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禃（1219年—1274年），高丽王朝第24任君主（1260年—1274年在位）。原名倎，即位后改名禃，一度改名为钊，字日新，是高丽高宗王㬚长子。1259年以太子（世子）身份赴蒙古朝觐大汗蒙哥，转而谒见皇弟忽必烈，获取其信任，于是忽必烈即位后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结束了高丽蒙古战争。王禃于1264年亲朝蒙古，但因受制于权臣金俊而无所作为。1268年，林衍在王禃旨意下诛杀金俊，翌年又废黜王禃，另立安庆公王淐。以此事为契机，蒙古加强了对高丽的干涉，王禃以蒙古为后盾恢复王位，推翻武臣政权，出水就陆，还都开京；蒙古则借助帮高丽平叛的机会先后占领了高丽的西北面与耽罗，并全面控制了高丽。在协助蒙元出征日本的前夕，王禃薨逝，庙号元宗，谥号顺孝，葬于韶陵，1310年元朝追谥忠敬。他是高丽王朝最后一位拥有庙号的国王。

贞祐六年（1219年）三月十九日，高丽高宗的长子降生，取名为倎，母为出身宗室的王妃柳氏（安惠太后）。丁亥年（1227年）正月立太子府，受赐册印，并入学于宝文阁。壬辰年（1232年）七月随父王迁往江华岛。乙未年（1235年）正月正式被封为王太子，同年六月知奏事金若先之女、同时也是权臣崔瑀的外孙女被册封为太子妃，此时她已经怀有太子的孩子。丙申年（1236年）二月，太子妃金氏顺利产下王孙，取名为谌，也就是后来的忠烈王。其后王倎又和太子妃生了个女儿，但太子妃到丁酉年（1237年）七月二十九日去世，年仅十六岁。甲辰年（1244年）二月，王倎又迎娶新安公王佺（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七世孙）之女为续弦，后来成为他的王后。

当时，高丽在蒙古的侵略中不断被透支，而蒙古的要求除了出水就陆（还都开京）外就是国王入朝，为了缓解蒙古的侵略，从辛亥年（1251年）开始，高丽朝廷内就有太子代父入朝的呼声。癸丑年（1253年）也窟大王入侵高丽（第五次高丽蒙古战争）期间，连权臣崔沆都支持太子入朝，但高丽高宗非常不情愿把太子送入虎狼之口，最后以太子的弟弟安庆公侃去蒙古。到丙辰年（1256年）车罗大入侵高丽时，蒙古方面更是点名要太子入朝。尽管如此，高宗对太子入朝的问题仍然是“犹豫未决”，即便是崔氏政权倒台后，依旧以太子有病为借口拒绝让太子和蒙古使者余愁达会晤，以防“不测之变”，可见高丽君臣对蒙古的极度不信任。直到蒙古合并了东北面的土地，高丽才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在己未年（1259年）三月终于向蒙古屈服，同意太子入朝。

己未年（1259年）四月二十一日，太子（对蒙古称世子）王倎带着平息战争的使命，踏上了前往蒙古朝觐的路途，随从他去的有参知政事李世材、枢密院副使金宝鼎等40人，百官饯别于郊外，文武四品以上出银各一斤，五品以下出布有差，作为川资。其时蒙古大汗蒙哥正以余愁达为元帅，准备发动新一轮对高丽的征伐，王倎在东京（今辽宁辽阳）力劝蒙古将领后终于使这场战争消于无形。王倎启程两个月后，高宗薨逝，由太孙王谌监国。此时王倎抵达燕京，听说蒙哥正在攻打南宋的钓鱼城，便前赴六盘山的行在所等候蒙哥班师。到了六盘山后，便传来了蒙哥死于钓鱼城的消息。王倎一行听说了蒙哥死讯，并没有留在六盘山，而是南下去投奔皇弟忽必烈。事后证明，这一决定拯救了高丽国。因为不久后六盘山即成为阿里不哥反对忽必烈的叛乱据点之一，王倎却能提前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把宝押在了忽必烈身上，可以说是改变高丽命运的重要契机。

己未年（1259年）闰十一月，王倎在“梁楚之郊”（一说具体是指汴梁）迎接从襄阳班师北上的忽必烈，当时王倎戴着软脚乌纱幞头，穿着广袖紫罗袍，腰束犀角带，手执象牙笏，率领身穿品服的随从官员恭恭敬敬地向忽必烈行礼。忽必烈喜出望外，说道：“高丽是远隔万里的国度，连唐太宗亲征都不能臣服，现在这个国家的世子居然来主动归附我，这是天意啊！”对于尚未登上汗位、在与弟弟阿里不哥争位时支持度处于劣势的忽必烈来说，高丽储君的主动投奔虽然谈不上多大的支持，却无疑是一个吉兆，再加上忽必烈的幕僚赵良弼、廉希宪劝他对高丽采取怀柔政策，由此忽必烈对高丽的好感倍增，高丽也获取其信任，于是向蒙古提出哀切的请求，并获得慷慨的批准。王倎跟随忽必烈抵达燕京，听说了父王的死讯，服丧三天。翌年二月，忽必烈北上开平府，命王倎回国就位，并以束里大为驻扎高丽的达鲁花赤，派他护送王倎返回高丽。三月十七日，王倎抵达开京，二十日渡海至江都。王倎还国时，谣传权臣金仁俊作乱，拥立太孙为王，以致王倎一行在西京（今朝鲜平壤）滞留八九天，返回开京后也不敢贸然即位。忽必烈赐书宽赦，并封王倎为高丽国王，王倎遂于四月二十一日即位于康安殿，是为元宗。

就在元宗返回高丽时，忽必烈也在开平府（今内蒙古正蓝旗）登上汗位，同时他开始把立国重心置于中原，以中国皇帝自居，在正式册封王倎的诏书中强调“中国之姓虽更，外邦之贵不阙”，由此也带来了高丽处境的改善。他派往高丽宣诏的第一个使臣是汉人文士荆节，而不是以前那样派跋扈粗野的蒙古人，还禁止蒙古军队掠夺高丽以及归还在己未年以后逃亡或被掳的高丽人。元宗回国前向忽必烈保证出水就陆，但囿于武臣金仁俊专权而未能落实。庚申年（1260年）八月十七日，去蒙古祝贺忽必烈登基并上表陈情的永安公王僖返回高丽，带来忽必烈三道诏书，第一道是宣布沿用中原制度，建年号为“中统”；第二道是宣布其对高丽政策，包括不改高丽衣冠、禁止滥派使者、放宽出水就陆、限期秋季撤军、召还达鲁花赤以及追查逃亡高丽的蒙古国人等；第三道则是赐予高丽国王之印等信物。这标志着丽蒙关系朝着过去高丽臣事中原历代王朝的轨道发展，从法理上结束了两国间的战争状态。蒙古方面不再像过去那样执拗要求国王入朝与出水就陆，对高丽来说无疑是莫大的“恩惠”。从此高丽恢复了年号的使用（上个年号是30多年前停用的金朝年号贞祐），并得到了国王的印章。

虽然忽必烈兑现了其对高丽的怀柔政策，但并不是无条件的，也不是高丽就此免于国王入朝及出水就陆，只是放宽了期限。作为交换，高丽须履行蒙古征服他国时所要求的“六事”（纳质、助军、输饷、括户、置驿、君长亲朝或设达鲁花赤）。由于元宗受制于金仁俊（金俊），高丽始终不认真履行蒙古的要求，到中统三年（1262年）时，蒙古索要高丽叛臣陆子襄的家属，高丽却没能交出，使忽必烈第一次忍不住对高丽动怒，在当年十二月利用颁历的机会向高丽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高丽急忙送去陆子襄的家属并上表解释，但此事只是让忽必烈发火的契机，更令他不爽的是高丽迟迟不履行蒙古要求的“六事”，高丽只送还陆子襄家属显然不能让忽必烈息怒，因此他拒绝回诏。在高丽陈情后，忽必烈最终还是宽恕了高丽，算是对高丽的一种敲打。

中统五年（1264年）五月，蒙古征召元宗入朝，这又是对元宗的一大考验。不仅执政者金俊不同意，就元宗本人而言也是极不情愿的，有个叫白胜贤术士揣摩到了元宗的意思，便通过金俊告诉元宗说，如果在江华岛的摩利山筑城亲醮、在神尼洞建临时宫阙并设道场的话，就能摆脱亲朝，甚至还可以使三韩变成震旦，让蒙古反过来朝贡高丽。元宗竟然信以为真，命人按白胜贤的意思大兴土木。但宰相李藏用力主元宗入朝，认为不入朝便会有灭顶之灾，并保证入朝无事，执政的金俊只好同意元宗入朝。中统五年（1264年）八月十二日，元宗令金俊监国，自己在李藏用等的随从下，踏上了前往蒙古的入朝之路，九月二十九日抵达燕京，谒见了忽必烈，十二月二十二日回到高丽江都。他是高丽王朝乃至朝鲜半岛历史（信史）上第一位以君主身份朝觐外国的国王。

至元二年（1265年）十月，元宗拜金俊为门下侍中（首相），封海阳侯，其威势达到极致。金俊作为武臣政权的首脑，延续对抗蒙古的政策，尽管高丽表面上和蒙古实现和解，却因金俊阳奉阴违而维持现状，对蒙古的要求百般拖延或敷衍。忽必烈见他对高丽采取的怀柔政策收效甚微，忍无可忍，在至元五年（1268年）三月向高丽再次下达措辞严厉的诏书，质问元宗为何不履行蒙古撤军三年后便出水就陆的诺言以及“六事”，更点名要求金俊父子及其弟金冲（金承俊）去燕京。在将军车松祐的建议下，金俊两度请求元宗杀死蒙古使者于也孙脱等，逃到更远的海岛里，被元宗坚拒。金俊对车松祐抱怨国王不听，车松祐说：“龙孙不止今上而已，宗室那么多，况且高丽太祖也是以将军身份举事，您还疑虑些什么呢？”于是金俊便打算执行杀蒙使、迁海岛的计划，如果元宗依旧不听，就自立为王。宰枢两府听说这个计划后，慑于金俊淫威，都不敢作声，唯有一名叫严守安的低级官吏（都兵马录事）赶紧劝说金冲阻止其兄的计划，后来金俊被金冲说服，放弃了这个计划，但金俊对蒙古更加抗拒，他不但找借口不去燕京，而且每逢蒙古使者到来时不出迎，如果使者责备高丽，就骂其可杀，令元宗更加怏怏不安。后来金俊误夺元宗用来祭醮的膳食，尽管元宗不敢怪罪金俊而迁罪他人，但对金俊也愈发厌恶。

当时，金俊与其养子枢密院副使林衍发生纠纷，元宗所宠信的郎将康允绍获悉这个消息后，暗示元宗利用林衍除掉金俊，林衍则表示只要国王有命就万死不辞，元宗听说后大喜道：“真忠臣也！”林衍、康允绍等在获得元宗许可后，便开始策划铲除金俊。此时恰逢蒙古使臣脱朵儿来高丽检阅军队，林衍等试图利用元宗为蒙古使者饯行的机会杀死金俊，但金俊没有赴宴，计划落空。元宗害怕事泄，一晚上没睡着觉，然后自称有病，派宦官去各地佛寺神祠祈祷。第二天早晨，金俊不去朝房，元宗派宦官金镜传王命召见，金俊便赶紧去王宫。宦官崔𤨒传旨令金俊到便殿前，称国王身体不适，把他带到政堂，然后令士兵金尚用大梃将金俊打倒，金俊大呼，接着被斩，闻讯而来的金俊之弟金冲也被杀。杀死金俊兄弟后，林衍又派人捕杀金俊和家属和同党。这是至元五年（1268年）十二月的事。

其后，林衍与在诛杀金俊过程中立功的金镜、崔𤨒等宦官矛盾渐生，他发觉元宗嗾使金镜等人谋害他，于是先下手为强，在至元六年（1269年）六月十七日杀了金镜和崔𤨒，次日在毬庭召集三别抄和六番都房，对宰枢两府大臣说：“我为王室铲除权臣，国王反过来和金镜等谋杀我，我不能坐以待毙，准备举大事，怎么样？”大臣不敢回答，门下侍中李藏用觉得事已至此，不可挽回，便提议让元宗逊位，参知政事俞千遇则指出世子正出使蒙古，请林衍等世子回国再说。但林衍还是在六月二十一日迎立元宗的弟弟安庆公王淐为王，自己以教定别监的身份执掌朝政，并派郭汝弼出使蒙古，谎称元宗病重，令弟弟权知国事。元宗被林衍所逼，冒雨步行出宫，入住别宫，不久后转移到金皑（金俊之子）旧第，他被尊为太上王，实际上却被软禁起来。

林衍废元宗时，世子王谌刚从蒙古回来，走在鸭绿江时听到消息，马上折返蒙古求救。八月，忽必烈派斡朵思不花、李愕来高丽干预此事，林衍依旧声明元宗是因病退位，并辩称自己在高丽百官中排位第八，无权行废立之事。忽必烈不信其言，派国王头辇哥率兵入高丽弹压、以赵璧为东京行省平章政事来招谕高丽，又在十一月派兵部侍郎黑的等来高丽，奉旨召元宗、王淐和林衍入朝，然后又令恢复元宗王位，林衍不敢得罪蒙古，被迫同意，于是元宗在十一月二十三日复位。但林衍依旧掌握实权，且拒绝入朝，元宗则在十二月十九日启程去蒙古，这是他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入朝。林衍派其子林惟干随从入朝，以防泄露真相，元宗在途中也顺着林衍的意思，称自己因病退位。元宗于翌年二月初一抵达燕京，先前被林衍派去蒙古祝贺节日的李藏用不顾元宗反对，从东京赶到燕京，向忽必烈如实禀告了林衍废立的经过。于是忽必烈逮捕了林惟干，传林衍入朝对质，又在元宗的请求下发兵护送元宗和世子回国，并作为铲除林衍的后盾。与此同时，元宗还向忽必烈请求下嫁公主于世子和设置达鲁花赤于高丽，忽必烈批准后者，对于前者则要求元宗以实际行动报效蒙古后方能应允。二月十六日，元宗和世子在头辇哥所部蒙古兵及达鲁花赤脱脱儿（脱朵儿）和焦天翼的护送下启程返回高丽。二月二十五日，林衍忧惧而死，其子林惟茂接任教定别监，企图做最后的挣扎。元宗在回国途中派大将军郑子玙去江华岛晓谕还都开京，同时派亲信李汾成向对林惟茂心怀不满的御史中丞洪文系（洪奎）、直门下宋松礼传达诛杀林惟茂的密旨，于是他们利用三别抄发动政变，生擒林惟茂并斩首于市，这是至元七年（1270年）五月十四日的事。五月二十七日，元宗抵达开京。林惟茂之死标志着百年武人时代落下了帷幕，高丽的政权终于回到国王手中，而元宗还都开京则意味着高丽对蒙古的彻底屈服。

林衍废立期间，西北面的官吏崔坦、李延龄等以反对林衍为名趁机起事，几乎杀光西北面的朝廷命官，然后以西京诸城投降蒙古，忽必烈接收了这些城池，设为东宁府，高丽的西北疆域遂从鸭绿江退至慈悲岭。元宗请求忽必烈归还这些土地，但被忽必烈拒绝，直到二十年后才归还高丽。

元宗还都开京后，怀疑三别抄会拒命，便派将军金之氐去江华岛遣散三别抄。金之氐取回三别抄的名籍后离开江华岛，将军裴仲孙、别抄指谕卢永僖等便发动三别抄造反，拥立承化侯王温（高丽显宗之子平壤公王基的七世孙）为王，他们担心江华岛守不住，很快就携带公私财货、裹挟无数男女渡海南逃，转进高丽西南端的珍岛。元宗派参知政事申思佺配合蒙古兵追击不及，江华岛反倒遭到蒙古兵的洗劫，元宗阻止无效，这是至元七年（1270年）六月的事。随后元宗派金方庆会同蒙古兵进攻珍岛，遭到三别抄顽强抵抗，到至元八年（1271年）五月才攻下珍岛，裴仲孙失踪，王温被杀，余党金通精等亡命耽罗（济州岛）。至元十年（1273年）四月，耽罗终于被元丽联军攻破，金通精等被杀，三别抄之乱宣告平定，高丽蒙古战争从事实上结束。元朝看到耽罗适合牧马，便将耽罗据为己有，在岛上设置了达鲁花赤。

元宗出水就陆后，开始落实蒙古（后改国号为大元）所要求的“六事”，他命世子王谌率衣冠子弟去蒙古，代替高宗时所派的永宁公王綧做秃鲁花（质子），又听任蒙古所派的达鲁花赤干涉高丽，达鲁花赤不仅代表蒙古监督高丽，还设置巡马所，负责治安与侦察，渗透到高丽的司法权。不过元宗在位时的达鲁花赤如脱脱儿、李益等都还算善抚之官，没对高丽有过分的要求。

“六事”的其余诸事都是围绕征讨日本展开的。早在至元二年（1265年），亡命蒙古的高丽人赵彝对忽必烈说高丽以东有个日本国，汉唐以来时常朝贡中国，建议忽必烈通过高丽招谕日本。忽必烈于翌年派兵部侍郎黑的、礼部侍郎殷弘出使高丽，令元宗协助招谕日本。元宗派枢密院副使宋君斐、侍御史金赞陪同黑的等去日本，他们来到巨济岛，只见“大洋万里，风涛蹴天”，高丽方面便劝蒙古使者返回，并向忽必烈奏报高丽与日本并无官方往来，还发誓道“圣恩天大，誓欲报效，如有可为之势而不尽心力，有如天日”。事实上，高丽不仅夸大了去日本的难度，也隐瞒了他们两年前才派洪泞、郭王府（郭预）去日本的事实。忽必烈不吃高丽这一套，继续派黑的、殷弘督促高丽联络日本，元宗被迫派起居舍人潘阜携带忽必烈诏书及高丽国书，于至元五年（1268年）正月抵达日本太宰府，由于日本对蒙古的警惕，潘阜没得到任何回复，便在半年后返回高丽。潘阜滞留日本期间，忽必烈就打算对日本动武，命令高丽“备兵一万、造船一千”，以助蒙古征讨南宋或日本。同年十一月，黑的、殷弘第三次来高丽，元宗派申思佺、潘阜等陪同他们去日本，在至元六年（1269年）春抵达对马岛，由于日本人拒绝他们入境，他们便抓了两个对马岛人去燕京。同年秋，林衍当权的高丽派金有成、高柔护送两名对马岛人回日本，并携带要求日本臣服的蒙古中书省牒状及高丽国书，日本京都朝廷虽起草了返牒，但在镰仓幕府的指示下没有送出，金有成等滞留多时，无功而返。元宗还都开京后，忽必烈加紧催促高丽造船以征伐南宋或日本，又派赵良弼两度经高丽赴日招谕，除了带回一批日本使团去元朝外，没有实质性进展。至元十年（1273年），南宋重镇襄阳失守，元朝无须通过高丽攻打南宋；不久后盘踞耽罗的三别抄余部被剿灭，高丽顺理成章地成为元朝专攻日本的基地。

至元十一年（1274年）正月，忽必烈派洪茶丘等督促高丽造大船三百艘，正式将征日计划付诸实施，元宗命金方庆等负责高丽方面的工作，一共动员了30500余名高丽工匠与民夫，史称“时驿骑络绎，庶务烦剧，期限急迫，疾如雷电，民甚苦之”。五月，一万五千名东征元军来到高丽，同月世子王谌在元大都与忽必烈的女儿忽都鲁揭里迷失结婚，作为强化元丽关系的措施。五月三十日，高丽所打造的大小战船900艘完工。元宗还没等到东征之役打响，就在六月十八日薨于开京堤上宫，享年五十六岁。死后庙号元宗，谥号顺孝大王，葬于韶陵。至大三年（1310年）在其孙高丽忠宣王的请求下，元朝赐谥“忠敬”。

元宗以太子身份入朝时，途经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当地官员邀请他去华清宫泡温泉。元宗谢绝道：“这是唐明皇曾经使用过的，虽然时代不同，人臣怎敢亵渎呢？”听到的人都叹其知礼。

元宗在位时，他所宠信的一个术士白胜贤宣称图谶有“姬龙之后重兴”的说法，建议元宗改用周康王的名字钊。元宗改名后，又想起高句丽故国原王高钊战死的历史，感觉不吉利，又恢复原名。

《武神》（2012年MBC大河剧），白承佑、康星民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