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年6月5日—1948年9月17日），原姓富尔顿（Fulton），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20世纪初少数的女性学者，受到法兰兹·博厄斯（Franz Boas）的影响，同爱德华·萨丕尔（Edward Sapir）提出最早的文化形貌论（Cultural Configuration），认为文化如同个人，具有不同的类型与特征。

鲁思·本尼迪克特是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民族学家，诗人。1887年6月5日生于纽约，原姓富尔顿（Fulton），两岁丧父，其祖先曾参加美国独立战争。

1909年毕业于瓦萨尔学院，大学时期主修英国文学，获文学学士学位。1910年赴欧，回国后曾执教于加利福尼亚某女子中学。

1914年回纽约。1919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专攻文化人类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之后留校任教，历任讲师、副教授和教授，从1936年起任该校人类学系代理主任。1927年研究印第安部落的文化，写成《文化模式》（Patterns of Culture，1934）一书。1940年著《种族：科学与政治》（Race: Science and Politics），批判种族歧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从事对罗马尼亚、荷兰、德国、泰国等国民族性的研究，而以对日本的研究，即《菊与刀》一书成就最大。战后，她继续在哥伦比亚大学参加“当代文化研究”，于1948年9月17日病逝，享年61岁。

本尼迪克特与美国人类学家M.米德一起，结合心理学的研究，形成博厄斯学派中的一个支派，即心理学派或民族心理学派，又称文化心理学派、种族心理学派。该派认为，人类文化各有其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特征，呈现出多样性。文化模式是文化中的支配力量，是给人们的各种行为以意义，并将各种行为统合于文化整体之中的法则。文化之所以具有一定的模式，是因为各种文化有其不同的主旋律即民族精神。人们的行为是受文化制约的，在任何一种文化中，人们的行为都只能有一小部分得到发挥和受到重视，而其他部分则受到压抑。因此，文化研究应把重点放在探索和把握各种行动和思考方式的内在联系，即文化的整体结构上，重视文化对人格形成的影响。

鲁思·本尼迪克特根据文化类型理论，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把战时在美国拘禁的日本人作为调查对象，同时大量参阅书刊和日本文学及电影，写成报告。报告中推断出的结论是：日本政府会投降；美国不能直接统治日本；要保存并利用日本的原有行政机构。因为日本跟德国不同，不能用对付德国的办法对付日本。战争结束，美国的决策同这位人类学家的意见一致，事实发展同她的预料和建议一样。

1946年，本尼迪克特把这份报告整理成书出版，立刻在日本引起强烈反响。1949年初被译成日文，1949年至1951年，日本几家杂志约请专家举行座谈，对此书进行评论，有的并出版了特集。

“菊”本是日本皇室家徽，“刀”是武家文化的象征。但本尼迪克特在以此命名本书时，似乎并未从这种含义出发，而是以“菊”和“刀”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亦即日本文化的双重性（如爱美而又黩武，尚礼而又好斗，喜新而又顽固，服从而又不驯等等），由此入手，进而分析日本社会的等级制及有关习俗，并指出日本幼儿教养和成人教养的不连续性是形成双重性格的重要因素。著者把日本文化的特征概括为“耻感文化”，认为它与西方的“罪感文化”不同，其强制力在于外部社会而不在于人的内心。对于这些观点，有些日本社会学者评价很高，认为表现了“深刻的洞察力”。有些日本历史学者则不同意，认为作者把特定时代、特殊社会集团的社会心理当作“日本人”的普遍心理，在方法论上有非历史的和超阶级的缺点。评价虽然不同，影响很大则是事实。1951年此书被列入日本《现代教养文库》，至1963年已重印三十六次。1982年出版的一本介绍“日本学”名著的书中称赞此书是现代日本学的鼻祖，是文化人类学者研究日本的经典性著作。1986年一篇综述战后日本研究状况的文章列举七种代表性观点，说《菊与刀》是令人注目的一种。凡此都表明，此书影响至今不衰。

本尼迪克特的理论对文化人类学，特别是对文化与个性领域的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她重视实地研究工作，调查研究过北美的普埃布洛印第安人、传道区印第安人、阿帕契人、皮马印第安人和布莱克弗特人（黑足人）。她的理论基础是种族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的混合物，但她的种族主义主张比较隐蔽。著作以《菊与刀》和《文化模式》为代表，著作还有《种族：科学与政治》《祖尼印第安人的神话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