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钟达(1919.11－2000.9)，男，汉族，江苏省宝应县人，著名历史学家。

胡钟达（1919—2000），男，汉族，江苏宝应人，著名历史学家。他主要从事世界古代史、蒙古史、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比较、历史哲学、史学理论等方面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40年秋，胡钟达考入苏皖联立临时政治学院。次年秋，转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并于1944年毕业。1946年，在上海《文汇报》当编辑。同年秋，入职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任讲师。1948年春，入聘于北京大学历史系，先后任助教、讲员、讲师，1956年晋升副教授，同时兼任世界古代史教研室主任。1957年11月，胡钟达奉教育部调令，支援创建内蒙古大学，历任历史系主任、名誉系主任、教务长、副校长。1979年以后，曾担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副理事长、理事长、名誉理事长，曾任内蒙古自治区第四届政协主席、内蒙古自治区第六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兼任中国民主同盟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1988年离休后，仍坚持学术研究。1992年，回到北京。2000年9月1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1岁。

他的主要学术成果汇集于《胡钟达史学论文集》（1997），其中包含《关于奴隶社会中奴隶的数目问题》（1956）、《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1957）、《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1959）、《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1960）、《十三世纪蒙古社会性质》（1962）、《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1984）、《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1982）、《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1986）、《“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1988）等文章。

胡钟达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蒙古史、社会经济形态、历史比较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在胡钟达学术生涯的发展历程中，他逐步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并最终成为一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早年与马克思主义思想结缘

早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胡钟达就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虽然彼时的他还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积极涉猎马克思主义思想，并反对国民党的统治。胡钟达在少年时期就酷爱阅读史书，1941年转学进入武汉大学历史系学习，先后发表了三篇论文，展现了其史学天赋，他关于苏联问题的毕业论文也令导师杨人楩非常赏识。杨人楩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导师是法国革命史专家汤普森。杨人楩回国后，进入武汉大学（抗战期间，迁至四川乐山）讲授西洋史。1938年，时任四川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朱光潜，因反对国民党党化教育命令，维护学术独立民主自由之尊严，组织全校教师罢教。此举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支持，曾邀请他到延安根据地参观。朱光潜在罢教斗争后，转入武汉大学任教务长。1945年朱光潜北上，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受到地下党的影响，思想更加进步。与朱光潜交往颇深的杨人楩，此时也积极反对国民党的统治，参与发起成立了九三学社。1946年，朱光潜推荐杨人楩到北大历史系教授西洋史。1946年，胡钟达在上海《文汇报》从事编辑工作不久，便在杨人楩的推荐下，入职苏州东吴大学文学院任讲师。1948年春，胡钟达又在杨人楩的推荐下，到北大历史系任助教，教授西洋史。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朱光潜、杨人楩和胡钟达三人交往甚密。他们以民主人士的身份进行活动，拥护共产党、反对国民党。

此外，同时期的一些资料也从侧面证明胡钟达积极接触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杨静远在她的回忆录《让庐日记》里写道：1944年，她结识了“中共在武汉大学的地下党员胡钟达”。二人频繁的思想交流让杨静远开始了解共产党，并进一步接触到中共的报刊和书籍，如《延安一月》《新华日报》《论联合政府》《论解放区战场》等，“1945年4月2日，胡钟达借给我一本《西行漫记》，我必须看它，我得抓住每一个认识共产党的机会”。此事说明胡钟达积极学习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1946年春，重庆多个进步团体组织了一场座谈会，知名学者、社会活动家济济一堂，热议时政。胡钟达不但认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而且表现出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新旧政权更替之际，对旧学术的改造也逐渐开始。此阶段，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与非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多次学术交流和对话。其中，1949年9月，郭沫若、范文澜等到北京大学召开座谈会，话题围绕“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何以如此长久”而展开。胡钟达从自己所学的西洋史出发，也发表了见解，“然诸君未作解答而罢，相约下次再开会讨论之”（周文玖：《史家、史著与史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从此事可以看出，胡钟达对学习马克思主义史家的思想感兴趣，并加速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曾就读于北大的史学家王敦书在一次访谈录中提道：胡钟达“重视马列主义理论，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来分析与认识历史，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则是指导我们学习整个世界古代史的经典著作”（王敦书访谈录，2007年1月18日，节选自《中国历史评论》第九辑）。1957年，从胡钟达发表的论文《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可以看出，他已经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历史问题，且思辨清晰，功力颇深。

悉心培养蒙古史研究队伍

1957年，内蒙古大学成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教育部从国内著名大学抽调一批学术骨干教师支援边疆学科建设。时年38岁的胡钟达年富力强，且已被评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条件符合，被选中派往内蒙古大学，担纲历史系主任，筹建历史学科。接到工作调令后，具有使命感的胡钟达服从党的安排，怀着对教育和学术的一腔热忱，开始了长达35年的内蒙古支边生活。1958年开始，他全力组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胡钟达去内蒙古大学，得到了北大历史系主任翦伯赞的全力支持。翦伯赞同意了他从历史系选带助手，并参与1958年毕业生分配。胡钟达最终带了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的吴荣曾和世界近代史教研室的周建奇，并从毕业生中选了黄时鉴等四人，到内蒙古大学工作。除了北大以外，胡钟达还请来了中国人民大学、四川大学、武汉大学等名校的教师和毕业生。

内蒙古大学的筹建是周恩来总理和乌兰夫副总理关心支持的大事。胡钟达除了筹建历史系以外，还有一个重要任务，那就是组建蒙古史教研室。除了金启孮研究近古北方民族史外，教研室的其他人都是蒙古史研究的新手。面对蒙古史研究人才匮乏的情况，胡钟达坚持不懈，发掘培养自己的学生。早期除了黄时鉴外，还有1957年9月已经先期分配到内蒙古大学的北大历史系蒙古史研究生周清澍，以及1961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蒙古族学生林沉（即亦邻真）、薄音湖和郝维民等。周清澍师从三位元史大家，而林沉则通蒙语蒙文。事实证明，这些学生后来都成了享誉学界内外的蒙古史专家。胡钟达筹建学科、创办专业、培养新人、重视教研，内蒙古大学历史系逐渐形成了一支以名校青年人才为核心的师资队伍，为内蒙古大学历史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蒙古史教研室于1962年更名为蒙古史研究室，1982年又发展成独立的蒙古史研究所。“文革”后期，研究所完成了《元史》点校工作。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内蒙古大学的蒙古史研究团队已闻名国际学术圈。

胡钟达除了在筹建历史系和蒙古史教研室方面具有突出贡献外，还在蒙古史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影响力至今仍在。胡钟达搁置了自己的本行世界古代史研究，也为了鼓励和培养蒙古史方面的青年教师队伍，毅然投身于明代蒙古史研究。他选择《呼和浩特史话》作为集体研究的开始，负责写作了归化城建城史。1959年，发表了《呼和浩特旧城 （归化）建城年代初探》，后又完成了《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前一篇提出了呼和浩特旧城建城时间的问题，从几十种古代史料中抽丝剥茧，对归化城建城时间做了详细的考据论证，为以后学者如薄音湖等研究提供了选题。而后一篇，构建了明代呼和浩特地区历史的框架，成为后来该课题研究的基础，可谓开创了此研究范式的先河。在当时的条件下，既无前人的研究可供借鉴，又没有良好的科研环境。他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两篇具有真知灼见的宏文，颇为不易，由此可以看出胡钟达深厚的史学功底和坚强的治学毅力。

1984年，胡钟达发表了他在明代蒙古史研究领域颇有影响力的一篇文章《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该文通过丰富的史料，论证了北元（蒙古）和明朝分别认为自己是元朝的正统继承者，是那时中国“正统”旗帜下两个对峙的政权。他提出的明与蒙古对峙构成中国古代“第三个南北朝”这一观点，日益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第三个南北朝”这一观点原本是内蒙古大学历史系曹永年于1981年初步提出的，但胡钟达通过深挖史料和精巧缜密的逻辑论证，使这个观点得到充分证明，文章高屋建瓴、持之有故，引起社会巨大反响。该文影响巨大的原因还在于，它是我国元朝史学上的一个重大难题，而且涉及现实中的蒙汉关系，胡钟达的文章为该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思路。

总之，虽然胡钟达在明代蒙古史研究领域发表的文章数量并不多，但影响了一大批后学，为我国蒙古史研究作出了贡献。

致力于社会经济形态研究

胡钟达一生的主要学术研究成果集中在《胡钟达史学论文集》中，除了有关明代蒙古史的三篇论文外，其余各篇都是研究古代社会经济形态或与此有关的论文。如前所述，在北京大学时期，胡钟达就已经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进行历史教学了。他先后发表了《关于奴隶社会中奴隶的数目问题》（《光明日报·史学》1956年8月2日）和《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历史教学》1957年第6期）两篇论文。其中，《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段基础》一文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史观，在肯定劳苦大众是推动历史主要因素的基础上，强调奴隶主中的关键人物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体现了胡钟达非凡的胆识和实事求是的治史风范。

改革开放初期，胡钟达复职历史系主任，并兼任内蒙古大学副校长，此时的蒙古史教研室也脱离历史系自立门户了。胡钟达回归了老本行世界上古史研究，并重新把研究重点转向了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就关心的社会经济形态问题上。20世纪50年代史坛“五朵金花”盛极一时，其中的“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他先后发表了《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兼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和《“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文史哲》1988年第6期）等系列文章，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中国古代奴隶制的开始时间是一个重要问题。有鉴于此，胡钟达开始探究奴隶制方面的问题。1980年他发表《从“阿加”看授产奴隶的典型并论授产奴隶在农业生产上普遍使用的原因》（《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他通过对过去凉山彝族“阿加”这个群体的考察，分析奴隶社会中奴隶种类的问题。他认为虽然“阿加”阶层有房产和土地，有别于完全被剥夺的“典型奴隶”，可以被称为“授产奴隶”，但奴隶身份是无疑的，因为阿加没有人身自由，被奴隶主完全占有。阿加与农奴有本质区别。该篇文章从一个地区的案例分析为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划分提供了创新性的参考。为了进一步解决奴隶社会中是否存在非奴隶制经济的问题，如农奴制、租佃制等制度，1980年胡钟达又写了《关于奴隶社会的经济结构问题》（《世界史学术讨论会文集》），认为“在奴隶社会中，租佃制和农奴制总的发展趋向是奴隶化”。将其论证为“主导生产关系说”即奴隶制主导论。胡钟达敢于承担学术攻坚的治学态度可见一斑。

胡钟达的研究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中关于经济形态学说的发展。他推动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中社会经济形态学说的再认知。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曾提出“亚细亚生产方式”。胡钟达对这个问题作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提出了自己的一家之言。胡钟达认为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产生以前，“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奴隶制的”以及“封建制的”三种社会经济形态，其实都是封建制（广义的），并对奴隶制社会的复杂性进行了细微的探讨。因为从生产工具、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力性质考察，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都算是自然经济占主导下的农业社会。所谓“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并不一定比封建社会中的奴隶多，奴隶制与农奴制长期并存。这一论点提出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

他对西方古史分期的研究推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史观。胡钟达探讨了古希腊罗马奴隶制和欧洲封建制的关系问题，并第一个谈到奴隶社会中奴隶的数量问题，质疑古希腊古罗马奴隶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期的意义。进而提出关于欧洲封建社会开始的时间问题。加之对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观点的分析，进一步加强了学术界“中西有别”的意识，对于“西方中心论”中的古典时代和封建社会的概念与理论都具有解构的意义。

总之，胡钟达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研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与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并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治学风范分不开。他的研究对丰富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其治史态度也启发了后学。

致力于社会发展历史对比研究

除了“社会经济形态”研究以外，20世纪80年代胡钟达在社会发展道路和中西古代比较研究方面同样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一些观点至今仍影响深远。这方面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有《论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和《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两篇文章。

胡钟达的《论世界发展的不平衡性》，认为历史上世界各种文明的社会经济形态的依次更替是人类发展的趋势，但“不可机械地认为，各种文化与文明都是同步同态向前发展的”，各文明发展道路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关于世界各个文明发展早晚和先后，他提出了一套带有规律性的分析框架，并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进行了宏观的、历史的论证。文章纵览古今中外的重要文明和发展阶段，旁征博引、视野宽广、立意高深，体现了胡钟达关于此类问题积累了渊博的知识，且具有独到的见解。

在《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一文中，胡钟达系统地比较了古代中国和古希腊文明的异同，着重从政治制度角度对比了专制王权和民主政治。胡钟达认为，王权强弱、对外扩张方式和结果、农业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制度的发展。古代中国的专制王权是适应军事扩张而产生的，“在地主经济和小农个体经济的基础上，只可能出现专制王权和大一统专制皇权，不可能产生民主政治。只有在商品经济相当充分发展的基础上，才可能发生民主政治”。历史发展的随机性体现在世界历史上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希腊古典文明同在古代世界绵延不断的华夏文明遥相辉映，各有千秋。

胡钟达能够始终站在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前沿，观点别具一格，思想不断发展和他运用对比研究方法是分不开的。胡钟达从学生时代就学习世界史，始终重视历史比较研究。当他与郭沫若等人座谈时，往往以自己所学的世界史知识提出不同观点。这一思维方式对于学术研究价值极高。从胡钟达1957年撰写《雅典的民主政治及其阶级基础》，到1996年发表《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制度演变的比较研究》，同一话题通过几十年的不断研究和思考，其思想性和学术性更加成熟。也可以看出，比较研究方法贯穿他的研究始终。在进行中西方比较研究时，胡钟达以一种高度自觉的历史比较研究意识，从全局出发，把中国历史放到整个世界文明发展史的大背景中，辩证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思考和认识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关系，对它们的特色、贡献和局限性做出了准确的把握和客观的评说。同时，胡钟达又坚持微观和宏观相结合，通过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的微观的和具体的历史比较，从理论层面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多样性与统一性、共性与个性、规律性与独特性等宏观的理论问题。

他的中西比较研究对推进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胡钟达一直致力于通过对外国历史的深入研究，更好地认识我们自身的历史发展道路和文化传统，从中规划出未来的发展方向，实现历史学在当代中国的价值。

对中国世界史学科建设的贡献

除了上述重大问题的贡献外，胡钟达在中国世界古代史领域和教育事业的贡献值得我们重墨一书。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世界古代史研究领域的开创者之一，为中国的古代世界史研究和学科建设做了很多奠基性的工作。

胡钟达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组织的建设。他和吉林大学林志纯同为我国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大家。改革开放之初，二人通力合作筹建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该研究会于1979年8月中旬在长春成立，胡、林分别被推举为副理事长和理事长。世界古代史研究的学术共同体的成立标志着我国世界古代史学科专业化的肇始，其为国内世界古代史研究成果的交流和切磋搭建了学术平台。

胡钟达培养了大批世界史学科的人才，桃李满天下。他对世界历史学的奉献，从教书育人开始，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胡钟达就在讲授“世界古代史”，教学内容充实，语言生动，逻辑性强，深受学生的欢迎。他先后在苏州东吴大学、北京大学和内蒙古大学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具有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专业的学生。他善于发现和培养人才，在内蒙古大学很快建立起了一支强有力的师资队伍，其中不乏成名成家者。

胡钟达筹建了内蒙古大学世界史学科，也参与多个学校编写了世界史相关教材和开发课程。在北京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他编写的《世界古代史讲义》就被有关部门审定为全国普通高校的教学参考书。1957年调入内蒙古大学后，筹建了历史系，并带领教师按照教学计划开发出了全部课程。胡钟达还长期担任内蒙古大学的领导工作，为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到1989年胡钟达患病离休时，内蒙古大学由原来的6个系8个专业发展为17个系40多个专业，有20个硕士点，5个博士点，拥有专职教授近百人。内蒙古大学的蒙古语文、蒙古历史等学科的研究工作均居于国内或国际的前列。这一切都倾注着他的心血。

胡钟达在学术研究领域形成的一系列独树一帜的观点、系统理论和研究方法，尤其是实事求是的治学风范也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学者。他对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20世纪80年代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领域内的代表学者之一。

特殊的时代、特殊的学术经历，使得胡钟达从中国的社会现实出发，肩负历史使命感、责任感，逐渐成为一名成就斐然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大家，推动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无论是在中国世界史学科的学术贡献、治史风范、学科建设、教育事业，还是社会活动方面，胡钟达都作出了贡献。2019年8月，“纪念胡钟达先生诞辰100周年学术研讨会”在内蒙古大学隆重召开。研讨会上，来自全国20多所高校的40余位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缅怀胡钟达在高等教育、社会活动等方面的重要贡献，总结了他在史学理论、世界古代史和蒙古史方面的学术影响，也对其学术思想、治学风范和研究方法等作了总结。胡钟达的学术思想博大精深、体系宏大，至今仍对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1959年胡钟达开始研究蒙古古代史，侧重于十四-十七世纪的蒙古史。主要论著《呼和浩特旧城〈归化〉建城年代初探》（《内蒙古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丰州滩上出现了青色的城--阿勒坦汗和三娘子·古丰州经济的恢复和归化城的诞生》（《内蒙古大学学报》1960年第1期），《十三世纪蒙古社会性质问题》（《纪念成吉思汗诞生八百周年蒙古史科学讨论会集刊》，内蒙古历史学会编印，呼和浩特，1962年10月），《〈俄国·蒙古·中国〉汉译本序言》，（《俄国·蒙古·中国》[英]约·弗·巴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胡钟达、陈良壁校，商务印书馆，北京，1981年9月）。《明与北元-蒙古关系之探讨》（《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5期）。

“文革”结束以后，胡钟达对社会经济形态问题、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问题和古典时代中国、希腊政治体制的演变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尤其是对有关社会经济形态问题的研究,如《试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简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中国史研究》，1981.3）；后又修改增补发于《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2），《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1986.1），《“五种生产方式”问题答客问》等文章，认为过去所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东方社会”（“亚细亚生产方式”）都是广义的封建社会。所谓“奴隶社会”中的奴隶并不多，封建社会中的奴隶也不少，奴隶制与农奴制长期并存，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农业社会。把这样一个社会强行再划分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在生产力的发展上缺乏明确的、划时代的标志，在生产关系上是“剪不断、理还乱”，强行划分，实在是庸人自扰。这一论点提出后，在“五种生产方式”说业已根深蒂固的国内外史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特别是《再评五种生产方式说》一文广泛引用中外原始材料和国外学术成果，在我国社会形态研究文章中属罕见。成为我国80年代社会经济形态研究领域内的代表性学者之一，为“无奴派”五家（黄现璠、胡钟达、张广志、沈长云、晁福林）之一。其主要学术成果收于《胡钟达史学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