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坊是管理宫廷音乐的官署，肇始于唐。唐代外廷礼乐系太常寺职掌，内廷则归于教坊。盛唐时期宫廷音乐由封闭走向开放，新的音乐机构教坊和梨园的设立，实现了音乐的丰富创新，大大促进了俗乐的兴盛。

北京东四牌楼南边有条本司胡同。本司就是教坊司，本司胡同北有演乐胡同，南有内务部街(明、清叫勾栏胡同)。四牌楼南边还有马姑娘胡同，四牌楼北还有宋姑娘胡同、粉子胡同。 宋元以来，勾栏一直是演出游乐场所。后来也把妓院叫勾栏。而本司、粉子和众姑娘胡同等也是妓院所在。《析津日记》《日下旧闻考》《宸垣识略》都说就是旧日的北里。

唐宣宗以后,贵族子弟、新进举子盛行冶游。妓女聚居地叫平康里,在长安北门内,所以叫北里。

唐代以教坊为中心而延伸到社会各处的官伎、家伎、市井伎、私伎等演艺人员，以及佛寺道观的各种教义俗讲宣讲者，到宋代演变为以公共场所为中心的技艺群体。

这样东四牌楼南北好多条胡同，元、明时就是红灯区。但它不是一般的妓院。乾隆时吴长元的《宸垣识略》说得有趣：“京师倡家东、西院籍隶教坊，犹是唐宜春院遗意。东院以瑟，西院以琵琶，借勋戚以避贵游之扰。”可见这是隶属于教坊司的官家妓院，妓女会音乐技艺，大都供奉权贵皇亲，这样可以避免像一般妓院的侵扰。

乐籍是官家的妓院，隶属礼部教坊司，除召募部分女子外，大多是不花本钱一本万利的买卖。

教坊司原属六部之首的礼部，专门在庆典或迎接贵宾时演奏乐曲的。它有众多乐师和多种历代相传的乐器，蔚为大观。不想其中眷养一群妓女却是对礼乐绝大的讽刺。《元史・祭祀志》记忽必烈至元七年，太子和众官迎佛游皇城，其中有教坊司兴和署掌妓女杂扮队戏一百五十人。这些妓女能歌善舞，这又不同一般妓女了。

清石玉昆《三侠五义》第二十二回：包公立刻派人前去起赃。将她母女每人拶了一拶，发在教坊司：母为虔婆，暗合了贪财卖好之意；女为娼妓，又随了倚门卖俏之心。

清诗人龚定庵《京师乐籍说》说：“昔者唐、宋、明之既宅京也，于其京师及其通都大邑，必有乐籍，论世者多忽而不察。……是故募召女子千余户入乐籍。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钳塞天下之游士。”

龚定庵说京师有官妓，用色情腐蚀读书人的心志，花费他的资财，耗废他的才华，这样议论军国、臧否政事的文章可以不作了。是不是这样呢？

鲁迅在《病后杂谈之余》中引《弇州史料·南京法司所记》：“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犯人的妻女发配教坊司，野史记述不少。大概依此可作摇钱树。尤其犯了贪污罪的，或用它作些赔偿。政治犯像永乐对付政敌，则尽量使政敌难堪受罪。

还有送教坊司去的，是战争时俘虏了战败者的妻女，或战乱中强夺强掳的民间妇女。这也是不花本钱的。《清太宗实录》崇德三年（1638）七月丁丑，谕曰：礼部承政祝世昌狥庇汉人，奏请禁止阵获良人妇女卖与乐户为娼之疏，甚为悖谬。朕以娼妓有妨风俗，久经禁革。祝世昌沽名请禁，心迹显然。奉旨，交诸汉官会议。石廷柱、马光远等谓世昌“身在本朝，其心犹在明国。护庇汉人，与奸细无异”，应论死籍家，命从宽流徙边外。清太宗皇太极既颁布“禁革”之令，说明阵获妇女充娼妓现象确实存在，而汉官祝世昌却因谏止此事几乎酿成杀身之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