲力亲为，为官也很清廉，做了近十年的封疆大吏家境却还是极为贫寒，子女亲属也没有从他身上借到什么光，几乎清一色都是布衣。

相传田文镜在山西任职时，曾收罗一个姓邬的绍兴师爷，邬先生问田文镜想当名官还是普通官，田文镜说他想当名官，邬先生说他将以田文镜的名义写一个奏折，但田文镜不能看到，田文镜答应。邬先生就替田文镜写了弹劾隆科多的奏折。隆科多果然获罪，而田文镜也因此被雍正帝日益宠信。后来田文镜因一些事情而与邬先生不和，逐渐不听其言，邬先生便辞去。田文镜的奏折逐渐不合皇帝意思，多次被谴责，田文镜不得已派人到处找邬先生，并重金请他返回。邬先生要求每日给他五十两银子，田文镜被迫答应，邬先生就到田文镜任职的河南开封，但不肯住在巡抚衙门，每天早上到巡抚衙门，看到桌上有元宝才肯为田文镜办公，田文镜由此重获皇帝的恩宠。久而久之，雍正帝也知道田文镜背后有邬先生指点，曾给田文镜的请安折朱批“朕安，邬先生安否？”“邬先生由此闻名官场，在田文镜去世后不知所终，有人说被召入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