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荃（1897-1978），是郁达夫妻子，原名兰坡，小字潜缇，大青乡人。幼入私塾，聪慧善学，深得塾师赏识。年24，嫁郁达夫，改名荃，随夫迁居安庆，上海，北京等地。达夫被日本侵略军暗杀于海外后，孙荃痛念国耻家仇，含辛茹苦，倾力抚育子女，嘱以勿堕乃父殉国之志。

孙荃（1897年至1978年）女，原名兰坡，小字潜缇，大青乡人。幼入私塾，聪慧善学，深得塾师赏识。1897年生于富阳县宵井镇一个颇有资产和地位的书香世家。其父孝贞先生曾经寒窗苦读十数年，但时运不济，福星不照，屡进考场，屡次失败，科考十数年，还未考中秀才。后其父抛开诗书，放弃功名，固守田园，重振家业，先是经营毛竹生意，此后又办了小造纸厂，因为两者的收入都甚为可观，再加上有祖上遗留下来的百亩可供出租的上好水田，孙家家境可谓是十分富裕，孙家资产之雄厚，地位之显赫，在方圆数十里之内都是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

毋庸置疑，像孙荃这样的有地位有家产，而又品性端正，才华出众的少女，待字闺中时，不可能不招来一班贵公子、阔少年们的倾慕和追逐。登门求亲者，托人缔结良缘者，你来我往，应接不暇。然而数年过去了，那么多的求亲追逐者，却没有一个能叩开她爱情的心扉。

就在孙老先生为膝下娇女的婚姻大事愁眉不展的时候，一个远房亲戚干闲聊中带来了福音。说县城里已故中医郁士贤家的三公子郁文正在东洋留学，年逾20尚未婚配，可与孙小姐结为百年之好。

讲求门当户对，是那个时代的最基本的择偶条件之一。因此，当他听到郁家既无恒产，又无恒业，仅靠两代寡妇摆摊设点维持全家的生计时，便不免对这门亲事犹豫起来。孰不料，孙荃听了父亲的介绍，竟欣然表示同意这门亲事，原来郁达夫正是她心中所理想的少年情郎。

孙家应允以后，郁家老太太则有点犯难了。未来儿媳的相貌、气质、品性等是一无所知，更不知能否博得小儿子的欢心。这一点倒是头等重要的大事。考虑再三，于是通过媒人向孙家捎信说，要孙荃有空到城里来玩玩，其实就是要亲自给儿子“相亲”。

在一个初秋的午后，孙荃忐忑不安地来到郁家。令她意料不到的是，她一进郁家门就深深爱上了这个家。首先让她感觉欣喜的是郁家有一幢3开间的老式楼房，听人说城里人有着如此规模的房屋是不多见的。况且它坐落在风光明媚的富春江边，景色宜人。有了良好的第一印象，因而在见到郁母的时候，就显得格外自然和亲切。当时她留给郁母的印象也蛮好的。一双明亮的大眼睛，像一泓清水，晶莹透彻，不时地闪烁着诚挚和智慧的光芒，两条乌油油的辫子长垂腰际，给人以健康硕美之感，丰满圆润的臀部，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这一点，对守寡多年，膝下子孙不欢的郁母来说是再满意不过的了。所以，一见之下，她便对孙荃这个未来的儿媳妇产生了好感。

对日本女性追逐一次次失败的郁达夫，此刻正陷入性饥饿、性苦闷的烂泥沼而不能自拔，突然收到家中召他回国定亲的书信，且又闻女方是故乡一带有名的丽姝佳人，于是乎，他那颗已近似沉沦的心又得到了复苏。

郁达夫与孙荃从订婚、相识到洞房花烛夜整个过程，完全是由命运之神从中牵线、撮合的。仅凭个人容貌、气质、情趣、学识以及家庭财产、社会地位等因素，二人是不可能走到一起的。二者一是满腹经纶、风流倜傥的东洋留学生，一是缠小脚、扎大辫的乡下女子；一是富甲一邑、声名显赫的大户人家的千金；一是破落乡绅之家的飘零子弟。然而命运之神独具慧眼，硬是认为他们是天生的一对、地造的一双。

郁达夫与孙荃从7月初相识，到8月末旬分别，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其感情交流已是相当的融洽了。彼此不但有书信来往，诗词唱和，而且还曾商量过有关结婚的具体事宜。郁达夫去日本前夕寄赠孙荃的几首小诗便是证明。如：

许侬赤手拜云英，未嫁罗敷别有情。

解识将离无限恨，阳关只唱第三声。

梦隔蓬山路已通，不须惆怅怨东风。

他年来领湖州牧，会向君王说小红。

杨柳梢头月正圆，摇鞭重写定情篇。

此身未许缘亲老，请守清宫再五年。

立马江浔泪不乾，长亭判决本来难。

怜君亦是多情种，瘦似南朝李易安。

一纸家书抵万金，少陵此语感人深。

天边鸣雁池中鲤，且莫临风惜尔音。

这“热恋”中的离别赠言，虽只有几首清淡的小诗，而在实际上它却孕育着千言万语和用笔墨所难以描述的丰富内容，读之令人心旷神怡，思之令人缠绵悱恻。其一，诗人通过对中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对爱情执著、坚毅的“云英”、“罗敷”等丽姝才女的歌颂，借以表达对未婚妻孙荃清丽容貌、高洁心灵的赞赏之情。其二，诗人借南宋词人、名士姜白石和娇妾小红夫唱妇随，相亲相爱的典故，仿佛是在向孙荃暗示说，我们之间经过一个多月的接触和感情交流，爱的桥梁已架通，不久的将来，像姜白石和小红所过的那种“白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的蓬莱仙境便会到来。其三，诗人委婉地向孙荃吐露了自己暂时还不能答应马上与她举行婚礼的苦衰，希望孙荃能够体谅他，默默地在闺阁里再守上五年，等他留学归来，经济自立时，再欢度那春宵一刻值千金的良辰美景。其四，诗人利用白居易的《琵琶行》，王实甫的《西厢记》，李清照的《醉花阴》等人们所熟知的描写“离别”的典故和艺术手法，曲折地向孙荃表示了自己将出国时的复杂心境以及对她的无限留恋之情。其五，诗人明借对杜少陵《春望》诗中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一联的赞赏，而实际上的弦外之音却是在提醒孙荃以后要多寄信于他，以此来架起彼此心灵相通的桥梁。

相识之初，郁达夫对孙荃炽热的爱情，从其赠诗中可以看出，而孙荃对郁达夫爱的表现形式，在同时代的年轻女性中也是不多见的。

秋闺第二首

风动珠帘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显而易见，这首《秋闺》怀人诗是孙荃触景生情而作。其背景和大意是，深更夜半，月明星稀，万籁俱静，秋风掀起挂在门上的珠帘，露出了一弯皎洁的新月，照得大地如同白昼，就连房前台阶下已经凋零枯萎的花草也依稀可辨。于不经意间看到一株不愿与群芳共去的幽兰正频频向我招手致意。啊，我明白了，这“幽兰”之所以不愿与她的众姊妹一同离我而去，是因为她窥探出了我独居深闺，思念远方亲人的寂寞情怀，所以愿陪伴我度过这一个个孤独无聊的漫漫长夜。

百年身世感悠悠，灯下黄花瘦似双秋。

雁过池塘书不落，满天明月独登楼。

从该诗所充溢的哀愁和惆怅的语调中去推断猜想，这首《秋闺》大约写在诗人久候郁达夫的书信不至之时。因为郁达夫在赴日本的前夕，曾在赠别诗中用“天边鸿雁池中鲤”的典故暗示过孙荃要常常寄信于他，以此来保持相互间思想感情的交流。天边的鸿雁，池塘中的鲤鱼，都是古代传递信息工具的象征。多情善感的孙荃每当候书不至，或望见掠空而飞的鸿雁和池塘中嬉闹的鲤鱼时，一股思念海外漂泊亲人的情愫也就不期然地袭上心来，故有“雁过池塘书不落，满天明月独登楼”之感慨。

郁达夫与孙荃经过半年多的来往，两颗赤诚火热的心渐渐地撞击在了一起。1918年后，他们之间的那一首首情韵缠绵的唱和诗就是例证。如1918年初春时节，孙荃赠郁达夫的两首小诗是：

独在异乡为异客，风霜牢落有谁亲？

纵然欲诉心中事，其奈阳光少故人。

年光九十去难留，怜尔杨花逐水流。

海上仙槎消息断，雪花满眼不胜愁。

从这两首诗题名为《无题》的小诗里可以清楚地看出，孙荃对待郁达夫的态度较之她写作《秋闺》等诗时有了明显的转变。前者多为狐疑、哀愁和不信任，而如今则只剩下深切的关怀和惦念了。对孙荃的这两首《无题》小诗，郁达夫是极表赞赏和钦佩的，特步其原韵，作诗四首以唱和。这里摘录两首以飨读者。

谙尽天涯飘泊趣，寒灯永夜独相亲。

看来要在他乡老，落落中原几故人。

未有文章惊海内，更无奇策献双亲。

论才不让相如步，恨煞黄金解弄人。

“文为心声”、“诗言志”，这两句话用在热恋中的孙荃身上再恰当不过的了。自1917年和郁达夫订婚以后，心中每有所思所感，或触景生情时她都要诉诸诗文。较为满意的，便寄给郁达夫共同“欣赏”。1919年，她写给郁达夫的“情诗”有这样几首。

月感两首

笑不成欢独倚楼，怀人望断海南州。

他年纵得封侯印，难抵青闺一夜愁。

淋漓襟上旧啼痕，难断柔情一寸根。

正尔愁心无托处，何堪梦里遇游魂。

字字句句，可谓情切切，意绵绵，无尽的相思，无尽的关爱溢满了字里行间。这两首小诗，还给我们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在孙荃的眼里心里，夫妻问的相聚团圆、恩恩爱爱，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和至高无上的快乐境界，什么“夫婿”封侯不封侯、挂印不挂印，她看得很淡很淡。

对郁达夫与孙荃之间的诗歌来往及其“唱和”，其长子郁天民在《幽兰不共群芳去》一文中曾有过很好的概括。他说，从孙荃仅存的诗篇里，我们既可看出“一座娴静典雅的塑像”，但同时也能听到“塑像内那颗承受着旧时代千重苦难的心灵的剧烈搏动”。又云“十分明显，她的诗，受到了郁达夫因‘时代的苦闷’所赋予的感伤气质的深厚影响。但她没有呼喊，只是如泣如诉。”

郁达夫与孙荃订婚之初，原打算留学归来，经济上有了独立收入之后再来谈婚论嫁。首次赠孙荃诗中的“请守清官再五年”说的就是这个意思，1918年4月27日，他在致长兄曼陀信中说的“母老矣，不能为弟养妻养子也”，也同样表达的是这个意思。然而，随着彼此情感的变化，及双方家庭和家长的“催逼”，到了1920年，他们不得不举行婚礼了。

“催逼”他们早日举行婚礼的动力，首先来自女方。

孙荃小郁达夫1岁，1 91 7年和郁达夫订婚时已是20有余，在当时，别说是江南一隅，就是在全国而言，都可算得上是未婚大龄青年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人类繁衍的基本法则，也是自然规律。据中国传统的势力和民间的风俗习惯，女儿到了该出阁的年龄，如果还没有出阁成婚，其父母和家人是要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的。乡亲们的热情关注和社会舆论的压力，是促使孙氏家长“催逼”郁达夫早日回国完婚的第一动力。其二则是来自孙荃本人的强烈欲望。

孙荃自第一次来郁家相亲之后，便深深喜欢上了坐落在富春江边的这个破落的乡绅世家，并认定今生今世“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这之后，她不但经常到郁家殷勤服侍郁母和其祖母，而且还主动地给两位老人代笔与郁达夫互通音讯。久而久之，她不期然地与郁氏家族融为了一体。

未来儿媳和孙媳频繁地在郁家走动，并将两代老人侍候得异常周到，自然会引起两位老人的好感，她们也希望这位温柔贤惠的“媳妇”早日过门到郁家生子育女。

而此时此地的孙荃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她和郁达夫的婚姻虽已有双方家长“铁定”，而且自己还不断与其书信来往、诗词唱和，但这位风流才子，东洋留学生内心世界是个什么样子的，他对自己的情感究竟如何，在眼前却是一片白茫茫，对未来更是不可预知。她想，凭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和那一颖温柔善良的心，如果能和郁达夫同枕共眠一段时间，一定会博得他的欢心，赢得他的爱怜。因此，在她的心灵深处是巴不得早一点与郁达夫举行婚礼的。

双方家长的态度，代表了孙荃的心声，而孙荃殷切的期待，又为双方家长早日与他们完婚坚定了信念。但在异乡他域的郁达夫，这时的心情则和他们完全相反。

其时当时在郁达夫的心里，有点不大满意母亲的包办。以及嫌孙荃太土气，但他为了不使母亲伤心，想来一个“拖拖看”。不料孙荃却似乎吃了秤砣铁了心。双方的家长也都认为这是早已定局的了，尤其是订婚以后孙荃就已有“生是郁家人，死是郁家鬼”的决心了。此后，孙荃不但常到郁家服侍郁母和祖母，还担起了与郁达夫通讯的代笔者。久而久之，达夫在心灵深处，便对孙荃产生了好感，也不再那么激烈地排斥这个乡下姑娘了。

——蒋增福《才女·贤妻·良母》

蒋增福在文中用辞特别谨严，也相当准确。订婚之初的郁达夫对孙荃确实是不那么感兴趣，也真是大有“拖拖看”的意思，只不过后来随着诗词唱和，书信来往，渐渐产生了好感，不再那么激烈排斥罢了，至于说到马上洞房花烛，共度春宵，恐怕在郁达夫的心里还没有这个准备。这是其一，其二，那时的郁达夫正一个心思地进行文学创作和筹办“纯文艺性杂志”，恐怕已无暇顾及回国绘声绘色之类的琐碎小事了。在这样一种氛围下，又是那样的一种心态，郁达夫自然是极不情愿抛开“火热”的集体战斗生活，而回国与孙荃结婚。然而母命难违，盛情难却。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他最终还是向命运之神低下了高贵的头。

不管经历了多少风雨，也不论踏平了多少坎坷，毕竟迎来了郁达夫与孙荃的新婚大喜。

尽管郁达夫回国之前，双方的家长已就婚礼去繁就简一事达成了其识，但郁达夫到家后，他们还是想热闹一番。不管怎样说，结婚毕竟是人生的头一桩大事，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鸣炮奏乐，既是一种气氛，也是种宣言。尤其是后者更为重要，它等于明确向世人宣布，从此始，男女双方交欢媾和，生儿育女，已是合法了，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对他们已无任何约束了。当母亲把这个意思婉转地告诉郁达夫时，他的态度异常的坚决。“一切均从节省，拜堂等事，均不执行，花轿鼓手，亦皆不用。家中只定酒五席，分二夜办。……”这一切虽然很苛刻，也不符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但为了女儿能早日结婚成大礼，孙家还是满口答应了下来。1920年7月26日，在乱云飞渡，红霞映满西天的傍晚，一乘小轿抬着孙荃走进了郁家的庭院。没有举行结婚的任何仪式，也没有证婚的媒人，更没有请亲朋好友来喝喜酒，连蜡烛花炮之类吉祥之物也全免了，一切都是无声无息的。

江南的7月，正值酷暑季节。夜深之后，大地一片宁静安谧，忙碌了一天的人们早已进入梦乡。而此时的郁达夫却没有一点睡意。他搬出一张竹椅坐在庭院里，喝着藿香叶泡的绿茶，望着闪闪烁烁的满天星斗，心事苍茫，一点也没有新郎官的那种高兴愉快的样子。自古以来，人们都把“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看作是人生的最大幸福。然而，身处其境的郁达夫竞无丝毫幸福的感觉，甚至还有点茫然。一旦想到今后将与这个“荆钗布裙，貌颇不扬”，仅“吐属风流”的乡下女子度过一生，他真是不知如何是好，未来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他是连想也不敢想的。

年迈的母亲，大概也看出了郁达夫的心事，无可奈何地规劝他正视现实，不可有别的非分之想。是呵，家中既无恒产，又无恒业，大户人家的女儿能嫁到这里，也应该算是一种福分，一种造化。如果再想入非非，自然是情理难容。母亲的话不是没有道理。再之，母亲已老矣，也需要人照护了。想到这里，郁达夫有点汗颜惭愧了，悄悄地点上一支蜡烛，揭开了妻子的“红盖头”。

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妮娜》卷头语中有句话说得很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将这句话移到孙荃和郁达夫的婚姻上真是再恰当不过了。新婚之夜本来应是充满激情，欢乐无比的，而对郁达夫和孙荃来说，却是有点不应该有的悲哀——身患疟疾的孙荃，乍寒乍冷，浑身酸疼无力。脸上无血色，自然也就无光彩而言，浑身酸弱无力，哪里还有豪放奔腾的热情，再加上乡下女子的羞涩矜持，这新婚之夜，与平常一样——波澜不惊，悄无声息地随着雄鸡的啼鸣，迎来了新的一天。其中唯一可以值得纪念的有意义活动，是孙荃将一枚满带着深情和厚意的钻石戒指，作为“信物”送给了郁达夫。

结婚之后，因城里天气酷热，郁达夫和孙荃曾到宵井住了数天。远离尘嚣，山清水秀，碧云蓝天的乡村，无疑给自幼喜爱大自然、亲近野趣的郁达夫增添了许多欢乐。在这里，他没有无聊应酬的烦恼，也没有柴米油盐的困惑，国家大事，世界风云，达官贵人，倩女艳妇，一切的一切都与他无碍，有的只是清闲飘逸。与岳父孙孝贞谈天说地，与丈兄孙伊清说医道诗，其乐也融融。

于不知不觉之间，整个暑假已在他们悲喜交加的新婚日子里过去了。郁达夫不得不再次离别故土，到日本继续他未完成的学业。

郁达夫这次离别故乡与上两次不同，既有点伤感的情怀，同时也有些朦朦胧胧的留恋之意。因此，在去日本的途中，他每到一处，或每经一事，总要写诗纪之，抑或说是抒发情感更为恰当。这一切都恐怕与系念新婚的妻子不无关系。

也许是苍天在有意考验郁达夫与孙荃这对患难夫妻吧，在其前进的道路上处处设置障碍，唯恐他们过上舒心畅快的日子，以享天下太平。新婚之夜先是孙荃患疟疾，病魔缠身，哪里还会有激情和欲望，无疑，这影响和破坏了新婚喜庆的气氛。待孙荃康复了，郁达夫又不幸染上了，这真可谓是雪上加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让人望而生畏的疟疾，既冲淡稀释了郁达夫和孙荃夫妇之间的浓郁热烈的“爱”，又在郁达夫心里埋下了痛苦的种子。

新婚大喜中的这场猝不及防的疟疾，给郁达夫心理造成的伤害及在婚姻道路上投下的阴影实在是太大了，他只觉得前途渺茫，生死未卜，大有逃避现实，遁入空门之意念。总之，凄凉、悲哀、消沉诸种不健康的因素混合交织，是《病中示内》的基调，由这种基调构成的气氛，不可避免地在影响制约着郁达夫和孙荃的婚姻历程。

郁达夫与孙荃新婚期间，另一件有意义、并值得纪念的是他在上海和东京分别购得了梦寐以求的随笔佳作《西青散记》。

《西青散记》通篇并没有演绎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故事，也没有猎奇斗艳，只是零乱地罗列了围绕在女主人“双卿”身边的一些琐事，“如遭到婆婆虐待啦，受丈夫狠毒的咒骂啦，去汲水啦，久患疟疾弱得可怜啦等等”，然而作者就是通过对这些小事的描述，将中国古代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琳琅满目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以才子佳人悲欢离合故事为题材的作品比比皆是，而以乡村才女与平庸农夫的恩恩怨怨、生老病死为题材的作品，尤其是成功的作品则是不多见的，史悟冈的《西青散记》开创了这方面作品的先河，再加上描写之成功，所以在出版之初，很打动了一些读者的心，并引起了一些“仁人”对中国妇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郁达夫对《西青散记》所表现出的“特殊兴趣”，除去他对女性常“怀有倍于常人的关心和同情”之外，恐怕也与他当时的心境不无关系。

古代的“庄周化蝴蝶，蝴蝶化庄周”的奇妙幻觉，在两千年之后的诗人郁达夫身上又一次得到再现。《西青散记》中的“双卿”，和生活在身边的孙荃，在此时此刻郁达夫的脑海里，时常在变换更迭角色，亦真亦幻，倏忽不定。的确，双卿身上的诸多亮点，在孙荃身上都可以找得到。双卿多愁善感，能诗能文，孙荃也亦然，双卿任劳任怨，忍辱负重，清清白白过人生，而孙荃在这方面的表现也一点不比她差。唯一不同的是，双卿“清秀娇美”，孙荃则是“貌颇不扬”。

双卿化孙荃，孙荃化双卿，一时间曾在郁达夫眼前化来化去，真假难辨。说白了，他是把双卿现实化了，而把孙荃则艺术化了。总之，郁达夫是把《西青散记》和现实生活结合来读的，把它读活了。

牺牲自己，成全他爱

无论是安庆的“海棠”，或是北京的“银娣”，或是广州的“白薇”，都没有毁掉郁达夫与孙荃的“家”，而杭州王映霞的介入，则完全彻底地将他们的“家”送到了天涯海角。

对郁达夫与王映霞的恋爱，孙荃也曾极力反对过，而且还以“殉死”相抗争，但终因抵挡不住对他的“爱”，最终以牺牲自己，成全了他的“爱”。

孙荃与郁达夫分居后，完全还原为了一个传统的、本质的中国妇女。

“相夫教子”是旧时代中国已婚妇女的天职。

忍辱负重，抚育孩子

“忍辱负重”是旧时代中国女性的传统美德。天职和美德在孙荃身上都得到了具体体现。

郁达夫和孙荃分居时，这个不幸的弱女子身边尚有三个嗷嗷待乳的幼儿——文儿两岁多，熊儿一岁多，胖妞几个月。为了三个不懂事的孩子，也是为了顾全郁达夫的名声，孙荃承受了巨大的痛苦，含泪默认了他和王映霞的婚姻事实，自此，吃斋念佛，含辛茹苦地抚育三个孩子。

郁达夫的长女黎民在《我的母亲——孙荃》中，曾这样记录了孙荃带领三个孩子艰难度日的辛酸。

在生活上，孙荃是竭尽全力，为子女们创造一个好的环境，使他们有衣穿有饭吃：而在他们读书受教育问题上，孙荃则使出了浑身解数，倾注了全部心血，使他们三人都学有所成。

即使在逃亡途中，缺衣少食，没有学校可读的情况下，孙荃也一刻没放松孩子们的学习。没有老师就自己教，没有教材就选读古文古诗和郁达夫的作品。郁黎民在《我的母亲——孙荃》中回忆，在八年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里，富阳县城沦陷，母亲为了不做顺民，带着我们三个未成年的孩子逃到离城三十里的乡下宵井外婆家去避难。生活当然更加困苦，在没有学校，没有教师的困难条件下，母亲也未放松我们的学习，她亲自教我们读书，教材是在逃难时随身带着的部分旧书，如《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活叶文选》及其他小说和父亲的作品与新编杂志等，并要求我们每读一篇就要能背诵出来。就在那一年，我们初次读到“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名句。也就在那一年，她教我们读了不少唐诗和《古文观止》中的名篇，当她讲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时，是那样的慷慨激昂，当讲到“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时，又是那样的低回感叹。可惜我和弟妹都还年幼，根本不能体会她当时辛酸孤寂的情怀。

孙荃就是这样忍辱负重，默默奉献的旧时代的杰出女性。她和郁达夫分居时，三个孩子都不谙人事，特别是在郁达夫流亡南洋后，经济上已没有一点外援。平时的衣食住行及孩子们的学习费用，全靠以前的积蓄和自己的双手劳动所得，就这样，在国破家亡的境遇里，她硬是把三个孩子拉扯大，而且都受过高等教育，这其中的“辛酸”，真是常人难以理解。

岁月流逝，无尽思念

孙荃和郁达夫分居之初，曾一度对他十分怨恨，怨他不顾多年的夫妻情分另觅新欢，恨他丢下三个孩子不管，只图自己的幸福。

孙荃对郁达夫的怨气和憎恨之情，随着岁月的流逝，越来越淡，尔后便是无尽的思念和回忆。

20世纪40年代末期，孙荃看到胡愈之写各全国文艺界的报告《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这才知道，已分居多年，杳如黄鹤的夫君早已为国捐躯，血染异国土地。顿时，泪如泉涌，浮想联翩。在她家的堂屋里，始终挂着郁达夫的照片，每逢旧历的7月15（富阳乡俗中的“鬼节”），她总要向南天遥望，希望夫君的“魂兮归来，反故乡些”，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祭奠和哀思。

思念夫君，悲悼亡灵

思念夫君，悲悼亡灵，伴随着孙荃度过了她多灾多难的后半生。愈是到晚年，这种情感愈是突出，愈是强烈。

新中国成立后，孙荃最关心的就是郁达夫作品的整理和出版，并坚信，“等到政治清明时，自然有人会去从事郁达夫研究，去研究他的作品，使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个公允的地位。”（郁黎民《我的母亲——孙荃》）

与世长辞，未能看到

她老人家所盼的这一天终于来了，可惜她未能看到。1978年3月29日，孙荃与世长辞，终年81岁。弥留之际，她不无自豪地说：“回忆我的一生，我是会心安理得地升入天堂的。”

追思孙荃老人的一生，她确实是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乡里乡亲，无愧于子孙儿女。她的一生实在是艰苦辛酸的一生。

对国家，她是一个爱国的公民，对丈夫，她是一个柔顺而识大体的妻子；对儿女，她是严厉而又慈祥的母亲。她受着封建礼教的束缚，是贤妻良母的典型，更是一个旧式婚姻制度下的牺牲者。但她不甘自弃，努力自学，想跟上时代。劳苦一生，默默以死。这固然是她个人的悲哀，也是时代的悲哀。

孙荃心目中的郁达夫

孙荃是郁达夫的原配夫人。郁天民的母亲，我的婆婆。我与孙荃夫人相处三十年，婆媳之情胜似母女。如今在世的亲属中数我与她相处的时日最长了。

孙荃于1978年病故，享年81岁。这十多年来，每每我想起她时，爽朗的声音仿佛就在空中回旋。

天民是个孝顺儿子，每晚至少抽一个小时的时间陪伴母亲聊天解闷，谈国家时事，谈农事节气，内容无所不及。当然，我婆婆谈得最多的是她的过去，尤其是对郁达夫的深深回忆。

孙荃自幼聪慧好学，是乡里远近闻名、知书达礼的才女。郁达夫对她的诗词也赞赏有加，而孙荃对郁达夫的饱学多才更是十分钦佩！两人于1917年8月30日（农历7月13日）订婚，从此开始书信诗词往来。远在日本的郁达夫对孙荃和的诗词总是精心批阅修改。在鸿雁往来中，孙荃不仅诗文有了长足的进步，同时对郁达夫才华横溢、学贯中西的渊博学识，也有了直接而深入的了解。早在1917年8月，郁达夫寄给孙荃的、称之谓《云里一鳞》的长信，就使孙荃感受到他的博学多才。这封信的内容丰富多彩，尤其是“诗论一束”部分，孙荃常常为之叫绝。其中有“杜樊川诗，虽多杨柳烟花，金钗红粉之句，然描神写意，各得其致，闺阁中之好伴侣也。温庭筠不遇终身，敏才逸思，徒消费于红薇斗帐之中。其诗哀而艳，其词雅而香，所谓百读不使人厌者，其唯八义集乎！”从对历代诗人的评价中也可看到了郁达夫的读诗素养是高人一等的。又如1917年10月11日孙荃寄给郁达夫的《秋闺》之一，原稿是：

暑退凉秋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者，触我深闺万里情。

郁达夫为之改了六个字以后则成：

风动帘珠夜月明，阶前衰草可怜生。

幽兰不共群芳去，识我深闺万里情。

所改诗句，有的仅一字之差，但描神写意的情调就显然不同了。

孙荃对郁达夫的钦佩还表现在对他的思想的深刻理解。孙荃回忆郁达夫留日生活时特别提到他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根深蒂固。在郁达夫寄给孙荃的书信中，以及郁达夫从日本带回富阳交孙荃保管的早年日记中，随处可以看到他身为弱国子民，在日本受人欺凌和侮辱所发出的愤慨，以及对军阀混战，政府腐败的痛恨。1917年6月3日，他在日记上发愤立志：“予已不能爱人，予夜不能好色，货与名更无论矣。然予有一大爱焉曰：爱国。予因爱我国，故至今日而犹不得死；予因爱我国，故甘受人嘲而不得厌；予因爱我国，故甘为亲戚兄弟怨而不之顾。国即予命也，国亡，则予命亦绝矣。”接着在11月日记上又写道：“予上无依闾之父母，下无待哺之妻孥，一身尽瘁，为国而已，倘为国死，予之愿也，功业之成与不成，何暇计及哉。”孙荃是最早看到这些以身许国的誓言的人，是真正理解郁达夫的人。在郁达夫的《沉沦》出版以前，也是孙荃最早读完这本惊世骇俗的大作，并深刻的领会其主题。所以，当郁达夫因该书的出版而遭受攻击时，孙荃则劝他：“犯不着为这批人生气，看不到主题，盯着那几句低下情趣的描写不放是别有用心的。”

卖花声——送外东行

孙荃和郁达夫于1920年7月24日（农历6月9日）结婚。这个一生唯一的婚姻不知给孙荃留下了多少幸福，多少悲哀和多少追悔的回忆。但是不管怎样，孙荃心目中的郁达夫总是一个充满人情味的丈夫和父亲。孙荃夫人常常跟我谈及记忆，婚后六年生活充满了甜蜜和温馨。那是1922年春，郁达夫将去日本参加毕业考试前夜，两人在离情别绪的伤感中还和声填词一首：

卖花声——送外东行

梦里哭君行，疑已天明。（孙荃）

醒来却喜夜沉沉。（郁达夫）

不是阿侬抛不了，郎太多情。（孙）

无语算邮程，暗自心惊。（郁）

途中千万莫多停，

到得胡天安住后，寄个回音。（孙）

这五十四个字的词作浓缩了多少夫妻的恩和爱呵。

当然，郁达夫的再娶给饱受传统妇道和美德教育的孙荃所带来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但是，在我与她几十年朝夕相伴的时候，甚至她在晚年的回忆里，从没有过对郁达夫的责怪。她一直认为郁达夫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事实上也的确如此。郁达夫虽然是个较快接受新思想的人，但我国传统道德在他头脑中也是较深的。就是在离开孙荃和三个儿女，与他人共同生活后，郁达夫仍按月给孙荃寄信，寄生活费，托亲友、同乡带给妻儿们需要的东西，如奶粉、绒线、围巾、衣料等等，尽到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即使是抗战期间，郁达夫在福建供职时，仍托在福建邮电局工作的孙荃弟媳徐天真的哥哥带来钱与物。儿子上高小时启用的第一支钢笔，也是郁达夫托二哥郁养吾带来的。那支黑色的钢笔，虽已破残不堪无法再用，但总不忍丢弃，如今仍放在父子两代作为书房的故居西楼书桌的抽斗里。

充满温情的丈夫

郁达夫1936年1月16日所作的散文《记风雨茅庐》中，说到有人劝他再造一间门楼时写道：“他的这一句话，又恰巧打中了我下意识里的一个痛处，在这空角上，我实在也在打算盖起一座塔样的楼来，楼名是十五六年前就想好的，叫做‘夕阳楼’”。孙荃一直没有忘记，这个“夕阳楼”不但是郁达夫取的楼名，也是为孙荃取的诗稿题名。是郁达夫婚前作为书房、结婚时作为新房的面朝富春江，西窗照夕阳的那间故居西楼。

充满温情的父亲

当孙荃回忆起1931年3月，郁达夫回家那次的情况时，总带着追悔莫及的遗憾。那最后的团聚也使孙荃心目中郁达夫的形象，更加丰满，更加完整。那年三月中旬的一天，郁达夫突然回到了富阳。见到久别的妻子儿女非常激动，尤其是对三个儿女，抱的抱，搀的搀，特别是对熊儿（天民的小名）看了又看，脸上的表情立刻起了变化，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向孙荃说：“龙儿那时也这样大，浓眉大眼，惹人喜欢，可惜留不住。”接着又说：“熊儿好，熊儿好，大头大脑的，又健又壮，这双手就像两个粉团。”脸上的表情似乎喜从悲来的又转了弯。他还对孩子们说：“爸爸这次回家要多住些日子了。”熊儿问他住几天，他只说很多天，没有确切日数。孙荃追忆这段往事时说，看到郁达夫那种轻松喜乐的样子，似乎想回复到1927年以前的关系。当时，“敏感”的孙荃抽空上楼，先在自己和孩子们同住的卧房门上贴上“卧室重地，闲人莫入”的告示。再下楼下西厢房为郁达夫铺床摺被准备他的卧房。第二天一早，郁达夫带了熊儿去到宵井，把孙荃母亲请了出来，希望在岳母的帮助下得到孙荃的原谅而孙荃固执己见无动于衷。但夫妻毕竟是夫妻，在生活上孙荃加倍注意相敬如宾的礼貌，格外按照郁达夫过去的爱好和口味招待他。富春江的白鱼，东坞山的豆腐皮是每餐必备。那时清明未到，孙荃派人去宵井，在娘家竹园挖掘未露尖的早笋，采摘刚吐新芽的绿茶，亲手炒制，让郁达夫尝尝新鲜。下意识里在提醒郁达夫不要忘记富阳，不能忘记妻子儿女，面子上却又不肯容忍让步！这种思想矛盾时起时伏，始终得不到解脱。郁达夫与孩子们经过半个多月的朝夕相依，原来的陌生感已被天然的父子（女）亲情所替代。月底郁达夫将返上海，孙荃和熊儿送郁达夫上轮船时的惜别之情，比起之前郁达夫在上海火车站送别由北京南归的孙荃和儿女回富阳老家的情景，是显然不同了。那时孙荃是不无伤感的回到家的。当她走回西厢房时，只见书桌上留有郁达夫写的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钱牧斋受人之劝，应死而不死，我受人之害不应死而死，使我逢得杨爱则忠节两全矣！”孙荃立刻记起，郁达夫这次回来不止一次的与她谈到钱牧斋的一生。郁达夫谈论时的那副神态就在眼前。那杨爱不就是钱牧斋的爱妾，色艺超群的吴江名妓柳如是的本名吗？孙荃恍然大悟，不觉泪如雨下，她说不清容在泪水中的是爱，是恨还是悔。

学识渊博，才华横溢

在孙荃看来，郁达夫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既具中国文人的传统道德又能接受西方思想的爱国主义作家，也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充满温情的丈夫和父亲。可见，她对郁达夫的感情自始至终坚贞不渝，数十年如一日，就不难理解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荃盼望丈夫有欣然归来的一天。当丈夫牺牲海外的确切消息传来以后，孙荃夫人的唯一愿望是想将郁达夫近五百万字的著作和未搜集的诗词出一套《郁达夫全集》，可惜至1978年3月孙荃夫人逝世时尚未能如愿。如今不但有了全集，而且不同版本的著述陆续问世，孙荃夫人如九泉有知，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郁达夫一生娶了三位妻子，最后能接受中央人民政府颁发的光荣烈士证书的，只有孙荃。这也是她晚年的精神寄托。同时，她为郁达夫感到骄傲，因为他终于实践了青年时代立下的誓言，完成了“为国而死”的心愿。如今，我的婆婆孙荃夫人作古近二十年了，每当忆及，我总在想：孙荃夫人仍在等待，等待丈夫魂归故里，九泉相会。一九九五年十二月于富阳郁达夫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