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决策模型，简称理性模型(rational model)起源于传统经济学的理论，传统经济学理论是以“经济人”的假设为前提的，舍弃了一些次要变量，使问题的分析得以简化，形成有效的分析框架，能用来解释经济中的诸多现象。

1、决策者面临的是一个既定的问题，

2、决策者选择决定的各种目的，价值或目标是明确的，而且可以依据不同目标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3、决策者有可供选择的两个以上的方案，面对着这些方案，通常在逐一选择的基础上，选取其中一个。假如方案基本是相同的，通常会作相同的决定。

4、决策者对同一个问题会面临着一种或多种自然状态。它们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不可控因素。或者可以说决策者的偏好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

5、决策者会将每一个方案，在不同的自然状态下的收益值(程度)或损失值(程度)计(估)算出来，经过比较后，按照决策者的价值偏好，选出其中最佳者。

理性决策在实际中必须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决策过程中必须获得全部有效的信息。

2、寻找出与实现目标相关的所有决策方案

3、能够准确地预测出每一个方案在不同的客观条件下所能产生的结果。

4、非常清楚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公共政策制定的人们的社会价值偏向及其所占的相对比重。

5、可以选择出最优化的决策方案

1、建立一套完整的操作目标，并赋予权重

2、准备一套完整的被选方案

3、建立一套其他价值与资源的完整清单，并赋予权重

4、对每一方案的成本/效益进行完整预测

5、对每一方案进行净期望值计算

6、 比较各净期望值，选取期望值最高的方案

最优化决策者是理性的（rational）。也就是说，它在具体的限定条件下做出稳定的、价值最大化的选择。这些选择的做出遵循理性决策模型（rational decision-making model）的六个步骤：

1.界定问题所在

2.确定决策标准

3.给决策标准分配权重

4.开发备选方案

5.评估备选方案

6.选择最佳方案

该模型以界定问题开始。前面已经提到，当期望状态与实际情况存在某种程度的不一致时，问题便出现了。如果你在计算自己的月支出时发现你比预计支出多花了50美元，你就确定了自己的问题所在。很多不良决策都是因为决策者忽视了问题所在或界定了一个错误的问题而导致的。

一旦决策者界定了问题，接着就要确定对决策来说十分重要的标准。决策者需要确定那些与做出决策有关的决定因素。在这一步中，决策者把兴趣、价值观和类似的个人偏好也带进过程之中。识别这些标准非常重要，因为一一个人认为有关的因素，另一个人却可能不这样认为。还要记住的是，决策者在这一步中没有选定的任何因素都被决策者认为是无关因素。

确定的标准当中并不都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此，第三步要求决策者权衡这些标准，使它们在决策时有一个正确的优先排序。

第四步要求决策者列出所有可能的解决问题的备选方案。这一步只需要列出备选方案，而不用对它们进行评估。

备选方案一旦确定，决策者就必须批判性地分析和评价每一种方案。使用每一项标准对各个备选方案进行评估。当这些备选方案与步骤2和步骤3中确立的标准和权重进行对比时，可以明显看出每一个方案的优点和缺点。 ．

模型的最后一步要求计算出最佳决策。根据带有权重的标准对各个备选方

案进行评估，最后选择总分最高的那个备选方案。

从理论角度看，最有优决策并不是不可行的，然而社会现实不等于理论假设，理性决策模型的假设条件遭遇到诸多障碍，人们逐渐发现政策实践中的许多现象都难以解释。其原因不在于它的逻辑体系，而在于其前提解释有问题。因此它遭到了许多学者的强烈批评。其中最突出的是查尔斯·林德布洛姆与赫伯特·西蒙。

林德布洛姆指出:决策者并不是面对一个既定问题，而只是首先必须找出和说明问题。问题是什么 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认识与看法。比如物价迅速上涨，需要对通货膨胀问题做出反应。

首先，明确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往往十分困难。因为不同的利益代表者，会从各自的利益看待这些问题，围绕着通货膨胀存在不存在，若存在，其程度和影响怎样，以及产生通货膨胀的原因是什么等问题，人们都会有不同的回答。

其次，决策者受到价值观的影响，选择方案往往会发生价值冲突。比较，衡量，判断价值冲突中的是与非是极其困难的。靠分析是无法解决价值观矛盾的，因为分析不能证明人的价值观，也不可能用行政命令统一人们的价值观。

公共利益决策标准，林德布洛姆批评了这种认识，认为在构成公共利益要素这个问题上，人们并没有普遍一致的意见，公共利益不表示一致同意的利益。

第四，决策中的相关分析不是万能的。决策受时间与资源的限制，对复杂决策讲，不会做出无穷尽的，甚至长时间的分析，也不会花费太昂贵代价用于分析，或者等待一切分析妥当再作决定，否则会贻误时机。

西蒙进一步补充，决策过程中要收集到与决策状况有关的全部信息是不可能的。决策者处理信息的能力十分有限，不可能对信息做出最优化的处理与分析，因而不能获得百分之百的最佳决策。

理论界的肯定。

灰色决策模型：是借用模糊数学、运筹学、系统工程学中的一些高等数学模型，进行系统分辨决策，由于证券市场是一个不可预测、不可判断的市场，是通过现在对将来预期的一种提前的表现行为，因此完全通过理性的判断、推算进行分析将会进入到投资分析的误区中，我们在市场中能够经常见到无量上升或无量下跌的情况，用其他的模型从经验上考虑似乎都不实现买卖的即时性，但用灰色决策模型就策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非常出色。容维创富大趋势中的灰色决策系统模型在筹码恒仓模型、资金数理模型、动能推演模型、股价波动模型、球团滚动模型相对一致时是处于自由发展状态的环境中，它会给股价一个极大的想象发展空间，只要股价不跌破上升价格，股价就将持续走高，只要股价不跌破下降价格，就不会出现卖出信号，相反，在股价不能突破下降价格时股价也不能摆脱一路下跌的风险，只有在股价突破上升价格时才能确定新资金进场,新行情的起动。

有限理性'概念的主要提倡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Simon)。自从他提出有限理性概念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学家对什么叫有限理性至今没有公认一致的看法。西蒙当年认为有限理性的理论是'考虑限制决策者信息处理能力的约束的理论'。他提议将不完全信息，处理信息的费用和一些非传统的决策者目标函数引入经济分析。但是近来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三方面的研究并不足以构成有限理性概念的核心。西蒙是个反对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概念的人，但是过去二三十年中，主流经济学却在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的分析框架中将西蒙提到的这三方面研究全部吸收了。首先以Wald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将不完全信息引入传统的最优决策模型和全部均衡及对策论模型，使得主流经济学中的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模型可以用来揭示不完全信息对经济行为及其交互作用的影响。但是不少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引入不完全信息的模型并未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他们认为不完全信息不是有限理性。例如Aumann(1997)认为大多数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的对策论模型并不是有限理性模型，而是超级无限理性模型。例如有名的Milgrom的防止进入的序贯均衡模型中虽然有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对称，但这个模型中，没有完全信息的局中人知道对方的生产函数，目标函数以及一个不确定的生产函数参数的所有可能状态，及各种状态发生的事前概率，他可以用动态规划和这些不完全信息算出完全的最优动态对策，并对对手的最优动态对策完全了解。这哪是有限理性，这明明是超级无限理性，比传统的完全竞争模型中对个人理性的要求要高得多。

在传统的瓦尔拉斯完全竞争模型中，每个决策人不知道他人的生产条件和嗜好及他们的决策，他只根据价格信号做决策，因此在这种模型中，每个决策者所需的理性和信息处理能力比有不完全信息的对策论模型低得多。所以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有信息不对称的动态对策论模型在推动有限理性数学模型方面是一个失败。

以Radner(1996)为代表的经济学家将最优决策的计算成本引入经济模型，可以说是将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概念中的第二个因素变成了主流学派的数学模型。但不少经济学家例如Aumann(1997)最近指出，这类模型仍然是完全理性模型，信息处理费用本身并不是有限理性概念的实质。

最近发展起来的五花八门包含决策和计算成本的经济模型也证明，如果计算和收集信息的费用很高的话，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中都会出现直观决策，模仿(所谓羊群行为)，按固定规则决策等看似不是完全最优化的决策过程，但这类决策不是象西蒙所言的非最优化而只求满意的决策，而是考虑计算成本的约束条件下的最优化决策。最优决策的本质并未变，只是当约束条件复杂时，最优决策的形式也多样化了。

因此可以说西蒙提到的有限理性的三要件都没抓住有限理性概念的要害。以完全理性为基础的主流学派模型可以将这三要件在完全理性最优决策和全部均衡框架内吸收。九十年代的动态对策均衡概念就可以用来预测供求不等的现象。钱颖一的有名的软预算约束对策论模型中，社会主义经济中的长期供不应求就是自利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一种任何个人都不能单方改变的后果，这种后果就是供求不等的均衡。所以均衡并不一定意味供求相等。很多动态均衡模型还能预见内生变量自发地随时间流逝而演变。所以西蒙及奥地利学派，非线性演化经济学派反对均衡的一些概念都被主流学派全部均衡模型所吸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