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小说，即古代以文言为载体记录的故事，包括异闻、杂说、民间故事。内容虚构，创作手法以或夸张、或荒诞、或离奇、或风趣为特色；形式大都是残丛小语、尺寸短书。

文言小说指的是古代以文言记录的杂事、异闻和故事。

第一个著录了小说书目的《汉书·艺文志》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着之所造也。”

这个说法代表了从汉至唐对文言小说的理解，不同于现代的小说概念。文言小说，作者都是知识分子或官吏；内容是不现与经典的传闻，杂说或民间故事；创作手法有夸张、比喻，即虚构，形式大都是残丛小语，尺寸短书，即短篇：语言是语言文字，即文言文。文言小说从汉至清，不断发展，产生了《搜神记》、《世说新语》、《唐代传奇》、《剪灯新话》、《聊斋志异》等代表作品。

我国的文言文小说数量众多，内容庞杂，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是记鬼神怪异之事的志怪小说。其中不少作品，虽然采取了神鬼怪异的虚构形式，却表现了积极进步的现实内容。如《列异传·宋定伯捉鬼》，讲述了宋定伯夜行遇鬼，但他并不害怕，最后迫使鬼化为羊，卖钱千五百，表现了超人的勇气和智谋。《搜神记·韩凭夫妇》和《董永》，前者描写韩凭夫妇反抗宋康王迫害，双双殉情而死后变成雄雌鸳鸯，相聚不散，后者讲述了人与仙女的爱情，均表达了古代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强烈愿望。

二是搜奇记逸的传奇小说。《唐传奇》是这类小说的代表作，标志着文言文小说发展的一个新时期。其中《柳毅传书》通过书生刘毅替洞庭湖君之女——龙女传书的神话题材，赞扬了刘毅正直无私、扶危济困的高贵品质。《霍小玉传》则正面反映了唐代现实生活。进士李益和名妓霍小玉相爱，两年后，李益毁约另娶高门女，小玉悲痛而绝。这个爱情悲剧深刻地反映了下层妇女的悲惨命运，控诉了唐代门阀世族制度的罪恶。另如《任氏传》、《李娃传》等都是写的成功的作品。清代《聊斋志异》的出现，光芒四射，代表了文言小说的最高峰。

三是或记人物言行，或记所闻轶事的杂录小说。南朝刘宋时的《世说新语》，就是专记魏晋文人、名士的言行和风度的。特别是有关统治阶级的凶杀篡夺、贪婪奢侈的记载，像王武子用人乳喂猪，石崇用蜡当柴烧等事实，较有认识价值。

文言小说中，有的通过言讲巫鬼妖怪、神仙道术或佛教灵异，宣扬了迷信思想；有的追求烟花粉黛、搜奇猎异的记述，或“锬虚无胜于言时事”，离开了现实生活，成为无聊消遣之作。这些都对后世读者有消极影响。

文言小说在流传过程，散佚严重。《太平广记》保存了唐以前的古小说；明刻有关丛书，存有大量文言小说辑本，是我们研究和整理文言小说的基础。

柳毅传书就文言短篇小说发展的这一条线，至宋，文言短篇小说大体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传奇体，这是唐人小说的余绪；二是笔记体短篇小立，它是童年期志人小说的演化；三是志怪体，这是童年期志怪小说的延续。宋人传奇小说的成就远不如唐人。“唐人大抵写时事；而宋人则多讲古事，唐人小说少教训；而宋则多教训”。“大概唐时讲话自由些，虽写时事，不至于得祸；而宋时则忌讳多，所以文人便设法加避，去讲古事。加之宋时理学盛极一时，因为小说也多理性化了。”总之，宋代传奇多与历史题材，总体成就不高，但也不乏散金碎玉之作，如奏醇的《谭意歌伟》、无名氏的《李师师外传》等。宋人笔记特多，为以前所不曾有过之现象。其中不少为说或近似小说。北宋初期，多记唐五代事，如孙光宽的北梦琐言；北宋中期以后，多记本朝事，如司马光的《涑水纪闻》；而南宋人则多记北宋旧年，如周辉的《清波杂志》等。宋代的志怪小说，“平实而乏文采”，其成就还不如记历史琐闻的笔记，但也有几部颇有影响的作品，如洪迈的《夷坚志》、吴淑的《江淮异闻录》等。宋人的文言短篇小说的成就虽不甚高，然数量与种类繁多，在小说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而宋人对文言小说的最大贡献，在于编辑了一部卷帙浩繁的《太平广记》，北宋初年以前的许多文言短篇小说，多赖以保存下来。

金元时期的文言短篇小说，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未超过宋代水平。但发展线索未断，且有一些较有影响的集子，如元好问的《续夷坚志》、刘祁的《归潜志》、淘宗仪的《南村辍耕录》等。

明代的文言短篇小说虽不能与同时代的白话长、短篇比肩，但在文言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著名的传奇、志怪、清言小说集有：瞿佑的《剪灯新话》、李祯的《剪灯余话》、邵景詹的《觅灯因话》、张潮编辑的《虞初新志》、何良俊的《何代语林》等。这些集子中有许多文情并茂的作品。另外，有些散文大家如宋濂、刘基、马中锡的文休中，亦间有若干小说名篇。

聊斋志异以宋初至明末的六百多年间，文言短篇小说大多晋唐，然又无一能逾越于唐。至清代而大变，文言短篇小说高度繁荣，产生了具有世界意义和影响的《聊斋志异》，把文言短篇小说的发展推向了最高峰。“用传奇法而以志怪”（鲁迅），概括了《聊斋志异》写作与内容两方面的基本特征。《聊斋》的“志怪”与六朝的“志怪”的根本区别在于：蒲松龄的“志怪”而不信“怪”，六朝人则“志怪”而信“怪”；六朝人“志怪”是有竟无意地宣扬“怪”，而蒲松龄的“志怪”乃是有意寓托于“怪”。《聊斋志异》有云：“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聊斋》一出，作出蔚起，虽无一能与之颉颃，但亦各有自己的成就。甚影响较显者有：王士祯《池北偶谈》、袁枚《子不语》（即《新齐谐》）、沈起凤《谐锋》、满人和邦额《夜谭随录》、曾衍东《小豆棚》等。之后，时治至光绪年间有王韬的《遁窟谰言》、《松隐漫录》、《淞滨琐话》和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等。鲁迅评后几种集子云：“其笔致又纯为《聊斋》者流一时传布颇广远，然所记载则已狐渐稀，百烟花粉黛之事盛矣。”另有程趾祥《此中人语》和贾名的《女聊斋》等。可见《聊斋》的影响及信作之盛况。《聊斋》风行百余年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相继问世。纪的对《聊斋》颇有微词，谓其为“才子之笔，非著书者之笔”。“訾(zhǐ底毁)其有唐人传奇之详,又杂以六朝志怪者之短”。（鲁迅语）鲁迅赞评《阅微》，谓其“隽思妙事，时足解蒉；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雍容淡雅，天越盎然，故后无人能夺其席。”但《阅微》侧重记事以明理，故事情节不够丰富，人物形象不够丰富，且议论过多，因而缺乏《聊斋》那样浓厚的小说意味，其学述价值高于文学价值。《阅微》之后，信者亦夥。清人笔记盛况空间，在文言短篇小说中，笔记小说所占比重最大。但笔记中普非全为小说，只是笔记中有不少符合小说要求的作品。它有待我们去鉴别与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