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子之乡特指抚州，抚州素称文献之邦。“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临川才子”是“临川文化”的得意之笔。据史料记载，从宋至明，抚州有文科进士2509人，占全省文科进士总数23%，有武科进士81人，登前三甲的有17人，享有“才子之乡”的美誉。历代乡贤的著书汗牛充栋，被选入《四库全书》目录的就有206种。晏殊、晏几道、陆九渊、王安石、曾巩、汤显祖、李觏、吴澄等大家的著作均为文学、哲学史库中的瑰宝。乐史、李绂、危素、朱思本等在地理、历史领域留下彪炳千秋的篇章。此外，在医学、军事学、文学理论和自然科学方面，古往今来都不乏抚州英才的辉煌篇章。

夏禹时地处扬州域。春秋时为百越之地。战国时属楚。秦时属扬州九江郡。汉改九江郡为豫章郡。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建南城县，属豫章郡。东汉永元八年（公元96年），分南城一部置临汝县，县治设在今抚州市，仍属豫章郡。

三国时为吴地，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建临川郡，郡治设在临汝县。两晋、南朝相沿。南朝梁陈时，以今之崇仁、丰城、永丰、新淦等县增置巴山郡。临川郡初属江州，陈武帝时与巴山郡同属高州。隋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废郡扩州，以临川郡并巴山郡之一部置抚州，隶属洪州总管府，抚州从此定名。

五代时，属杨吴，升为昭武军。宋朝，分为抚州和建昌军，属江南西路。元朝改为抚州路、建昌路，另置南丰州，同属江西行中书省。

元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改抚州路为临川府， 不久易名抚州府。同年二月升建昌路为肇昌府，九月改为建昌府。明洪武初，仍设抚州府、建昌府，南丰降州为县，属建昌府，均隶属江西承宣布政使司湖东道。清时仍称抚州府、建昌府，属南抚建道。辛亥革命后，废府及直隶州。

民国2年（公元1913年），全国实行县制，次年，全省划四道分领八十一个县，原抚州府、建昌府境内各县隶属豫章道。民国15年（公元1916年）废道，各县直隶省政府。民国21年（公元1932）划全省为十三个行政区时，原抚州、建昌两府各县分属第五、七、八、十一行政区。

民国24年（公元1935年）后， 行政区屡有变更，除广昌县属第八区外，域内各县均为第七区。1930年至1934年间，黎川、资溪、广昌、南丰、宜黄、乐安等县均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分属苏区闽赣省和江西省。 1932年7月，东乡珀玕一带也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属苏区赣东北省。

1949年5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抚州，7月1日组建抚州分区，江西省抚州分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驻临川市（今抚州市城区）。 1950年9月13日，改抚州分区为抚州区。

1952年8月，更名为抚州专区。1967年3月，改名为抚州地区。1968年2月，复称抚州专区。 1971年1月22日，再度改为抚州地区。2000年6月23日，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抚州地区，设立地级抚州市。2000年10月20日，抚州市人民政府正式挂牌。

“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临川才子”是“临川文化”的得意之笔。自古以来，临川才子之多向为世人瞩目。“临川先生”王安石家族一门八进士，兄弟俩宰相。“临川文化”区内乐安流坑“千年古村”的“子男双封爵，文武两状元，参政代天子，师保五六人，一门十进士，两朝四尚书，进士五十二，知县四十多，乡举百六余，会解监元群，乡贤祀十二，秀才如繁星”的记述，就是临川才子涌现的生动写照。

据有关资料统计，自宋而清，仅临川（抚州）进士及第者2000余人，涌现了举世瞩目的才子群体。王安石、汤显祖、曾巩、晏殊、晏几道、陆象山、乐史、饶节、谢逸、谢过、李觏、吴澄、纪大奎、李瑞清、谭纶、陈自明、危素、蔡上翔、吴与弼、罗汝芳、陈彭年、危亦林、邓茂七、徐奋鹏、陈际泰、罗万藻、章世纯、艾南英、黄爵兹、欧阳竟无等等，就是临川（抚州）古代才子群体中的佼佼者。

抚州不仅文化名人多，而且档次高，成就大。列入《中国名人辞典》的鸿儒100多人。《江西历代文学艺术家大全》共收录了1296人，其中抚州籍名家317人，几占四分之一。“宋词四开祖，临川有二晏”，“唐宋八大家，曾巩、王安石”，“江南四才子，陈、罗和章、艾”。“江西诗派”前期25人，临川有谢逸、谢过、汪革和被陆游称为“诗僧第一”的尧节。

全国两宋词人867人，江西为153人，而抚州就占44人。特别是北宋著名词人晏殊、伟大改革家王安石、文章大家曾巩、南宋心学大师陆九渊、明代剧坛伟人汤显祖等，不仅对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而且赢得了世界性的崇高声誉。

文化之邦，才子之乡，常是名人墨客聚会之地。历史上有不少名人学士来临川（抚州）任职和宦游。东晋王羲之、南朝谢灵运、唐朝颜真卿、南宋陆游等，曾在这里为官；宋代诗人黄庭坚、梅尧臣、范成大、明代思想家李贽、徐霞客也都来过此地游览常驻。《世说新语》和《诗品》的编著者刘义庆和钟嵘均袭封临川王。这些名人学士在临川都留下了大量遗墨华章，为闪光的临川才子群体增添了辉煌。

近、现代史上，抚州的政界要员、科技名流、文坛巨匠、音乐明星、留学博士同样各领风骚。黄禄祥、孙海华、饶毓泰、周建屏、赵醒侬、傅烈、游国恩、肖涤非、舒同、李井泉、盛中国、盛中华等，都是抚州人氏。他们超群拔萃，卓有成就，为丰富和推动人类文明，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才乡代有才子出”，“临川神童今朝多”。从1977年恢复高考至1993年，全市各类学校为全国大中专院校输送新生58415名，其中少年大学生147人，仅抚州一中、二中被录取的少年大学生就有62人，在国外留学20人。

出现了像临川县河东乡农民武进兴的“大学生之家”（6个儿子，5个考上大学，1个考上中专），临川县罗针乡朱家村的“大学生之村”（全村总人口240人，拥有大专以上学生40名）。兄弟出国，姐妹留学，一家五个儿女出了三个博士、两个硕士。这类现象在抚州是屡见不鲜的。1984年以来，抚州市中小学生在全国性和全省性的数、理、化三科大赛中，共有2284人次获奖。其中获全国一等奖的153人次，获全国二等奖的365人次，获全国三等奖的740人次。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称此为“临川现象”。

引起了国内外学者、专家以及新闻界的极大兴趣和关注，纷至沓来地对“临川才子现象”进行考察、研究和探讨。抚州市2006年共有名47考生录取清华、北大。抚州市2007年共有名66考生录取清华、北大。抚州市2008年共有名40考生录取清华、北大。2009年共有名考51考生录取清华、北大。2010年共有51名考生录取清华、北大。每年考取人数占江西省录取人数的百分之三十二，可谓“三分天下”在临川。

作为抚州区域历史时代精神之精华的哲学思想，是“临川文化”的精髓。优秀的才子群体，必然产生一流的思想家、哲学家。以李觏、王安石、陆象山、吴澄、吴与弼、罗汝芳等哲人为代表的哲学思想的形式和发展，为中国文化进入强化期作出了杰出贡献。

李觏，是我国一位具有朴素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著名哲学家。他从“阴阳二气会合”而生万物的观点出发，说明了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并大胆地主张“通变”，“量时制宜”，他认为挽救失误，克服弊端最有效的办法是变革。特别是他目睹朝政混乱，决心站在革新者一边，撰写了《富国强兵三十策》、《庆历民言》和《盱江文集》，在政治、军事、经济、法学、伦理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见解，后人誉为“医国之书”。

南宋理学家陆象山，融孔孟思想和禅佛思想于一炉，建立了一个与程朱“道学”相抗衡的“心学”哲学体系。他所强烈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注重思考精神，在客观上起了解放思想的作用，成为“临川文化”重要的精神动力。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元代杰出的哲学家吴澄，“和会朱陆”，即以陆学为主而参与朱学，强调自识本心的途径和方法，独成一家，创立了“草庐学派”。明代思想家罗汝芳曾作为泰州学派的重要人物蜚声全国。他否认“存天理、灭人欲”的正宗教条，持见新奇，另辟蹊径，一扫宋明理学迂谨之腐气。明中期我国商品经济繁荣，市民阶层崛起，资本主义萌芽，罗汝芳的哲学思想体现了这一时代的要求，出现了将唯心主义理学向唯物主义理学方向转化的大突破。

特别是王安石的“荆公新学”和“熙宁变法”达到他所处时代思想理论和政治实践所能达到的高峰。面对自两汉以来，代表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守旧、迂腐的思想学说和“二程理学”的沉闷统治，王安石在哲学、经济、教育、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新的思想体系——“荆公新学”，为他的“熙宁变法”提供了充分的思想理论基础。他概括了北宋蓬勃发展的自然科学成就，继承了李觏的唯物主义思想，建立了以“气”一元论为基础，以“天人不相干”的思想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了万物皆变和运动变化的根据在于事物内部有“藕”、有“对”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在认识论上，提倡调查和“体验”，主张学而知之、勤思好学的反映论。

值得一提的是王安石所描述的“元气—阴阳—五行—万物”的宇宙生成理论，不仅在哲学上而且在自然科学上都有很高的价值。他天才地猜测宇宙的起点，不是在空间上相互间断的物质微粒，而是一种绵延连续的物质——“元气”。“元气”是物质和空间的统一，空间不再是容纳物质的框架；他所描绘的宇宙发展过程，不是机械力的作用过程，而是一种形态物质向另一种形态物质转化的过程。

王安石的宇宙论比起欧洲的宇宙论，包括古代原子论者的宇宙生成论和近代康德—拉普拉斯的星天假说，都要前进得多，合理得多。在这个思想基础上，王安石大胆地提出了“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振聋发聩的政治思想。难能可贵的是，他从这些思想出发，积极倡导和推行政治变革，轰轰烈烈地干了一番改革事业。面对“积贫积弱”的政治局面，他两度为相，发动和领导了举世闻名的“熙宁变法”运动。这场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赵宋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社会、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威武雄壮的社会变革运动。因此，王安石被列宁称赞为“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

抚州是江南地方戏曲出现最早和最兴盛地之一。南方戏曲，以“永嘉杂剧”为始祖，最早传入南丰。清康熙初年，宜黄产生的“二黄腔”已在浙江流行，后传播到安徽、湖北，再经艺人加以创造，遍及全国。嘉靖年间兵部尚书谭纶又将海盐腔带回家乡宜黄，宜黄戏子竟有千人之众。抚州采茶戏，是抚州地方戏的一支劲旅，很受当地人民的欢迎，得到戏剧界的青睐。

傩舞，是“中国古代舞蹈的活化石”，是“临川文化”的一块瑰宝。抚州是我国“傩舞之乡”。江西10个“傩”县，抚州占6县，其中又以南丰傩为最古老、最系统、最完整，“延今三千余年”，至今袭而不衰，蜚声中外。抚州戏曲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塑造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一位戏剧巨人汤显祖。他的代表作“临川四梦”，即《牡丹亭》、《紫钗记》、《南柯记》、《邯郸记》，标志着我国明代传奇戏剧发展的新高峰，在中国戏曲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形成了抚州独特的戏曲文化。早在20世纪中叶，他的剧作已不断被译成英文、日文、法文在国外广泛传播，争相上演。近几年，上海昆剧团赴法国演出《牡丹亭》，反映依然十分强烈。汤显祖与英国的莎士比亚齐名。日本戏曲史家青木正儿指出他们是“东西曲坛的伟人”。中国人称汤显祖为“东方的莎士比亚”；外国人称莎士比亚为“西方的汤显祖”。

宋朝时，抚州不仅农业、手工业跨入了全国的先进行列，商业贸易也出现惊人的奇迹：淳熙年间，抚州布商陈泰将巨资散贷给崇仁、乐安、金溪乃至吉安等广大地区的农民，作为生产苎麻和夏布的本钱，以定购他们的产品。这种经营方式，在国内尚无先例。到明朝，抚州商人的足迹已遍及全国。万历年间，云南居民“十有五六”原籍在江西抚州，就连缅甸一带村落中的首领、头人也绝大多数是抚州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福建等省，也是抚州商人活动的重要区域。湖南一带至今还有“无江西人不成市场”的说法。

抚州才子不仅在文化艺术方面有突出贡献，而且在科学技术方面也有重要成就。特别是在物理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上，曾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宋代地理学家乐史，著有地理学巨著《太平寰宇记》200卷，堪称古代地理学巨臂，为研究我国历史地理要籍。著名地理学家朱思本，耗10年之功，绘成《舆地图》两卷，在制图史上是一个杰出的创造。“旴江医学”在江西医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仅宋、元、明、清四代，盱江流域各县有传略可考的医学家多达200余人，医学著作100余种，是我国古代医学宝库的珍贵遗产。元代医学家危亦林，著有《世医效方》，其中关于麻醉药的使用，骨折复位的悬吊复位法，创世界最早纪录，各国沿袭至今。当代中国物理学家有“四大名旦”，抚州的饶毓泰就是其中一“旦”。

抚州的教育事业长盛不衰。宋代全国书院仅400余所，抚州就有40多所，占1/10强。自宋至清，江西共有进士10553名，其中，抚州就有2450名，约占全省总数的23%。千余年间，“地无城乡，家无贫富，诗书之声，尽室皆然”。民国时期虽然战乱频仍，许多学校辗转迁徙而师生不散，学风不衰。历代相袭的尊师重教风气，使得抚州教育至今仍在全国居领先地位。

抚州民间文化艺术多姿多彩，并有着深厚的历史积淀。南丰、乐安、广昌一带的傩舞被誉为“中国舞蹈艺术活化石”；多种多样的灯采、道情、采茶戏源远流长。境内古代民居星罗棋布，古寺、古塔、古桥、古戏台、古牌坊等各具特色。被称为“千古一村”的乐安流坑展现出抚州明清两代的建筑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