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钟圣，湖南省资兴市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

“永远的丰碑，中共游击战、运动战理论创始人之一，中共36个军事家之一”

曾中生（1900--1935），原名曾钟圣，中国工农红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1900年6月生于湖南兴宁县（今资兴）。

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期间，参加中共党组织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是《青年军人》撰稿人之一。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军校毕业后，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参加北伐。1926年10月，北伐军占领武汉后，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笔。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积极联合国民党左派，参加讨蒋斗争。同年9月，赴苏联莫斯科，入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28年冬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

1930年9月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兼军委主席。11月28日到达湖北黄安，此时正值国民党军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围剿”。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红军第1军主力已东出皖西，在此危急之际，他沉着、果断地组成中共临时特委和临时军委，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在曾中生的指挥下，以鄂豫边的6个特务队和6个教导队等地方武装共300余人及广大红色补充师为基础，组成3路指挥部，与第15军、第1军相配合，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迫使“围剿”军不敢冒进和分散“清剿”。在东线皖西地区，红1军攻克金家寨，歼国民党军1000人，又在麻埠东西香火岭地区，歼国民党军3个团，击溃3个团。俘虏团长以下3000余人，取得了连续作战的胜利。对入侵鄂豫边中心区的国民党军，曾中生指挥3路指挥部开展游击战，进行袭扰和围困，搞得“围剿”军提心吊胆，进展异常缓慢。红15军随即由商南赶来，重点打击“围剿”军的弱点，使其穷于应付，处处碰壁，最后不得不退守各城镇据点，转入守势。1931年1月3日，红1军由皖西地区西返，在商城的四顾墩地区又歼灭“围剿”军1个团。至此，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围剿”被打破，红军取得了反“围剿”的胜利。随后曾中生主持制定建设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创办军政学校，整编红军主力，将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红4军。鉴于“围剿”军已取守势，决定发动进攻作战，与地方武装相配合拔掉根据地内的国民党军孤立据点，使红军和根据地得到迅速发展。

同年4月，国民党纠集了11个师的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曾中生继续领导根据地的军民，开展反“围剿”斗争，独山一战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浒湾一役，歼国民党军近千，桃花一仗，歼国民党军近两个营。至5月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鄂豫皖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与此同时，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撤销原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分局，张任书记。曾中生被调任红4军政治委员。他坚决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军事行动方针，为此，屡遭打击，张国焘撤销了他红4军政治委员职务，曾被降为独立第1师师长。12月，国民党军第69师乘红军主力围攻麻城之机，侵入黄安高桥地区。曾中生指挥独立第1师奋起迎战，配合红军主力，打得69师狼狈逃窜，溃不成军。

第四次反“围剿”

1932年，由于张国焘作战指挥方针的错误，鄂豫皖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遭到失败，曾中生在七里坪战斗中负伤。红军主力退出鄂豫皖根据地，曾中生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大家对他错误领导的意见。张国焘被迫在小河口召开师以上干部会，成立了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接着又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进军川北，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曾中生因负过重伤，行动极不方便。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越过蜀道天险，到达川北。他虽处境艰难，仍致力于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研究，系统地总结红四方面军反“围剿”作战经验，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和《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这些军事理论著作，作为广大指战员的学习教材发到部队。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看到了这些著作，对之大加赞赏，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我党我军系统的游击战、运动战理论，在我军历史甚至世界军事史上影响深远。

1933年9月，张国焘以“右派首领”等罪名逮捕了曾中生，对他长期监禁。但曾中生坚贞不屈，据理驳斥，继续坚持同张国焘进行斗争。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中央红军会师。曾中生喜出望外，认为红四方面军得救了，革命大有希望了。他给中央写信，要求工作，愿接受中共中央审查。结果他写给中央的信被张国焘扣留，张不许他同党中央领导同志见面。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张国焘派人将曾中生秘密杀害于四川西北部的卓克基。时年35岁。1945年，党中央为曾中生彻底平反昭雪。1988年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33位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后增至36位）。

1900年6月10日 曾中生生于湖南兴宁东乡(今资兴州门司乡)牵牛坳。

1925年 曾中生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 曾中生参加北伐战争，在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参与在所部建立政治机关，秘密发展中共组织，开展部队政治工作。

1927年 9月曾中生赴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1928年 6月曾中生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国，到上海中共中央军事部任参谋科科长。不久调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曾领导开展兵运工作。

1930年 9月曾中生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分被派到鄂豫皖苏区，在国民党军对鄂豫皖苏区发动第一次“围剿”的危急时刻，他果断地组成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反“围剿”斗争并取得了胜利。

1931年 2月，曾中生任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指挥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取得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4月，曾中生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委员和军委副主席、第4军政治委员，与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蕲水、罗田、广济等县城，相继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他率部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在七里坪战斗中负伤。

1932年 10月曾中生随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12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创建川陕苏区的斗争。1933年 2月曾中生被选为中共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3年 8月曾中生被监禁，1935年8月被秘密杀害于四川理番县卓克基(今属马尔康)。

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左”倾路线统治党中央。中央派张国焘和陈昌浩等到鄂豫皖“改造”党和红军。5月11日，张国焘在新集主持召开会议，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鄂豫皖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曾中生被降为分局委员兼军委副主席。不久，调任为红四军政治委员，实际上被排斥在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委的主要领导层之外。曾中生与军长徐向前一起，把红四军的情况和行动方向，直接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明确表示反对张国焘的错误军事方针。10月上旬，张国焘在泼皮河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对曾中生进行斗争，并以“反抗中央分局”等罪名，将曾中生调离部队“考察”。

1933年8月，张国焘与陈昌浩串通一气，对曾中生进行攻击，并给他罗列“右派首领”、“托陈取消派”等罪名，随后撤销他的职务将他非法逮捕关押。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开始长征。曾中生被张国焘非法关押，他拖着饱受摧残的身躯，拄着拐杖随军行动。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他给党中央写信，表示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张国焘怕中央弄清事实真相，遂于8月中旬，将曾中生秘密杀害在四川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

曾中生，是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军事指挥员，著名的军事家和早期的革命活动家。原名曾钟圣。1900年6月，出生在湖南兴宁东乡（今资兴州门司镇）牵牛坳。1917年秋考入湖南郴州第七联合中学。1922年曾到桂军任参谋1年。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4期。 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8军前敌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开展政治工作，发展中共组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担任武汉革命委员会委员，积极参与组织反对蒋介石野蛮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群众的斗争。同年 9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6月参加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国，任中共中央军事部参谋科科长。随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组织领导兵运工作。

张国焘在攫取党和红军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中，不惜采取暗杀手段，将曾中生等秘密处死，企图杀人灭口。

1930年8月，曾中生担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装工农部部长。在六届三中全会后，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建立了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和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和指挥鄂豫皖地区的红军和地方革命武装，粉碎了敌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巩固和扩大了鄂豫皖根据地。

1931年2月，中共鄂豫皖特委和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式成立，曾中生担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主持制定了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并亲自兼任校长，培养训练干部、整编红军主力部队。

与此同时，曾中生与旷继勋、徐向前等采取声东击西、“飘忽”制敌的战术，领导和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取得磨角楼、新集、双桥镇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军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同年4月，张国焘到达鄂豫皖根据地后，曾中生被改任为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被调任红四军政治委员。

同年夏，曾中生与红四军军长徐向前率部南下作战，连克英山、蕲水（今浠水）、罗田、广济等县城，并取得漕河镇、洗马畈等战斗的胜利，共歼敌7个多团，形势对红军的发展十分有利。

但是，张国焘命令红四军在占领英山后，迅速出潜山、太胡，直逼安庆，威胁南京，并限一个月完成。

这一计划显然是冒险，曾中生坚决不同意。他仍主张占领英山后，出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恢复这一带的根据地，使之与鄂豫皖边区连成一片，并相机出击武穴，牵制敌人。

张国焘顽固的坚持其冒险主义进攻计划，不仅拒绝采纳曾中生的正确意见，而且以“肃反”为名，对曾中生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曾中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代表，他讲政策，作风民主，深受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因此，张国焘在打击曾中生时，采取了先除掉拥护曾中生的主要干部，尔后再对付曾中生的办法。真可谓毒也。

1931年10月上旬，张国焘在光山县泼皮河召开红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以曾中生召开鸡鸣河会议和向中共中央直接报告为由，指责曾中生“动摇了党在红军中的威信”，“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等等。他还声称：红四军南下，“采取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军事计划”，虽然取得了胜利，也“是侥幸得来的”。他对曾中生在红四军的政治工作中，罗列了四大错误：

第一，没有注意到肃反的工作，以致改组派及其他反动派别，得以大批的混到军中来（最近大破坏的结果，逮捕了许多反动分子，尤其是参谋部经理处等机关中混进去的最多）。

第二，不坚决淘汰富农分子，以致红军的成分始终不能改善。

第三，不注意引进真正坚决勇敢的工农干部，始终相信政治工作是要知识分子做的，以致红军政治部中充满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成分，各级部队中军事政治的干部很少工农分子。

第四，几乎没有经常的红军内部的政治教育工作，一般红色战士的政治上依然陷于无知识状态是不必说，尤其是党员、团员也是一般的政治水平异常低下。

他说：“以上种种都指明四军的错误绝不是个别的错误，而是由系统的整个政治路线上的错误。”

他认为，红四军产生这种错误，主要原因是“由于过去立三路线的领导在四军中并未消灭”。“这里主要的负责者就是曾中生同志，中生同志当中央领导陷入立三路线错误的时候，他是最积极拥护立三路线的人的中间的一个，来到鄂豫皖苏区执行的是立三路线”。“在中生同志的领导之下，四军中一般同志对于中央分局的路线是异常模糊的，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实质是茫然不确（解）的。中生同志用家长制度的方式去领导红军，丝毫不进行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对于传达中央分局的政治路线有系统的怠工，所以至今红军政治路线上的转变还得从头做起。”因此，“中生同志绝对不能再继续做四军的政治委员。所以中央分局要决定撤销中生同志的政治委员，调到后方来考察。”

张国焘的这一错误决定得到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支持。他们在给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指出：“在详细研究了中央分局关于四军的决议，中央分局的报告及四军领导干部致中央分局的信后，中央完全同意关于反对四军领导干部反抗中央分局的正确路线的决议。”并强调：“四军领导于部违抗中央分局命令，自由决定占领武穴回兵取六安的策略是严重的政治上与组织上的错误。”中央同意“对于四军的主要负责同志，特别是红军积极分子会议的组织者中生同志等，绝不能继续在红军中担任任何领导工作，同样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的职务亦是不能担任，中央分局在重新讨论中生同志的问题时，应注意到这一点。”

“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同张国焘如出一辙，他们决心要把曾中生置于死地。然而，曾中生面对这些莫须有的罪名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毫无所惧。他当着张国焘的面，仍大义懔然，慷慨陈辞，“真理是淹没不了的，是非总有一天要澄清。”

但是，正由于曾中生的这种原则态度，屡遭打击，一再被贬。

1932年10月，曾中生随红四方面军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同年 12月，他被张国焘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参加了创建川陕根据地的斗争。他曾与邝继勋、余笃山等商议，向中共中央反映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毫无目的地向西实行退却及其军阀主义作风，请中央挽回危局。并以书面形式向张国焘陈述了大家的意见，同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这时，他虽然处于逆境，但仍坚持从党和红军建设的大局出发，致力于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注重军事理论的研究。他系统地总结了红四方面军创建以来的经验，先后撰写了《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与“剿赤军”作战要诀》等著作，被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作为教材，发至部队进行军事理论学习和教育。

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川陕地区站稳脚跟后，张国焘便又开杀机。他在部队和地方中又进行了所谓的“反右”斗争，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并将其非法逮捕，严刑拷打，强令他写“自首书”，交代自己的“错误”。曾中生不服，遂被长期监禁。

与此同时，张国焘还秘密杀害了邝继勋、余笃山等，软禁了中共中央代表廖承志等。

同年8月，张国焘在《干部必读》上发表了《右派的根本错误》和《托陈取消派之完全破产》等文章，诬陷曾中生是“托陈取消派”、“右倾首领”。声称：对曾中生“必须执行纪律”。

1935年6月，曾中生得知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的消息后，直接向张国焘提出释放的要求，并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写信。

这时，中共中央也了解到曾中生被非法监禁，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其真相败露，遂扣压了曾中生给中共中央的信，并严加看守，拒绝他与中央领导人见面。

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在川西北卓克基以北的森林里，张国焘密令将曾中生用绳索活活勒死，杀人灭口。并造谣说曾中生通敌，掉进河里淹死了。

在张国焘的严密封锁下，中共中央并不知道曾中生已被秘密杀害。1936年2月，毛泽东、周恩来在陕北，特意请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以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名义电示张国焘：“鄂豫皖肃反颇多‘左’的错误，扩大化，至一营一连的被捕，地方党组织全部坍台。四方面军先后破案中涉及兄处高级负责人为托派，是否属实难判明。鉴于历史教训，盼兄负责检查，使扩大、偏见与单凭口供刑讯等错误早告肃清。廖承志、曾钟圣（即曾中生）即使有反动嫌疑，亦须保全其生命，并给以优待。此为代表团所切嘱。”

中共中央得知曾中生已被张国焘残害后，即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为曾中生平反昭雪。

1930年4月，作为特派员派到中共南京市委工作。同年11月，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员身份赴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领导根据地军民以“集中兵力，避实就虚，乘敌不备，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围剿”，并活捉国民党整编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民国20年3月，他主持召开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正式成立鄂豫皖特委和军事委员会，并担任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随后，创建中国工农红军军事政治学校第四分校，兼任校长。4月，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兵力增加到11个师。由于曾中生为首的特委和军委的正确领导，不仅粉碎了敌人的“围剿”，而且把红军队伍发展到2万多人，根据地拥有180万人口。

1932年1月，在第三次反“围剿”中，他指挥独立师奋起迎战，歼敌千余名。后又率领独立师在永家河打垮数倍于我之敌，战斗中，他臂部中弹，被送总部医院治疗，没等伤势痊愈，就回部队。由于张国焘在军事指挥上的失误，红军被迫放弃鄂豫皖根据地，从湖北经河南向陕西方向转移，一路上，红军伤亡很大。12月9日，当部队抵达陕西南部城固县小河口时，曾中生集中红军指战员的意见，对张国焘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张被迫于第二天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成立前敌委员会。随后，曾中生被任命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红四方面军）参谋长。接着，红军挥师川北，开辟川陕根据地。

1933年6月下旬，在中共川陕省第二次党代会上，他代表省委作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中国共产党川陕省委的任务》的报告，强调加强党、红军和地方武装建设。接着，红四方面军扩编为4个军。为培训干部，在这段时间里，曾中生先后写下《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等军事著述。

1933年至1935年间曾中生完成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一著名的军事著作。在这篇近3万字的著作中，他详细地分析了国民党军队的10种“围剿”战法，总结了关于人民战争、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以及持久战、速决战和运动战等有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10月初，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将这篇著作印成小册子发给部队。后来这本小册子和《与川军作战要点》、《游击战争要诀》一起，被人转带到延安，为毛泽东系统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和战略问题，提供了丰富的依据，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曾中生同志是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红军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他对党忠诚、待人诚恳、才思敏捷，浑身充满着革命者的战斗激情和力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身陷狱中，仍奋笔书就了《与“剿赤”军作战要诀》这篇重要军事著作；成为红四方面军干部提高军事理论水平的基本教材。

刘伯承曾说过：“中生同志很聪明、机警，说话也很尖锐，智力过人，写文章下笔如飞，又快又好”。

徐向前也说：“中生同志很能干，军事上比较行，同时比较全面。”

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肯定他的一生是为中国人民解放、寻求真理、英勇战斗的一生。

1988年10月，中央军委又下文正式确立曾中生为我军建军史上的33位军事家之一，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并驾齐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