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映霞（1908年—2000年），浙江杭州人，当年有“杭州第一美人”之称。王映霞一生中的两次婚事都轰动全城。1928年2月，她与郁达夫在杭州西子湖畔大旅社举行婚礼，那一年，她20岁，郁达夫32岁。多年后因王映霞与军统局长戴笠有染而导致离婚。1942年4月4日，王映霞又与钟贤道在重庆举行盛大的结婚典礼。王映霞晚年回忆：“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1942年，在重庆百龄餐厅，王映霞与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经理的钟贤道结为连理。婚礼极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王莹、胡蝶、金山这些当时的大明星也前去赴宴。章克标所著《文苑草木》说：“他们的婚礼是十分体面富丽的。据说重庆的中央电影制片厂还为他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他们在上海、杭州各报上登载了大幅的结婚广告，而且介绍人还是著名外交界名人王正廷，可见这个结婚的规格之高，怎样阔绰。”山城重庆为之轰动，有说法称：“钟贤道拐了个大美人！”

在她之前，她生命中至关重要的这两个男人都早已逝去——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时，郁达夫在苏门答腊岛被日本宪兵杀害，终年49岁。

1980年，与王映霞过了38年平静婚姻生活后，钟贤道病逝于上海，终年72岁。

2000年，王映霞病逝于杭州，终年92岁。与钟贤道合葬于杭州南山公墓。

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杭州女师人才辈出，王映霞是她们中的一位佼佼者。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后来才知道郁达夫，对郁的文才十分倾倒。一次偶识，郁达夫深深迷恋了这位青春美丽的才女。经不住他的苦苦追求，于1928年两人结为伉俪，历12年风雨，最终于1940年正式离婚。从相识相爱，到最终分手，王映霞与郁达夫的这段爱情纠葛曾在文坛上纷纷扬扬掀起过不小的风波，因而他们之间的这段交往，这段生活历程和情感历程也就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真实而细致的再现了。

王映霞是有犹豫的。面对他一封封密集的情书，她想和旁的男人结婚。他的状况毕竟十分复杂。郁达夫的文字在这一时，颇为魅力光彩。他写给她的信中竟如此说：“我也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可是王女士，人生只有一次婚姻，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但你须想想当你结婚年余之后，就不得不日日作家庭的主妇，或拖了小孩，袒胸露乳等情形，我想你必能决定你现在所考虑的路。你情愿做家庭的奴隶吗？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你的生活尽可以独立，你的自由，绝不应该就这样的轻轻放弃......”

郁达夫的这封信，明眼人一看就有很多处不成立。谁说人生只有一次婚姻呢，他想和王映霞在一起，不就预谋着第二次婚姻？哪个女人迟早不都要结婚？结婚后谁又能保证自己没有妇人相，一辈子不拖儿满脸炊烟？

但郁达夫的话真起了作用。与其说起了作用，不如说王映霞对他的爱，让她相信了这些善意的假话。他离婚，她投于他的怀抱，两人从热恋到结婚，速度很快。

美人才子的结合，在文坛上还是被传成佳话的。孙荃变成一个恍惚的背景，一切都可忽略不计。王映霞对郁达夫也无尽地满意，甚至还在自传里写：每月开支为银洋200元，折合白米二十多石，可说是中等以上家庭了。其中100元用之于吃。物价便宜，银洋1元可以买一只大甲鱼，也可以买60个鸡蛋，我家比鲁迅家吃得好。

温饱之后，欲望便过盛起来。他们的情变，也是因为这个。郁达夫怀疑王映霞与浙江省教育厅长许绍棣有染，而写现代爱情诗的汪静之则在遗作《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郁、王离婚的主要原因是王映霞与戴笠关系暧昧。总之是王映霞那边出现火烧云，郁达夫不扑火，还拼命扇火。大吵之后，王映霞出走。他在《大公报》上登“寻人启事”，更让王映霞下不了台。后虽经朋友努力撮合，两人勉强复合，但彼此心中都留下伤口。没等复原，郁达夫又在出版的《毁家诗纪》中，自曝家丑，包括谈及王映霞的红杏出墙。这之后，王映霞就再也不想维系本已平淡的婚姻。想郁达夫费尽辛苦追得美人，还不一样与他炊烟来去，带着孩子。他也并没有把她变成一个神话。婚姻在经过12年后，总会无比乏味。婚外的暧昧之情难免，关键是看你想要什么。王映霞本不想放弃这段婚姻的，她也尝试过努力去维系，跑到印尼的荒岛上执教，终无法忍受那里的贫瘠，只待了一个学期。离婚后，王映霞已34岁。最好的年华都给了郁达夫，如今又不愿以“郁达夫弃妇”的形象示众，只好用力打扮自己。竟也还是美的，交际场上左右逢源，出尽风头。有戴笠撑腰，王映霞是没人敢招惹的。她像是回到另一个自由王国，成为自己的主人。那边的郁达夫还是想念她的。后悔过，心疼过，给她写信，“愁听灯前儿辈语，阿娘真个几时归。”但这回，这个阿娘是铁定心思不会回头了，就是孩子的呼唤也不能。而且，她结了婚。在戴笠死后，她安于自己的丈夫，生下一子一女，与丈夫在芜湖过起朴实无华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她直到最后都是满意的，称之为这段婚姻让她结束漂泊的生活。王映霞晚年回忆称：“如果没有前一个他（郁达夫），也许没有人知道我的名字，没有人会对我的生活感兴趣；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历史长河的流逝，淌平了我心头的爱和恨，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怀念。”

王映霞（1908—2000），不姓王。她本姓金，小名金锁。“锁”，由金、小、贝三个字组成，意为金家的小宝贝，学名金宝琴，生于杭州。童稚时过继给外祖父王二南做孙女，易名为王旭，号映霞。王二南先生系南社社员，琴棋书画俱精，满腹经纶。王映霞自幼承欢在王二南先生膝下，春雨润物，受到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她先在外祖父开的蒙馆读《三字经》，后入教会学校弘道女校，1923年考入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是时，班主任老师是位刚从北大毕业的文科生，他把五四新文学的清风带进校园。王映霞始知鲁迅、郭沫若，始知创造社有个郁达夫，在拜读其《沉沦》时，她对文中的大胆描写，觉得颇“有些难为情”。令她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不几年后的一个偶然，在世伯孙百刚先生（他与郁达夫是留日时的同窗）的寓所邂逅郁达夫。落花有意随流水，近代文坛上从而演绎出一阕“风雨茅庐”的趣话。

相识之初，王映霞在“犹豫、困惑、烦恼、兴奋”中举棋不定，后终于敌不住“欲撰西泠才女传”的郁达夫的苦心孤诣的追求，于1928年结秦晋之好。

然而这场轰轰烈烈的爱情并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推敲，由于年龄、性格等诸多方面的原因，郁、王之间渐生罅隙。后来郁达夫又在家中发现了浙江教育厅厅长许绍棣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致使夫妻反目王映霞离家出走，后经友人调解，一场风波才告平息。然而感情的裂痕却愈裂愈深，终至最后在新加坡恶脸相向。郁达夫推出《毁家诗纪》，详细叙说王映霞与许绍棣的热恋情事，而王映霞也以《一封长信的开始》和《请看事实》相回应，在报纸的推波助澜下，王映霞卒与“曾因酒醉鞭名马，生怕情多累美人”的郁达夫离异。这对才子佳人，从萍水相逢到不欢而散，倒真戏剧性地印证了郁达夫婚前所言“我且留此一粒苦种，聊作他年的回忆”。此言，对王映霞又何尝不是？所不同者，郁达夫此后风雨飘萍遭厄运，王映霞觅到了归宿罢了。

汪静之与郁达夫在1922年参加《女神》出版一周年纪念会上一见如故，其妻符竹因乃王映霞在杭州女子师范时的同学，两家由此来往密切相交甚笃。据汪静之回忆，1938年春夏间他与家人到武昌避难，当时达夫也全家在武昌，两家是近邻，常相往来。台儿庄大捷后，郁达夫随政府慰劳团到前线劳军，有一天王映霞对符竹因说：“我肚子里有孩子了，抗战逃难时期走动不便，我到医院里请医生打掉。医生说：‘要你男人一起来，才能把他打掉。男人不同意，我们不能打。’达夫参加慰问团去了，要很多天才会回来，太大了打起来难些，不如小的时候早打。竹因姐，我要请静之陪我到医院去，装做我的男人，医生就会替我打掉。请你把男人借我一借。”符竹因听了满口应承，吩咐汪静之陪王映霞过江到汉口一家私人开的小医院里做了流产手术。过了一段时间汪静之到郁达夫家看他回来没有，王映霞的母亲说：“没有回来。”汪静之看见郁达夫与王映霞的长子郁飞满脸愁容，就问他为什么不高兴？孩子说昨夜妈妈没有回来，王映霞的母亲也对汪静之说王映霞昨夜被一辆小轿车接走后至今未回。第二天汪静之再去探望，却见王映霞一脸的兴奋和幸福，对汪静之大谈戴笠的花园洋房是如何富丽堂皇如何漂亮，流露出非常羡慕向往的神情，汪静之马上悟到昨天她夜不归宿的原因了，也联想到她为什么要在郁达夫外出时去打胎。汪静之在《王映霞的一个秘密》中说：“我当时考虑要不要告诉达夫：照道理不应该隐瞒，应把真相告诉朋友，但又怕达夫一气之下，声张出去。戴笠是军统特务头子，人称”中国的希姆莱“。如果达夫声张出去，戴笠决不饶他的命。太危险了！这样考虑之后，我就决定不告诉达夫，也不告诉别人。”后来汪静之离开武汉赴广州，不久郁达夫也到南洋去了，此事便一直埋在汪静之心底，直到汪静之偶然看到王映霞指责郁达夫的两篇回忆文章。出于替郁达夫辩护的目的，汪静之才撰文回顾了几十年前的这段往事，该文现保存于上海鲁迅博物馆。汪静之与郁达夫夫妇同为好友且从无罅隙，兼之郁达夫生前对戴笠的怀疑，汪静之的回忆应该可信。

郁达夫与戴笠同为浙江老乡，戴笠1912年曾在杭州的浙江第一中学堂读书，而这所学校的前身就是郁达夫的母校杭州府中学堂，由此看来，郁、戴还是前后同学。当时的交际是极其重视同乡同学关系的，这层关系可能是郁、戴交往的一个契机。据郁达夫1936年2月14日的日记记录：“发雨农（戴笠字雨农）戴先生书，谢伊又送贵妃酒来也。”这是戴笠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郁达夫日记中。当时郁已赴福州任福建省政府参议，戴笠竟将贵妃酒追踪送到了福州，并且还是“又送”，可见郁、戴在杭州的交往就已非常密切。据史料记载，抗战爆发前，戴笠曾在杭州举办多期特别训练班，经常在杭州一带活动、停留，估计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戴笠其人，据其身边人称“最大的毛病就是爱色，他不但到处有女人，而且连朋友的女人都不分皂白，这是他私德方面，最容易令人灰心的”。由此可见，戴笠与郁达夫结交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其真正目的是借机接近王映霞。郁达夫对戴笠的用意有所觉察。据郁达夫在福建省政府的同事、后来曾长期担任省主席陈仪秘书的蒋授谦回忆，郁达夫“移家杭州之后，适戴笠来杭养病，常到达夫家中作不速之客，偶一留饭，赏赐服务人员特别优厚，而达夫则惮于应酬，因此动南游之兴。其写给陈仪简短的信，大意是说慕陈氏治绩，欲来闽观光，如得一席之地以赞盛治，深以为幸。”郁达夫初到福州，与蒋授谦同在公报室做事并且来往很多，跟他讲这番话很有可能。“不速之客”戴笠频频造访，肯定要引起郁达夫的反感和怀疑，而据郁达夫的朋友回忆当时郁家没有女佣，这个被戴笠“赏赐”的“服务人员”只能是王映霞，郁达夫之所以如此佯称，可能是羞于言戴笠厚赠王映霞的缘故。

发现王映霞与戴笠的奸情后，郁达夫愤怒已极，而王映霞却无所谓，干脆不辞而别，郁达夫长夜不眠。窗外王映霞洗涤晾晒的纱衫还挂在那儿，郁达夫越看越气，又毫无办法，拿笔饱浸浓墨在那纱衫上大写：“下堂妾王氏改嫁前之遗留品”！并成诗一首：凤去台空夜渐长，挑灯时展嫁衣裳。愁教晓日穿金缕，故绣重帏护玉堂。碧落有星烂昂宿，残宵无梦到横塘。武昌旧是伤心地，望阻侯门更断肠。“侯门”当指戴笠的府邸，对它郁达夫只能是“更断肠”。但郁达夫也有办法，他在报上登出“警告逃妻”的启事，使得王映霞颜面尽失，肝肠寸断。于是戴笠通过中间人来做郁达夫的工作，郁达夫又在报上登出“道歉启事”，王映霞也写了一纸“悔过书”，双方于是言归于好。这时武汉局势吃紧，郁达夫答应了新加坡星州日报之聘，带着王映霞远赴南洋。

“如果没有后一个他（钟贤道），我的后半生也许仍漂泊不定。”斯言诚哉。王映霞在新加坡与郁达夫分手后，由香港转道至重庆。经亲朋故旧介绍，曾先后在保育院当过保育员、军委会特检处做过秘书，后到外交部文书科当过科员。旋由前外交部部长王正廷牵线搭桥，与他的学生、时任重庆华中航运局的经理钟贤道结成连理。

钟、王于1942年在雾都结婚，婚礼挺排场，贺客盈门，宴宾三日。婚前，钟贤道许诺：“我懂得怎样把你已经失去的年华找回来。请你相信我。”钟贤道是努力实践他的诺言的。他让王映霞辞去外交部的工作，专事家政。王映霞“三日入厨房，洗手作羹汤”。他们共育一子一女：嘉陵、嘉利。1948年他们定居上海。在国民党败局已定的前夕，达官显贵纷纷逃往台湾，钟贤道却退了预定的机票，留了下来。解放后，钟贤道任上海航联保险公司副处长，月入几百元，生活富裕，后虽然多次减薪，生活仍较安定。“三反”运动中，钟贤道被怀疑贪污，受到审查；后查实为冤案，平反恢复名誉继续工作。1952年，王映霞突然被拘留，盖她在重庆外交部工作时参加过国民党，幸只口头参加，没有党证，也没缴过党费，在向组织说清楚这段历史后，即被解禁。前后仅二十天。关押期间，钟贤道心急如焚，探视、送物，竭尽所能，关怀备至。回家后，钟贤道为了给王映霞“压惊”，在锦江饭店开了个房间，让她休养，又带她到苏、锡、常各地旅游散心，“真像是一次蜜月旅行”。在王映霞身上用钱，钟贤道慷慨潇洒，而对自己却相当刻薄。他不吃烟不喝酒，穿的衣服是家里最旧的。70年代，他给自己买的帽子也仅是五毛钱的便宜货。王映霞曾对笔者说过：“他是个厚道人，正派人。我们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他给了我许多温暖安慰和幸福。对家庭来说，他实在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好祖父、好外公。”

1956年，周恩来发表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王映霞曾与周恩来有一面之雅，那是1938年在武昌，郁达夫和她曾请周恩来、邓颖超吃过饭。王映霞便给周恩来写了封长信，表达了想参加工作的愿望。数月后，她便接到通知，参加市里的师资培训班。次年，五十岁的王映霞当上了小学教师。她与钟贤道抚育的两个儿女，已逐渐长大成人。“文革”之前，他们已经是北大、复旦的学子。

“文革”岁月，钟贤道、王映霞自无法幸免灾难的浩劫，被抄家、隔离、批斗。王映霞在学校一边受审查，一边当油漆工，漆门窗和乒乓球台，当清洁工打扫厕所和为串联的红卫兵洗被子。当时，社会上被审查的对象自杀成风。儿子嘉陵和女儿嘉利，生怕父母想不开，常常回家或写信恳求父母千万别自寻短见。他们终于挺了过来。“文革”后期，儿女分别先到农场接受“再教育”，尔后再分配到农村工作，她也告老退休。

1990年

王映霞晚年有过一次轰动海外的台湾之行。1990年12月21日

王映霞的晚年生活本不绚烂，退休之后更趋于平淡。起初，她的健康状况尚好，除患轻度白内障和心脏病外，并无大病，日常生活全自行料理。她长期一人独居上海，不愿与儿女们共同生活。

三四十年代王映霞便活跃在上海滩，见过大人物，应酬过大场面，但她却没有交际场上人的嗜好。她不抽烟、不喝酒，不看戏、不打牌，也不跳舞，连茶也属可有可无，暮年更是如此，唯一有兴趣的是看看报纸翻翻书。

80年代初，在老朋友的劝说、鼓励下，她为报刊匡正一些关于郁达夫往事的误记，兼写一些与鲁迅、许广平、陆小曼、丁玲和庐隐等交往的文字。

时来运转。1986年，王映霞被聘为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她成了文史馆里最年轻的“小妹妹”。在友人的帮助下，她搜罗了郁达夫书信四十九通，结集成册，出版了极富史料价值的《达夫书简——致王映霞》。又于暮齿之年，据自身的经历写了《半生自述》、《王映霞自传》，在大陆、台湾出版。另编就她与郁达夫的散文合集《岁月留痕》等。

令王映霞特别兴奋的是，1990年，八十三岁的她作了一次台湾之行。那是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社刘绍唐先生及原《中央日报》社长胡健中先生，以王映霞为“杰出大陆人士”为由，向台湾当局申请的。在台北三个月，她拜访了暌违四十年的老友陈立夫先生、胡健中先生，参观了张大千的故居摩耶精舍，饱览了秀色可餐的阳明公园。

时值1995年，王映霞身体日衰，生活不能自理，独居发生困难。儿女们邀她前往同住，她又不肯，便请雇工料理，只在寒冬或酷暑到深圳、杭州儿女家享天伦之乐。笔者即在此期间经友人介绍认识她的。

王映霞的家住上海复兴中路一条弄堂里，门口是幼儿园。是年夏，我第一次登门拜访碰上铁将军把门。邻居老大妈说王老师（他们以此称呼她）骨折住院了，医院就在附近。老大妈让她的孙子给我带路，并捧着个西瓜去。看来，王映霞的人缘不错。在骨科病房我见到了王映霞。这是我第一次见她，凭直觉我一眼在众多病员中认出她。她时年已近九十，但其气质、风韵犹存，给人一种繁华落尽，美人迟暮的感觉。她因腿伤，正在作牵引，靠在床上，在与一位老先生聊天。我送上名片，作一番自我介绍后，她说她骨折住院两个月了，身体不好，头晕，出书的事等她出院后再联系。她让那位陪她闲聊的老先生找纸笔，写她的地址及电话给我。老先生在床头柜中动作稍微慢了一点，一时没找到，见我站在那儿等着，王映霞脸色不高兴，催他“快一点”。我以为那是个钟点工，后来朋友告诉我：他姓韩，八十岁了，祖籍河北，曾在浙江工作过，特地从台湾赶来照料王映霞生活的。

两个月后，王映霞出院了，我应约到沪住了三天，每天一次到她府上谈书稿、聊天。她的寓所仅十来平米，老房子，有地板。室内的陈设陈旧、简陋。老式立柜、桌椅。没有电视机，唯一有点现代气息的是一台冰箱，冰箱上有花瓶，瓶中有花。但室内十分清爽、整洁。寒暄后，我说她的住房小了点。她说：“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我脸红，心想倒也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那位韩老先生和我不都是慕名而来的吗？这时的王映霞耳朵有点背，我与她谈话，声音放得较大，她也听不清，有时不得不辅用笔谈，她看字也要用放大镜对着，但思维一点不糊涂。在谈编她与郁达夫散文合集时，她要我拟书名。我思索了一会儿，信手写了三个题目《爱的罗曼》、《往事如烟》和《岁月留痕》。她用放大镜看了半天后笑了，指着第一个说：“这个似乎不大好，像旧社会‘礼拜六’派文章的题目。”我惊诧她的记忆与思维。问她用后一个怎么样。她说，他人都早死了，烟飞灰灭，就用它吧。我请她为本书题签。第二天我去取，一看，横的竖的写了好几张，都很漂亮，展示了她的书法功底，我挑了一幅笔墨饱满凝重的。在商量选用的照片时，她指着一张50年代她与儿子们的合影说：“这张最好不要用。”恕我不恭，我从编辑角度考虑，成书时还是把它用上了。间或，我问她的生活和子女情况。她说她不要子女们的钱，她有退休金加文史馆给的车马费，够花了。我向她请教养生之道。她说她喜欢散步，饭后百步走。真正寂寞了，早些年遇上好天气，她喜欢拜访老朋友：陈从周、郑逸梅、施蛰存、陆晶清。她说这样一来可以叙旧抒心，二来可以练练筋骨养生。她说她喜欢清静，喜欢闭目养神、枯坐，一坐一两个小时。我问她：你闭目养神时脑子里不想东西吗？她说：想什么？一片空白。一会儿又说，有时也想一点。我想往事如烟，烟消云散，但如烟的往事也会牵萦魂魄的。她肯定会想钟贤道，要不，一次在一家布店里见到一种白底红圆点的布，马上想到钟贤道眼镜片上的闪光点和孙子衣服上的纽扣，于是一下子买好多这种布做床单、窗帘。她也会想郁达夫。他们毕竟相爱过，她也爱他。那年在南洋与郁达夫分手前几天，还亲手为他赶做几套新衣裤，把家用的余钱全留给郁达夫。所谓不想，大概是不愿想、或想了不愿说吧？那天告辞前，我提出要与她合个影。她很高兴，一手抱着鲜花，一手不忘把床里边的大花头巾拽过来，披在肩上。

在我编辑她的《岁月留痕》和《王映霞自传》书稿两年内，我与她电话、信函不断，有段时间，几乎周周有信。她对我的称呼花样繁多、有趣：先生、老弟、小弟；落款是：老王、王老、映霞。她的字写得相当漂亮、工整、有力度，富男士风格。她每每来信，你得必须立即作复，否则她就大为不悦：“信来回要十五天？真急煞人。”“小老弟，你是不是把深圳的老朋友忘掉了？”或带命令式的：“复我。”有趣的是一次我出差，复信晚了一周，她十分恼火，在一张别致的深圳电视台用笺上写道：“我用这样漂亮的信纸给你写信，你不觉得脸红吗？”我无奈，赶忙找了一张比她的信纸“更漂亮的”印花的宣纸复信，说明理由赔不是，她的气才消掉，尔后又向我道歉并赠我一幅她的书法作品。真有点老小孩味道。最令我尴尬的是，大约在1996年春节的大年初一，早晨6点钟左右她打电话向我拜年，弄得我无地自容。我想说两句“不好意思”的话，她不让我说。她说她希望我代她在南京找一家养老院，她要到南京来养老。吓得我只敢“嗯嗯”个不停，既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后来她没有再问我这件事，我自然更不敢问她了。

钟嘉陵

王映霞一生育子女较多。中国人传统认为多子多福，王映霞不以为然，曾说：“养那么多儿子有什么用。”当然，这也许是句气话。后半生她与儿子关系最紧密的数钟嘉陵了。嘉陵常接老人去住，他的居住生活条件也较好。1996年，王映霞在深圳致笔者信中屡屡提及“此间生活与上海不可同日而语”，“儿子请个保姆专门照顾我的生活”，“天已入夏，我这里有空调，不开，我不喜欢这个东西”，“给你看看我的这些照片，都是儿子为我拍的”。洋溢着幸福感。远在美国的郁飞，经常打电话问候老人，寄钱寄物；郁荀父子也曾来看望。

钟嘉利是老巴子（最小的），她唯一的女儿，1968年复旦大学毕业后，一直当教师。她是母亲晚年的一根拐杖，步移寸随。暮年的王映霞访台，就是她陪伴的。她早就想与母亲一道生活，陪她度过晚年。70年代末，钟嘉利还在浙西乡下教书，她想调回上海工作，也好照顾母亲。王映霞竟然拒绝：“你来干什么，我要在上海过清清静静的晚年，你只须在乡下住住就可以了。”嘉利觉得母亲的想法太奇特，人老了是需要子女照顾的。

由于书稿出版了，我与王映霞也疏于音问（她也不能提笔了，打电话也听不见）。有一年4月我与《人民日报》记者李泓冰相约，专程到杭州去看望王映霞。此前，我给钟嘉利打电话询问老人近况。她说，母亲昨天刚出院。第三天上午，我们便赶到杭州。钟嘉利的爱人吴荣权是浙大教授，儿子在浙大读书，他们的居住条件不好，一大一小（只能放张床）两个卧室和一个“三合一”的厅——客厅、饭厅加王映霞的卧室。钟嘉利很能干，把十八平米的厅一分为二，中间用活动布幔隔开，饭桌与沙发挤在一角，墙上挂着名人字画，十分雅致。厅内整洁，简直一尘不染。王映霞的床靠窗子一边，正对面的站柜，是从上海老家搬来的那只老掉牙的旧物，王映霞是恋旧的。侧面窗台上放着五六盆花草，鸟笼里还养着一对鹦鹉，大自然的景观浓缩在窗内。嘉利说，这好让母亲看看绿色，听听鸟叫打发寂寞。女儿是娘贴心的小袄啊！我们去时，只见王映霞昏睡着，崭新、洁净的花被子，身着白色镶花边的毛衣，双手伸在被外，脸色显得有点苍白，那纤纤十指虽布满皱纹仍显得秀气雅洁，特别是满头白发，给人一种难言的沧桑感。她仍不乏是个冷美人。一脸憔悴的钟嘉利告诉我们，母亲再次脑昏迷时，是打120报警的，住了二十天医院，她用四张方凳为床陪老人过了二十个日日夜夜。没有办法，请保姆总不如自己贴心，家里也住不下。她只有向学校请长假，专侍老母了。我们询问王映霞的近况，她说，老人现在病情稳定了，只是昏睡，头脑不大清楚，语言也有障碍。钟嘉利说：“这次是母亲没有办法，才肯来我们这儿的。她老人家脾气大，个性强。这些年，深圳、杭州、上海折腾个不停。她先住深圳蛮好，不几天吵着要回上海，嘉陵哥哥把她护送回来。上海的房子又破又旧，没有卫生间，在上海住了一晚，我又雇车把她接回杭州。在这儿住了两周，她又打电话给嘉陵要回深圳，嘉陵只好再接回去。到了年底，她的情绪烦躁，又吵着回杭州……”钟嘉利叹了口气，又笑着说：“没办法，老人家爱折腾。我们做儿女的只能顺着她。有时她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我们不敢答话。”嘉利爱人吴教授笑着说，自己就躲到房间里去不出来。“妈妈不糊涂时，大家都高兴，我们用轮椅推她到西湖边上去玩，游人见了都说：‘这么漂亮的老太太。’”李泓冰指着钟嘉利身上泛白的红毛衣说：“你还没有老太太穿得漂亮呢。”钟嘉利说：“别人家的女儿穿旧的衣服妈妈拣过来穿。我们家，是妈妈穿腻了，指着我说：‘我不要了，你穿吧。’”我们都笑了。我们谈了大约两个小时，王映霞醒了。我走上前去，把送她的花篮放在她床边的椅子上，问：“王老，您还认识我吗？”她目光黯然，毫无反应。我把我的名字写在纸上，递到她眼前，她接过纸片端看一会：“呵，有点印象。”又挥挥手用杭州话轻轻地说：“请——坐。”

时近中午，钟嘉利盛情留饭。吃饭时，嘉利备好松软的汉堡和烂饭（和汤），一口一口地喂母亲。老人爱吃鱼，嘉利小心翼翼地剔去刺喂她。王映霞还是吐出一根细刺，捏在手指上晃了晃，哼哼两声，嘉利赶忙接过来。喂毕，嘉利刚端饭碗，老人又哼了。嘉利赶忙扔下碗筷，拉起布幔，从柜中掏出一条纸裤。接着倒纸篓、打水、上卫生间。嘉利刚扒完饭，正收拾碗筷，老人又哼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