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币是旧中国1935年11月4日至1948年8月19日流通货币的名称。旧中国长期采用银本位制，1933年4月“废两改元”以前，实际上是银两与银元并用。“废两改元”后，虽然货币得到统一，但国民党政府财政经济上的困难并未得到解决。英美两国为控制旧中国的货币权，又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1929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蔓延范围之广、破坏程度之深、拖延时间之长，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是空前的。到了1931年，因危机的深刻化，引发世界金融大危机，老牌金融帝国英国也宣告停止金本位。以此为起点，各国展开货币战争，建立于一战后繁荣基础上的国际货币体系，走上了崩溃的道路。

日本趁一战之机大力扩张，可是，各国高筑关税壁垒，逼得日本不得不以贬低汇价的方式来打进别国市场。加之英国放弃金本位后，日货在中印市场受到严重威胁。日本便在1931年12月13日宣布禁金出口，使日元在国际上成为不兑换纸币。

一战后的美国，既是世界最大的债权国，也是世界存金数量最多的金元国。战后的经济复苏使一般资本家误以为世界经济将会永久繁荣，他们疯狂投资、扩充生产，因此金融骤形放松，形成信用过度膨胀。美国政府为缓和金融恐慌和避免黄金外逃，宣布禁金出口。英日放弃金本位后，其商品大肆侵入各国市场，美国受到很大打击，为保持国内外商品市场起见，也不得不于1933年4月放弃金本位。

美国的举措引起世界币制更加混乱，各国间的货币战争趋于尖锐化。英美日各自运用自己的货币政策，在国际市场上展开火拼。英美两国都希望能争取和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它们虽然企图以货币贬值来挽救国际贸易上的失败，但又不能专为维护贸易利益而牺牲金融上更大的利益。日本的金融势力相对比较薄弱，所以，它毫无顾忌地抑低币价，以求输出贸易的扩大。因此，在当时的世界货币战争中，日本在贸易上是唯一的胜利者。

在这场西方各国竞相减低币值、贬低汇价，以增进输出、减少输入的打斗中，中国出口贸易饱受西方国家的侵夺，出口货物数量减少，价格低落，致使国内种植制造以及农工商业为之不振；中国国内市场上，由于各国不合理的汇价影响，进口货物廉价出售，极大地压迫着中国农业、工业品的市价。金融紧张的状况随经济危机的进展愈益严重，加之垄断全国金融的目的和野心，这些驱动南京国民政府从根本上考虑中国的币制改革。

中国以银本位为基础的货币制度改革实施不久，30年代初期的经济大萧条就席卷西方世界。由于经济危机造成国内严重失业，从1931年4月起，英、加、日、奥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度，实施货币贬值，企图以汇率贬值打开其他国家市场。美国在这次危机中也受到重创，为摆脱经济危机，1933年罗斯福总统开始推行“新政”，通过增加政府开支拉动国内经济增长，这就要求政府增加通货。而在金本位制度下，发行货币受到政府的黄金储备限制。权衡之下，美国采取了金银复本位制度。

美国政府认为，在市场购买白银、增加储备可以推动白银价格上涨，增加中国等银本位国家的购买力，以便向这些国家推销过剩商品；另一方面以白银为通货准备金，可以膨胀通货。为此，1933年和1934年两年中，美国颁布了《白银法案》等一系列法案，主要内容包括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禁止白银出口、发行银券和白银收归国有等措施，目标是在准备金中达到“金三银一”的比例。当时美国国内白银储备仅有14.5亿美元，只有目标值的一半。于是美国政府开始在纽约和伦敦市场上大量收购白银。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随即猛涨。

资料显示，伦敦银价1934年6月为19.96便士/盎司，1935年6月银价迅速上涨到36.25便士/盎司，一年之内银价上涨81%；同期纽约银价由45.4美分/盎司上涨到81美分/盎司，涨幅为78%。据统计，1935年4月26日的伦敦白银价格，比1931年上涨了3倍，而纽约市场白银价格则比1931年高出3.3倍。

美国白银政策，是1929-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以后美国在白银问题上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的总称。例如，1933年3月放弃金本位，12月12日罗斯福总统宣布提高白银收购价格，1934年6月19日又公布购银法案，即提高银价，禁止白银出口，规定美国的金银储备中银占四分之一。受美国白银政策的支配，国际银价骤升。

美国之所以实施白银政策，有以下三条理由：（1）在美国国会中，有一个由产银州议员组成的白银集团，他们对罗斯福总统施压，要求提高白银价格。（2）美国政府认为世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黄金生产不足应付需要，应采金银并用之法，用银补金的不足，提倡采行复本位制。（3）采取提高银价的方式来刺激银币国家的购买力，以便向这些国家推销过剩产品，转嫁危机。

美国白银政策的影响涉及很多国家，对以银为本位币的中国造成致命打击，使原来受尽银价过低之苦的中国又陷入银价高涨、白银外流、通货紧缩的灾难之中。白银外流、银价提高使中国币值大大抬升，严重地阻碍了对外贸易的发展。这一切最终又导致国民经济崩溃，国家税收减少，国库空虚，支出维艰，财政恐慌，社会危机加深，从而波及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基础。

世界市场白银价格高涨给银本位的中国带来沉重的打击。由于国际市场白银价格远高于国内银元价格，外国在华银行纷纷在国内收购银元运往纽约和伦敦套利，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本来中国从1926年开始白银一直是流入量大于流出量，货币供给充裕。从1932年开始，中国白银开始外流。1934年受美国白银政策影响，中国货币流出高达2.27亿银元。路透社报道，自1934年6月底到1935年 1月，上海流通中银元共减少2.3亿元，除一小部分流入内地外，其余全部运往伦敦或美国。

面对白银潮水般的外流，国民政府从1934年10月15日开始征收白银出口关税和平衡税，以减少白银出口。10月16日又设立外汇平市委员会在必要时候干预外汇市场，以稳定外汇市场价格水平。委员会根据市场形势，委托中央银行买卖外汇和金银，平市基金则来源于政府征收的白银平衡税和财政部。

但是，这些措施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白银外流问题，反而促使白银走私盛行。1934年最后几个星期内就有2000万元以上白银走私出口。日本政府为打击国民政府的金融政策，更是在占领区内故意走私白银，结果1935年银元走私额高达1.5亿－2.3亿元。

美国白银政策使中国实施不足两年的银本位货币制度岌岌可危。白银外流对中国经济产生了严重威胁，经济恐慌频繁出现，国内银根紧缩，市场上人心不稳，银行挤兑时有发生，许多银行和中小钱庄因此倒闭。1935年6月，全国92家纱厂中，停工24家，开工不足的14家，减少纱锭40%以上。1934年上海倒闭工商企业510家，1935 年1-10月倒闭企业数量达到1065家，是上年全年倒闭企业总数的1.1倍。

针对上述情况，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1）制定了白银出口税则、加征出口平衡税，遏制白银大量出口外流，力求挽回由于白银出口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严禁不法商贩偷运白银走私出口。（3）通过外交途径要求美国“不再购买世界生银”。这些措施对混乱的金融起到过一定的整顿作用，但没有也不可能根本煞住白银的外流。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只有谋求彻底解决的办法，即实行法币改革。

在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危局下，政府决定放弃银本位制，实施法币政策，但苦于货币准备金不足和外汇短缺，必须取得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币制改革方能顺利进行。中国最初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美国为了避免与日本冲突，在这一时期对中国币制改革采取了“不合作”的消极态度。英国是最早入侵中国的老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华有其特殊的经济利益，它的态度较美国显得主动得多。1935年2、3月间，英国向美、日等政府建议共同商定方案向中国进行集体援助，美、日拒绝了这一建议。6月10日，英国决定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赴华，以调查中国的经济情况，同时也邀请美、日等大国共同行动，可各国没有响应。

李滋罗斯赴华之前，与英格兰银行总裁诺曼商议，拟定了对华贷款——币制改革方案：中国应尽快放弃银本位制；由中央银行专司纸币发行；中国只有采取英镑作为其币制的基础，英国才可能提供贷款援助；此新纸币与英镑的兑换率，不应超过1元等于1先令2便士；中国可将其现银向国外出售，获得足够的外汇来防止新币制的崩溃；在实行币改之前，中国可要求一笔借款作为外汇储备，英国可以提供一项仅用于币制改革的贷款或信贷。中国方面应接受以下条件：（1）对贷款提供足够的担保，包括保留英籍总税务司对海关的管理；（2）控制贷款使用，其用途只限于币制改革；（3）改组中央银行，聘请英国顾问；（4）改革预算。此外还有其它政治方面的条件。诺曼甚至设想以中国在实际上承认满洲国为条件，由英日联合对华贷款，这个提议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中国方面也表示不能接受。

9月21日李滋罗斯抵达上海，就币制改革方案与孔祥熙、宋子文进行了多次会谈。南京国民政府急于在英国的帮助下推行币制改革，为此，准备在有关银行、币制、预算、金融、海关管理及税收等方面作一系列重大让步。英国财政部与外交部对谈判情况基本满意，但都认为，在对华贷款——币制改革方案的施行中，其他大国的合作是重要的，尤其日本的合作是最基本的。由于英国当局担心日本的反对拖宕了对华贷款，使本来已初步达成的中国币制与英镑相联的方案，偏离了英国当局原先的设想。另一方面，美国趁中国急需外汇储备而英国未能提供大笔贷款的时机，通过进一步操纵世界市场银价，插手中国货币与外汇事务，中国币制更不可能采用英镑本位，加入英镑集团了。

日本曾以“中日经济提携”、“信用放款”等手段逼迫南京国民政府将法币纳入日元体系，英国以帮助中国进行币制改革的首倡者姿态出现，试图将中国币制纳入英镑集团。孔祥熙本着“谁能对中国货币改革提供贷款，中国的货币就钉住谁”的原则，使得美国再也按捺不住以往的沉默，首先采取暂停在伦敦市场购银的办法报复英国，进而拉拢中国。于是，伦敦银价惨跌，中国白银无法出售，不能继续换取英镑作为外汇准备金，法币的基础因而发生动摇，这就是南京国民政府与美国谈判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的动机。

1936年4月初，陈光甫、郭秉文（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顾翊群（中孚银行副总经理）一行人抵达华盛顿。中国最初在确定陈光甫使团时有两个目的： （1）以较好的价格向美方出售白银；（2）恢复1933年美棉麦贷款的未动用部分。小亨利·摩根索对中国的要求尽量予以考虑，并彻底放弃了法币与美元挂钩的要求。双方的讨论相当顺利，4月23日，专家小组便达成了协议。5月12日，摩根索确认了这一协议。其主要内容包括：（1）美国将从中国购银7500万盎司； （2）中国的售银所得存放在纽约的美国银行：（3）中国货币储备至少保持25%的白银；（4）中国扩大白银在艺术和工业中的用途；（5）中国将在美国铸造含银量为72%的一元和半元辅币；（6）中国改变其法币与外汇的报价方式，以避免造成法币与英镑挂钩的印象；（7）以中国存在纽约的5 000万盎司的白银作抵押，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外汇基金。

中国在币制改革之后，直至抗战爆发，向美国出售的白银总数共达 18700万盎司，加上在1934年售出但直到1935年12月才交货的200万盎司，以及1936年5月征得摩根索同意悄悄在伦敦抛售200万盎司，中国政府在这一时期出售白银所得全部收入差不多有1亿美元。这些钱是进行法币改革所必不可少的后盾和支柱。

英、美在中国法币改革过程中，为了各自利益勾心斗角，展开争斗，其斗争结果对法币改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而日本希望中国永远处于贫穷落后状态中，它反对中国的任何革新举措，对法币政策自始至终抱着破坏和敌视的态度。

币改前夕，日本在白银风潮中推波助澜，采取种种卑鄙的手段，妄图彻底破坏中国的金融货币体系，同时对南京国民政府打拉兼施，采取“中日提携”与“武力分离”的两面政策，企图以此来排挤英、美在华势力，进而完成对中国，首先是对华北的经济控制和侵占。

在帝国主义争夺中国货币权的这场鏖战中，南京国民政府没有倒向日本，相反，倒是在日本的压力下更加倒向英、美。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遣首席经济顾问李滋罗斯访问中国。在孔祥熙、宋子文等国民政府的要人和李滋罗斯经过多次密谈后，国民政府终于在1935年11月3日，正式宣布实行币制改革。日本对此大为恼火，采取了所谓“彻底阻止”的办法，主要是在军事上和政治上施加压力，逼迫南京国民政府放弃依靠英、美的意图，同时还禁止白银南运，阻碍现银集中。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相继得到了英国和美国的支持，日本政府感到单凭自己的金融实力是无法与之抗衡的，因而改变策略，表面上不再阻挠币制改革，暗中却策划在华发行日钞，建立所谓“自主币制”，就是在名义上与法币联系，实际上则是以日元作为汇兑本位的一种殖民地货币制度，它的目的仍然是直接针对和破坏国民政府法币改革的。

国际因素对法币改革的影响，可从间接和直接两个方面去考察。间接方面是，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各国先后放弃金本位，竞相贬低币值汇价，展开货币战争。中国在国际国内市场受各国的压迫，农村破产、工商停滞，经济危机引发金融恐慌，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从根本上改革币制；直接方面是，美国白银法案的冲击，引起银价上涨，白银大量外流，财政恐慌，社会危机加深，这种状况成为推动法币改革的主要因素。

各国都企图在中国的法币改革中塞进它们的私货，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币改革采取了支持的态度，其中英国是最早介入1935年中国币制改革的，但由于英国害怕开罪于日本而拖宕了对华贷款，为美国插手中国币制提供了绝好机会。此后，在争夺中国财政金融控制权的角逐中，美国逐渐占了上风，与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联系的密切程度也开始超过英国。日本对法币改革持反对和破坏的态度，这形成了一种外在压力，这种压力的作用使国民党当局进一步投靠美、英两国，特别是投靠美国。与此相应，南京国民政府在对日外交方针上也由妥协退让转趋强硬。这样，日本独占中国的侵略政策与英美在华利益、势力范围及其远东政策的冲突，便逐渐加剧和公开化了。

这次货币改革使中国货币彻底与白银脱钩。但当时中国政府缺少足够的黄金或白银来确定法币的含金量，于是政府计划集中国库和民间的白银和黄金，在纽约和伦敦市场出售换得外汇作为保证法币发行的准备金，以外汇作为确定法币价值的基点。11月5日，中央银行公布法币对英镑比价：1法币=1先令2.5便士（根据1930-1934年外汇汇价的平均数确定）。从这一天开始，外汇汇率逐日公布，而上述三家银行则承担稳定市场汇率的责任。这一规定实际上标志着国民政府加入了英镑集团，中国经济和英国经济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

美国政府对中国加入英镑集团大为不满。在国民政府推行法币改革以前，美国曾以收购中国1亿盎司白银为条件，要求法币与美元之间确立固定汇率，但国民政府没有接受。于是同年12月9日，美国停止在伦敦市场收购白银，国际市场白银价格随之下跌，这样国民政府若按市价出售白银，中国将蒙受巨大损失。通过出售白银换取法币准备金的单边计划受挫。

迫于现实，国民政府再次和美国政府接触。1936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哺、实业部国际贸易局局长郭秉文、上海中孚银行经理顾翊群一行访美，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生商谈货币问题。双方于5月签订《中美白银协定》。根据协定，美国政府以每盎司50美分的价格从中国收购白银5000万盎司；法币和美元挂钩，100法币=30美元；为使英、美两国货币汇率涨落不超过幅度限额，防止出现三角套利，中国扩大外汇买卖差价幅度。（21）该协定使国民政府在货币改革上重新获得了美国的支持，维持了法币对外价值的稳定

国民政府虽然确立了与英镑和美元的固定比价关系，但是法币并非钉住英镑和美元不变。事实上，国民政府实施的是可调整的汇率制度。法币政策实施以后，法币对外价值通过钉住英镑和美元得以实现。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卖出价14.625便士，买入价14.375便士。1936年9月，国民政府根据需要扩大了汇率买卖差价，卖出价14.75便士，买入价14.25便士，仍由上述三银行无限供应外汇以保持汇价稳定。随后，法币对外价值逐渐下滑。抗日战争爆发后，为减少外汇需要，防止资金逃避，国民政府实施安定金融办法，限制存户提存。期间，法币对外比价逐渐下调。1938年3月，为防止伪组织以伪币兑换法币，套取外汇，又实施购买外汇请核办法，开始战争期间的外汇管理。

在主币连续改革的基础上，国民政府也统一了辅币的标准，并于1936年1月11日公布了辅币条例，完成了本轮改革的最后一步。至此国民政府的货币现代化改革宣告结束。

白银涨价还造成中国对主要西方国家货币汇率上涨，刺激进口，而同期出口则明显下降。1935年中国主要商品生丝、茶叶等出口货值比1929年减少65%左右。国民政府曾多次和美国政府交涉，要求美国政府遵循伦敦白银协定原则，停止收购白银，但是美国政府对国民政府的请求置若罔闻。严重的经济危机迫使国民政府放弃银本位制度，进一步对货币制度进行改革。

英国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有巨大的经济利益，因此对国民政府的货币制度选择十分关注。1935年6月7日，英国政府任命李兹罗斯爵士为中国财政顾问。9月21日，李氏抵达上海，随即对中国华北、华南和长江流域进行考察，并与国民政府多次沟通，就中国的货币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议。随后，美国政府也任命杨格参与中国的货币制度改革。在英、美两国政府的支持下，国民政府开始新一轮货币制度改革。

1935年11月3日，财政部发布公告，宣布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法币制度。公告指出：“自近年世界经济恐慌，各重要国家相率改定货币政策，不许流通硬币。我国以银为币。白银价格剧烈变动以来，遂致大受影响。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着。因之工商调敝，百业不振，而又资金源源外流，国际收支大蒙不利，国民经济日就萎败，种种不良状况，纷然并起。”“设当时不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罄尽之虞，此为国人所昭见者。”“本部特于上年十月十五日施行征收银出口税兼课平衡税，籍以制止资源外溢，保存国家经济命脉，紧急危机得以挽救。顾成效虽已着於一时，而究非根本挽救办法。”“近来国内通货益加紧缩，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政府为努力自救，复兴经济，必须保存国家命脉所系之通货准备金，以谋货币金融之永久安定。兹参照近今各国之先例，规定办法，即日施行。”

公告中规定了六条办法，主要内容包括：法币的发行机关是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1936年又授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权），而其他银行钞票逐渐收回；设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以保管准备金及管理法币的发行；国家统一管理白银，工商业及公私往来都必须使用法币，个人持有的白银必须兑换成法币；中央、中国及交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以稳定法币对外价值，保持汇率稳定。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采取通货膨胀政策，法币急剧贬值。1937年抗战前夕，法币发行总额不过14亿余元，到日本投降前夕，法币发行额已达5千亿元。到1947年4月，发行额又增至16万亿元以上。1948年，法币发行额竟达到660万亿元以上，等于抗日战争前的47万倍，物价上涨3492万倍，法币彻底崩溃。

1937年抗战开始至1941年英美参战前，日本为破坏中国后方经济，在日占区强行以日本发行之货币收兑法币，再加上以走私物资套得法币，送往上海兑取国民政府的外汇。国民政府分别从英国及美国得到超过一千万英镑及五千万美元贷款，但仍不足支持法币汇价。至1940年起，取消无限制外汇买卖。于是法币的价值开始下跌。

对日抗战期间，财政支出增加，法币大量发行。到了战后已发行至5569亿元，比战前增加约四百倍。1946年后，法币的发行量更加大增，由抗战胜利时的5569亿上升至1948年8月的604兆元，三年间增加超过一千倍，造成了民间的恶性通货膨胀。当时曾经有造纸厂以低面额的法币作为造纸的原料而获利。宋子文为行政院长时，试图以金融政策稳定法币，抛售库存黄金购回法币。但因为法币发行量仍在增加而没有得到成果。1948年5月后，由翁文灏出任行政院长，王云五被任为财政部长，开始筹划另一次货币改革，以金圆券取代法币。

有人认为：由国家银行发行，以国家信用保证的法币，使货币与价格波动的贵重金属脱钩，在当时的中国是一种进步的金融制度改革；也是现代国家金融体制下应有的特征。法币发行，统一了国内的货币，而通货发行的控制权落在政府手中，国内白银等硬货币，亦因此集中到政府手上。对于时维持抗战时中国的财政，法币有不可少的功劳。但实施的实际效果是，官办的银行掠夺了民间的财富，使民众的储蓄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