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㬚（1192年2月3日—1259年7月21日），高丽王朝第23任君主（1213年—1259年在位）。初名（日真），1217年改名晊，后改名㬚，字大明，又字天祐，父为高丽康宗王祦。他在位时是武臣政权的傀儡，除了最后一年时间外都处于崔氏政权的控制下，毫无实权。当时高丽内忧外患丛生，尤其是遭遇了蒙古帝国的多次侵略，使他在权臣崔瑀的胁迫下迁都江华岛以躲避蒙古。他任内还重雕了被蒙古烧毁的高丽大藏经，成为流传的韩国瑰宝。死后庙号高宗，谥号安孝，葬于洪陵，1310年被元朝追谥忠宪。他是高丽王朝在位最久的国王。

高丽明宗明昌三年正月十八日（1192年2月3日），高丽的太子妃柳氏诞下一子，取名（日真）。承安二年（1197年）九月，权臣崔忠献废黜明宗，太子璹也被流放到江华岛，王（日真）随着父母去了江华岛，度过了十余年艰辛的岁月。王（日真）在幼年时师从父亲的僚属、当世名儒俞升旦（俞元淳），去了江华岛后又受教于当地一名叫韦元的读书人。

大安二年（1210年）十二月，王璹从江华岛被召还，大约与此同时，王（日真）量移至内陆的安岳县（今朝鲜安岳郡）。一年后，高丽熙宗因牵涉除掉崔忠献的阴谋而被崔忠献废黜，王祦（即王璹）登上王位，是为高丽康宗。大安四年（1212年）正月初三，王（日真）自安岳回到开京，七月二十一日加元服，被册封为王太子。崇庆二年（1213年）八月九日，康宗薨，其时王（日真）出居别馆，没能看到父亲最后一面。他于次日受遗诏并继位于康安殿，是为高宗。

高宗与明宗、神宗、熙宗、康宗一样，都是武臣政权下的傀儡君王，特别是在乙酉年（1225年）崔瑀（即崔怡，崔忠献之子）私设“政房”之后，王权比之前几代更为削弱，高宗成了彻底的傀儡。高宗一生都生活在崔氏政权的阴影下，经历了崔忠献、崔怡、崔沆、崔竩四代，可谓“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不过崔氏家族虽然垄断国政，权倾朝野，但始终没有取王氏而代之，而是多次宴请高宗及进献金银珍宝，旨在联络与王室的感情，这种宴会活动在高丽蒙古战争期间依旧持续，甚至有时连高宗都很不情愿地赴宴。崔怡的外孙女还嫁给高宗的太子王倎（后来的高丽元宗），生下太孙王谌（后来的高丽忠烈王），这样不仅崔氏政权得到巩固，王室也获得了保护，形成了一种互利交换的格局。

高宗在位的年代正值高丽王朝将近五百年间的最苦难的岁月。当时大陆局势发生急剧变化，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开始向中原扩张，腐败的金朝节节败退，高丽也很快受到波及。在辽东的契丹遗族耶律留哥等趁机起兵反金复辽，建立东辽国，不久后东辽内部因对蒙古态度不同而产生分裂，契丹反蒙派数万人在贞祐四年（1216年）八月入侵高丽，把持政权的崔忠献自以为国富兵强，不以为意，结果第二年三月，契丹兵竟然逼近了开京，高丽北部也饱受契丹兵蹂躏。贞祐六年（1218年）秋，高丽命赵冲、金就砺出师围剿契丹兵，契丹余部退守江东城（今朝鲜江东郡）。另一方面，在东辽亲蒙派领袖耶律留哥的请求下，蒙古派哈真统率蒙古及东真国的军队3万人于贞祐六年（1218年）十二月进入高丽，声明助剿契丹兵，要高丽资助粮食，且与高丽约为兄弟之国，高丽面对这些不速之客，只能同意，当即输米1千石。于是在蒙古、东真、高丽三国联军的讨伐下，江东城于贞祐七年（1219年）正月被攻克，契丹反蒙派首领耶律喊舍自杀，五万多人被俘，困扰高丽两年有余的契丹之乱终于平息，而高丽与蒙古也由此建立外交关系。

平定江东城后，哈真的使者蒲里帒完（似为扶余大王）等数十人来开京结盟修好，使者非常蛮横，要求国王亲自出迎，高宗派使者苦苦劝说才作罢。正月二十四日，高宗在大观殿接见蒲里帒完等人，穿毛衣、配弓矢的蒙古使者径直走上殿阶，从怀中掏出国书，握着高宗的手递给他。高宗猝不及防，大惊失色，左右侍臣也惶恐不敢靠近，侍臣崔先旦哭泣道：“怎么能让丑虏接近至尊呢？万一发生荆轲那样的事变就来不及了！”而后蒲里帒完又更换高丽衣冠入殿，行私礼，只揖不拜，临行时高丽赠送给他们金银器、绸布、水獭皮，哈真撤走后还留下四十名东真国人在义州学习高丽语。贞祐九年（1221年）八月，蒙古派著古与来高丽，传皇太弟铁木哥斡赤斤的钧旨，向高丽索要獭皮、细绸、细苎等诸多物件，还把高丽之前所赠送的粗绸布丢到高宗面前，拒绝赴宴。紧接着又传来蒙古使者这可即将入境的消息，高宗对此极为头疼，一面命宰相李杭和钦天监朴刚材在太庙占卜，悬而未决，一面又在大观殿召集四品以上官员商议对策，高宗倾向设兵防备，拒而不纳，但群臣都从实力悬殊出发要求纳使，高宗不悦。最终这可还是于九月来高丽，十月又有喜速不花等蒙古使节到来，面对接二连三的蒙古使节，高丽被迫接受他们的要求，准备送给蒙古的“国赆”。甲申年（1224年）十一月，著古与等人来高丽取“国赆”，翌年正月离开高丽时被盗贼所杀，此后两国关系中断。

迫于局势变化，高丽的宗主国金朝在高宗时同高丽逐渐断绝了往来。康宗薨、高宗立与金朝卫绍王被弑、金宣宗即位同时发生，金朝也立即向高丽通报此事，于是高丽行用金朝贞祐年号，并派卢育夫、金蕴珠到金朝进奉及告哀，但册封则因时局动荡而被无期限推迟，所以高宗不曾获得金朝的册封。翌年金宣宗在蒙古入侵的压力下南渡汴梁，金与高丽便以金朝辽东行省为纽带进行交往，金朝曾向高丽通报契丹入侵的消息，后来又向高丽借粮，高丽不借，金兵为此掠夺高丽地境。为了解决贸易之事，金宣宗曾于贞祐六年（1218年）派完颜素兰去高丽宣谕，但此事未见高丽记载，从高丽未使用新年号“兴定”来看似未成行。贞祐七年（1219年）入侵高丽的契丹兵被剿灭后，高丽向辽东行省表达了恢复对金朝贡之意，因金与高丽交通不便而未果。高丽见金朝日益衰落，便依高丽睿宗时停用辽朝年号故事，于贞祐十二年（1224年，甲申年）停用金朝年号，改以干支纪年。从贞祐十一年（1223年）到丙戌年（1226年），高丽屡屡与驻扎鸭绿江对岸婆速路的金将亏哥下（亏加下）发生冲突，高丽边将金希磾打到鸭绿江对岸的石城，赶走亏哥下，然后收兵回国。癸巳年（1233年）三月，已迁都江华岛的高丽朝廷派崔璘去金朝问安，因道路不通而中途返还。次年金朝就亡国了。

除了来自大陆的外部压力外，高宗在位时还出现了日本海盗“倭寇”的入侵，这是贞祐十一年（1223年）五月的事。丁亥年（1227年）高丽派朴寅出使日本镰仓幕府，要求禁断倭寇。镇西奉行兼大宰府少弐（少贰）武藤资赖（少贰资赖）并未将牒状呈报京都朝廷，而是采取私了的方式，当着朴寅的面斩了90名对马岛恶徒，并私送返牒，“谢贼船寇边之罪，仍请修好互市”。此后，高丽的倭寇之患稍有收敛。二十余年后，倭寇再兴，高丽于辛亥年（1251年）筑城于金州（今韩国庆尚南道金海市）以防备倭寇。

辛卯年（1231年）八月，蒙古大汗窝阔台借口问著古与等被杀之罪，派撒礼塔率大军入侵高丽，高丽蒙古战争爆发，高丽出动三军抵御蒙古兵。蒙古军在铁州、平州屠城，尽管在龟州遭到朴犀和金庆孙、在慈州遭到崔椿命的抵抗，蒙古兵还是长驱直入，在十二月完成了对开京的包围。高丽“君臣思所以捍御之计，仓惶罔知所图，但把膝环顾，长太息而已”，只好先派御史闵曦、内侍郎中宋国瞻去犒劳驻扎开京的蒙古兵，高宗也接见了蒙古使节。由于蒙方要求“大官人”去议和，于是高宗又超授宗室始兴伯王侹（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的六世孙，同时也是高宗的表兄兼舅侄）为淮安公，命他到安北府（今朝鲜安州市）的主帅撒礼塔军前请降。撒礼塔要求高丽进献质量好的金银与一百万件军人衣服，以及真紫罗1万件、水獭皮2万件、1万匹大马、1万匹小马，并派贵族子弟男女3000人入质蒙古。王侹满口应承，高丽朝廷为了换取蒙古兵的撤退也不得已同意。于是撒礼塔将都旦等72人作为达鲁花赤派驻高丽，然后撤兵，这是壬辰年（1232年）正月的事。同年四月，高宗派上将军赵叔昌、侍御史薛慎出使蒙古，奉表称臣，正式建立起对蒙古的事大关系。

在高丽的一系列对外交涉中，高宗虽然站在前台，但幕后主导者是崔瑀。崔瑀也不愿走上前台，曾自称不是令公而退回蒙古给他的礼物，他与高宗的“默契”尚算周密；在高丽称臣蒙古后，高宗便与崔瑀产生分歧。当时，蒙古除了让高丽进贡外，还要求高丽出兵助征东真国，命国王亲自朝觐蒙古大汗，高丽方面难以履行蒙古的要求，达鲁花赤也非常跋扈，而且武臣政权的领导者也担心国王与蒙古联手摧毁自身政权的情形出现，崔瑀便决定利用蒙古人不善水战的特点，迁都江华岛以躲避之，同时也是强化武臣政权对国王控制的措施。史称“时升平既久，京都户至十万，金碧相望，人情安土重迁”，所以这个决议无疑会遭到包括高宗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对，但大臣们畏惧崔瑀权势，大都敢怒不敢言，只有高宗的老师俞升旦发表不同意见说：“以小事大，义也。事之以礼，交之以信，彼亦何名而困我哉？弃城郭，捐宗社，窜伏海岛，苟延岁月，使边氓丁壮尽于锋镝，老弱系为奴虏，非为国长计也。”崔瑀不听，他在壬辰年（1232年）六月十六日于自己府邸中举行的大臣会议上决定迁都江华岛，奏请高宗批准，刚经过丧妻之痛的高宗犹豫不决。崔瑀索性以身作则，将家财送到江华岛，并先率亲族同党到城南敬天寺居住，还马上派两领军队去江华岛修筑名称、规格和开京王宫一致的宫阙。由于生米已成熟饭，高宗自知反对无效，便只好顺从崔瑀，于七月六日起驾赴江华岛，七月七日抵达江华客馆，回到了他成长的地方，此后再也没返回开京。江华岛成为以后四十年间高丽的临时首都，被称为“江都”，后世史籍将此事表述为“崔瑀胁王迁都”。

在迁都江华岛的同时，崔瑀还捕杀了蒙古设置在高丽的达鲁花赤，引起撒礼塔第二次进军高丽，“凡所经由，无老弱妇女，皆杀之无赦”。壬辰年（1232年）十二月，撒礼塔在处仁城（今韩国龙仁市处仁区）被一个俗名叫金允侯的僧侣射死，蒙古兵乃撤。翌年，高丽又平定了西京（今朝鲜平壤市）和东京（今韩国庆州市）的叛乱。乙未年（1235年），第三次高丽蒙古战争爆发，蒙古元帅唐古率军蹂躏高丽陆上领土，高丽军民都躲进山城或海岛，等蒙古兵撤退时才出来，平时只能进行游击战或防守战。这次战争持续了四年，期间被安置在大丘符仁寺的高丽大藏经雕版被蒙古军付之一炬，庆州皇龙寺的九层佛塔也被蒙古军烧毁。高宗乃下令设大藏都监，负责重雕大藏经，并于丁酉年（1237年）举行了大藏经开工的君臣祈祷仪式，以安定高丽民心，祈祷借助佛祖之力击退蒙古。这项浩大工程直到辛亥年（1251年）才结束。

值得注意的是，高丽虽然迁都江华岛，但是始终没有断绝对蒙古的臣属关系，强调“弊邑本海外之小邦也，自历世以来，必行事大之礼，然后能保有其国家”“虽畏惧大国，入处山海之间，其所以仰奉上朝，尚尔一心，以是今闻大军之入境，即遣使佐谨行迎问之礼，继蒙辱贶钧旨，申遣使人，賫不腆酒果礼物，劳问左右，则小国之无他，亦于此可知也”。因此出水就陆与国王入朝问题成为蒙古与高丽争端的主要问题。第三次高丽蒙古战争期间，高丽以高宗处于母丧为由请求暂缓亲朝，后来在蒙古的督促下，高丽于辛丑年（1241年）以远支王族永宁公王綧（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七世孙）冒充国王“爱子”，率衣冠子弟十人入质蒙古。由于窝阔台去世，蒙古汗位空缺数年，高丽所面临的困局暂时有所缓和。但由于未能满足蒙古的要求，蒙古新汗贵由于丁未年（1247年）派阿毋侃第四次征讨高丽。翌年由于贵由死亡，战争停止。

己酉年（1249年）十一月，崔怡（崔瑀）死去，其子崔沆子承父业。崔沆统治时期延续其父的对蒙抵抗政策。蒙古新汗蒙哥继位后，继续要求高丽出水就陆和国王入朝。壬子年（1252年）正月，高丽派枢密院副使李岘出使蒙古，李岘依据崔沆的指示，以“今年六月乃出”搪塞蒙哥，蒙哥便让多可等使臣同李岘一起到高丽验看是否还都。高丽接到李岘的书状官张镒的密告，崔沆却反对高宗出陆迎接蒙古使者，最后高宗只在江华岛的梯浦馆接见了多可，多可在宴席还没结束就怒返江华岛对岸的升天馆。癸丑年（1253年）七月，蒙古元帅也窟大王（即也古，合撒儿之子）率军入侵高丽，第五次高丽蒙古战争爆发。随军的永宁公王綧写信劝崔沆认清形势，交出太子或另一王子安庆公王侃当人质，如此可保证蒙古撤兵，已归顺蒙古的李岘也写了类似内容的书信，崔沆坚决反对。于是高丽“东角藩屏数城，不日间悉见屠残”，蒙古兵乘胜进攻忠州，但在此处受阻。崔沆见蒙古来势凶猛，转而妥协退让，指示群臣劝高宗交出太子，却引起了高宗的震怒，高宗听说是崔沆的意见后只好息怒，崔沆也表示听国王的意思。

十一月，也窟大王宣称高宗亲自出迎蒙古使臣方可撤兵，于是高宗离开江华岛，下榻于升天府（今朝鲜开丰郡）新阙，与蒙古使者蒙古大会晤宴饮后回到江都。这是二十余年来高宗第一次离开江华岛，显然是吸取了不出陆迎接多可而导致蒙古发兵讨伐的教训（此后高宗又三次出陆迎接蒙古使者）。其时高宗已被参知政事崔璘说服，同意派次子安庆公去蒙古。翌年八月，安庆公回国，上奏父王说：“臣久染腥膻之臭，请经宿进见。”高宗回复：“自尔去后，祈天祷佛，庶几速见，今既无恙还，何用宿外？悉焚尔所着衣，更衣即来。”高宗看到儿子后痛哭流涕，左右侍臣都为之泣下。

也窟大王撤走后，崔沆杀死被蒙古任命为达鲁花赤的李岘及其家族和投降诸城官吏，继续抗拒蒙古。因此就在安庆公回国时，由车罗大统帅的蒙古兵入侵高丽，引发第六次高丽蒙古战争。这次侵略进一步升级，蒙古除了继续逼国王出水就陆外，还要高丽在国王入朝和剃发作出选择。车罗大率军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庆尚道南部的丹溪（今韩国山清郡），高丽蒙受的灾难也空前惨重，史载甲寅年（1254年）中“蒙兵所虏男女，无虑二十万六千八百余人，杀戮者不可胜计，所经州郡皆为煨烬，自有蒙兵之乱，未有甚于此时也”。

丁巳年（1257年），车罗大再度率军入侵高丽。大概是考虑高宗年老，此时蒙古的要求已降低为太子入朝，宰枢两府因而奏请交出太子来保全百姓生命，但高宗仍然不愿意让儿子去蒙古。是年崔沆去世，他少不更事的儿子崔竩继承其位，众心不服。再加上当时高丽的艰难已经到了极点，可谓饿殍遍野，而崔家却富可敌国，一毛不拔，于是在文臣柳璥和武臣金仁俊等的合作下，于戊午年（1258年）三月二十六日发动政变，杀死崔竩，一举推翻了延续六十余年的崔氏政权。仰崔氏鼻息六十余年的高宗也出了口恶气，对柳璥说：“卿等为寡人立非常之功！”然后“潸然泣下”。三月二十九日，高宗亲临康安殿，接受百官朝贺，如同刚即位一样，并将崔氏家产散发给官民，竟产生了“国粗定”的效果。

虽然这次政变推翻了崔氏政权，号称“政归王室”，然而高宗并未获得实权，高丽的核心仍在金仁俊等把持的武臣政权机构——教定都监，特别是金仁俊排挤柳璥后，更是俨然成为高丽新的权臣。其时蒙古催促太子入朝，高丽以太子有病为由拒绝交出。戊午年（1258年）十二月，高丽铁岭以北诸州并入蒙古，开京和西京等要地都有蒙古兵屯驻，如果继续抗拒，那么高丽陆地全境都存在被蒙古蚕食的危险。高宗无奈，终于同意送太子入朝。己未年（1259年）四月，太子王倎奉表赴蒙古，朝见蒙古大汗蒙哥。与此同时，高丽还先后拆除了江都和内城和外城，以示臣服蒙古的诚意。此时高宗已病入膏肓，移驾到柳璥府邸养病。六月三十日（1259年7月21日），他在柳璥府邸薨逝，享年六十八岁。死后庙号高宗，谥号安孝大王，葬于洪陵（今韩国仁川广域市江华郡江华邑菊花里）。后在他曾孙高丽忠宣王的请求下，元朝赠谥“忠宪”。

高丽高宗做了一辈子武臣政权的傀儡，前四十五年是崔氏四代的傀儡，最后一年时间是金仁俊的傀儡。有一个事例很典型地体现了高宗作为傀儡国王的无奈。高宗曾召唤左仓别监尹平给他进献某种食物，但尹平置之不理，过了三天才进献。高宗大怒，要罢他的官，转而叹息道：“今天我罢了他的官，明天他肯定会官复原职，还有什么惩罚的必要呢？”于是只命人口头责备尹平。崔氏政权倒台后，尽管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高宗的傀儡处境，但是有一次金仁俊请求高宗给自己的亲家、也是高宗宠信的宦官金仁宣除授“参职”（六品以上官职），高宗本来也想除授，可又害怕开了坏头，最后没有允许，可见崔氏政权倒台后高宗的王权跟之前相比多少有些变化。

后世高丽名臣李齐贤这样描述高宗：“王天姿慈祥谨厚，不妄言谈。”有一件小事表现了他的宽厚性格。庚戌年（1250年）十二月，蒙古使臣洪高伊来高丽，高宗亲赴梯浦宫迎接。这天寒风凛冽，随从百官都冷得缩成一团，高宗看到后，命令撤去御辇上的帷帐，说：“随从百官被冻成这样，朕能独自享受温暖吗？”

高宗在世的最后一年，即己未年（1259年）二月十六日，高宗邀请宗室和宰枢大臣举行燃灯宴。宴会上高宗举起双手，对群臣说：“凡是来赴宴的人，都拍手给我助兴！”酒过三巡，高宗仍然乐此不疲，而群臣不断拍手，拍得汗流浃背，直到天黑了才结束。后世史官讥讽这件事说：“国家自被兵以来，停燃灯宴已六年，况今东北尽为贼巢，西南浮寄海岛，而道殣相望，仓廪磬竭。王当小心翼翼，宵衣旰食，仁政是施，武备是修，犹惧不保。虑不及此，而耽乐之从，王既衰老，视荫愒日，固不足责矣。当时之侍宴者，岂无一二有识者？而乃与王拍手助乐，如在太平之日，而无一言谏之，何哉？”

高宗极为崇信佛教，他多次临幸寺庙祈愿，或给僧侣施舍。根据《高丽史》记载，他在位时一共举行了186次法会或道场，其中迁都江华岛前年均3.6次，迁都江华岛后年均4.3次，他频繁举行法会或道场主要是为了护国起见。在蒙古入侵的最艰难时刻，高宗面对“内外萧然，计无所出”的局面，“但祈祷佛宇、神祠而已”。后来他还向术士白胜基询问“延基之地”，可见他对风水也非常迷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