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族地区大多地处边疆，在对外开放中具有独特优势。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沿海地区对外开放进展很快，成效很大。相比之下，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起步较晚，发展缓慢。据统计，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
民族自治地方的现汇收入和现汇支出占全国的比重均不足2%，实际利用外资占全国的比重只有1%。
为改变这种状况，国家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1987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关于民族工作几个重要问题的报告》中强调指出，新疆、西藏、云南等省区和其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具有对外开放的优越地理条件，又有丰富的地下、地上资源和独特的旅游资源，进一步搞好开放，就能把某些劣势变成优势，加快经济的发展。同年，国家民委等十几个部委联合就
边境贸易情况进行调研，并向国务院提出《关于积极发展边境贸易和经济技术合作、促进边疆繁荣稳定的意见》。1991年4月，
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这个文件，推动了边境贸易的顺利发展。1992年，国家实施沿边开放战略，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文件，陆续批准
珲春、
黑河、
绥芬河、
满洲里、
二连浩特、
伊宁、
博乐、
塔城、
畹町、
瑞丽、
河口、凭祥、
东兴等13个城市为沿边开放城市，加上辽宁
丹东，共批准设立了14个
国家级边境经济合作区，并给予了一些优惠政策。1996年1月，国务院发出《关于边境贸易有关问题的通知》，对
边境贸易管理形式、税收等若干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强调要“积极支持边境贸易和边境地区对外经济合作的发展”。党的十六大之后，国家进一步加大了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力度。在这些优惠政策的支持下，
少数民族地区的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周边区域经济技术合作更趋活跃，边境贸易迅速发展，逐步变成了我国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
中国陆路边境线达2.2万公里，有10余个接壤国家，
边境口岸众多。陆路口岸从朝鲜对岸的
丹东开始，以逆时针行，经俄罗斯、蒙古等国，南至北部湾沿岸的
广西东兴。其中
满洲里为地理位置最北及中国最大的国际陆路口岸。
中国内地与香港、澳门之间亦设有边检口岸，其中的深圳
罗湖口岸和
皇岗口岸通关客流量巨大。中国内地居民通行港、澳地区不需要通常意义的护照，而是“往来港澳通行证”；港、澳民众通行内地亦不需要护照，而是“回乡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