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丽大藏经》是13世纪雕刻于印板上的一批朝鲜半岛佛教大藏经文集，内容涉及佛陀口述、佛家生活戒律和学者对佛经的批注等，被认为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佛经文集，也是亚洲大陆仅存的完整雕版佛经。

高丽大藏经，产生于公元13世纪，共有1496章，6568卷，52382960汉字，雕刻于81340块木板上。每块木板长24厘米，宽60厘米，高2.6-4.0厘米，重量在3到4公斤。“高丽大藏经”板是13世纪高丽王朝时代刻印大藏经所使用的经板，共八万余块传世，因此又称“八万大藏经”。1962年被韩国政府指定为国宝第32号加以保护，2007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朝鲜半岛在高丽朝时期雕造了《初雕藏》（《初雕大藏经》）及《再雕藏》（《再雕大藏经》）两部大藏经。是朝韩民族的文化瑰宝，其保存地韩国海印寺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遗产。学术界认为《初雕藏》是从高丽显宗2年（1011年）至宣宗4年（1087年）雕刻完成的。

《高丽大藏经》是13世纪雕刻于印板上的一批韩国佛教大藏经文集，内容涉及佛陀口述、佛家生活戒律和学者对佛经的批注等，被认为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佛经文集，也是亚洲大陆仅存的完整雕版佛经。

《高丽大藏经》是东亚佛学一部重要的标准佛经，对于佛教传播和佛学研究具有极高价值。该版《大藏经》使用古汉语完成，古汉语是13世纪东亚地区文人学者的通用语言。因此，佛教由中国传入东亚的同时，佛经也由印度和中亚语言翻译成古汉语，以便佛学传播。当时，有不少国家都曾计划将《大藏经》通过雕版印刷的方式进行保存和传播，但中国北宋版本、契丹辽版均未能完整保存下来。第一版《大藏经》雕版制作始于1011年，完成于1087年，但在1234年蒙古入侵时遭到毁坏。第一版原件虽然完全遭到毁坏，但其部分复制件散佚于韩国、日本等国。韩国高丽王朝（918—1392）于1236年决定制作一部完整的《大藏经》雕版。为此，他们成立专门机构，动用了数千名学者、僧人以及工匠，历时16年，最终于1251年完成。整部经文根据中国北宋、契丹辽版以及韩国版《大藏经》等各个流传版本的内容，由高僧主持修订形成。其编写、整理水平极高，是世界公认的最准确的古汉语《大藏经》。

《高丽大藏经》研究所前所长吴允熙(音译)表示，《高丽大藏经》其实是“仿制品”——完全复制宋朝的大藏经。

根据吴允熙的介绍，《高丽大藏经》一共有3个版本，即：1011年的《初雕大藏经》，1094年的《高丽小藏经》，这两个版本的大藏经在蒙古入侵时都失传了。1236年又制作了《再雕大藏经》，也就是流传的《高丽大藏经》。但实际上，大藏经最早出现宋朝，名为《开宝大藏经》(971－982年)。《初雕大藏经》是抄袭《开宝大藏经》，连汉字都基本一致，海印寺保存的《再雕大藏经》，是复制的《初雕大藏经》。吴允熙强调说：“这是历史事实。”

吴允熙还表示，那些说大藏经字体是“雄浑的欧阳修体”等各类称赞都不应归于《高丽大藏经》，而应归于宋朝的原创者。“抄袭的字体，不管模仿得多么精妙，它仍然是抄袭的”。

吴允熙认为，韩国人对《高丽大藏经》赋予了过度包装的民族自豪情绪，只有丢掉这个情绪，才能更准确深入理解它的现代意义。他说，如果用民族主义和国粹主义的视角称颂《高丽大藏经》反而会歪曲《高丽大藏经》的真正价值。不过，吴允熙认为，所有创造都是从模仿开始的，所以承认这一点并不是什么令人羞愧的事。虽然《高丽大藏经》寄托了韩国人的骄傲和自尊，但不能对大藏经本身存有误解和偏见。

《高丽大藏经》雕版制作精良，展现了13世纪雕版印刷的前沿水平。整部《高丽大藏经》被雕刻在81258块印板上，印板材质选用韩国南部沿海地区产的白桦树，统一制式为版面24.2厘米×69.7厘米，版厚度3.6厘米，重3.5千克，双面涂保护漆。印板设有木质把手，既能防止相邻印板之间摩擦，也能保持良好的通风条件，以便保存。由于制作工艺精良，《高丽大藏经》雕版在其后760余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印刷使用。时至今日，它仍能发挥作用，其品质和耐久性令人惊叹。《高丽大藏经》全文约5200万汉字，排版考究、字体优美、雕刻工艺精湛。除正文内容外，每块印板还在边缘指定位置标注了雕版的时间、地点、工匠姓名以及印板捐赠人等信息。通过这些信息，我们可以推断出参与这项工程的学者、僧人、工匠多达1800人。

中国的《开宝藏》（即宋版大藏经）始雕刻于开宝年间（968-975年），它是我国最早雕刻印刷的一部佛典总集，其成书不论是在佛教史还是印刷史上都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开宝藏》成书之后，不仅在国内广为流传，还作为传播友谊的使者传入了高丽、日本等国，也成为了海内外各种大藏经的祖本，其影响极为深远。《开宝藏》早在元代就已散佚，国内今存者，仅有两种宋本残卷。《高丽大藏经》即在开宝藏基础上雕刻而成。

高丽朝显宗二年（1011年），为抵抗辽军的入侵，显宗发大誓愿刻造大藏经。在《东国李相国集》所录《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中，说到：“昔显宗二年，契丹主大举兵征……于是乃与群臣发无上大愿，誓刻成大藏经板本，然后丹自退。”此时所刻大藏经板本也即高丽大藏经初刻本，内容完全是《开宝藏》初雕本的覆刻。在高丽显宗朝完成初雕本之后，在文宗朝及宣宗年间，高丽王朝还曾两次请印过《开宝藏》。续刻《高丽藏》基本内容较之初刻更为全面完备在原来5048卷的基本上又加入了文宗朝续雕的开元录未入藏经等内容，共计6000余卷。再雕《高丽藏》与蒙古兵之入侵有极大的关系，在《李相国集》题为《大藏刻版君臣祈告文》中指出，显宗二年因契丹大举兵来征，于是君臣发愿誓刻大藏经，之后丹兵自退，而今达旦之为患也，为了使达旦兵敛纵远遁，无复蹈我封疆，君臣等再度发愿刻蒇，以报佛恩之万一耳，此即再雕《高丽藏》。至李氏朝鲜王朝时代，由文天寺移藏于庆尚北道的伽耶山海印寺。

《高丽大藏经》再雕版是由高丽著名的学僧守其法师主持，将《高丽大藏经》初雕本、《开宝藏》与《契丹藏》之本文一一校勘，又参考了《开元释教录》，及以后的诸佛教典籍加以考证原文之脱误、讹字、异译等。尤为甚者，连经名、译者名、卷数、帙次之差异也加以校正。再雕《高丽大藏经》将校对中发现的前后倒错的经文加以更正，将校对中国本与他本的缺文补足，并录其文；将校对中发现的文义迥异者依正确的经文更正，将校对中发现同本异议而被收录者，则补录于《别录》中；校对中发现同本同译经，诸本译文有错有正，如卷11之《摩逆经》；认为宋本错乱，故“去宋，取国丹本为真”，而录其文于别录中；校对中发现同本同译经，诸本译文有错有正，则录其错者于《别录》中，如卷18的《佛说受岁经》；校对中发现重出者，如卷30的《佛名经》，则以《释摩诃衍论》、《大宗地玄文本论》替之等；国本所录《一切经源品次录》30卷，以为于阅经者所益无几，故删之，以《校正别录》30卷替之。等等……总之，在历代汉文大藏经中，再雕《高丽大藏经》有着严密的组织，并经过精心的校勘，《高丽大藏经》再雕本为现存汉文大藏经中最精审的大藏经。

对于再雕《高丽大藏经》的原版影印，让更多的学者及佛教界人士有机会观摩此大藏经，更是一种功德。本书编委会依照《高丽大藏经》再雕本进行整理，此次再版在编纂上忠于原本，又校正了海外刊行影印本的错误，进而连海印寺所藏的补版也予以收录，完成了新编增补工作，故其就是最完备的《高丽大藏经》。

海印寺藏经板殿 是保存高丽时代之作，佛教经典丛书八万多块，因此海印寺又被称作法宝寺刹。高丽大藏经板的宝库不仅美丽，而且建筑物内部通风、温度和湿度也完全自然调节，规模大小相同的两座佛殿，南北相依，安然坐落在天地间，南边的叫“修多罗殿“，北边的叫做”法宝殿“。神奇的是没有华丽装饰和漆彩的佛殿，却有着保存大藏经板绝佳的天然条件。古代精湛的科学技术在这里得到了巧妙的运用，通风好，透气性强，室内温度可自行保持的大殿里，八万张大藏经板历经岁月变迁，其科学设计使大藏经板保存完好，这也是大藏经板保存完好的重要原因之一。藏经板殿内保管的《高丽大藏经》是刻写在木板上的约5，200万字的世界级文物，成为研究世界佛教的珍贵资料。

海印寺与通度寺、松广寺一起被称为韩国三大领主寺。海印寺位于庆尚南道陕川郡伽倻山西南山麓，新罗哀庄王3年（802年）由 顺应和利贞所建，朝鲜世祖3年(1457年)实施扩建后，据考证此建筑是成宗19年(1488年)再次重建的，在壬辰倭乱时也没有被毁坏，完整地保留了当年的原貌，光海君14年(1622年)重修了修多罗藏，仁祖2年(1624年)重修了法宝殿。1964年在对建筑物实施解体修理时，发现了上梁文和光海君御衣，还珍藏在殿内。

高丽末因蒙古的入侵国土沦丧，1230年高宗在江华岛开始制作大藏经板，旨在收复国土。制作八万大藏经板，自高宗23年（1236年）至38年 （1251年）用了16年时间，后来太祖7年（1398年）把保存在江华岛禅源寺的八万大藏经板迁至汉阳的知天寺，第二年又转移于此地，这样，海印寺就成了护国信仰的摇篮。 八万大藏经集佛教之经、律、论三章之大成，被认为世界佛教研究的宝贵文献，以至日本在制作神守大藏经时以它为标准，对世界佛教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海印寺有附属寺75座，附属庵14座，具备禅院、讲院、律院等，形成韩国佛教之大派。在境内还以大寂光殿为中心，设有应真殿、独圣阁等，形成了完整的拜佛环境。

封存的大藏经板经几百年保存完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高度评价海印寺藏经板殿为宗教、科学、造型全盛期的伟大杰作，1995年12月登记为世界文化遗产。

《高丽大藏经》雕版制作完成后，几经辗转，最终在1398年由海印寺永久保存。自此，海印寺根据需求多次印刷、出版《高丽大藏经》，传播佛教和佛学。除《高丽大藏经》外，海印寺在1098年至1958年期间还制作了5987块其他佛经雕版。印板形制因雕刻年代而异，内容包括佛教历史，高僧语录、故事及插图等，是《高丽大藏经》内容的增补。这些佛经与《高丽大藏经》构建起一个独特的佛学研究体系，海印寺也因此成为韩国佛教传播和佛学研究的重要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