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年，从东罗马政府那里得到诺里库姆总督称号的阿拉里克带领西哥特人西进，他经过潘诺尼亚进入意大利，蹂躏了它的东北部，并直接威胁了霍诺留皇帝驻节的米兰，霍诺留那些惊恐万状的侍臣曾劝他逃亡高卢。

常言道：祸兮福之所倚。对于公元5世纪的西哥特首领阿拉里克而言，这句话就足以概括他半辈子的大起大落式人生。在其早年参加的冷河战役中，他还不过是效力于提奥多西皇帝（狄奥多西一世）麾下的蛮族首领。但在皇帝死后的公元395年，阿拉里克又突然举起了反对罗马帝国的大旗。

最终，这种看似蚍蜉撼树举动，以罗马城陷落和西哥特王国的建立而告终。但在哥特人叛乱的起始阶段，罗马人也不是没有将其消灭的机会。波伦提亚之战，就是晚期罗马挫败蛮族抵抗军的典型战例。只不过到了那个阶段，胜利者已经无法利用起胜利本身，而失败者也未必就没有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

波伦提亚之战，始于参与双方之间那种根深蒂固的族裔猜忌和文化冲突。自从公元378年的亚德里亚堡战役以来，经历一系列败仗的东罗马帝国就已无法强制压服迁入巴尔干腹地的西哥特人。君士坦丁堡方面，不得不在对方的武力优势面前缔结“体面”的和约。

根据皇帝与蛮族首领间的协议，帝国让出色雷斯南部和马其顿的大量土地给蛮族安置自己。西哥特人也需要在战时为帝国提供本部族的士兵。

毫无疑问，以上协议是无法长期持久。很难想象一向秉持对敌人以牙还牙策略的罗马人，会忘却在亚德里亚堡战死皇帝的惨痛记忆。他们的这种做法，仅仅是迫于实力不济的无奈现实。只要蛮族的力量遭受亏损，那就没有什么理由阻止东帝国重提瓦伦斯被杀的旧仇。当时的许多皇家御用文人，还曾以被希腊化的凯尔特人为例。幻想哥特人会丢失自己的武力所恃，沦落为丧失自治权的普通纳税者。

但哥特人也并非省油的灯。他们不仅十分清楚维系自身地位的根源，还企图从和约中获得更多的利益。部族领袖一方面极其猜忌帝国征调己方部族士兵参与内战的做法，另一方面又非常不满足于老实耕作色雷斯和马其顿的土地。不少武士都想要重操旧业，用各种手段获取丰厚的回报。因此，当罗马统治者无法为其提供更好的待遇，又不断要求征调兵员的时候，脆弱的一纸协议就会被毫不犹豫地撕碎。

事实上，这一切很快就在冷河战役后暴露无遗，西哥特人在那场战役中据说损失了1万士兵。此事导致本已对当局意图十分猜忌的蛮族人彻底爆发。在首领阿拉里克的带领下，哥特人利用罗马皇帝提奥多西驾崩之际发动叛乱，宣告与东帝国完全决裂。

由于东帝国统治阶层的不作为，西哥特叛乱势力迅速在巴尔干半岛坐大。公元396年，阿拉里克劫掠了整个马其顿和希腊，兵锋直抵伯罗奔尼撒半岛。

先后掌握帝国最高权力的执政官鲁菲努斯和宦官欧特罗庇乌斯，均沉迷于控制皇帝阿卡狄乌斯的权力游戏，对地方上日益危急的局势却不闻不问。

鲁菲努斯甚至做出贿赂阿拉里克的举措，任由对方在巴尔干腹地肆意妄为，目的仅仅是为了让后者不要进攻君士坦丁堡。欧特罗庇乌斯也曾屈服于叛乱者的要挟，允许将东帝国的部分税收分配给他们处理。阿拉里克得以在随后的三年中擅自将东西帝国交界处的伊庇鲁斯据为己有。

上述事件原本与西罗马帝国无关。全部的冲突都发生在东帝国境内，对西部统治阶层的影响很小。但由于以下两个原因，导致蛮族叛乱迅速向西帝国境内蔓延。

首当其冲的因素，就是当时西帝国实权派斯提利科的政策。虽然他自己是源自蛮族的归化人，但却拥有超过普通罗马人的帝国意识。常常会希望重振罗马的普世帝国状态，甚至是再次实现东西两方统一的壮举。为此，他先后数次以镇压叛乱势力的借口，主动向东部地区进军。虽然一度迫使阿拉里克从伯罗奔尼撒半岛撤走，但也引起了东帝国当权者的极大反感。后者不仅不对此心怀感恩，反而宣布斯提利科为公敌，并有意无意地诱导叛乱蛮族西侵，企图将这股祸水引向西部。

另一方面，对于以阿拉里克为首的西哥特人而言，无论马其顿、希腊还是伊庇鲁斯都不是他们心目中想要的沃土。因为这些地域多为山地，农业产出效益不大。自亚德里亚堡战役以来，上述地带就不断遭受蛮族的洗劫，元气恢复很慢，可供劫掠的价值就更少了。相比之下，作为西帝国腹地的意大利，就因其富庶更受到哥特武士的青眼。

在东帝国的蛊惑和利益诱导下，阿拉里克率领部众在公元401年末向西进发，并在11月18日在提马乌斯河畔击败了一支西部驻军，正式打开了意大利的门户。

第二年初，他又进一步西向包围了重镇米兰。成为自三世纪危机结束后，第一支威胁意大利本部的蛮族势力。西罗马帝国绝不会坐视如此严重的冒犯之举，但斯提利科在阿拉里克入侵时，还正在莱提亚和诺里库姆处理帝国与汪达尔人和阿兰人的冲突。当得知西哥特叛乱者威胁米兰后，立即率领军队从北方边境南下本土，不仅迫使敌人解除对米兰的围困，还将对手驱赶至位于波河上游的波伦提亚小城附近。

经过短暂的对峙，两位均拥有日耳曼血统的领袖，最终在当年复活节的黎明打响了决战。波伦提亚的战场，也进行了西罗马同哥特人的首次面对面博弈。尽管被同时代的教会史学家痛斥为渎神，斯提利科还是借西哥特人举行复活节圣餐的良机，首先向对方发起攻击。

罗马军队的阵线，很可能如同当时著名的谋略家韦格提乌斯所述的那样布置。持矛的重步兵被布置在每个分队的最前列，轻装的投掷步兵紧随其后，弓箭手在处在最后位置上。数量不多的精锐士兵，被排在第二线位置待命。两翼则由骑兵单位提供掩护。

由于当时的历史记录缺失，我们不知道斯提利科带了多少兵力来到利古里亚平原。但鉴于他是从多瑙河沿线的边境直接南下，很可能调集了位于伊利里亚地区的22个野战军团主力。因此其规模大致在1-2万人之间。

值得一提的是，斯提利科的御用文人克劳狄安曾提到，其恩主的军队里有相当数量的阿兰重骑兵。后者显然来自斯提利科在莱提亚和诺里库姆刚刚降服或招募的游牧蛮族。他们当中有不少是身披鳞甲、手持康托斯长矛的具装骑兵，极大地提高了罗马野战军团的冲击力和机动性。克劳狄安形容他们的指挥官绍尔：脸庞不大但精力充沛，仿佛能从他勇猛愤怒的眼睛中看到不朽的灵魂。

然而，亚德里亚堡的惨痛教训已经表明，哥特人绝非轻易能够制服的对手。虽然其军队规模不过10000，并在进食圣餐时遭到突然袭击，但阿拉里克几乎是在敌袭警告发出的瞬间就做出了应敌策略。这位蛮族统帅一边迅速调集步兵据守营寨，一边组织骑兵准备进行反冲锋，在时间上把握得恰到好处。因而，等到阿兰骑兵冲到哥特营寨前时，就已经丧失了突袭的大部分优势。

与之相反，受到鼓舞的哥特人士气旺盛，以最快速度披挂上阵。尤其是属于菁英阶层的重骑兵部队，几乎同时对阿兰人的骑兵发起反冲击。他们和阿兰人一样装备有铁盔甲胄、利剑，只是采用更加轻便的长矛。由于自身就长期生活在乌克兰大平原附近，哥特人的部族中有很多就是招募来的阿兰人、萨尔马提亚人或匈人。他们不仅将当时最好的骑术传授给哥特贵族，也作为精锐骑兵参加战斗。尽管他们坐骑的覆甲率或许不如财大气粗的的阿兰骑兵，但娴熟的冲锋技术和昂扬的斗志却弥补了以上缺陷。结果，在双方的骑兵战中，哥特人使与阿兰人交手而不落下风。

阿兰人的指挥官绍尔也是一马当先。身先士卒的他，一度砍杀了当面的哥特骑士。在他的率领下，阿兰骑兵始终给敌人造成很大的压力。两边就这样杀成一片，阵势犬牙交错，不时上演人仰马翻的好戏。但不幸的是，就在绍尔带头左冲右挡之际，一位哥特战士从背后用利剑刺穿了他的身体。这极大地影响了阿兰人的士气，导致骑兵阵线出现混乱。哥特人则迅速抓住机会，迫使指挥体系陷入紊乱的阿兰人夺路而逃。原本由后者掩护的步兵阵线侧翼，顿时出现缺口。阿拉里克的重骑立即蜂拥而去，似乎亚德里亚堡战役中的侧翼包抄又将重演。

危急关头，斯提利科亲自带领一个野战军团的罗马预备兵力，前往侧翼堵住侧翼缺口。正是这一举动，拯救了危如累卵的罗马大军，使战场天平重新向己方倾斜。依托人数优势形成的厚重步兵方阵，罗马步兵很快就阻止了西哥特骑兵想要冲破军阵的意图。紧随其后的蛮族步兵同样也无力打破罗马人的盾墙，双方战线再次出现僵持。

显然，这种正面消耗对阿拉里克而言是毫无优势。尽管哥特武士的体魄强健，还继承了祖先惯用的蛮勇猪突战术。但他们更多地依赖身体条件而缺乏合理的训练和体能分配。更有执行力和纪律性的罗马步兵，只要顶住蛮族的几波攻势，就会发现对手有后劲不足的劣势。尽管4-5世纪的罗马步兵，早已不是当年的善战之师，却可以利用数量优势和堆砌远射武器来消耗对手。一些来自蛮族的小部落，也经常以辅助军团的形式加入罗马军队，稍稍弥补了近身战不足的问题。

随着时间推移，哥特人的兵力劣势逐渐显现。哥特人原本悍勇的战斗意志也越发薄弱，而斯提利科的部众则越战越勇。最终，蛮族发现自己根本无法突破罗马人的包围之势。心中的怯弱避敌情绪，很快战胜了先前的斗志昂扬。很多人开始调头逃跑，身后的罗马人则对其紧追不舍。

由于时间仓促，哥特人在溃退之余也来不及组织营地防御。顺势冲进来的罗马人，抓获了包括阿拉里克妻儿在内的众多俘虏。此举也标志着波伦提亚战役的结束，斯提利科是无可争议的战术获胜者。

不过，但波伦提亚之战并不是决定性的。因为阿拉里克发动叛乱的根基，并未因此役失败而受到根本损伤。在波伦提亚战场上死伤的多为一般部众，其精锐的骑兵力量却没有伤筋动骨。

于是，得胜的斯提利科又不得不选择与阿拉里克和解，仅仅满足于对手从意大利撤退。

403年，双方又在维罗纳再次上演捉对厮杀，阿拉里克战败，骑马逃走，但仍然保全了实力。正是由于西哥特人在以上两战中表现出来的强劲实力，以及边境上的其它蛮族入侵，促使斯提利科改变了对阿拉里克的态度。他从强硬打击转向拉拢结盟，企图为自己影响东帝国政局增添一个重量级的砝码。

而斯提里科被杀后，大量部属投奔阿拉里克，则导致西哥特人势力越发庞大，最终阿拉里克将罗马城攻陷。不过此后，霍诺留被迫采用了斯提里科生前选择的联合西哥特压制叛乱军阀和其他蛮族的路线，并在一段时间内成功地稳住了局面，这也显示出了斯提里科的先见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