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谨行（619年—683年7月30日），字谨行，幽州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人，粟末靺鞨族。唐朝名将，蓍国公突地稽之子。

李谨行为靺鞨酋长突地稽之子，在《新唐书》其传中便有明确记述：

父突地稽，部酋长也。隋末，率其属千余内附，居营州，授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贡，以其部为燕州，授总管。刘黑闼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书秦王李世民，请节度，以战功封耆国公，徙部居昌平。

此外，在其墓志中也有明确记载：

公讳谨行，字谨行，其先盖肃慎之苗裔，粟末之后也……父稽，左卫大将军、燕州刺史、耆国公。

其父突地稽，在隋朝末年迫于高句丽的打击，率粟末靺鞨中的八个部落，于扶余城（今吉林省四平市境内，一说在农安）南迁营州，内附朝廷，先仕隋， 官至辽西太守， 封扶余侯；后仕唐， 拜燕州刺史、右卫将军， 封耆国公。可谓靺鞨族入仕中原王朝的佼佼者， 为隋唐东北边境的稳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事见于隋唐乃至宋代的有关文献史料中。

《册府元龟》中载：（武德二）十月，靺鞨酋帅突地稽遣使朝贡。突地稽者，靺鞨之渠长也。隋大业中，与兄瞒咄率其部内属於营州，瞒咄死，代总其众，拜辽西太守，封扶余侯。朝炀帝於江都，属宇文化及之乱，以其徒数百，间行归柳城，至是通使焉。

《新唐书》亦载：父突地稽，部酋长也。隋末，率其属千余内附，居营州，授金紫光禄大夫、辽西太守。武德初，奉朝贡，以其部为燕州，授总管。刘黑闼叛，突地稽身到定州，上书秦王，请节度。以战功封耆国公，徙部居昌平。高开道以突厥兵攻幽州，突地稽邀击，败之。贞观初，进右卫将军，赐氏李，卒。

突地稽是纵横于隋唐之际的风云人物，在《李谨行传》中对其的记载已经十分清晰与详尽，其他史书材料对其的描写基本不出其左右，所以一概略之。在马驰先生的论文中，已经对其父突地稽进行了详实而可信的考论，且学界对其的研究成果也颇丰。因此，这里笔者就不再著以更多文墨。鉴于突地稽家族对唐王朝的统一与稳定做出的卓越功绩，唐太宗在贞观初年赐其姓李。因此，李谨行为唐朝开明民族政策下的御赐国姓蕃将，其族属为粟末靺鞨，已无任何争议。李谨行的墓志上并未直书其出生纪年，但却明确记载了其卒于永淳二年（683），享年六十四岁，作为当事人的墓碑，应当是最准确可信的。因此，从墓碑的记载来看，我们可以推算出其应当出生于唐武德二年（619）。从唐太宗赐姓在贞观初年来看，李谨行在幼年时是应该有蕃名的，然而在墓志和所有典籍中均未记述其蕃名，只能有待更多的文献问世，来得以考证了。

在诸多史籍中有大量对李谨行武技超群、孔武伟岸的记录，如《云麾将军碑》（即《李秀碑》）中载：“公幼而英明，壮而特达，硕肤海口， 美髯燕鸟颌”；《旧唐书·卷199下·北狄·靺鞨传》中载：“子谨行，伟貌，武力绝人”；《新唐书·卷110·李谨行传》中载“谨行伟容貌，勇盖军中”；《唐会要·卷96·靺鞨》中载：“子谨行，武力绝人”，等等。如果说其子《云麾将军碑》中有对家严的溢美之词的话，那么，在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信史中也有这样大量的描述，可见具有一定依据，并非皆是吹捧虚拟之词。足见其在少年时代便已出类拔萃，为人所瞩目。

史书中对李谨行的记述开始于麟德年间（664—665），麟德前的事迹记载，唯一能依据的便是其墓志。在其墓志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时李谨行的入仕情况：

解褐右武卫翊卫校尉，加游击将军、上柱国，封五原县男。转右武卫怀□府□果毅校尉，历左屯卫龙泉府左果毅、右武候肃慎府折冲，转左屯、右骁二卫翊府左郎将，进封五原郡开国公，加明威将军、行左屯卫翊府左郎，左骁卫翊卫中郎将。累迁右骁卫、左监门卫、右卫、右领军员外大将军、检校廓州刺史、积石道经略大使、检校右羽林军、右卫大将军。

李谨行出生于蕃将之家，自幼便受北方少数民族尚武风气的熏染，其少年时代，便经历了其父武德五年（622）从太宗破刘黑闼、武德六年（623）大破来犯的突厥等事迹，对于本身便具有尚武传统的北方少数民族家庭，这些事迹必将对其耳濡目染、言传身教。家庭的熏陶，对其日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军事将领，起到了深远的影响。因而，其自幼便谙习军旅之事；同时，又受到汉化的影响，使他具备熟读兵书的环境。待其成人，凭借以门荫入仕，由其“解褐”即充任右武卫翊卫校尉，便可见其过人的文韬武略。

三卫历来由五品以上的官宦子孙来充任，突地稽生前为三品将军，所以李谨行刚一入仕便得以授“翊卫校尉”，这是府兵制下的内府下级武官。另外，根据唐制：规定“凡三卫皆限年二十一以上。”李谨行若在21岁即授三卫官，时间大约在贞观十四年（640）。此后，转外府，即地方军府任职，历任怀□府□果毅都尉、龙泉府左果毅都尉、肃慎府折冲都尉。再入朝转左屯、右骁二卫翊府左郎将、左骁卫翊卫中郎将、右骁卫将军。李谨行自解褐入仕，从21岁上任统领300人低级武官，逐级升迁，至龙朔年间（661—663），即在43岁左右，官至从三品将军，历任了军中要职，可以说其在军政仕途上是比较坦荡的。然而，他真正辉煌的人生，当是从麟德年间才真正开始。

按《新唐书·李谨行传》记载：李谨行“累迁营州都督，家童至数千，以财自雄，夷人畏之”，配合《旧唐书·北狄·靺鞨传》以及《唐会要·靺鞨》的记载可知，李谨行任营州都督的时间应为“麟德”（664—665）年间。另据《新唐书·高丽传》可知，乾封元年（666）时，营州都督已为高侃，而此时李谨行已调入禁军，为左监门卫将军。所以，李谨行至少应在麟德二年（665），仍为营州都督。依据前边所陈列的线索可知，他应是在44岁时，即麟德元年（664），被遣出为封疆大吏，任边州营州都督。营州始置于北魏，治所在今辽宁朝阳，所辖之地均在今辽宁境内。“隋于营州之境汝罗故城置辽西郡，以处靺鞨降人；武德元年曰燕州。”营州地处东北边陲，自隋以来便集结了大量内附的靺鞨人，营州又是其父早年经营之地。且李谨行之父突地稽，本为粟末靺鞨的酋长，父子二人在靺鞨人心中具有极高的地位和威信。籍此，也震慑了周边的其他少数民族。加之李谨行出色的军事能力、雄厚的家资，使其成为稳定大唐东北边疆的重要人物。可以肯定，正是对营州治理的出色之表现，为李谨行积累了更为丰厚的政治资本，为其成为东征成员奠定了基础。

李谨行首次参加东征是在乾封元年（666）伐高句丽的战役。此时，百济已在唐罗盟军的夹攻下，于显庆五年（660）灭亡。一同参加此次征伐的，还有新罗方面的金仁问、金仁泰等，可见，尽管此役征讨的对象是唐境内民族政权高句丽，但是，由于唐罗联盟尚未瓦解，又有新罗方面的介入，因此，战争仍是唐罗联盟与丽济联盟战争的延续，战争仍具有国际性。

乾封元年（666）六月，高句丽泉盖苏文死，长子泉男生继任莫离支，与其弟泉男建、泉男产不和，泉男建自称莫离支，发兵讨伐泉男生。泉男生于是派其子泉献诚到唐朝求援。同年六月初七，任命右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领兵救援泉男生，李谨行率预备队担任后援。待接应成功，继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兼安抚大使，分水陆诸军大举伐丽，李谨行担任行军总管。从此，开始了他在朝鲜半岛长达十年（666—677）之久的征战生涯。

值得一提的是，在唐与高句丽的战争中，靺鞨族的众多部落基本都是站在高句丽阵营的，而惟独粟末靺鞨是始终站在唐朝一方的。究其原因，盖因历史上粟末靺鞨与高句丽之间宿愿已久。自夫余衰弱以后，肃慎系勿吉各部即逐渐向东南迁徙粟末部入居松花江流域，因而，才以水为名，号为粟末。与此同时，高句丽也不断北拓，攻占原属夫余的领土。粟末部与高句丽战争的起因当是为了争夺对夫余故地的控制权。494年，“夫余王及妻孥以国来降”，投奔高句丽，高句丽人称其为“勿吉所逐”。当是粟末靺鞨也占有了部分夫余故地。但在此后与高句丽人的战争中，粟末部却渐处于不利地位，最终降隋内附。因而，此时粟末靺鞨所以立场坚定的站在唐朝一方，自然有突地稽早在隋末便内附中央，中原王朝对粟末靺鞨大力扶持的因素，更有粟末靺鞨与高句丽存有世仇的关系。而由李谨行统领的这支靺鞨兵，成为了东征中的生力军。

总章元年（668），高句丽被平定，唐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以统辖其地。由于此时高句丽虽然被灭，但仍有残余部队和遗民与唐朝军队开展零星的对抗。因此，李谨行在平定完东征高句丽后，留任于安东都护府，参与都护府内的军事驻防和平叛工作。是年，凭借平定高句丽的军功，李谨行被擢升为右武卫大将军。

咸亨元年（670），高句丽大长钳牟岑率余众叛乱，李谨行与高侃同往辽东平叛。高侃、李谨行东征的初期很顺利。咸亨二年（671）七月、咸亨三年（672）十二月，唐军分别在安市城、白水山击败高句丽抵抗军。但此时，唐军发现他的主要对手已经不再是高句丽抵抗军了，对手换成了军事盟友——新罗。新罗接受高句丽抵抗军的求援，派遣军队来跟攻灭高句丽时的盟军唐军开战了，而且占领了大量的百济旧地。咸亨二年（671），唐军便与新罗战于百济边境。是役，高侃负责高句丽故地，李谨行则负责百济故地。

李谨行部下以靺鞨为主力，则在百济与新罗争战者，主帅当即李谨行。因为，曾参加唐东征的靺鞨蕃将仅李谨行与李玄正二人，而据史料记载，李玄正只参加了贞观十九年(645)的战役，其后再未见于史料。故而，此时统领靺鞨兵的主将只有李谨行而已。

咸亨三年（672），根据《册府元龟》卷358《将帅部·立功一一》的记载：“高侃为东州道行军总管、左监门大将军，咸亨三年与高丽馀众战於白水山，大破之。时新罗还将救高丽，以拒官军，侃与副将李谨行等引兵迎击高丽斩首三千级。”李谨行与高侃在朝鲜半岛势如破竹，是唐朝当时负责在朝鲜半岛军事行动的主要指挥者，肩负着平定叛乱，收服高句丽、百济故地的使命。

1.唐与新罗之战的历史背景

唐显庆五年（660年）新罗联合唐朝攻灭百济，总章元年（668年）又攻灭长期统治朝鲜半岛北部的高句丽。灭亡高句丽后，唐朝在百济故地设立熊津都督府，在高句丽故地设立安东都护府，并以新罗其地为鸡林州都督府。唐朝意图在高句丽和百济故地实行羁縻统治政策，新罗则意图争夺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由其直接统治。当双方失去了共同的敌人后，随即面临的问题便是对战争果实的瓜分，而由于双方政治实力上的巨大差异，势必造成这种瓜分的不均衡性。双方均要争夺对百济和高句丽故地的统治权，而当这一矛盾不可调和时，唐朝与新罗之间便不可避免的爆发了战争。

2.唐与新罗之战的简要过程

为防止唐朝吞并朝鲜半岛，新罗文武王金法敏联合并扶植了朝鲜半岛上的原高句丽和百济的反唐势力，一起攻打唐朝。咸享元年（670），为争夺吐谷浑故地及西域，唐朝与当时我国西部最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吐蕃，发生了大规模冲突，当年夏四月辛亥，以“右威卫大将军薛仁贵为逻娑道行军大总管，领兵五万以击吐蕃”。同年，原高句丽将领剑牟岑扶植高句丽王室安舜，在百济故地建立起高句丽复兴政权。新罗文武王对此予以了支持，封安舜为高句丽王，并与其结盟共同对付唐朝，唐朝对此则出兵进行镇压。安舜与剑牟岑发生分歧后，剑牟岑被安舜下令处死。安舜后被新罗接纳，在今韩国益山市建立了报德国。

东西两面的战事，牵制了大量唐朝兵力，当时唐朝全国总兵力不过数十万，而仅对吐蕃一次作战就用兵五万（一说十万），唐军已处于双线作战之不利境地，这些就为新罗发动对唐战争创造了有力条件。咸亨五年（674），新罗已经从唐朝手中夺下原百济和高句丽在朝鲜半岛上的大部分领土。唐高宗为对付新罗文武王，扶植文武王的弟弟金仁问为新罗君主，并派刘仁轨领兵讨伐新罗。次年，在金仁问赴新罗的途中，新罗文武王金法敏遣使入唐谢罪，并得到了唐朝的赦免，金仁问随后被召回到长安。与此同时，李谨行率领所属的靺鞨部队在新罗境内“三战三捷”。达成互结的唐罗双方渡过了相对缓和的一年。

上元三年（676），由于新罗的攻势，加之高句丽与百济遗民从未间断的反唐运动，尤其是唐朝在西线战场与吐蕃作战的失利，迫使唐朝只好放弃原定目标，退出了朝鲜半岛。安东都护府从平壤迁至辽东故城，熊津都督府被从泗沘迁至建安故城。

由于唐朝战略重心的西移，新罗乘势从唐朝手中夺下了原百济全部领土和部分高句丽领土。垂拱元年（685），新罗“始备九州”，统一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的全部领土。开元二十三年（735），唐朝承认了新罗对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领土的控制。新罗统一朝鲜半岛被认为是朝鲜历史上重要的转折点，为后来朝鲜半岛的统一王朝打下了基础。

唐罗战争的结束也宣告了朝鲜半岛长期战乱的结束。战后，大同江以南地区被新罗控制。大同江以北的高句丽故地，后来由渤海国收复。辽东半岛成为为高句丽遗民的羁縻地——安东都护府。从总体上看，唐朝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但却失去了半岛上的的熊津都督府，安东都护府也一再西迁；新罗则运用其高超的外交谋略，使唐朝承认了新罗吞并百济故地的既定事实，为统一王国的建立，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此后，新罗以统一国家的面貌出现在东北亚历史舞台上，并为以后朝鲜半岛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成为朝鲜半岛历史发展的重要转折点

战争结束后，新罗继续承认唐朝在东北亚的宗主国地位，奉其正朔，用其年号，积极吸收唐朝文化，使两国关系逐渐缓和并很快实现了正常化。双方都进入其文化鼎盛时期，开展了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交流。新罗与唐朝的战争，是两个王朝双边关系上惟一一次军事冲突。此后，新罗与其后的后高句丽、后百济、高丽王朝、朝鲜王朝等朝鲜半岛王朝，和中原汉族王朝之间再也没有发生过战争。

3.唐罗联盟的瓦解

面对李谨行、高侃对高句丽余众军事平叛的节节胜利，盟军新罗却调转矛头，接应高句丽余众，与唐朝开始了直接的军事对抗。咸亨三年（672）七月，李谨行与高侃屯兵四万于平壤，与新罗在平壤进行了平壤之战。八月，唐军攻破韩始城、马邑城，并在石门打败新罗与高句丽联兵。石门之战，使新罗蒙受了重大损失，新罗将领大阿餐晓川、阿餐能申、一吉餐安那含、沙餐义文、山世、都善、良臣等战死，不得不在汉山州筑造长城加以防御。在被击毙的新罗将领中，品级最高的是大阿餐，然后依次是阿餐、一吉餐和沙餐。这里简单分析一下这些将领在新罗军的地位。据《三国史记·职官志》记载，新罗官位大致分为17等，大阿餐、阿餐、一吉餐和沙餐分别是第五、六、七、八等。但是，大阿餐前面的四等，一般官员是极难担任的，所以，大阿餐已经是很高的官位了。其职能类似于唐朝宰相的新罗执事省最高长官，就可以由大阿餐担任，类似于唐朝兵部尚书的新罗兵部令，也可以由大阿餐担任。上述四等官位中最低的沙餐，一般也可以做到新罗郡一级的最高长官。因此，被唐军击毙的这七位，都是新罗的高官。可见，石门之战对于新罗的损失是非常巨大的。至于新罗军总体的伤亡情况，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是，《新唐书·东夷传》记载道：“（高侃）破叛兵于安市，又败之泉山，俘新罗援兵二千。”《资治通鉴》记载道：“（672）十二月，高侃与高丽余众战于白水山，破之。新罗遣兵救高丽，侃击破之。”以上两段记载，说的就是石门之战。泉山就是白水山，而白水山可能在白水城附近。至于时间，中国史书与《三国史记》的记载有多处不一致的地方，笔者暂且使用《三国史记》的时间，而非《资治通鉴》的时间。从中国史书的记载上看，新罗军在石门之战中被俘2000余人。而且，此时新罗粮荒，“是岁，谷贵人饥”。籍此，唐军大败新罗，确定了唐在朝鲜半岛的军事优势。从后来再次交战的地点来看，新罗军在石门之战后，撤退到了现在朝鲜的临津江一带。随着新罗战局的节节失利，是年九月，新罗王金法敏遣使谢罪，同时释放所有俘虏，“遣级餐原川、奈麻边山及所留兵船郎将钳耳大侯、莱州司马王艺、本烈州长史王益、熊州都督府司马祢军、曾山司马法聪，军士一百七十人，上表乞罪”，并献上金、银、铜、牛黄等贡品。面对新罗王金法敏的谢罪，从资料上看，未见唐朝方面有什么明确的回应，其原因何在呢？在咸亨三年（672）九月的时候，虽然朝鲜半岛的形势对唐军非常有利，但是，唐军并没有完成最初的作战目标，即平定高句丽余众叛乱和恢复熊津都督府辖区。当时，新罗军虽然基本撤到临津江，但高句丽叛军依然在临津江以西活动。此外，新罗也并未归还它侵占的熊津都督府的土地。因此，当时的情况是，唐军的两大目标都没有实现。但是，石门大捷之后，形势对唐军很有利，两大目标都很有希望实现。如果当时就接受新罗的谢罪，那么，新罗手中仍然有大片的百济故地和相当数量的高句丽叛军，谈判的筹码还是很多的。可能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大唐没有明确答复新罗的谢罪请求，而是继续对其施加军事压力。但是，由于双方盟友关系尚未明确解除，因此，双方还是保持了表面上的克制，此后大约一年的时间里，唐军与新罗军未发生大规模交战。可以说，新罗很善于军事与外交并用，在战场胶着时，它常常会为自己入侵高句丽、百济故地向唐上表请罪，还主动遣送俘虏的唐朝将领，这些举动似乎暗含有通好罢兵的意味，可是实际当中又不断地攻城略地，扩张势力。

值得注意的是，此后在北线陆地作战中，再不见高侃，可能其已被调回内地，而此后的对高句丽叛众和新罗的作战基本是由李谨行为主帅。在薛仁贵与新罗王的通信中便说过“高将军之汉骑，李谨行之番兵”的字眼，可见此刻在朝鲜半岛战场上蕃将的最高指挥官也是李谨行。

4.瓠卢河之战

咸亨四年（673）夏，唐军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后，对高句丽余叛发起了新的攻势。“（咸亨四年）闰五月丁卯，燕山道总管李谨行破高句丽叛党于瓠卢河之西，高丽平壤余众遁入新罗”。由李谨行亲自指挥的瓠卢河大捷，基本上彻底解决了在高句丽故地上的战事，高句丽余众最后据守的牛岑城，也在当年冬被唐收复，李谨行还趁势攻克了大杨城和童子城，将高句丽余叛逐至新罗境内。从此，唐罗之间的角力战场也开始转到了新罗境内。这里的瓠卢河（或称发庐河），即是《三国史记》记载的瓠滤河，而瓠滤河应该是现在朝鲜的临津江或临津江的一段江面。因为，今天朝鲜有一座涟川瓠芦古垒城，就建在临津江北侧。瓠滤河西会战，唐军取得胜利，颇有斩获，高句丽叛军纷纷向新罗逃窜。

唐军在瓠卢河（瓠滤河）以西进攻得手后，凭借此战的余威，开始准备强渡瓠卢河（瓠滤河），攻打新罗北边诸城。当时，新罗的形势有些不稳定，据《三国史记》记载，“（673）秋七月一日，庾信卒。阿餐大吐谋叛付唐，事泄伏诛，妻孥充贱。”重臣金庾信去世，高官大吐谋叛，新罗内部开始出现问题。但是，当时唐军强渡瓠卢河（瓠滤河）的准备工作可能没有做好，这次进攻并没有成功。因为，据《三国史记》记载，“（673年九月），唐兵与靺鞨、契丹兵来侵北边，凡九战，我兵克之，斩首二千{百}余级。唐兵溺瓠滤、王逢二河，死者不可胜计。”因为未见中国正史的对应史料，所以我们姑且信依《三国史记》的记述。但是，我们还可以认定一点便是，这一战，唐军虽有损失，但是未伤元气。不同版本的《三国史记》对唐军损失的记载并不相同，有说斩首2000的，有说斩首200的。然而，此战之后，新罗军并不敢乘胜追击，反而唐是军在当年冬天重新发动了进攻，这说明唐军的损失并不严重。

另据《资治通鉴》卷202咸享四年闰五月条记载：

“闰五月，燕山道总管、右领军大将军李谨行大破高丽叛者于瓠芦河之西，俘获数千人，余众皆奔新罗。时谨行妻刘氏留伐奴城，高丽引攻之，刘氏擐甲帅众守城，久之，虏退。上嘉其功，封燕国夫人。”

由史料可知，李谨行的夫人刘氏同样智勇双全，在陪同李谨行征战的岁月里，成为其得力的贤内助，其成就得到了唐朝政府的认可和嘉奖。然而，由于史料的匮乏，其究竟是靺鞨人还是其他民族，我们不得而知。

5.买肖城胜败之迷考证

若具《三国史记》中的兵力投入情况而言，“买肖城之战”可以说是唐罗战争最大的一场战役。因此，此役在唐与新罗的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是研究唐代蕃将李谨行的重要历史事件。对于此战，中韩学界存在截然不同的认识。笔者欲结合相关史料，对该问题进行探究，挖掘出历史的真相。

①买肖城之战的基本史事

上元元年（674），李谨行辅助刘仁轨讨伐新罗，这是李谨行在破高句丽叛众于瓠卢河一年之后的事，此战役历时一年之久。

在战争的后期，时任燕山道行军总管的李谨行在对新罗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咸亨五年改任为鸡林道行军副大总管），尤其是在上元二年（675）的战斗中三次挫败新罗军队，逼迫新罗国王金法敏亲自向唐朝请罪，加快结束了唐罗之间的战争。

《三国史记》卷7《新罗本纪》文武王十五年，对买肖城之战的记载是这样的：二十九日，李谨行率兵二十万，屯买肖城，我军击走之，得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其余兵仗称是。遣使入唐贡方物。

《新唐书·卷220·新罗传》则记为：咸亨五年，纳高丽叛众，略百济地守之，帝怒，诏削官爵，以其弟右骁卫员外大将军、临海郡公仁问为新罗王，自京师归国。诏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卫尉卿李弼、右领军大将军谨行副之，发兵穷讨。上元二年二月，仁轨破其众于七重城，以靺鞨兵浮海略南境，斩获其众。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法敏遣使入朝谢罪，贡篚相望，仁问乃还，辞王，诏复法敏官爵。……

上述史料，可知中国方面的文献记载和韩国的文献记载殊有不同，其中最为矛盾之处，便是对买肖城之战的记述，可以说是完全相悖。奇怪的是，从《三国史记》来看，新罗为何在取得如此之大的胜利之后，反要向唐纳贡方物呢？而且，细读《三国史记》我们就能发现，在文武王十五年，即唐上元二年（675）的二月和九月，金氏重复描述了两次七重城之战、和遣使入唐谢罪。笔者认为，主要症结之所在是：第一次是金富轼照抄中国史书的，发生在七重城之战后；第二次是照抄新罗史料的，发生在买肖城之战后。因此，笔者认为，这两次遣使入贡，就如同后面将要论述的两次七重城之战一样，其实是一次。如果此论断成立，那么买肖城之战就是新罗遣使入贡请罪，唐赦免其过时的一场大战。因此，新罗人必须极力把买肖城之战渲染成一次大胜仗，以突出自己是以一种高姿态接受唐朝的重新册封的。

根据《三国史记》的史料，此战被韩国的某些学者大肆宣扬为新罗“买肖城大捷”。然而，在对中韩双方史料进行对比分析后，关于买肖城之战，笔者认为《三国史记》的记载并不真实。下面笔者就其历史事实做出详细的探析。

②李谨行所部唐军的兵力问题

咸亨元年（670）三月，新罗将军薛乌儒率一万新罗兵，联合原高句丽太大兄所率的一万高句丽兵，渡过鸭绿江，攻打辽东的唐兵。同年，高句丽人立末代国王（投降后住在长安）的侄子高安胜，为高句丽王。高安胜派人向新罗王表忠诚。由此，新罗支持下开始了大规模高句丽复兴运动。唐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怒，派左监门卫大将军高侃和右领军卫大将军李谨行率大军讨伐高句丽复兴军。此后，则又发生了高句丽余众发动的叛乱活动，李谨行旋被任命为燕山道行军总管，与东州道行军总管高侃一起前去平叛。

《三国史记》曾两次提到他们二人的兵力情况：“（671）九月，唐将军高侃等，率蕃兵四万到平壤，深沟高垒侵带方；（672）秋七月，唐将高侃率兵一万，李谨行率兵三万，一时至平壤，作八营留屯。”而根据中国史书的相关记载，当时唐军每道行军总管大约率兵两万左右。双方的记载互相印证，基本可以判定，高侃与李谨行共有兵四万左右，这也是唐军在新罗北线的主力部队。虽然在上元元年（674），朝廷任命刘仁轨为鸡林道大总管，率军前去讨伐新罗，但是，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在七重城击败新罗军之后，就率军回国了，而“诏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刘仁轨回国时带走的军队，应该就是他原本从唐朝其他地方带来的军队，是唐朝意图用于西线对吐蕃作战的。因此，李谨行手中的军队，充其量也就有四万人左右。

转而到了买肖城之战时，即上元二年（675）九月，《三国史记》突然间便称李谨行率兵二十万，明显夸大了唐军的兵数。这种夸大其词的著述并非是首次，《三国史记》在介绍百济复国战争的时候，记载道：“（663），诏遣右威卫将军孙仁师率兵四十万，至德物岛，就熊津府城。”而据《资治通鉴》记载，孙仁师所部只有七千人。依据《通典·食货七》列入永徽元年《旧唐书·高宗本纪》中载：永徽三年，户部尚书高履行答高宗问，“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即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即在唐高宗永徽三年（652），唐全国的户数为380万户。由此，我们便可窥见此时唐朝的兵力状况。除去各地驻防，以及此刻西北战场的大量兵力，什么样的指挥官能动则便佣兵二十万到四十万？可见，《三国史记》描述的兵力情况并不可信。

综合以上分析，李谨行所部只有大约四万兵力，《三国史记》说李谨行拥兵二十万实为夸大其词。

另外，《三国史记》记载，“买肖城之战”新罗军缴获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然而通过上面的分析可知，李谨行只有四万军队，如果真损失了这么多战马，那李谨行部，便是毫无疑问的全军覆没了。况且李谨行的部队不可能是清一色的骑兵。但是，据《旧唐书·北狄传》记载，李谨行大约就是在上元三年（676）的时候（实则为凤仪二年，677年），被调任积石道经略大使，防备吐蕃去了。试问，如果李谨行真与新罗作战而全军覆没，朝廷还会将他调到西线，与当时最为强劲的对手吐蕃作战吗？估计应该早被召回京师，依律治罪了。

《新唐书》记载，买肖城唐朝军队是战胜者，这就说明《新唐书》作者是知道这场战斗的，如果此战唐军有如此大败，必然会有明确记载。因为《新唐书》记载了唐军多次大败，如咸亨元年（670）的大非川之败、仪凤三年（678）的青海战败等役，这几次战役唐军均损失惨重，领兵将领都受到惩罚。所以，如果此战唐军受到如此之大的败绩，正史文献中一定会有所记录。即便是被隐匿，李谨行也定难脱其咎。然而，文献呈现给我们的情况是，李谨行没有受到任何惩处，反倒是从安东镇抚大使平调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因此，韩方研究者所说的“买肖城大捷”可能根本不存在，亦或可能有着其他有待深究的原因。

③买肖城之战的实际情况

《资治通鉴》有这样的记载：“诏以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屯新罗之买肖城以经略之，三战皆捷，新罗乃遣使入贡，且谢罪”。查《三国史记》对公元675年战事的记载，发生在新罗北线的交战共有五次，分别是阿达城之战、七重城之战、买肖城之战、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笔者认为，这五次交战，阿达城之战和七重城之战是刘仁轨担任鸡林道大总管的时候发生的，原因如下：

先看阿达城之战。据《三国史记·素那传》记载，阿达城之战发生在公元675年的春天，当时阿达城军民出城种麻，被靺鞨人侦知，趁机偷袭得手。阿达城位于新罗北部边境，守城军民如此疏忽大意，其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唐军在此之前已长期没有发动大规模的进攻，而公元674年（即刘仁轨被任命为鸡林道大总管，前来讨伐新罗之）全年，史料记载，唐军确实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因此，笔者认为，阿达城之战才是刘仁轨大军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开始。在《三国史记·素那传》里素那战死于该战，而在同书的《文武王纪》十五年条里，又记成了“秋九月”，根据种麻的时节来看，当以《素那传》为准。

再看七重城之战。据《资治通鉴》记载，“（675）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之众于七重城”。而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675年发生了两次七重城之战：一次是“二月， 刘仁轨破我兵于七重城”；另一次是“秋九月……唐兵与契丹、靺鞨兵来，围七重城，不克，小守儒冬死之。”前一次明显是照抄中国史书的，后一次可能是照抄新罗史料的，但笔者认为，这两次交战其实是一次。就和两次新罗遣使纳贡谢罪一样，是金氏分别抄录中国正史和新罗史料所致。首先是二月的描述，七重城重创新罗后，新罗遣使入朝，不可能当月便得到唐的赦令，从描述来看，也是唐朝一方描述自二月七重城战后，新罗遣使前来请罪，朝廷的处理办法。而新罗方得到结果势必是几个月后之事。不然，其间也不会发生另外的一系列大战。因为，既然是前去谢罪，其实也就是携带条件去谈判。如果谈判没有结果，唐朝方面是不会赦免其罪，召回金仁问的。其次是九月的描述，从金氏将本发生在当年春的阿达成之战、素那战死，错写进了秋九月，我们就可以相信这里的描述是混乱而不尽可信的。

从《三国史记》记载的第二次七重城之战来看，参与进攻的是唐兵与契丹、靺鞨兵，阵容相当华丽，最终虽没有攻克七重城，但击毙了新罗小守儒冬。七重城是座县城，新罗县一级的最高长官就是小守。因此，这一仗对七重城的打击是相当重的，与《资治通鉴》的记载并不矛盾。

七重城之战后，刘仁轨就被调回国内了。如果阿达城之战和七重城之战都是刘仁轨指挥的，那么，剩下的三次交战，即买肖城之战、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就应该是李谨行担任安东镇抚大使的时候发生的，而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三国史记》也承认是唐军取胜。因此，这三次交战，应该就是《资治通鉴》所说的“三战皆捷”。从朝廷在买肖城之战后，继续对李谨行委以重任的举动来看，当时的朝廷也不认为买肖城之战是败仗。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笔者认为买肖城之战的实际情况应该是，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大破新罗重镇七重城，刘仁轨因此战进爵为公。从开战地点路线看，刘仁轨的大军此时已进入新罗北境，七重城在今汉城附近，离安东都护府辖境不远。七重城的失利，对新罗是个重创，然而七重城战后，唐诏其引兵还朝。改任李谨行为安东镇抚大使，负责讨伐新罗。在刘仁轨引兵还朝后，唐朝任命原鸡林道行军副大总管李谨行任安东镇抚大使，才有了“屯买肖城，三战虏皆北”。虽然刘仁轨引兵还朝，但此时李谨行手中亦有重兵，这仍对新罗构成巨大威胁。从买肖城的地理位置看，基本可确定在七重城以南。也就是说，唐军已向新罗腹地纵深攻击，再打下去，新罗不仅百济故地保不住，恐怕本土亦难保全。新罗王金法敏再次上表谢罪，请求唐朝撤兵。唐朝准其所请，诏金仁问还京，下诏恢复金法敏官爵，仍为新罗王鸡林州大都督。中外史籍均没有记载唐朝具体何时下诏赦免金法敏的。但我们可以通过《三国史记》关于买肖城战役的记述来判断其大概时间。“（675年九月）二十九日，李谨行率兵二十万名屯买肖城，我军击走之，得战马三万三百八十匹，其余兵杖称是。”从上述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元二年（675）九月二十九日，李谨行部队撤离买肖城北返，如果这条记载属实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发生在金法敏向唐谢罪之后。因为，只有唐朝诏准金法敏的请罪表后，才有可能命令李谨行撤兵。同时李谨行在买肖城三败新罗军后，也未再向南攻击，可能也是在看唐朝是否诏准金法敏的请和，亦或已经接到唐的赦令。考虑到从长安到买肖城有数千公里的距离，入唐使团就是以最快的速度走一遍至少也需月余。因此，笔者认为，当上元二年（675）二月刘仁轨七重城大败新罗军后，金法敏为保持既得利益，更免覆灭厄运，即可派使入唐谢罪，李谨行在见到新罗谢罪使后将其送至京师，谢罪使经月余时间到达长安，唐朝廷再召开会议讨论是否接受金法敏的请罪，可能要用去一段时间，准金法敏请罪后，再派使者通知李谨行，遣金仁问返回恐怕已到九月底。

所以正确的解释是金氏分别抄录了中国正史材料和新罗史料，在摘抄过程中造成了史料的混淆，将一些内容重复叙述。在其描述文武王十三年条时，重复录述了遣使入唐和七重城之战。前述五战及遣使入唐之正确顺序应是：上元二年（675）春，刘仁轨经过一年的准备，开始了伐新之战，以阿达城为开端，二月又攻打了七重城。七重城之战给新罗以重创。藉此，刘仁轨被召回封爵，李谨行接替了军事指挥权。七重城战后，新罗为保全既得利益，文武王金法敏旋即入贡谢罪。当年九月，屯兵买肖城的接到朝廷赦免金法敏之诏书，引兵还。而《三国史记》所书的赤木城和石岘城之战也应该是在新罗遣使入唐、唐下令赦免金法敏这期间的战斗。因为，双方即已达成互谅，唐的赦免其实就代表了双方达成了既定的停战条件。此后，双方在军事上应该呈收缩态势，起码应保持相互克制，而不应是一边达成共识，一边还进行如此之大的军事行动。从唐朝召回金仁问便可窥见唐的态度。

当然，也不能排除另外的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李谨行确实失利了，但损失不大，再加上赤木城之战和石岘城之战的胜利，唐军仍能控制朝鲜半岛的局势。而李谨行在给高宗的战报中，可能把买肖城之战一并说成了胜仗；或者是李谨行报告了失利的情况，但因为损失甚微，故史官将其隐去了。第二种情况是，买肖城之战唐与新罗互有胜负，就像日本战国时期的第四次川中岛会战一样，一仗打下来，交战双方都说自己胜利了，因此，双方的史书都把此战记成了胜仗。但无论是那一种情况，《三国史记》中的记载是绝不可能的。

6.石岘城之战与赤木城之战

除买肖城之战外，由李谨行亲自指挥的还有石岘城和赤木城之战。

据《三国史记·百济本纪》的记载，石岘城在汉江以北，百济和高句丽曾对此城进行过反复争夺。石岘城之战，史书并未将其明确记在李谨行名下，但是，笔者认为，这次交战是李谨行发起的。因为《资治通鉴》提到，李谨行在担任安东镇抚大使后，取得了“三战皆捷”的战果，而据《三国史记》记载，公元675年发生在朝鲜半岛的较大规模的交战共有六次，根据本文前面的分析，由刘仁轨指挥的有两次，即阿达城之战和七重城之战，由薛仁贵指挥的有一次，即泉城之战，这样只剩下了三次交战，即石岘城之战、买肖城之战和赤木城之战，而李谨行又有三战皆捷的记录，因此，我认为这三次交战应该既是由李谨行所指挥的。

在石岘城之战中，唐军取得了胜利，据《三国史记》记载，“唐兵又围石岘城，拔之，县令仙伯、悉毛等，力战死之”。

在西部战场双方主力进行激烈交战的时候，唐军在东部战场上的偏师向赤木城发动了进攻。

赤木城，应该是原高句丽的赤木镇。据《三国史记·地理志》记载，赤木镇隶属于原高句丽的各连城郡（又叫客连城郡），该郡在高丽时代改称交州，在现在朝鲜的高城一带，而高城在朝鲜半岛的东海岸。

由于新罗主力在汉江一带，因此，东部地区防御空虚，唐军的进攻取得了胜利，据《三国史记》记载，“靺鞨又围赤木城灭之，县令脱起率百姓，拒之，力竭俱死”。前面已经说过，此时李谨行当是在朝鲜半岛作战蕃将的最高指挥，况且其所率嫡系部署即为靺鞨番兵，因此。该处所指之“靺鞨”毫无疑问当是李谨行的部队。

上元二年（675）为止，李谨行已转战于朝鲜半岛十年，纵横朝鲜半岛，所向披靡，为韩人所惮。随着吐蕃对唐西北边境的入侵、唐西北战事频频失利，李谨行旋即被调往了西北对吐蕃的战场。

李谨行被调往西线，参加对吐蕃的战事。那么他究竟是何时被调往西线的呢？新旧《唐书》以及《唐会要》都记为“上元三年（676），累拜右领军大将军，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吐蕃论钦陵等率众十万人入寇湟中，谨行兵士樵采，素不设备，忽闻贼至，遂建旗伐鼓，开门以待之。吐蕃疑有伏兵，竟不敢进。”

“上元三年，又破吐蕃数万众于青海，降玺书劳勉之。”

“为积石道经略大使，论钦陵众十万寇湟中，候逻不知，士樵采半散。谨行闻虏至，即植旗伐鼓，开门以伺。钦陵疑有伏，不敢进。上元三年，破吐蕃于青海，玺书劳勉，封燕国公。”累迁营州都督、右领军大将军，为积石道经略大使。上元三年，大破吐蕃众数万于青海之上，上降玺书劳，仍赐燕国公”。

依据这些正史，似乎李谨行大破吐蕃应于“上元三年（676）”无疑。然而，翻阅其他史料我们便会发现其中矛盾之处，史学家岑仲勉先生便提出过疑问。根据马驰先生的论断，其时应在仪凤二年（677），给出三点理由，笔者认为颇具道理：其一，廓州境内的积石军置于仪凤二年（677），李谨行应当是在当年出镇积石军（今青海省贵德县河阴镇），为积石道经略大使；其二，李谨行曾与咸亨五年（674）至上元二年（675）以刘仁轨副手讨击新罗，两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李谨行能拜为安东镇抚大使，无疑为刘仁轨奏请的结果。仪凤二年（677），刘仁轨为洮河道行军镇守大使，为使鄯、廓两州对吐蕃成掎角之势，镇守廓州的理想人选非李谨行莫属，李谨行出任积石道经略大使，极有可能亦为刘仁轨所引荐；其三今青海贵德县河阴镇，仪凤元年（676），吐蕃大举入寇鄯、廓、河、芳等州，朝廷频遣大军征讨，仅当年三月，就有刘审礼等十二总管调至西边战场，至仪凤二年（677）八月至十二月，在既遣宰相刘仁轨出任洮河道大总管兼安抚大使、代理鄯州都督之后，复“诏大发兵讨吐蕃。”这时的李谨行，已早于二月前被召回京师代理右羽林军大将军（由二月后“高丽旧城复没于新罗”可知），以刘仁轨举荐，遂擢积石道经略大使，并代理廓州刺史。若此，则李谨行“空城计”应为仪凤二年（677）到三年（678）初间事。又，传谓上元三年（676年）“破吐蕃于青海，玺书劳勉，封燕国公”，岑仲勉认为“上元”两字误替“凤仪”，近是。按唐与吐蕃战，每每受挫，李谨行独能初战破敌，颇属难得，故而“降玺书劳勉之”。谨行死后赠幽州都督，陪葬乾陵，是陪葬乾陵的十七位宗亲、功臣中唯一的蕃将。

参见孙炜冉硕士毕业论文《李谨行征战朝鲜半岛事迹考》

唐高宗李治《永隆二年诏》：武夫出讨，战胜则赏隆；良将守边，功多则禄厚。右骁卫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上柱国、五原郡开国公李廑行，志气刚健，于力沉勇，早标击剑之材，历践衔珠之秩。往征辽左，鸟俗于是草间；□□河西，犬戎由其遁迹。逋徒未歼，方伫秘谋，荣命所加，实谐佥议。可右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依旧，检校右羽林军并加如故。《永淳元年诏》：开国申命，义昭彖象，增邑畴庸，事先典策。左卫员外长史、检校右羽林军、兼检校廓州刺史、上柱国、五原郡开国公李谨行，门擅英豪，代承恩宠。入司禁掖，诚恪□□。营校出总师真，威略宣乎戎垒。日者凶 狂獍，轻犯边陲，奋奇谋以应变，控佳兵而制敌，用能斩将诛丑，血锐陷坚，致殊功于三捷，廓遗气于万里。宜加□宇，□茂河山，可封燕国公，食邑三千户，并赐物三百段，余并如故。

《诏书》念功追往，列代恒典，节终加数，有国通典。故积石道经略大使、右卫员外大将军、检校右羽林军兼检校廓州刺史、上柱国、燕国公李谨行，家擅蕃豪，代承朝宠，材略英果，志怀忠义，入掌禁戎，营校之增□，出归律烽侯。由是□□。方振远图，掩苍松以作气；忽随促运，委白楸而告尽。永言既没，良深斩悼；□□缛礼，式表幽魂。可赠镇军大将军，勋封并如故，赠物三百段，米粟三百石，丧事葬事所须并宜官给，仍□五品一人监护

《大唐故右卫员外大将军燕国公墓志铭》：星雷孕祉，川泽效灵，潜通仁义之途，冥契忠贞之节。爰登弱弄，已肆旌旗之游；甫及童年，备尽玉钤之经。故能气凌外域，声振中朝。

宋祁：观史大奈等事君，皆一其志，无有顾望，用能功绩光明，为天子倚信。（《新唐书》）

司马光：武力绝人，为众夷所惮。（《资治通鉴》）

丘濬：然唐之蕃将如执失思力出自突厥、契苾何力生于铁勒，他如史大奈、李谨行、泉男生、李多祚之伦皆能知义而鸷挺不迁，为《唐史》所称，其尤著勋名者则有如浑瑊、阿跌光颜（李光颜）者焉，岂可以非华而不用哉？（《大学衍义补》）

李慈铭：诸人皆出蕃夷，以功节著，宋子京（宋祁）故总列之为诸夷蕃将传。（《越缦堂读书记》）

刘氏，燕国夫人。

临汾傅氏，临汾郡夫人。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

《新唐书·卷一百一十·列传第三十五》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二·唐纪十八》

《大唐故右卫员外大将军燕国公李谨行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