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奴派”指20世纪中国史学界主张“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一群学者，主要成员包括史学界“三论五说”代表人物，他们是郭沫若、范文澜、吕振羽、翦伯赞、侯外庐、周谷城、白寿彝、尚钺、何兹全、李亚农、唐兰、黄子通、梁作干等人。最初主张“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的学者为郭沫若。他是“有奴派”成员中影响最大的学者，因而一般被尊为“有奴派”领袖。

“有奴派”是相对于“无奴派”而言的。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特别是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以来，中国史学界长期定为一尊的“有奴派”主张“中国经历过奴隶社会”，受到了黄现璠等学者的有力挑战。正如原青海师范大学校长张广志教授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十年，林彪、‘四人帮’打着毛泽东的旗号，把郭沫若的分期说定为一尊……总的说来，新时期古史分期的讨论实不过建国后至文革前十七年那场讨论的延续、延伸，在理论上和方法上，并无大的进展、突破，因此，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繁荣、热闹后，便渐渐沉寂下来。这种情况，再加上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宽松学术环境，促使一部分学者决心从根子上重新认识、检讨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即中国历史上到底存在不存在一个奴隶社会发展阶段？如果它根本就不存在，还在那里争论中国的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间的分期、断限问题，岂不荒唐！新时期主张中国无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有黄现璠、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张广志：《中国古史分期讨论七十年》，载《文史知识》2005年第10期）西安理工大学人文学院王长坤教授和鲁宽民、尹洁等学者同样指出：“粉碎‘四人帮’后，特别是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学领域的研究气氛非常活跃，中国古史分期的研究也出现了新的势头……‘中国未经奴隶社会论’又再度悄然兴起。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目前这一派（即无奴派）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王长坤、鲁宽民、尹洁：《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研究综述》，载《唐都学刊》第21卷第3期，2005年5月）因此，当今学界人士一般将主张中国历史“存在奴隶社会发展阶段说”的学者归为“有奴派”，将主张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的学者归为“无奴派”。普遍认为：当代“有奴派”领袖为郭沫若，代表学者为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人；而“无奴派”领袖为黄现璠，代表学者有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人。中国学术界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承上启下学派，但观点相近、主张类同的学者，一般被视为同一“派”。这就是“有奴派”之称的由来。现将“有奴派”导师郭沫若和“无奴派”导师黄现璠的生平和学术略介如下，以利于加深了解“有奴派”。

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原名开贞，我国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历史学家、古文字学家。幼年在乡读私塾，后到中学，1914年到日本留学，学习医学。此间改名为沫若，以取家乡两条大河——大渡河（古称沫水）、青衣江（古称若水）之名。五四运动对他产生了较大影响，1919年到1920年，他创作了几十首充满革命激情的白话诗，1921年以《女神》为题，结集出版，这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之作。1921年，他与成仿吾、郁达夫等组建了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1923年，郭沫若在日本帝国大学医科毕业，但他认为“要使祖国早日觉醒”，“必须创立新文学”，乃弃医继续从文。这期间，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唯物史观是“解决世局的道路”，并表示马克思、列宁是“我辈青年所当钦崇的导师”。1924年，他回到国内，参加了1926年的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任职。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前夕，1927年3月31日，郭沫若撰写《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揭露其反动面目。南昌起义后，他赶赴南昌，并在南下广昌的路上由周恩来介绍入党。此后，为躲避国民党当局的悬赏缉捕，党组织安排他再次东渡日本。在日本，郭沫若克服经济上的拮据和资料的匮乏，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深入研究，写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很多著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郭沫若冒着生命危险回到国内。此时，第二次国共合作业已开始，郭沫若在陈诚任主任、周恩来任副主任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担任厅长。1940年以后，他写了《棠棣之花》、《屈原》等一批历史剧，其政治性、艺术性都十分强烈，在中国话剧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稍后，他又写了《青铜时代》、《十批判书》等史学论著。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任中国科学院第一任院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政协都担任过重要职务。这时期他又写了《奴隶制时代》等历史论著，主编了《中国史稿》，创作了《蔡文姬》、《武则天》等历史剧本。教材中所举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作于1930年。郭沫若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从当时社会生产状况出发，分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说明了古代社会阶级和阶级矛盾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同时，他不容置疑地指出，中国古代经历了奴隶制社会，“对于马克思的那个铁则并不是例外”，从而对否认中国没有奴隶制时代进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驳斥。

在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中，有奴派的反对者主张“中国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因此也简称为“无奴学派” （这里所言的“有奴”或“无奴”中的“奴”，一律指“奴隶社会”，而非指“奴隶”或“奴隶制”，特此说明）。当前学界人士将主张中国历史“无奴隶社会说”的学者群体归为“无奴学派”。普遍认为当代“无奴派”领袖为黄现璠，代表学者有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晁福林等人（即‘无奴学派’五名家）。中国学术界虽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承上启下学派，但在古史分期中论述中国古代社会有无奴隶社会的问题观点相近、主张类同的学者，一般被视为同一“派”。

1979年，黄现璠教授发表了《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文中指出：“我坚决主张我国历史上没有奴隶社会，汉族没有，少数民族绝大多数也没有。”“欧洲的希腊，罗马由氏族制社会变为奴隶制社会，就不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世界通例，而是历史特例。”文章发表后，得到张广志，胡钟达，沈长云等人的支持。而且拥护者越来越多，近年来发表的此类文章已近百篇。

目前这一派正像赵光贤教授在《文史知识》1986年第五期撰文指出的那样：“现在又重新被人们所重视，拥护者好像越来越多，有一种漫燃的现象。相反‘中国奴隶社会论’和者不多，缺乏新意，受到否定者的有力挑战。”而青海师范大学原校长张广志教授的话语最能说明他治学严谨的态度，他先后说：“事实上，从时间先后讲，带头第一个冲破这个禁区的是当时已年届81岁高龄的黄现璠老先生，他的文章题为《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刊登在《广西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2、3期上。随后进入这个禁区的才是张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