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森玉（1881年8月17日—1971年5月19日），名鸿宝，字森玉，以字行，浙江吴兴（今浙江省湖州市）人。中国文物鉴定家、金石学家、版本学家、目录学家、文献学家。

清光绪七年（1881年）8月17日（夏历七月廿三日），徐森玉（名鸿宝）生于浙江吴兴（今湖州市）菱湖镇。兄守之（名鸿猷）长其9岁。母亲闵氏，出身名门，世代以刊刻古籍为业。母亲闵氏亦能刻版印书，徐森玉耳濡目染，很早就接触版本之学。后入白鹿洞书院，从学者于式枚学习，贯通经史，尤工骈俪，打下了扎实的文史哲基础。

1884年，父亲携全家至江苏泰州谋职、定居。弟鹿君（名鸿宾）生，小其三岁。母亲授其诗书。1888年，父亡。1890年，家境贫寒，兄守之只身入川为幕府，闵太夫人携两兄弟投奔江西九江知县之本家叔父。太夫人在县衙家塾教授侄女辈，两兄弟则附读于县衙之家塾。

1893年，徐森玉天资聪敏，且已有古文功底，家塾两年后，塾师已无力任教，乃建议其投考江西庐山白鹿洞书院。入白鹿洞书院，受业于式枚（晦若）之门8年，打下国学、版本目录学基础。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考入山西大学堂，读化学。在校期间，即著有《无机化学》和《定性分析》，校中称为“奇才”。山西大学堂监督（校长）宝熙十分赏识他的才华，经常邀他鉴赏古物，共同探讨、考证、鉴定、研究文物，从而奠定了他成为文物鉴定家的基础。历任奉天测图局局长、清廷学部图书局编译员。民国建立后，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

1902年以每年所得奖学金之部分，供弟鹿君入山西大学堂读书。撰写《定性分析》一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905年毕业于山西大学堂化学系。时山西大学堂监督（校长）宝熙（字瑞臣，清皇族）甚赏其才华，经常接其进府谈古论今。徐森玉以后成为一代著名古文物鉴定大师以及金石学、版本目录学专家，与宝熙有关。

1906年至奉天任测绘学校及实业学校监督（校长）。1907年回泰州与王氏完婚。1908年编撰《无机化学》出版。

1911年，徐森玉为红十字会赴武昌救护辛亥革命志士。1912年任教育部佥事。安家北京，初住石驸马大街内鲍家街，与周肇祥（字养庵）同住，后迁至都城隍庙街（今成方街）。

1915年，清史馆成立，赵尔巽任馆长，聘其为协修，主修《职官志》。1918年，任教育部佥事和秘书，和鲁迅共事。1919年，委托商务印书馆张元济影印《北山录》。1921年6月3日，北京国立八校教职员请愿，马叙伦、李大钊、沈兼士等在总统府（新华门）前被军警打伤，由其护送至德国医院救治。

1922年2月15日，由教育总长齐耀珊签署教育部委任令：“兹派本部佥事徐鸿宝（徐森玉）为京师图书馆主任，仰即遵照。”同年2月16日，俞泽箴日记中就记载了：“今日部中来训令，派同乡徐森玉来主任馆事。”7月，徐森玉辞去京师图书馆主任一职。

1924年2月，在俞泽箴日记中，有“长沙（章勤士）去职，仍由吴兴（徐森玉）来任主任”的记载。1924年11月，冯玉祥逐溥仪出宫，徐森玉被派驻由当局与逊清共同组成的善后委员会工作，担任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及东陵盗案审查委员会委员。是年，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

1927年，徐森玉中年皈依三宝，精研唯识，与韩德清居士建三时学会。是年秋，迁居三时学会，公余之暇，茹素研读经书。1931年与袁同礼、赵万里集资购明万历丁巳（1617年）刻本《金瓶梅词话》，并影印120部。1933年故宫文物迁往上海，藏法租界四川南路天主堂，参加精选文物。

1937年8月，故宫文物南迁，率第一路由南京出发溯江至武汉，转由粤汉路到长沙。11月，由长沙潜赴天津，抢救居延汉简。

1939年春，徐森玉主持故宫古物南迁，在贵州安顺逗留经年，住读书山。因日寇又将西侵，只得与同伴携带文物进行更艰巨之转移，翻越数十道大山，历时两月，始到重庆。时腿部伤残，不良于行。

1940年12月，至上海，与郑振铎、张寿镛、张菊生、何炳松收购古籍善本。至1941年7月结束，携带80箱孤本善本赴香港，经桂林到重庆。1941年将在上海所购古籍精选编为《玄览堂丛书初集》。“玄览”二字取意《文赋》：“伫中区以玄览，移情志于典坟。”1942年为抢救《赵城藏》献策。该藏后由山西八路军抢救成功，现藏北京国家图书馆。

1947年6月19日，集中于重庆的故宫博物馆文物，开始向江苏南京发运，历时半年，全部运到南京朝天宫库房。1948年11月中旬，在蒋复璁电召下赴南京，于翁文灏宅参加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联席会议，与会者还有王世杰、朱家骅、翁文灏、傅斯年、李济等，讨论文物迁台事。会上推徐森玉、李济督运及照料文物。12月13日，徐森玉在给台静农信中言及此事云：“衮衮诸公妄以台湾为极乐国，欲将建业文房诸宝悉数运台，牵率老夫，留京十日，厕陪末议。期期以为不可，未见采纳。”从此与故宫博物院脱离关系，隐居上海，并将南京所予赴台湾机票上交。

1949年5月，上海解放。8月，陈毅领导建立上海文物保管委员会，任命文物专家李亚农为主任，党外人士、著名文物鉴定家及图书版本专家徐森玉为副主任。

1951年秋，受周恩来总理委派和文物整理委员会主任马衡南下至广州，赎取“三希堂”中之“二希”（即王献之《中秋帖》、王珣《伯远帖》）。经二老鉴定确属“二希”无误，乃以35万元港币（合人民币27万元）易得，由马衡等带至北京，完成国宝回归之使命。

1953年收购刘体智所藏甲骨文1万片，并以1万元收购一枚宰丰骨（1930年代殷墟南小屯出土商代帝乙帝宰时期之牛肋骨），刻辞文字及图案均以绿松石嵌饰，精美绝伦。

1960年80遐龄，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室为其祝寿。1960年兼上海博物馆馆长及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他策杖四处走访，为国家征集、鉴定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特别是晋代王献之、王羲之宋代司马光、苏东坡的真迹；秦汉以来的帝王印玺、商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殷墟出土的龟甲骨片。

1962年，中央文化部向徐森玉颁发了嘉奖令，表彰他为文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

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握着他的手深情地称呼他为“国宝”。

“文革”伊始，便被打入“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备受抄家、批斗之辱。

1971年5月19日，被“四人帮”迫害逝世，时虚龄91岁。

1979年2月16日，上海市为徐森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郑重地平反昭雪，为他恢复名誉。

1985年，其子女遵照他的遗愿，将他生前的一万馀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1971年5月19日，徐森玉在上海含冤去世。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春，徐森玉不辞艰险，押运故宫文物转移至后方安全地带。途经贵州安顺，由于车祸事故，足部受伤致残。“孤岛”时期上海不少珍贵古籍流失海外。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张元济、郑振铎致电重庆，要求政府抢救古籍。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底，徐森玉受重庆方面委派赴沪收购善本图书。历时七个月，与郑振铎一起竭尽全力抢救举世闻名的藏书家——刘氏嘉业堂、张氏适园、刘氏回海堂、陶氏涉园、邓氏凤西楼等所藏珍贵版本古籍，拣选、收购了一大批，而且冒险将最精的82部宋元版本502册，亲自携带经香港转运至重庆，为保护古籍作出了贡献。

从1940年春至此，他们在两年不到的时间内购得善本3800余种，仅宋元刊本就有3000多种。明清善本先后捆扎成2000多个邮包，邮寄到香港，由叶恭绰和许地山负责存在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内。

1923年底，浙江省教育厅向教育部提出申请，拟以京师图书馆所藏文津阁《四库全书》本，校录、补抄浙江图书馆藏文澜阁《四库全书》所残缺的二千七百馀卷。徐森玉便与浙江省教育厅所派人员进行接洽，协调办理抄书事宜。徐森玉也关注、协调《四库全书》影印出版事宜。1925年，时任教育总长章士钊再次申明影印《四库全书》的重要性，并向段祺瑞临时执政府提出申请。1925年9月25日，临时执政府批准章士钊的提议，准备将文津阁《四库全书》移沪由商务印书馆影印。9月26日，俞泽箴在日记中写道：“闻颂生言，森玉晨间来，言商务承印《四库》已定，用文津阁本，而以文渊本归吾馆供展览。”

1933年，范成法师发现《赵城藏》，系长达4000余卷的古刻《金藏》，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刻本。次年徐森玉特地赴山西赵城广胜寺鉴别无误，又在周边老百姓家加以收集，共得5500余卷，后与广胜寺住持和尚订立借约，以赠送广胜寺所缺的《碛砂藏》影印本一部及借资300元为条件，选借可印之经，运至北平，并在北平图书馆展出，供世人观摩，俗称《赵城藏》，轰动一时。1935年徐森玉和叶恭绰等曾选择其中一部分影印，由北京三时学会编成《宋藏遗珍》出版。

1938年2月26日，日军占领赵城，广胜寺距日军据点仅1公里。徐森玉惟恐《赵城藏》被掠去，心急如焚，但大家都没有办法。力空法师也觉得如《赵城藏》仍放在寺内，难免丢失。但交给抗日政府，日军扫荡频繁，也极易散失。县委书记李溪林答应了力空关于要妥善搬运交给朱德总司令的要求，并获得中共中央的同意。1942年7月6日，《新华日报》(华北版)以“赵城军民协力保护佛家珍藏，抢出广胜寺古代经卷”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报道中说：“赵城佛家胜地广胜寺为两千余年之古迹，藏有古代经卷4700余卷，为古代文化之珍宝。日寇占领赵城后，觊觎此巨经已久，近日设法盗取，为我当地军民发觉，遂配合精锐武装，在该寺和尚协助下，于日前将该经卷全部抢救出来，此已转送边区政府保存。”救出经藏的消息传到上海，尽管当时详情不太清楚，但徐森玉得知《赵城藏》被救出，悬在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1949年2月，北平解放，1949年4月30日，《赵城藏》被运交北平图书馆保存。

1930年，由徐森玉担任考察团常务理事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额济纳河流域发掘到万余枚简牍，即通称的“居延汉简”，这是汉史研究的最重要的史料。1931年5月底，汉简运到北平，藏于北平图书馆和北京大学，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因担心简牍等文物受损，徐森玉指导和全力协助考察团理事会干事沈仲章，秘密将简牍和相关资料自北平经天津、青岛、上海秘密运往香港。汉简运到香港后，徐森玉与当时在香港大学任教的许地山教授联系，存入香港大学，并由沈仲章负责整理和照相，准备由商务印书馆在上海制版印刷，予以出版。

1940年6月，徐森玉又建议将汉简自港运往昆明，傅斯年等主张改运美国。7月12日徐森玉致信胡适，说明始末，希望胡安排一切。胡适在7月31日复信云：“接读后百分兴奋，百分感叹！沈仲章兄之冒险保存汉简，森玉兄之终始护持，皆使适感叹下泪。”1940年10月中旬汉简顺利运到美国华盛顿中国大使馆。10月30日胡适曾给叶恭绰和徐森玉一信，报告汉简抵达及转交国会图书馆善本暂时保管的情况。20年后，经台湾当局与美方接洽，居延汉简于1965年11月原封未动地运到台湾，至今保存完好。

解放初期，徐森玉参与筹备建立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他利用自己与国内收藏家的关系，运用本人鉴别专长，全力以赴开展了文物征集工作，访求文物珍品、善本图书，为博物馆、图书馆收购了大量稀世之宝。1951年，为了征购晋王献之《中秋帖》和王询《伯远帖》，亲自陪同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赴澳门，将《三希堂石渠宝笈法帖》中的“二希”购归。此外，他还在上海的银行保险柜中，发现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物“天王玉玺”两方，后调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徐森玉在担任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和上海博物馆馆长期间，征集了晋王献之《鸭头丸帖》、唐怀素《苦笋帖》、宋司马光《手迹》、宋苏轼《文同合卷》、宋拓孤本《凤墅帖》、《郁孤台帖》和明天启刻《萝轩变古笺谱》等，均为稀世珍品。

1962年，经徐森玉动议和督促，将密封在铁箱内30多年的宋刻龙舒本《王文公文集》玻璃版底片从故宫博物院找出来，由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予以影印出版，为古文献的整理、保存作出了贡献。由于徐森玉对文博工作的重大贡献，中央文化部于1962年12月21日上海博物馆建馆十周年时为徐森玉颁发了奖状。

在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曾亲切地握住徐森玉的手，称他为“国宝”。最早向周总理介绍和推荐“国宝”徐森玉的，应该是郑振铎；而最早尊称徐森玉是“国宝”的，也正是郑振铎。二十多年前，我受唐弢先生的委托，整理郑振铎致唐弢的四十多封信（后发布于《新文学史料》上），在1951年6月11日的信里看到郑振铎这样说：“森老为今之‘国宝’，应万分的爱护他。别的老人们徒有虚名耳，他乃是真真实实的一位了不起的鉴别专家，非争取他、爱护他不可。他是一个‘全才’，他的一言，便是九鼎，便是最后的决定。应该争取做他的徒弟，多和他接触，多请教他。如果他离开了上海，文管会准定办不成，且一件东西也买不成。”

当时是建国之初，百废待兴。郑振铎时任中央文化部文物局局长，负责新中国的文物考古、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唐弢时任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副处长，而徐森玉则为华东文化部文物处处长（后来又任上海博物馆馆长）。郑振铎此言，充分体现了对森老极大的尊重。我最初读到这些话时，还有点怀疑郑振铎对森老的评价是否夸张。随着我研究的深入，越来越体会到，郑振铎对徐森玉敬重有加，不仅因其学问，更因其爱国精神。

1922年冬，汉代熹平石经残石在洛阳出土，徐森玉、马叔平（衡）闻讯即西下洛阳，对石经残石进行调查，有的做成拓本，又将拓本分寄给王国维和罗振玉。罗振玉寄徐森玉信说：说：“弟旅辽匆匆四年，无可告慰，前年撰《汉石经集录》，苦见闻之隘，蒙惠尊藏本，欣幸无已。闻贵馆尚有藏石，已托松村兄代拓，不知此外尚有新出者否，祈代为觅购，尤为感荷。”此期间，罗振玉正热衷熹平石经及魏石经研究，急需觅得石经拓本，所以屡屡致信徐森玉，请求协助支持。

罗振玉和徐森玉的交往，不只是在石经研究，其他方面也多得徐森玉在学术上对他的支持。罗振玉致王国维的信也多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其中一信说：“前在京与人闲谈，言及《西清古鉴》中金文出于摹写，恨不得墨本，有徐森玉言定，可介绍拓墨。此间拓手已固定，而前途无消息，此事果能做到，亦一快也。”（罗振玉致王国维1919年9月24日信）此当为罗振玉初识徐森玉之时。1924年，溥仪出宫，罗振玉致信徐森玉表述自己的心情，信中说：“自随扈至津，即违雅教逾两月，至念至念。溯自住京华半岁，百事颓废，近甫重理故纸，然方寸尚未宁谧，日益临池勘书遣日而已。洛下近出各志，苦不得一纸。尊藏能假录示 ，最感。”

郑振铎与徐森玉当在1930年代初就相识了，但他们互相深知对方，结成忘年（徐与郑父同龄）之交，则是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抗战初，徐森玉在内地负责故宫文物和北图珍本的转运和庋藏，郑振铎则在上海参与领导文化界救亡运动。川黔山路崎岖，为保护国宝，徐森玉连腿也跌断了。而在“孤岛”上海，郑振铎除了公开的抗日活动外，还与张寿镛（光华大学校长）、何炳松（暨南大学校长）、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董事长）等人秘密发起组织了一个抢救保卫民族文化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同志会”紧张工作了近一年，徐森玉由重庆方面特派，不顾腿伤，冒险来到上海，参与这项秘密工作。1940年12月18日，郑振铎致张咏霓信（以下凡所引郑致张信，今均存北京国家图书馆）中写道：“昨日下午，渝有专人来，已至敝处接洽过。此君为熟友，即徐森玉君，名鸿宝（乞秘之），现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长；他们再三的托他来此一行。有许多话要谈。”从此，郑振铎便与徐森玉几乎日夕相处。12月21日中午，徐森玉、何炳松、张咏霓三人应约至郑家聚餐，决定将当时收购的图书装箱后，均由郑、徐二人共同签字贴封为凭。

1941年7月24日徐森玉乘船离沪赴港，郑振铎则因工作实在走不开。他后来在《求书日录》中回忆说：“国际形势，一天天的紧张起来。上海的局面更一天天的变坏下去。我们实在不敢担保我们所收得的图书能够安全的庋藏。不能不作迁地为良之计。首先把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八十多种，托徐森玉先生带到香港，再由香港用飞机运载到重庆去。这事，费尽了森玉先生的心与力，好容易才能安全的到了目的地。”

徐森玉这次在上海，与郑振铎并肩奋战了七个多月，离开时还毅然承担了保护和携带两大箱“可列入‘国宝’之林的最珍贵古书”的艰巨任务。7月25日，郑振铎执笔的郑、张、何三人化名联署致蒋复璁的信中特地提到：“森公最为谦抑，且富苦干精神，处处愿意自己吃亏，而不肯妄耗一文公费，诚今之圣人也！得聚首多时，实为平生幸事。”

郑振铎等人称徐森玉为“今之圣人”，这是何等崇高的评价。9月11日，郑振铎执笔的郑、张、何三人化名致蒋信又提到：“最精品八大包，森公已由港航运尊处……现寄递各书，均系由森公独力负责。写中英文书目及付航邮各事，均是森公亲自料理。投寄时，森公竟立候数小时之久！可佩，可感！馀书装箱起运，亦系森公独自主持。犀（按，即郑振铎）本约定与森公同时南行，因此间琐事极多……竟不能与行，未得稍分其劳，心中至为惭愧不安。装箱事，闻已工作二十余日，尚未完毕，可想见其麻烦琐细，非森公之耐苦耐劳者，决难从事也。”

1970年，台湾的牟润孙先生撰写了《徐森玉先生九十寿序》，提到徐森玉：“战时以维运古物，至于覆车折腿，复间关奔走，鸠集志士，搜采书籍于东南，厥功尤伟……世有良史，将载诸国乘以彰其功绩也必矣。”

徐森玉的大智大勇令人钦佩，因此钱钟书才会充满深情地写了《徐森玉丈（鸿）间道入蜀话别》：“春水生宜去，青天上亦难。西江望活鲋，东海羡逃鳗。送远自崖返，登高隔陇看。围城轻托命，转赚祝平安。”（现收入《槐聚诗存》第88页）

徐森玉故居在上海市淮海中路1202号（淮海公寓）二楼。为一座公寓住宅。建于1935年，建筑外墙为米黄色面砖，主楼13层，每层平面多以套间布置，设有4部电梯、室内铺硬本地板，并有3件套大卫生及水汀等设备，淮海公寓曾是上海有名的高档公寓之一。徐森玉一家于1959年人住此公寓二楼的一套三居室。虽然面积只有60多平方米，但是环境设备条件较好，徐森玉一家在此住得比较舒坦。历史学家周谷域、著名眼科专家许诚浒等成为他的邻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