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謇、范当世、周家禄、顾锡爵和朱铭盘。他们在学术上以朴学齐名，近代诗人、学者汪国垣先生将他们列入“江左诗家”。他们在青年时代意气相投，关心国事，躬行变革，研讨学问，因此有人称他们是江淮文人集团的领军人物。他们才华横溢，魅力四射，能量很大，在当地颇有影响。其中，张謇才识超群，被喻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是江苏五才子的代表人物、“江左才俊”五才子之首。

清代晚期，周彦升（家禄）、顾延卿（锡爵）、朱曼君（铭盘）、张季直（謇）、范肯堂（当世）等并被称为“江苏五才子”。他们才貌相当，难分伯仲，只有年龄少长之别。他们的发展状况不尽相同，朱、范早亡，张中年后专意于农工商诸业，独周、顾“以文字老焉”。他们“风云旅食各冬春”，但情谊深厚，“蛩駏相依”，令“艺林争羡”。在学术上，他们均以朴学齐名，近代诗人、学者汪国垣先生将他们列入“江左诗家”。

“五才子”是乡人推崇的五位青年才俊，既不是社会组织，也不是学术团体，犹如一个小小的“朋友圈”。他们才华横溢，魅力四射，能量很大，在江淮地区颇有影响。

张謇与他们过从甚密，对他们的特点了如指掌，称周家禄“倜傥有节”，朱铭盘“瑰奇逸宕”，顾锡爵“朗朗高趣”，范当世“明白公理”。他对自己未作评价，但他是“五才子”的核心人物，周家禄作诗称：“建安才子赋新诗，淮海文章仗主持。”这自然让人想起建安七子当年的风采：“纵辔以骋节，望路而急驱”“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建安“彬彬之盛，大备于时矣”。张謇才识超群，周家禄喻之为“七子之冠冕”的王粲，是江苏五才子（江淮五才子）的代表人物。

1917年9月，顾锡爵病逝，张謇作《挽顾延卿（锡爵）》：昔年乡里推同辈，周顾朱张范五人。旗鼓颜行差少长，风云旅食各冬春。君甘颓放成聱叟，世与遗忘作幸民。曙后一星余我在，怆怀葭埭绝车轮。诗中的“周顾朱张范五人”，就是当时的“江苏五才子”。

张謇（1853～1926），字季直，号啬翁，江苏通州人，生于侨居地海门厅。中国近代爱国实业家、政治家、教育家、社会事业活动家。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主席说：“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我们不要忘记四个人……，轻纺工业不要忘记张謇。”

1853年（清咸丰三年），张謇出生于江苏海门常乐镇，父祖以上数代都以农商为生。这种家庭出身，使张謇从小就生活在社会下层，对民众的疾苦有深切的了解，从而养成了他的民本意识。为了改变家庭命运，他在幼时就被父亲送入私塾学习，希望由此走出一条由读书进入仕途的道路。12岁时，塾师出上联“人骑白马门前去”，他当即对以“我踏金鳌海上来”。因对仗工整，语气不凡，一时传为佳话，被认为是中状元的先兆。

张謇15岁开始进入科举试场，从此在科举道路上历尽坎坷，勤奋拼搏。21岁时，因家境中落，张謇应江宁发审局孙云锦之邀，开始了游幕生涯，从而结识了许多有声望的师友，增长了学识。23岁时，他加入淮军吴长庆幕府，任机要文书，随军赴朝鲜平息乱事，初显其政治、军事才华。而其才识受到当朝尚书翁同龢的赏识，后更与之建立起师生关系。

1894年（光绪二十年），清政府为慈禧庆寿特设“恩科”会试。张謇遵从父命，赴京赶考，殿试登一甲第一名，高中状元，遂被授于翰林院修撰之职，步入官场。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謇与恩师翁同龢坚决主战，他还上书弹劾大权在握的李鸿章“战不备、败和局”，主和误国，表现出大无畏的爱国精神。

1895年，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此举激起张謇极大的愤慨和忧虑，在落后挨打的现实面前，他认为只有发展民族工业才能抵制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士大夫有不容推卸的责任。于是，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支持下，他在家乡通州筹办起大生纱厂，开始了“实业救国”的实践。张謇充分认识到“立国由于人才，人才出于立学”，在发展实业取得一定积累的基础上，他又大力开办教育事业，开始形成他“父教育、母实业”的强国富民思想。他以南通为基地，以地方自治的形式展开系统的设想与实践，并希望由此而推广到江苏乃至全国。

1903年，张謇应邀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并对日本工农业与教育进行了70多天的实地考察，亲身体会到明治维新给日本社会带来的巨大变化。回国后，他积极地投入立宪运动，并成为立宪派的领袖人物。

1911年，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张謇顺应历史潮流，毅然转向拥护共和。1912年1月1日，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张謇被任命为实业部总长。

1913年，张謇为实现他思谋已久的强国安民的方针政策以及他梦寐以求的“棉铁主义”，就任北洋政府农商总长兼水利局总裁。两年间，张謇主持全国农林、工商政务，编订颁布有关工商矿业、农林水利、渔牧业、度量衡、银行证券、引用外资等20余个法规条例，对我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915年，袁世凯称帝阴谋暴露，张謇劝说无效，愤而辞职。从此，他倾注全部精力对家乡南通进行全面的建设。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原本闭塞落后的南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跃成为当时中国的模范城市。而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政府经济资助的状况下依靠自身的力量完成的。张謇对南通的全面经营，是希望以自己的努力来建设一“新世界之雏形”，并由此向全国推广，从而使国家走上富强之路。他在实践中表现出的爱国之忱，则更是留给后人的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

1916年，张謇被推举为中国银行股东联合会会长；1918年，“主张国际税法平等会”在沪成立，张謇被推举为会长；1920年，张謇被推举为中国矿学会及中国工程师学会会长；1922年，张謇被推举为交通银行总理。

1926年8月24日，张謇因病逝世，葬于南通市南郊。墓上不铭不志，此前，他曾为墓门自拟联语：“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

张謇的一生是勤劳的一生，他有着宏大的抱负和坚强的性格，终生抱定“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爱国热忱。实业是张謇一生事业的主体，以大生纱厂为中心，先后创办了通海垦牧公司、大达轮船公司、复新面粉公司，资生铁冶公司、淮海实业银行等数十家企业，并投资江苏省铁路公司、镇江大照电灯厂等企业，为中国近代实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在发展教育与公益事业方面，他先后创办了通州师范学校、初等小学、中学、农业学校、纺织学校、博物苑、女红传习所、医院、图书馆等。他的教育思想与办学实践，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张謇尊重科学，爱护人才，扶植新建学术社团，提倡科学应该为社会经济服务的正确方针，与许多科学家建立友谊。把戏剧改革与社会改良联系起来，也是张謇的高见卓识。他创建了伶工学社及更俗剧场，与梅兰芳、欧阳予倩等的交往更是实业家与艺术家联手的一段佳话。

张謇一生为民着想，为民操劳，实是中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的主要实践者。他的思想及实践于现今仍有着现实意义和作用。

胡适先生说：“张季直先生在近代中国史上是一个很伟大的失败的英雄，他独立开辟了无数新路，做了三十年的开路先锋，养活了几百万人，造福于一方，而影响及于全国。”

范当世(1854～1905)，原名铸，字铜士，更名当世，字无错，号肯堂。因排行居一，世称范伯子，江苏通州人。他是清末杰出的文学家，同光体诗人。也是南通近代教育的主要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

范当世幼即聪颖警悟，先后从通州城内有名望的塾师王兆榛、顾金标学习八股时文。15岁得州试第二名，17岁院试为廪贡生员，但此后9次应江宁科试不第。25岁后负笈出游，从张裕钊学古文，又与吴汝纶、陈三立等结交。38岁上应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请，至天津任李家庭教师4年之久。甲午战争后辞馆南归。

范当世善诗，意境恢宏炽烈，风格旷荡遒健，在同光体诗人中独树一帜。其散文亦佳，是桐城派在江苏的主要代表。传世有《范伯子诗文集》。范当世弟钟、铠皆负文名，世称通州三范。

范当世对南通近代教育颇多贡献。光绪二十八年(1902)，他与张謇、张师江、孙宝书诸人呈请两江总督设立高等小学，并抱病与张师江主持筹建工作。同时积极酝酿利用盐义仓创办公立中学校（今南通中学前身）。范当世视发展教育为强国之本，在《通州小学堂（今南通市实验小学前身）宗旨》中，他写道：“争强莫如以兵，强兵莫如以富，何为而必出于学？日：此其先务也。兵且有兵学焉，富且有农工商之各学焉，自今无一事可以不学”。“立国必资乎人才，而培才当始于子弟；立教必遍乎全国，而变国莫先于秀民也。”可惜天不假年，两校规模初成，范当世弃世。范当世原配夫人吴氏早逝，继配姚蕴素，桐城派古文宗师姚鼐侄曾孙女，工诗，著有《沧海归来集》，任通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十数年，人多尊称为范姚夫人。

周家禄（1846——1910），字彦升，一字蕙修，晚年自号奥簃老人，江苏省海门直隶厅人，世居通州川港镇。周家禄与张謇、顾锡爵、朱铭盘、范当世并称为江苏五才子。顾锡爵说周家禄“生平见知者多以文事”，而周家禄自己“亦毅然以文事自任而不疑”。张謇说“（周）彦升博达，善属文”，“刻意好文，又好为考据雠校之学”。周家禄用毕生精力将横溢的才华形诸笔端，特别在考据雠校之学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以30种共102卷著作传世，被公认为诗人、文学家和史学家。

张謇一生与周家禄交往密切，视周家禄为“文字学问之友”。周家禄逝世后，张謇感叹“又失一老友”，撰挽联说，“君负文誉，校《晋书》尤勤，故属联引晋人况之”，在挽联中将周家禄比作《晋书·文苑传》中的曹毗和袁宏，袁曾为大司马桓温府记室，曹则因仕途不得意而致力文学，从而表达了对这位老友高度的评价和无限痛惜之情。

其先人于元末自湖南常宁迁崇明，清初由崇明迁通州之西川港沙，应当属于长江北岸复涨新沙的最初移民。光绪三十三年（1768）海门建厅后，周氏占籍海门。据周家禄自己说，其可考先祖直到他本人“十四世皆种田食力，间读书应科举”，家境很坏，从师时甚至“贫不能具脩脯”。

周家禄从小勤奋好学，“自为儿时不好嬉戏，诣戚友必挟书自随”，很早便显出才华。最早赏识周家禄的是曾任大理寺卿和福建、江苏学政的国学大师李联琇。“咸丰十年（1860），李联琇因病告假归江西故乡，行至常熟时，正逢太平天国进军苏杭，无法前进。（海门）茅炳文知道后，立即派子铁卿（即茅铮——笔者注）赶往常熟，把李联琇全家迎到海门，安置在本宅附近住下”。茅炳文的“本宅”即在周家禄所住的川港。“（李联琇）先生无事，尝散步乡间，入一村塾，见塾案有学生所作之《牵牛花赋》，先生大称异之。识其人，叩其他所业。其人则周家禄也，年裁十六七。（实为14岁——笔者注）……周、茅故有连，茅以先生器重家禄，则引与其诸弟读。家禄因大得茅氏藏书读之，业顿进”，“李联琇在海门住了四年，曾任师山书院院长两年”，周家禄受其亲灸自然是情理中事，不久便“以文采声名踔越州乡”。李联琇在周家禄的一生中是个很关键的人物，所以周家禄“终其身，感李先生知遇不绝”。同治三年（1864），18岁的周家禄考补为厅学生(秀才)，三年后补为廪膳生，又三年经科调考获优行贡太学，次年25岁时经朝考授予教职。然而，命运之神从此不再眷顾这位少年才子。此后周家禄一而再，再而三地参加乡试，都是名落孙山。直到光绪二十三年（1897），51岁的周家禄仍然坚持参加了乡试，而且仍然不第。病弱的周家禄有一次参加乡试，竟至于因病未能终卷。而他25岁时得到的空头教职，也直到九年以后即光绪五年（1879）才终于被选授江浦县训导，却又因父丧丁忧，不能赴任。后来到了光绪二十九年（1903），陆宝忠以经济特科疏荐周家禄，晚年的周家禄看淡了功名，辞不就试。

顾锡爵（1848—1917），字延卿，江苏省通州直隶州如皋县葭埭人，清末文史学者，情趣高雅，乡谥“尚洁先生”，外交家，与范当世、张謇、周家禄、朱曼君并称为“江苏五才子”。顾家为白蒲望族，书香门第，出过三位进士。顾延卿的父亲顾汝玉为咸丰年间举人，弟弟顾锡祥字仁卿，光绪年间拔贡，深受张之洞器重，聘为幕僚。

顾延卿幼时聪明绝伦。等到年纪大了，他极其关注百姓疾苦。太平军被灭后，白蒲仍然设置关卡，收取税收，当地商人苦不堪言。顾氏前后上书曾国荃数千言。太平天国灭于1864年。曾国荃攻破天京有功，封“太子少保衔”，后历任山西巡抚、湖北巡抚、陕甘总督、两广总督。1884年，他又任两江总督（如皋白蒲属其管辖）等职。同年，顾氏从两广总督幕府任上回乡，向自己的老上级曾国荃上书。曾国荃接到来鸿后，即刻处理，设置在白蒲20年的违法关卡被撤去。因此江淮大地上的英杰才俊都愿意结交顾延卿。顾与张謇心心相印，不满慈禧、李鸿章等守旧派的作为，于是辞官回乡，创办实业，造福乡梓。

顾延卿精通《周易》，后又随兴华刘融斋学习。刘融斋道光年间进士，晚清著名学者、文艺理论家。他对顾延卿的诗作赞誉有加。顾延卿梦见有老师传授佛经，于是潜心研究《大乘起信论》等等大乘佛学中的经典著作。

顾延卿的德才得到了不少名臣的认可。一位是淮军名将、晚清重臣张树声。他主事广东，力邀顾延卿参与编修地方《史志》。在粤期间，两人商讨公事，并与朱九江、陈兰甫、陈六周诸君探究学问。修志未曾结束，顾延卿作为幕僚，追随张树声一起北上。张树声鼓励他参加科考。另一位是晚清著名外交家、思想家薛福成。薛氏出任钦差驻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聘请顾延卿为首席秘书。1890年1月，他们乘坐法轮“伊拉瓦第号”出发。由于思念母亲，顾延卿提出辞呈，于1893年乘坐“堪尔图宁号”回国。薛福成后来向朝廷保荐他为知州，顾延卿没有去任职，而是选择留在家中，待到时机成熟，创办了乡中小学。

朱铭盘（1852—1893），字俶僩，原字日新，号曼君，江苏省通州直隶州泰兴县城人。清光绪八年举人。

朱铭盘幼年聪慧，好学不厌，博览群书，过目成诵。年青时与通州张謇、范当世，如皋顾延卿，海门周彦升并称“江苏五才子”。

朱铭盘一生与幕府相终始，先后应聘于扬州两淮盐运使方浚颐、庆军统领提督吴长庆、江苏省学政黄体芳、旅顺提督张光前。在吴长庆军中时，袁世凯投靠吴长庆作食客。吴长庆感觉他学识浅肤，嘱咐张謇、朱铭盘对袁授以时文，袁世凯亦以师礼对待张、朱二人。

朱铭盘识人有先见之明。《桂之华轩文集》中收录有光绪十年致袁世凯函手稿，在这份长达万言的信中，朱铭盘对其时尚未发迹的袁世凯的为人作出了精确的判断。朱铭盘看透了袁世凯的本质与野心，写信给袁，指出袁世凯的种种张皇跋扈共十三项，“直斥其非”，与之绝交。此后，朱铭盘一生再也未与袁世凯有任何交往，显示了不畏强暴的铮铮铁骨。

朱铭盘工诗古文辞，其于散文、史学、诗歌、书法都颇有造诣。著有《桂之华轩文集》九卷、《四裔朝献长编》等。于诗文外，朱铭盘好书法，善篆隶，行书清雅俊逸，尤擅魏楷，融魏碑与汉隶于一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