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江集》是唐代张九龄所著的一部诗作。张九龄是我国唐朝初年的宰相，任职期间政绩显著，被誉为“开元贤相”。后遭奸臣谗毁，闲居韶州曲江故居。《曲江集》是张九龄人生轨迹的反映，书中有他春风得意时的作品，也有他落魄时的作品，他把自己的思想感情都流露在诗中。《曲江集》也是唐代的诗文精华之一，后人对它评价高影响大，它对广东客家文学有一定的影响，值得后世探讨研究。

张九龄（678——740年），韶州曲江人。祖籍河北范阳，曾祖父君政任韶州别驾，遂家居曲江。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张九龄的远祖家在中原，祖上在“晋惠帝时官至司空，是有名望的大臣。后因赵王司马伦谋废贾后，张不从，遂遭杀害。这样的一位远祖，对张九龄来说，当然是一种荣耀。但他的近祖定居广东后，却都是职低位微的官吏，其父张弘愈只不过是新州索虏丞而已。

张九龄自幼聪颖，“七岁知属文，十三以书于广州刺史王方庆，方庆叹曰：‘是必致远’。从这段文字记载则可知张九龄年幼时，是个勤奋好学、才思敏捷、胸有大志聪明的少年。

青年时期的张九龄怀抱大志，他由曲江赴广州应试，路经英德，作《浈阳峡》一诗，抒写情怀：

舟行傍越芩，窃窕越溪深。水暗先秋冷，山晴当昼阴。　

重林间五色，对壁耸千寻。惜此生遐远，谁知造化心。

这里写出了浈阳峡深幽险峻、景象万千的美景，更是触景生情，提出了令人深思的发问：“这样好的美景，却处在这边远之区，谁来赏识呢？老天爷呀老天爷，您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啊！”这完全是以美景“自况”，是夫子自道了。对自已充满自信，渴望能施展自已的才干，建功立业，这是青年张九龄的真实心理写照！

他在武后长安二年（702年）举进士。中宗景龙元年（707年），29岁的张九龄中材堪经邦科，从此进入仕途。

张九龄确实是“材堪经邦”，卓有建树。开元四年，他主持开凿了大庾岭新路工程，为开发岭南，繁荣长江中下游经济起了重要作用。

他历秘书省校书朗、左拾遗、左补阙、中书舍人等京官后，出任洪州都督，后任桂州兼岭南按察选补使。回京后任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

他在政治上，更是以刚直著称。任左拾遗期间，他上书宰相姚崇，直言规劝其用人必须慎重，决不能让谄媚逢迎之徒得逞。指出：“自君侯职相国之居，持用人之权，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谄亲戚以求誉，媚宾客以取客，面结笑言，谈生羽翼，万事至广，千变难知。”可谓是义正词严，切中时弊。

唐玄宗重用“口蜜腹剑”的李林甫，张九龄极力反对，因此多次得罪玄宗。对安禄山的“狼子野心”，九龄更是明察秋毫，他在上《请诛安禄山疏》中一针见血地指出：“穰苴出军，必诛庄贾；孙武教战，亦斩女嫔。守 所奏非虚，禄山不宜免死！况形相已逆，肝胆多邪，稍纵不诛，终生大乱”。历史的发展，不幸被九龄所言中。“安史之乱”成了唐王朝由盛变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玄宗才后悔莫及，“每思曲江则泣下”，还以张九龄作为择相的标准：“风度得九龄否？”

后来，人们将九龄的高风亮节，概括为“曲江风度”。韶关的“风度路”，便是后人深情怀念张九龄的见证。“九龄守正嫉邪，以道匡弼，称开元贤相。”（《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这是历史的结论。

开元二十一年（733），56岁的张九龄升任中书令，担负宰相的重任。

唐玄宗李隆基在位的时候，开头二十多年里，他任了一批贤能的人作宰相，自已又能虚心采纳大臣们的意见，君臣励精求治，把天下管理得井井有条，使国家富足强盛，百姓生活安定，出现了“开元之治”的盛世。

唐玄宗所重用的奸臣当中，最坏的要数李林甫、杨国忠和安禄山这三个人。

唐朝的宰相可以同时由四五个甚至七八个人来担任。玄宗想让李林甫作宰相，他把这想法告诉老宰相张九龄。张九龄是个耿直的人，他看出李林甫为人不正派，就对玄宗说：“宰相关系到国家的安危。您让李林甫这样的人作宰相，只怕以后会要给国家带来祸害！”李林甫知道了这事，对张九龄怀恨在心，想要找机会报复。只是因为张九龄很有学问，玄宗十分倚重他，加上他的资历深，威望较高，李林甫一时没敢下手。

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劝告，在开元二十三年（公年七三五年）任命李林甫作了宰相。李林甫一旦大权在握，就天天盘算着怎样在唐玄宗面前说张九龄的坏话，动摇玄宗对张九龄的信任，然后一步一步把张九龄从朝廷中排挤出去。

严挺之是个能干正直的人，张九龄想举荐他作宰相，为了防止李林甫出来阻拦，张九龄对严挺之说：“李林甫正得到皇上的恩宠，你应该去拜访他一次，让他面子上过得去。”严挺之讨厌李林甫的为人，他不想去。不料，这事传到了李林甫耳朵里，他对严挺之更恨了。后来有位地方官犯了点错误，要被解到京城来审判。　严挺之认为这样做过头了，就设法营救他。李林甫听说之后，便在玄宗面前添油加醋地说了一大堆严挺之和张九龄的坏话。玄宗一生气，贬了严挺之的官，削了张九龄的权，只给张九龄保留个右丞相的名义；同时，提升李林甫顶替张九龄的职位。朝中的大臣们见玄宗偏听信李林甫的谗言，害怕遭到李林甫的暗算，没人敢在皇帝面前进谏了。

《全唐诗话》亦有记述，李林甫“屡陈九龄颇怀诽谤。当时，张九龄深知自已无显赫的家族背景，无权贵集团作依托，他斗不过那些心怀叵测、惯例权术的小人，他在《咏燕》一诗中用“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道出了他的内心世界。

《粤北历代名人诗选》中提出：”张九龄为人正直，‘每见帝，极言得失’，该不至于要向李林甫乞怜。李林甫为了独揽朝政，一方面排拆异已，一方面培植亲信。他向玄宗推荐节度使（唐代边镇的军事长官）牛仙客当宰相。张九龄认为牛仙客是个武将，连字都不认得，没有政治才能，不能作宰相。李林甫听后，恨透了张九龄，想进一步陷害他。昏庸的唐玄宗不听张九龄的正确意见，还是让牛仙客当了宰相。这时候，恰好有个叫周子谅的监察官，也说牛仙客不是宰相材料，不配作宰相。玄宗听了非常生气，先叫人在朝堂上把周子谅打了一顿，然后流放外地。李林甫在一旁阴阳怪气地对玄宗说：“您不知道吗？周子谅这个狂妄的家伙，是张九龄推荐的，他们俩尽跟您作对，是一鼻孔出气啊！”玄宗一听更是火上浇油，下令把张九龄贬出京城，到地方上去担任一个副职。

张九龄在朝廷任宰相只有短短的3年。因朝廷里复杂的政治斗争，他遭李林甫等人谗毁，使张九龄于开元四年辞官回归故里。这时他常与知已，曲江县尉王履震交往深切。他回顾自已的仕途历程，在《酬王履震游园林见贻》一诗中，他以历史上的失意文人自况，表达了“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既有一种无法再施展抱负的失落感，又有“乐因南涧藻，忧岂北堂萱”的自解，这是他在心理上的另一种补偿。

张九龄因为受到接二连三的打击，开元二十八（740）年他病死在外地，享年63岁。

张九龄是个勤政爱民、高风亮节、直言不韦的为人，深受后人尊崇。唐代诗人杜甫诗云：“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忆昔》）人们赞颂这经济繁荣的“开元盛世”时，很自然也会联想到被誉为“开元贤相”的张九龄。这首诗是诗人对张九龄的人生轨迹的写真。

长期以来，广东的客家人，通过个人奋斗，能达到张九龄那样高的地位者，乃是凤毛麟角，不可多见。黄佐《邵渴传》中说：“九岭以南，当开元盛世时，以诗文名者，曲江公张九龄一人而已”。 从文中可说明张九龄在历史上的知名度。

张九龄的诗文结为《曲江集》，《曲江集》20卷，共有193题222首诗、248篇文。最古的是明刊本，最新的是1994年10月《岭南文库》中罗韬选注的《张九龄诗文选》，亦是以明刊本《曲江集》为蓝本。

初看《曲江集》时，觉得它并没有什么特别，形式保守，内容单调。但是人们对它有很高的评价。后来我细读《曲江集》后才慢慢体会到诗中的蕴味，领会到诗中别有动人之处。

张九龄的受到中国传统文学观的影响，诗作走的是《诗经》风雅的道路其诗则多用比兴，

较为含蓄，略显委婉；其文直陈时事，直抒已见，主旨明确，语言明朗，蓄委婉。张九龄诗歌之可贵，就在于它的“情真”！《曲江集》中的诗篇不是无病呻吟的文学戏，因而是从心底流露出来的真情！写自已在政治漩涡中的感受如此，写亲人间的情也是如此，其《赋得自君之出矣》便是脍炙人口的名篇。他的诗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如其人”。 从他的诗文可知他的人生轨迹，可知他的心态。

张九龄非常热爱客家地方的山山水水，热爱自已的家乡，向往庐山的美景，与渔樵为伍，过隐居山林、回归大自然的田园生活。《曲江集》中讴歌家乡美景的篇什不少。在客家文学史上，他是较早多描绘山川风物的杰出诗人。诗中展示了盛唐时期客家地区的自然风貌。这些诗作也可以说是客家地区的早期山水诗。

更值得注意的是，张九龄在讴歌美景时的心境：“尝畜名山意，兹为世网牵。”《自始兴溪夜上赴岭》如果与未入仕途时的渴望被赏识，这表明险峻的仕途，已使张九龄产生烦闷的心绪，从而更感到家家故园的可爱。

《曲江集》有展现出大江湖风平浪静、空阔浩渺的气象，如《彭蠡湖上》中的“一水云际飞，数峰湖心出”和《送窦校书见浅》的“江水连天色，天涯净野氛”等。也有描画洪涛渤谲，狂飙震惊的，如《江上遇疾风》“疾风江上起，鼓怒扬烟埃。白昼晦如夕，洪涛声若雷”和《湖品望庐山瀑布水》及《放庐山仰望瀑布水》等，笔势飞动，句奇语险，胸襟开阔，感情激昂。他更多的山水诗是用清淡的笔墨描绘山水景物，具有“冲淡”的风格，富含闲静、幽远的韵味。如《来阳溪夜行》，全篇笔致疏淡，意境幽远，克服了南朝谢灵运山水诗模山范水力求形似，有句无篇的缺点。另外，他的山水诗很少表现超尘出世的消极思想，如晚年作品《登荆州城望江二首》。总的说来，他的山水诗不仅有阔大的气象、境界，而且融情于景，达到了情景交融与意境。

《曲江集》中除了山水诗外，更多的是展示自已的世界，表达他那进退维谷的复杂矛盾的心情和认识到政治渐趋黑暗、腐败，对官场的厌倦，对奸人的厌恶。在艺术表现上，多采用隐晦曲折的比兴手法，风格沉郁。

青年时期，九龄怀抱大志，作《浈阳峡》一诗，通过写浈阳峡深幽险峻，景象万千的美景来抒写对自已充满自信，渴望能施展自已才干的情怀。

出仕后不久，他的《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激起了他的故园情，使他的心理一直充满“进”与“退”的矛盾，在《自始兴溪夜上赴岭》“尝畜名山意，兹为世网牵”中，如果与未入仕途时渴望施展才干的强烈要求相对比，显然是少了些锐气，多了退隐的意识，这表明险峻的仕途，已使九龄产生烦闷的心情。

暮年诗篇《荆州卧病有怀始兴林泉》，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孤连鸟倦思还的落寞心境。《祠紫盖山经玉泉山诗》中的“焚香忏往昔，礼足誓来今”是他用来抚慰自已受伤的心灵。由此可知他的人生轨迹，可知分的心态。

张九龄思想上的矛盾和苦恼，宣泄在他那《感遇》组诗，《杂诗五首》和一些咏史怀诗。可以说是反复吟咏，三致其意。《感遇》（其四）“孤鸿海上来，池横不敢顾”中喻象有机结合，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象征境界，含蓄委婉地表现他对政敌的功戒。《感遇》（其六）“西日下山隐，北风乘夕流”，比喻小人得势，贤士被逐。诗中日落西山，北风横流的惨淡画面，正是当时社会渐趋黑暗衰败的象征。《感遇》（其七）“江南有丹橘经冬犹绿林”，以拟人手法咏物言志.颂丹经冬犹绿,却未能荐之于嘉宾。表达自已被奸妄排挤，未能施展才华抱负的悲伤。《感遇》（其十）“江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用香草美人作比喻贤士被小人排斥，奸臣对君主的蒙蔽，以及自已无力匡扶君主的憾恨。从这可以看出，《感遇》诗熔状物、抒情、言志于是一炉，多数篇章情绪悲愤而锋芒毕露，雅正冲淡，委婉含蓄，但也有抑制不住发出愤懑不平之声。

在他的《杂诗五首》里也有明显表现，如《萝茑必有托》。这两首组诗从艺术表现的角度看，虽然继承了《诗经》、《楚辞》和阮籍〈咏怀〉诗的讽喻寄托精神，受到了陈子昂《感遇》诗的直接影响。但却语言圆润清新、风格温雅醇厚，寄托大多不着痕迹，不露圭角，完全不像陈子昂的语言质木，诗尾点旨，模仿前人。　他的咏史怀古之作，多借历史传说，神话故事讽刺现实，如〈巫山高〉和〈登古阳云台〉也体现了他的诗歌深于比兴，妙于寄托的艺术特色。

张九龄被称为“开元贤相”，虽然他拥有如此显赫的地位，但他始终不会记忆自已卑微的出身。他在《咏燕》诗中，他以“海燕”自况，一个“暂”字，道出了他的心态，反映了他对前途的清醒预见。尽管“玉堂开”，有春风得意的时候，“岂知泥贱”的反问，仿佛提醒自忆“君子乾乾，夕惕若，历，无咎”。所以后来有人认为《咏燕》是向小人乞怜，但我认为他这是明哲保身，是托物言志，是居高思危。“无心与物竞”的内心表白，是善良主愿望，是在复杂斗争中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他不是向小人乞怜，而是在设想：“鹰隼们”大概不会再节外生枝，再“搅是搅非”了吧！他的这种思想在其他诗作也有表现客家人乃是南迁移民，虽然可向中原地区追溯祖籍，但在现实社会中却难以得到支持，没有什么靠山。张九龄在政治上感到势单力薄，在一次又一次复杂的政治斗争后，会产生洁身自好、明哲保身，不愿与亦不屑与小人计较的想法，是毫不足怪的。他这种思想对后来的客家人影响很大。

张九龄出仕后不久，美丽的故园使他的心理一直充满“进”与“退”的矛盾。从“奉使自蓝田玉山南行”这首诗中，就可以看出他对故园留恋的情感。

张九龄思想上的矛盾与苦恼，宣泄在他那著名的感遇组诗12首中。可以说是反复吟咏，三致其意。其表现手法是以美人香草等传统文学中常见美好的意象作比，委婉地表达自已的心理感受。诗作选录如下：

兰叶春葳蕤，桂华秋皎洁。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

谁知林栖者，闻风坐相悦。草木有木心，何求美人折！

从上录的诗中，读者可以感受到张九龄内心的创痛。“兰叶”一首，暗喻自已品质情操。

“孤鸿”一首亦是自喻，“鸿飞冥冥，弋人何篡焉”为自已能脱离政治斗争的风险而庆幸；“江南有丹橘”一诗则是玄宗听信李林甫等人谗言的怨恨。

他不是向李林甫乞怜，他用作诗来透露出对官场的厌倦，对奸人的厌恶。他《咏燕诗》，是托物言志，是居高思危。“无必与物竟”的内心表白，是善良的愿望，是在复杂斗争中感到无能为力，无可奈何，只能明哲保身的思想表现。

在《曲江集》的散文中，《白羽扇赋并序》被人们津津乐道。这是向玄宗皇帝表明自已态度而写的名篇。客家人有句谚语：“婚后媒人秋后扇”，在炎热的夏天扇可使“清风徐来”，人们爱不释手，而到了秋后则必弃置一旁了。汉代才女班婕好有《散诗》：“常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箧笥中，恩情中道绝”，道出了世道炎凉的社会现实。张九龄正是以借扇曲折吐露自已的担忧。全文并不长，却写得极有情致。

有人批评，张九龄的诗“几乎清一色的五言古诗体，而且多用骈句，未脱六朝旧制，从形式上来说确实没有什么突破创新；从思想内容来说，张诗却展示了自己的世界，表达了他那进退维谷的复杂矛盾的心情，”。这是封建时代正直的知识分子心理的诗歌表现，但是诗中的审美价值、认识功能、教育作用，是决不可低估的。

总而言之，张九龄是魏晋隋唐的诗歌发展线索上，由前者向后者过渡阶段的代表人物之一；诗文的最大特点就是“文如其人”，能够写出自己的感情和心态是张九龄诗文的特色，也是给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的《曲江集》将深远地影响着后人，特别是客家人！

张九龄是岭南文学的宗师。在唐以前的岭南文学，虽然亦有些名篇佳构，但毕竟是凤毛麟角。直至盛唐张九龄之后才蔚成风气，他的人品、诗品，都给岭南文学以深刻的影响。

后人为纪念张九龄。“乾隆十五年培风书院成，九龄神主安奉楼上，每年春秋二仲，正印官致祭”。客家人把张九龄作为值得永远纪念的先贤。旅港嘉属商会出版的《文丛》，其《客人先正诗传》在热情赞颂张九龄的同时，对唐玄宗亦提出尖锐的批评。

清道光年间诗人林承 的《梅岭谒张文献公祠》，赞颂张九龄的功绩是“相业”与“文章”并举的人。

张九龄的家乡韶州曲江是客家人的聚居地。当地的客家人以张九龄为荣，自不等言。广东其他地方的客家人，也深深敬佩张九龄。据《乾隆嘉应州·祠祀》载：嘉应州西北四十里有相公坪，“祀唐丞相文献张公。雍正年乡人重修。”又有九贤祠，在嘉应州城内东北隅，祀张九龄、韩愈等九人。

张九龄的诗歌对后代广东客家文学产生的直接影响，一是大量运用比兴手法，继承《诗经》传统；二是其描绘广东客地风光的这些篇章，为客地的山水田园诗开了先河，具有“冲淡”的风格，具有闲静、幽远的韵味。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的是，张九龄“感遇诗”一类的作品，对客家人（包括客籍文人和民间文学的作者在内）的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因为张九龄是一代名相，是唐代的诗文精华之一，所以后人对他的诗有评论。

清衡塘退士编选《唐诗三百首》时，张九龄的“感遇诗”被列为开篇之作，足见其地位。

（1） 罗可群著：《广东客家文学史》

（2）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

（3） 罗韬选注、刘斯翰审订：《张九龄诗文选》

（4） 乔象钟、陈铁民主编：《唐代文学史》

（5） 《唐诗三百首新编》

（6）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7） 《中国民间故事》（唐五代史）

（8） 《全唐诗话》

（9） 《粤北历代名人诗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