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军是晚金时期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对金朝的存亡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同蒙古军队的作战中，忠孝军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在金朝史、中国史乃至十三世纪的世界军事史上占有一定地位。

金朝政府之所以组建忠孝军，是因为：

金朝自从金宣宗即位以来，一味避战，苟且偷生，朝中正人君子多不得用，奸臣近侍屡受重用，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日益残破。又幻想从南方得到补偿，与南宋开战，结果陷入内外交困的窘境。给金哀宗留下了一个疮痍满目的烂摊子。哀宗即位，决心全力抗蒙，他派人到南境“榜谕宋界军民更不南伐”，在正大元年（1224年）开始与西夏讲和，到二年九月“夏国和议定，以兄事金，各用本国年号，遣使来聘，奉国书称弟”。与宋朝、西夏结束战争状态，集中兵力全力对付蒙古。在内政上罢黜了蒲察合住、尼庞古华山二奸臣 ，启用一批抗战派将相。又下诏为抗击蒙古牺牲的将领立褒忠庙，“正大二年，哀宗诏褒死节士，若马习礼吉思、王清、田荣、李贵、王斌、冯万奴、张德威、高行中、程济、张山等十有三人，为立褒忠庙”，激励抗蒙将士。值得注意的是，名单中除了马习礼吉思一人为西域人外，其余皆为汉人。以上表明，哀宗初政，尽管没有祛除宣宗时期的弊政，但是他决非坐以待毙之君，他力图集中一切可能的力量进行抗蒙，这是肯定的。建立忠孝军就是这个意图的一部分。

金朝本来以骑兵横行于天下，但是在蒙金战争初期，蒙古军在降蒙契丹人的引导下袭击了金朝的群牧监，使得金军马匹大部落入敌手，“下金桓州，得其监马几百万匹，分属诸军，军势大振”，有诗称“更献监牧四十万”“更得金源四十万，大青小青绝世无”。以上数字不免有些夸大，但是金军马匹落入蒙古之手无疑是事实，由于监马丧失，金朝被迫在作战中由骑兵为主转变为步兵为主，如移剌福僧上书金宣宗“山东残破，群盗满野，官军既少，且无骑兵”。把胡鲁也说“所在屯兵，率无骑士” 。元光元年（1222年），为防备蒙古军“长驱而深入，虽京兆、凤翔、庆阳、平凉已各益军，而率皆步卒”。因为如此，早在宣宗年间就试图重整骑兵，到哀宗时，编组了忠孝军和里合军等，其中忠孝军“人有从马，以骑射选之乃得补”。沿用和恢复金朝初年一兵有二马的旧制。组建精锐骑兵的努力还是收到了一些效果，当时人认为“自正大改立马军，队伍鞍勒、兵甲一切更新，将相旧人自谓国家全盛之际马数则有之，至于军士精锐、器仗坚整，较之今日有不侔者，中兴之期为有望矣”。某种程度上寄托了人们对“中兴”的期望。忠孝军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金史》有一段话描述了忠孝军的民族成分：“忠孝一军，皆回纥、乃满、羌、浑及中原被俘避罪来归者，鸷狠凌突，号难制”。让我们分析一下这里的民族。

以上显示，忠孝军的民族来源范围很广，金朝境内的民族几乎都被卷入。

忠孝军的骑兵战术是意图恢复金初女真骑兵的战术。金初女真骑兵的特点是骑兵，装备重甲，作战坚忍，长于弓矢，宋军将领有很强的体会，如吴璘说：“璘与先兄束发从军，屡战西戎，不过一进却之间，胜负决矣。至金人则胜不追，败不乱，整军在后，更进迭却，坚忍持久，令酷而下必死，每战非累日不决，盖自昔用兵所未尝见。”当女真骑兵与敌交锋一个回合失败后，即利用战骑的机动性退出战斗，重整队形，连续冲锋。宋人有记载说“虏用兵多用锐阵，一阵退，复一阵来，每一阵重如一阵。重兵既多，即作圆阵以旋敌人；若敌人复作圆阵外向，即下马步战，待其败走，上马追之”“胜则整队而缓追，败则复聚而不散，其分合出入，应变若神，人自为战则胜”“虏有流言曰‘不能打一百余个回合，何以谓马军！’盖骑善乎往来冲突而已”。王曾瑜先生分析说：“在著名的仙人关、郾城、颍昌等战役中，宋金两军都是打了数十回合，才分出胜负。女真骑兵在甲胄和兵器负荷很重的状况下，能屡败屡战，连续作战，确为有别于辽和西夏骑兵的很大优点。”

《金史》中有记载“陈和尚御之有方，坐作进退皆中程式，所过州邑常料所给外秋毫无犯，街曲间不复喧杂，每战则先登陷阵，疾若风雨，诸军倚以为重”，让我们来看看记载的同时期金军的军纪。比如张行信向皇帝说“今日之急，惟在收人心而已。向者官军讨赋，不分善恶，一概诛夷，劫其资产，掠其妇女，重使居民疑畏，逃聚山林。”陈规也向皇帝奏报“臣因巡按至徐州。去岁河北红袄盗起，州遣节度副使纥石烈鹤寿将兵讨之，而乃大掠良民家属为驱，甚不可也”。按照陈规的说法，被掠之人不仅有汉人，还有女真人。大将移剌蒲阿“好趋小利”“副枢以大将为剽掠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者则不复计”。从以上论据说明，忠孝军的军纪确实是相对优秀的。

《金史》称，忠孝军“增月给三倍它军”，那么需要参考其他军队的军俸，得出三倍究竟具体在什么程度的问题，由于金朝末年财政极端困窘，竭泽而渔。“南渡二十年，所在之民，破田宅，鬻妻子，竭肝脑以养军”，对军俸作了好多临时性的规定，如宣宗兴定三年七月“籍邳、海等州义军及胁从归国而充军者，人给地三十亩，有力者五十亩，仍蠲差税，日支粮二升，号‘决胜军’”。宋人记载金人招兵，兵士和家属每人各“日支麦二升”

金军在三峰山之战失败后“括京师民军二十万分隶诸帅，人月给粟一石有五斗。”，在财政如此困难的情况下，仍然给予忠孝军三倍于他军的军俸，确实优厚，但是也造成了忠孝军和他军的矛盾问题。

金哀宗在集中兵力抗蒙后，战场上取得一系列的胜利，正大元年（1224年）九月，移剌蒲阿收复泽潞，二年恒山公武仙复归金朝，三年（1226年）八月，移剌蒲阿收复曲沃和晋安，蒙古守将刘德仁战败而死。四年（1227年）二月，移剌蒲阿和纥石烈牙吾塔收复平阳，生擒蒙古守将李守忠，继而又攻青龙堡，蒙古守将李伯温战死。五月，武仙率兵收复河东重镇太原，击毙蒙古守将攸哈剌拔都。金朝在河东战场上取得了节节胜利。但蒙古军在西部战场上加紧了攻势，正大七年（1230）正月战于大昌原，击败蒙古军。使得蒙古军开始正视金军的力量。哀宗下诏褒奖，授陈和尚“定远大将军、平凉府判官，世袭谋克”。一说忠孝军在1228年在大昌原战胜蒙古军，据清毕沅编《续资治通鉴》考证实为讹误。

正大七年（1230年），因为蒙古军在陕西作战失利，窝阔台大怒，决意亲自领兵南侵。正大七年七月，窝阔台与弟拖雷、侄蒙哥统率大兵，向金朝的山西进攻。金朝将领武仙领兵围攻潞州的蒙古军。窝阔台命塔思领兵救援。武仙退保潞州东原上。金将移刺蒲阿领兵夜袭蒙古军，塔思战败，蒙古辎重、人口都被金军俘获。武仙还军，攻占潞州。十月，窝阔台再遣万户宴只吉台与塔思等攻潞州。武仙遁走，还屯卫州。蒙古真定万户史天泽等率领河北蒙、汉军围攻卫州。哀宗调遣完颜合达、移刺蒲阿领兵十万救卫州。完颜合达等先遣完颜陈和尚忠孝军及亲卫军等三千人作先锋出击，蒙古兵败退。卫州围解。陈和尚参加了这场战斗，忠孝军为主力“六年（应为七年之误），有卫州之胜”，将此战功劳系于陈和尚名下，可见作用之一斑。宋元的史料同样说明是金军战胜，元史记载“金将完颜合达以众十万来援，战不利，诸将皆北”，隐讳地说出了蒙古军的败绩。大金国志记载正大六年（应为七年）“大军攻卫州，遣平章完颜合达领高（英）、樊（泽）诸将救卫州，连战数十日，大军失利”，同样记载为蒙古军战败。

正大七年（1230年）十一月，蒙古兵攻潼关、蓝关，不能下，退军。正大八年（1231年）正月，蒙古速不台军攻破小关，攻掠卢氏、朱阳。潼关总帅纳合买住领兵拒战，求援于行省。“省以陈和尚忠孝军一千，都尉夹谷泽军一万往应，北军退，追至谷口而还。两省辄称大捷，以闻。”照这种说法，金军战胜有虚夸的嫌疑，但是根据金宋元的史料旁证，事实并非如此。《金史》说“正大庚寅倒回谷之役，渊尝上书破朝臣孤注之论，引援深切，灼然易见，主兵者沮之，策竟不行”，因为这场战役以至使朝臣产生了欲孤注一掷的想法，可见并非小胜，大金国志记载蒙古军“选四万人刊石伐木，凿商於之山，斡腹入蓝关之内，为（完颜）合达所败，丧万余人及马数万匹”，损失兵马在万人以上，可见为大败。元史也能看出同样问题，大将速不台“从攻潼关，军失利，帝责之。睿宗时在藩邸，言兵家胜负不常，请令立功自效”。蒙古大汗亲自指责大将速不台，可见蒙古对这次战败的重视程度。

这是金朝具有决定性的一次战役，金军尽管作战勇敢，但是因为战略失误，粮食不足，士卒疲敝，加之天时不利等一系列因素最终失败告终，元人记载“金人死者三十余万”，元初重臣、对金朝历史颇有研究的郝经也曾赋诗三峰山之战“天欲亡人不可为，六合横倾数丈雪。人自为战身伴疆，空拳无皮冻枪折。力竭慷慨赴敌死，死恨不能存社稷。至今三峰山白骨尽衔铁，老臣一片忧国心，惨澹悲风与寒月。”“短兵相击数百里，跃马直上三峰山，黑风吹沙河水竭，六合乾坤一片雪。万里投会卷土来，铁水一池声势接。丞相举鞭摔沾言，大事已去吾死节。彦章虽难敌五王，并命入敌身与决。逆风生堑人自战，冰满刀头冻枪折。一败涂地直可哀，钧台变作髑髅血。二十万人皆死国，至今白骨生青苔”。完颜陈和尚率领残兵进入钧州，等到蒙古军杀掠稍定时走出，“自言曰：‘我金国大将，欲见白事！’兵士以数骑夹之，诣行帐前。问其姓名，曰：‘我忠孝军总领陈和尚也。大昌原之胜者我也，卫州之胜亦我也，倒回谷之胜亦我也。我死乱军中，人将谓我负国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军想要让他投降，“斫足胫折不为屈，豁口吻至耳，噀血而呼，至死不绝。大将义之，酹以马湩，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当令我得之’时年四十一”。慷慨殉国。忠孝军并没有全军覆没，残余仍然在其他战场上作战。

天兴二年（1233年），宋朝同蒙古联合夹击金朝。八月，宋兵围攻唐州。金唐州守将乌古论黑汉遣使求援。金哀宗命权参政乌林答胡土“领忠孝军百人，就征西山招抚乌古论换住、黄八儿等军赴之”，但是“胡土率兵至唐，宋人敛避，纵其半入城，夹击之，胡土大败，仅存三十骑以还，换住死焉”。宋军攻克唐州，又进攻息州，哀宗派抹燃兀典领兵救援。“兀典等赴息，既至之夜，潜遣忠孝军百余骑袭宋营于中渡。我军皆北语，又散漫似之，宋人望，骇愕奔溃，斩获甚众。”，说着蒙古语冲击宋军，宋军认为蒙古军来袭，溃散而去，金军大胜而还。关于这次战斗，《宋史》记载关于夹攻金朝事最详的《孟珙传》并无此战记录，主要说元人修宋史时无国史馆的孟珙传，孟珙传取材于刘克庄的《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四三《孟少保神道碑》，出于赞美墓主的缘故，此传大力宣扬宋军战功，经当代学者考证，许多不可尽信，如讲孟珙救蒙古大将张柔于危机之中，而根据元好问《遗山集》卷二六《顺天万户张公勋德第二碑》，情况则正好相反。

金哀宗于天兴元年逃离开封,准备进攻河北，遭到失败。这时金朝又发生一系列政治矛盾，由于没有处理好忠孝军和他军的关系，反而不断激化矛盾，导致忠孝军首领蒲察官奴发动归德政变，杀了与其有尖锐矛盾的马用和石盏女鲁欢等一些大臣，暂时控制了局面，官奴的母亲在河北兵溃时为蒙古军俘获，哀宗让他借其母被俘事向蒙古施计，于是他秘密遣使告诉蒙古军统帅，他欲劫持哀宗出降，蒙军信以为真，放归其母，并派来使者二十余人，都是契丹、女真人，官奴通过他们了解了情况，“因知王家寺大将所在，故官奴画斫营之策”，但是忠孝军将士只知道要议和，不知内幕，议和活动遭到强烈反对。“先是，忠孝军都统张姓者，谓官奴决欲劫上北降，遂率本军百五十人围官奴之第，数之曰：‘汝欲献主上，我辈皆大朝不赦者，使安归乎？’”于是官奴向大家保证不与蒙古通谋，并表示把母亲交给官兵作人质，风波平息，五月五日晚“军中阴备火枪战具，率忠孝军四百五十人，自南门登舟，由东而北，夜杀外提逻卒，遂至王家寺。上御北门，系舟待之。虑不胜则入徐州而遁。四更接战，忠孝初小却。再进，官奴以小船分军五七十出栅外，腹背攻之。持火枪突入，北军不能支，即大溃，溺水死者凡三千五百余人，尽焚其栅而还”。本来蒙古军扎营的位置并不怎么好，史天泽就提醒过“新卫达鲁花赤撒吉思不花欲薄城背水而营，天泽曰‘此岂驻兵之地乎！彼若来犯，则进退失据矣”，让金军捞到便宜，蒙古军损失也很严重，大将撒吉思卜华“薄北门而军，左右皆水，其舟师日至。癸巳四月，其将官奴夜来斫营，腹背受敌，撒吉思卜华与一军皆没”。另一汉军大将董俊“金兵夜出，薄诸军于水，俊力战死焉”，金军获得重大胜利。值得一提的是，历史上首先用《元史》补正这次袭营的是清代史学家赵翼，他使用了《元史》的这几个传。并说关于蒙金之战“是《金史》不明晰处，必参观于《元史》也”。获得这次胜利后，蒲察官奴并没有摆脱困境，不久便被哀宗所杀，哀宗于是出奔蔡州。

忠孝军是金末战力最强的部队，但就是这样一支部队，也难逃金朝军制腐败的魔掌。

忠孝军在逆境下，涌现出大批慷慨殉国的忠义之士，但忠孝军毕竟是一支只有7000余人的军队，独木难支，无法挽救金朝政权的灭亡。

忠孝军中有千户，有万户，如金廷以“特恩”将蒲察官奴“收充忠孝军万户”，有都统，如“忠孝军都统张姓者”，有提控，如蒲察官奴“迁本军提控”，又有“忠孝军提控姬旺”、柴荣、李德。忠孝军总领有夹谷爱合、完颜达鲁欢、完颜彝、蒲察定住等。金哀宗困守蔡州时，有忠孝军元帅蔡八儿、王山儿等。忠孝军所以设元帅、总领多人，说明非单独成军，而是分军多支，“凡进征，忠孝居前”，与其他步兵协同作战。忠孝军最多时不过万人，却放置如此之多的将校，名将完颜彝也如同九牛一毛，无法独自统帅军队，这样的部队，很难发挥出强大的生命力。可以看出，金朝后期将多兵少，编制臃肿，十羊九牧，加速了金朝在军事上的溃败和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