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备志》是明代重要的军事著作，属于中国古代字数最多的一部综合性兵书。明朝茅元仪辑，240卷，文200余万字，图738幅，有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本、清道光中活字排印本、日本宽文年间（公元1661—1672年）须原屋茂兵卫等刊本流传。清乾隆年间曾被列为禁书。

茅元仪（公元1594年—1644?年），字止生，号石民，归安（今浙江吴兴）人，自幼“喜读兵农之道”（《石民四十集》卷69），成年熟悉用兵方略、九边关塞，曾任经略辽东的兵部右侍郎杨镐幕僚，后为兵部尚书孙承宗所重用。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因战功升任副总兵，治舟师戍守觉华岛（即菊花岛，今辽宁兴城南），获罪遣戍漳浦（今属福建），忧愤国事，郁郁而死。他目睹武备废弛状况，曾多次上言富强大计，汇集兵家、术数之书2000余种，历时15年辑成《武备志》。

《武备志》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部分组成。

1.兵诀评 18卷

收录了《武经七书》，并选录《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加以评点。认为“先秦之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武备志》天启元年本，下同），学兵诀不可不读《孙子》。

2.战略考 33卷

以时间为序，从战略的高度选录了从春秋到元各代有参考价值的六百余个战例。所选注重奇略，“足益人意志”。如，吴越争霸，勾践的卧薪尝胆、乘虚捣隙；马陵之战，孙膑的减灶示弱，诱敌入伏；赤壁之战，孙刘的联合破曹，巧用火攻；淝水之战,苻坚的分兵冒进,谢玄的以战为守；虎牢之战,李世民的据险扼要,疲敌制胜;蔡州之战,李愬的乘虚奇袭等等战法。又如诸葛亮的据荆益、和诸戎、结孙权、向宛洛、出秦川的隆中决策;岳飞的行营田,连河朔、捣中原、以复故土的计划；成吉思汗的避潼关、假宋道、下唐邓、捣大梁的谋略，等等。其所录战例大都是以奇谋伟略取胜的，在紧要之处均有所评点。

3.阵练制 41卷

分阵和练两部分。

阵，载西周至明代各种阵法，配以319幅阵图，所收较《续武经总要》为多，以诸葛亮的八阵、李靖的六花阵、戚继光的鸳鸯阵为详。阵有说记，有辩证。“记”载“圣王贤将”所立之阵，予以广扬；“辩”言唐宋伪托附会之阵，予以廓清。对古阵图，“举而合之”又“陈异同之说”，其中“有最卑浅而无当者，然废之适足以惑世”，此亦“鲜所删铲，陈所掊击，以广学者之目”。

练，详记选士练卒之法，包括选士、编伍、悬令赏罚、教旗、教艺五方面内容，选自唐、宋、明有关兵书中的律令，尤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为重。如编伍，推戚氏编步、编骑、编车、编水之法；悬令赏罚，采自《行军需知》《练兵实纪》中的作战、训练条约。认为“士不选，则不可练”“士不练，则不可以阵，不可以攻，不可以守，不可以营，不可以战”，所以“练为最要”。

茅元仪认为，古代阵法失传，后人便胡编乱造。他把这些图绘制下来，目的就是要正本清源，以正视听。“练”又分选士、编伍、悬令教旗，教艺五个部分，详细地记载了士卒的选练方法，其中包括士卒的选拔淘汰，车、步、骑、北兵的编伍，赏罚赏律例，教兵方法，兵器训练等。内容多采自《太白阴经》《虎钤经》《行军需知》《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兵书。

4.军资乘 55卷

分营、战、攻、守、水、火、饷、马八类，下设65项细目，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到行军设营、作战布阵、旌旗号令、审时料敌、攻守城池、配制火药、造用火器、河海运输、战船军马、屯田开矿、粮饷供应、人马医护等事项，颇为详备。如收录的攻守器具、战车舰、船、各种兵器就达600种。其中火器180多种，有陆战用、有水战用、有飞镖式，也有地雷式，在中国古代的兵书中是最多的。

5.占度载 93卷

分占和度两部分。

占即占天，主要记载天文气象。子目有占天、占日、占月、占星、占云、占风雨、占风、占蒙雾、占红霓、占霞、占雨雹、占雷电、占霜露、占冰雪、占五行等。这部分内容是把自然与人事联一起，认为某种天象往往就是某种人事即将发生的征兆。如“天色惨白，风声凄切，大兵起”。

度即度地，记载兵要地志，分方舆、镇戍、海防、江防、四夷、航海六类，图文并举地叙述了地理形势、关塞险要、海陆敌情、卫所部署、督抚监司、将领兵额、兵源财赋等等内容。指出，兵家谈地理或无方舆之概、户口兵马之数，或缺关塞险要，“非所以言武备也，故我志武备，经之以度”。记载了明代山川形势、关隘要塞、道里远近，州府及卫所设置，兵马驻防督抚监司、镇守将领、钱粮兵额等。

清代各刻本的区别：

1 清初复刻本

这是《武备志》传世较多的刻本，看起来很像明刻本，所以一些图书馆便据序言时间，著录为明天启元年刻本。实际上此本是清代据明本复刻本。

对明代本做了如下改动：

（1）为避清讳对原序言进行了改动，如：茅元仪自序第2页前半页第4行“东胡”改刻为“兵戈”；郎文唤序第2页后半页第1行“辛酋东师败绩”改刻为“岁时边师败绩”，第3页前半面第2行“胡元”改刻为“前元”；张师绎序第2页前半页第3行“建夷匪茹”改刻为“边陲告警”，第2页前半页第4行“躏抚顺，逼沈阳”改刻为“踞要津，奇粮糇”，第7页前半页第5行“满奴”改刻为“满敌”。并且抽掉了李维祯序。

（2）6篇序言连续计算页数，其版式亦相同，四周单栏，无界行，与明天启刻本（据《四库禁毁书丛刊》影印本）迥异。另外，有的图书馆所藏此本，只有茅元仪1篇自序。自序版式为四周双栏，有界行，版心有鱼尾。第2页前半页第4行“东胡”改刻为“干戈”。此序与现存各本均不相同，很可能是书肆为了售书的需要而单刻的序言。

（3）字体与明刻本有别；断版情况与明刻本完全不同。

（4）正文中凡对清“违碍之语”均缺字，刻成墨围“口”，如第205卷第1页后半页第5行“东北有口口口口口口等”缺“建州毛怜女真”6字，第2页后半页第5行“东北口口口国”，缺“夷女真”3字，等等。

（5）抽去了第228卷《四夷》中的《女真考》篇题及其绝大部分内容，只保留了“卫所都司”这一少部分内容。

2 莲溪草堂重印本

《武备志》之明天启元年南京刻版，幸免毁于明末兵燹，被汪允文收藏。汪允文，钱塘（今杭州）人，室号莲溪草堂。他对收藏的明刻板块进行挖改修补后，进行了重印。书名页左下方著有“莲溪草堂藏板”字样，另盖有朱色篆字“聚锦堂”方印，似为发行机构的印记。

莲溪草堂本与明刻明印本的字体、版式、版框大小以及断板情况均相同，首卷第1页版心下方亦有刻工姓名：“秣陵章弼写，高梁刻”。正文中对清政权不敬之语不避讳，修版时也未一一挖补，保留了明版书的原貌。

不同的是：

（1）抽去了对清政权不敬之语较多的李维祯等6人的序言；

（2）挖掉了茅元仪自序第2页上的“东胡”二字。这两字的位置为空白，并留有挖板的迹；

（3）板块有损坏，内有不少缺字，如《兵诀评·李卫公问对一》第5页后半页第9行缺最后一字“制”，第6页前半页第1行缺最后一字“则”，第7页后半页第9行缺最后二字“睹其”，第11页第1行缺最后一字“聘”，《兵诀评·三略·上略》第13页第2行缺一字“属”，《李卫公问对三》第7页后半页第9行缺五字“萌也及其成”等等。但据考家考证，这些缺字不属避讳，属于时间过长，版块损坏；

（4）有许多漫漶之处，并且多出现在版框四周，版框外的眉批尤甚。这些特征都说明莲溪草堂本为明刻清修版后重印本。

3 清道光活字本

清至道光时，已开书禁，《武备志》至此得以公开印行。这时的公开印本是木活字本。书前增收了“明史节录”（一段录自“孙承宗传”，一段录自“满桂传”）和“茅待诏小传”（录自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此本系据清初刻本用木活字重新排印，前无李维祯等6人序言，茅元仪自序中的“东胡”改排为“干戈”，正文中，和清初刻本一样，对清“违碍之语”挖掉加墨围“口”代替。亦抽去《四夷》中《女真考》的内容，并将篇题改“《口口考》缺”。所挖避讳之词较清初刻本更严，不仅将对后金不敬之语去掉，就连一些可能对后金引起不敬的同音词也改为墨围，如第237卷《占度载·度·四夷·海外诸国》第1页本来讲的赏罚条款，其中一句“罚金重诛戮，没财产”，“罚金”与“伐金”音同，担心会引起对后金不敬之嫌，便改为“口口口诛戮，没财产”。遇“玄”“弘”等字均避讳。

4 清末湖南刻本

清末湖南刻本系以日本宽文4年刻本为底本复刻。现南方多家图书馆有藏。此本和日本刻本一样，保留了李维祯等6篇序，对清“违碍之语”未做挖改，从内容上保留了明本原貌。但是此本用纸较劣（湖南纸），刀法笨拙，印刷不精，常有漫漶之处，并问有日文假名的痕迹。全书依仍日刻本之旧，日刻本刻错，亦随之刻错，如：郎序第1页后半页第1行依日刻本错刻成“曾宣靖布”，眉批亦刻有方框，全书最后一页照底本刻上了“宽文四年甲辰凉月洛阳隐士石斋鹈子直训点”。

作为一本综合性兵书，《武备志》收录了自古到其书编撰时代的射书著作，主要有《武经总要》《虎吟经教弓》《事林广记》《黑鞑遗事》《剑经》有关步射，骑射等内容，如：

《黑鞑遗事》曰：

其骑射，则孩时绳束以板络之马上，随母出入。三岁以索维之鞍，伸手有所执，从重驰骋。四五岁挟小弓短矢，及其四时业田猎。凡其奔骤也，跂立而不坐，故力在跗者，八九而在髀者，丅二疾如飚至，劲如山压，左施右折，如飞翼，故能左顾而射，右不特抹秋而已。

另有两篇讲解关于箭材使用和测定弓力的内容：

射疏及远中微，大必资于弓矢。今弓手止射长箭，而不知射边箭弩，手亦不知用弩之法，况各止用竿子，虽可取胜，殊非长技。窃惟长箭去迟，而敌人易见，故彼得以闪避，且得拾取复射，其利在彼。边箭去疾，而敌人难窥，非惟彼不能回箭，况边箭所到倍，长箭百步有余，其利在我。长、边二箭务令弓手兼习，若贼尚远，缓则射边箭；如来近迫，则射长箭。各从其便。

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觔，后以一斛为一石，自汉巳如此。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蹶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粳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者，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之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人当二人有余，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三十四钧，比颜高之弓人当五人有余。此皆近岁教养所成，以至击刺驰射皆尽夷夏之术，器仗铠胄极。今古之工，巧武备之盛，前世未有其比。

此外在弓射最后，本书也简要提出步射射法姿势与骑射射法姿势。

作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兵书，《武备志》体系宏大，条理清晰，体例统一。它将二千余种各朝的军事著作分门别类，每类之前有序言，考镜源流，概括内容，说明编纂的指导思想和资料依据。每一大类之下又分为若干小类，小类之下根据需要设置细目，如《军资乘》下又分为八类六十四个细目。文中有夹注，解释难懂的典故，并且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文字眉批表现茅元仪对各个问题的看法。《武备志》由兵诀评、战略考、阵练制、军资乘、占度载五大部分组成。《兵诀评》十八卷，选录《孙子》《吴子》《司马法》《三略》《六韬》《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全文及《太白阴经》《虎钤经》的部分内容进行评点。茅元仪对《孙子》最为推重，认为“自古谈兵者必首推孙武子”。并说：“先秦之言兵家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谓五家为孙子注疏可也。”

在编纂和内容上，《武备志》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材料丰富而又取舍精当。茅元仪的祖父茅坤是明代著名文学家和藏书家，家中藏书本来就很丰富，再加上他四方搜寻，到处传借，因此，《武备志》采录的图书达二千余种，对他之前的主要兵书可以说是差不多全部网罗了。对于这些兵书，茅元仪并不是有闻必录，有见必采，而是下了取舍的功夫的。他选录的大都是可靠的资料，而对道听途说的一些稗官野史宁可弃而不用。不仅如此，茅元仪在选取材料时，紧紧围绕武备问题来进行，“于武备稍远者，听之舆图方史可矣。”名胜古迹主要供游览、吊古之用，与行军作战没有太大关系，就弃而不录。同时，茅元仪还注意选录最新的资料。

全书对明代军事记载最详，不仅选录了先于编者茅元仪的戚继光、俞大猷等人的治军、练兵、作战等方面的言行，也选录了与他同时代人的军事资料，如王鸣鹤的“号令说”等。二是编排合理，有一定的逻辑秩序，全书五大部分，从理论到实践，井然有序，又不可分割。郎文焕在给此书作序时，以医药比喻此书编排：“首兵诀者，如医之探腑脏，论脉理也。次战略者，如医之举旧案，宗往法也。次阵练者，如医之辨药性，讲泡制也。次军资者，如医之分寒温，定丸散也。终占候者，如医之考壮弱，断死生也。”每部分的子目顺序也是按照它们的内在联系排列的，如茅元仪在说明《军资乘》子目的排列顺序时说：“三军既聚必先安其身，身安而后气可养，身安而后患可防。故首以营，营具而可以战矣，故次之战。

地有异形，时有异势，不可徒恃其野战，故次之以攻。可以攻人，人亦可攻我，故次之以守，五兵之用有时穷，则必济之水火，水火之资生者大，故其为杀也亦暴。智伯曰：‘吾知水之可以亡人国也’。故次之水。水待于地，火时于天，地亦有定而天常移，是以火之效居多，故次之火。明乎六者而思过半矣，然民以食为天，故次之饷。士以马为命，故次之马。于兹八者，核其详，辨其制，是为军资乘。”这里，茅元仪谈了《军资乘》在子目顺序上的安排，虽然在营战、攻、守、水、火、饷、马这八者的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未必妥当，但是，他毕竟告诉了我们，《军资乘》绝对不是随意安排子目的，而是有其内在的逻辑顺序。由此及彼，由《军资乘》可以看到，整部《武备志》是一个严密的整体，有着不能随便安排的构架。

《武备志》的编辑、刊行，对改变明末重文轻武，武将多不知兵法韬略，武备废弛的状况有现实性的意义。它设类详备，收辑甚全，是一部类似军事百科性的重要兵书。其中存录很多十分珍贵的资料，如《郑和航海图》、杂家阵图阵法和某些兵器，为他书罕载。故该书在军事史上占有较高地位，为后世所推重。

《武备志》的价值首先在于它辑录了古代许多其他书中很少记载的珍贵资料。如一些杂家阵法阵图，这是在专门研究阵法阵图的著作如《续武经总要》中都没有记载的，但在《武备志》中却有详细的记载。尤其是它收录了“郑和航海图”，“航海天文图”以及明代一些少见的舰船兵器及火器等，更显可贵。另外，它图文并茂，全书附图七百三十八幅，除《手段诀评》和《战略考》外，都有大量附图，生动形象，使我们可以在数百年后看到古代兵器、车船等的形制以及山川河流的概貌。其次，《武备志》也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总的说来，《武备志》是历代兵学成果的汇编，虽然包含的军事思想非常丰富，但不能把它们看作是茅元仪的思想。然而，在序言及评点中，也可以看到茅元仪的一些军事思想以及他精辟的看法。

简单地说，茅元仪在《武备志》中表现了要加强武备，富国强兵等思想。他认为：“人文事者必有武备，此三代之所以为有道之长也。自武备弛，而文事遂不可保。”（《自序》）他痛斥当时的士大夫不习兵事，遇有战事就惊慌失措，束手无策。他提出：“惟富国者能强兵“（《军资乘·饷·序》）。他还主张开矿、屯田，发展经济，军队必经常训练，认为：“兵之有练，圣人之六艺也。阵而不练，则土偶之须眉耳”。在国家防御上，他主张边、海、江防要并重，不能有所编颇，使敌人有机可乘。他还认识到物极必反的道理，指出：“夫极盛者，必极衰，天道然也”。“然衰极则盛，理之常也。”他用这一道理论证盛世潜伏危机的道理，劝说朝廷振兴武备，提高警惕。他对历代的兵制，兵器等有自己精辟的见解。如要评论兵器时说：“诸艺宗于棍，棍宗于少林，少林之说莫详于近世新都程宗猷之阐宗。”指出了各种武器的渊源。

总而言之，《武备志》是一部以资料价值为主，理论价值为辅的大型资料性著作，它既保存了古代大量的军事资料，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材料，同时又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线索，称为之中国古代的兵书宝库实不为过。然而，由于茅元仪长期与清政权处于敌对阵营，加上他为抗击后金政权，保卫明朝的著书目的，书中又有许多对女真族和后金的不敬之语，所以这部书在清代乾隆年间被列入《违碍书目》，遭到禁毁。

明天启元年《武备志》初刻本，因“多悖碍字句”被清禁，是时钱塘人汪允文删明本诸序言，又删节去茅元仪原作中的“东胡”等“不妥”之字，此版《武备志》，号“莲溪草堂本”，于清代广为流传，并流传到了国外。毋庸讳言，《武备志》也有其不足，如茅元仪在评论《三略》时认为是周代太公所作，而不知其书为伪托。诸如此类，不在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