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树侯（1866～1935），本名张之屏，字树侯，以字行，室名晚菘堂，安徽寿县（今安徽寿县瓦埠镇）人。辛亥革命元老。自幼勤奋好学。清末，与同里柏文蔚、孙毓筠创办“强立学社”，倡言革命。1903年曾参与在安庆谋划起义，事泄，避走脱险。后与柏文蔚等人一起加入中国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投身民主革命。辛亥武昌起义，助张汇滔响应。中华民国成立后，协助孙毓筠督皖，因政局混乱，自知非政治才，遂退居乡里，潜心艺事。生平力学，至老不衰，于金石书法，好之尤笃。1935年因病逝世。生平著有《书法真诠》、《淮南耆旧小传》、《晚菘堂诗草》等。

张之屏（1866～1935），字树侯，安徽寿县瓦埠乡曹家岗村西邢家岗人，出生于清同治五年（1866年）。其父张子兰，中过秀才，因生活所迫，就馆寿县。树侯幼年从父兄读书，不久，父亲去世，靠兄长西园、朗轩抚养成人。树侯在求学之余，也做些杂活，如推磨种菜之类。

1890年，张树侯考上秀才。此后，他渐渐接触了反清思想，产生了革命抱负，因而放弃科举考试。为了摆脱家庭的拖累，便于进行革命活动，遂将老母、妻子迁依岳家曹氏，即曹少修烈士先人之家，在寿县瓦埠地方。

1898年，张树侯与同乡数人密谋革命，创办了“强立学社”，与孙毓筠所办的“阜才学堂”共同在寿州传播反清革命思想。接着，寿州有志之士，如孙养癯、段云、权道涵、石寅生等先后东渡，留学日本，寻求出路。他为了学习军事，培养革命力量，扩大革命活动，乃于1904年和张子嘉、吕宪集、吕竣泉、孙卓如等数十人，考入安庆武备练军学堂，并与柏文蔚等革命党人相联络。1905年春，他改充安庆鸣凤学堂教习，以为接洽密会场所。

原先，有皖北人郭其昌，是哥老会首领，谋在安庆起义未成，被捕下狱。树侯潜入狱中与郭其昌通气，了解到匿迹省垣的哥老会地下组织，遂与联系，集结党人，多次密商，议定外联豫皖会党，内集在省的革命志士，共谋大举；标营中以柏文蔚为内线，先夺械弹，攻占省城。其时，树侯有书愤一诗云：“昆仑东下五千年，莽莽神州我占先。太息武功凋谢尽，乘时恢复莫盘桓。”当得知中国同盟会于东京成立时，又有一诗云：“同盟军书传海外，三千侠士仗江流。中原从此除膻种，汉族还须再出头！”由于他的活动频繁，风声所播，为寿州豪绅孙某侦悉。孙某径向两江总督周馥告密。周馥密檄皖抚，先杀郭其昌于狱中而不布，同日晚，又派兵来围鸣凤学堂，意图逮捕他。幸为同乡卞秉粲（寿县人，当时名华章）得悉，急来鸣凤学堂通知张树侯，他立即逃走，同前来捕他的兵，相距甚近，仅隔前后门而已。其在《晚菘堂谈屑》中记有：“时将天晚，在院纳凉，悉讯后，为避人疑，手持芭蕉扇一把，伪为大便，光脊而出。”

时霍邱人郑赞丞（芳荪）及李广缙（又名北申），均系淮上志士，在皖南广德筹办矿务局，遂奔就之，暂在那里隐避。清吏逮捕落空，便下令通缉，一时风声险恶。张树侯怕致郑、李受累，乃潜走杭州，依西湖韬光寺和尚，隐伏暂避，化名“尹其康”，法号“隐康”。并得与浙省革命志士相往还，一住数月。迨至缉声稍懈，始返芜湖，应李光炯之邀，还俗，就任皖江公学经学讲师，得与吴旸谷等相结识，遂参加同盟会。在离杭时曾有诗云：“骇浪惊涛卷地来，血花剑影事堪哀。武林一去几千里，浙水吴山日溯洄。”在芜湖曾有诗示同仁云：“漫言祖国凭谁挽，要识民权自有真。万里沙场三尺剑，愿将鲜血洗乾坤！”又有：“频年碌碌走风尘，车马关河总怆神。世界大千犹有憾，鸠江讲学亦论兵。”可见，他反清的革命思想是很坚决的。

当时革命，南方特盛，清廷对南方更是严加戒备。张树侯分析当时形势后，认为北方还有隙可乘。适有卞秉粲、杨端甫在吉林胡殿甲处供职。胡殿甲也是寿州人，任吉林军统领，兼吉林陆军小学总办。经卞秉粲等向胡殿甲推荐，聘树侯为陆军小学教习。他于1906年秋初，毅然出塞，并约有六安彭卓甫、霍山朱则羲等人同赴东北。时柏文蔚也在东北。

当时吉林省的革命活动，咸以张树侯和柏文蔚为领袖，壮志雄心，密谋大举，惜在事将成熟之时，为吉林长官达桂侦悉，派队逮捕他们，幸在胡殿甲的保护下，得以脱险。张树侯和卞秉粲两人化装夜走延吉岗，不能立足，乃潜越国境，到朝鲜清津投陈其顺。陈其顺是东北人，时招募吉林边境流民（中、朝均有）两万余人，在清津为朝鲜拆城筑路。张树侯以同胞身分投效，得为陈其顺办文牍，日渐接近，并向陈其顺解释反清革命道理，动员他率领拆城工众参加起义，深得陈其顺欣许，并把他的话，名之曰“打江山”。那时拆城工众多系赋敛所逼，生活无路而来，所以一招即应。于是，一面派卞秉粲往日本谒中山先生，商筹款械，一面又派工长某东北人与有关方面相联系，计划进扑吉林并策动胡殿甲为内应，期以吉林为根据地。不意卞秉粲到日本时，适中山先生亲赴蒙自发难，因时间较久，清津拆城筑路已告竣工，不得不将工众遣散，而柏文蔚等也都已南返，因此起义计划没有实现。张树侯嗟叹不已，作诗云：“吉林西去走车难，石子垒踉路百盘。壮志豪情余涕泪，灯光剑影照心肝。”

1907年，张树侯遄返家乡，就芍西学堂教务，仍以反清革命思想灌输学生，曹蕴真、曹渊、方运炽、曹鼎等均是他学生，深受其影响而走上了反清革命道路。同时与家乡革命同仁相联系。次年春，熊成基、范传甲安庆举义失败。熊成基来寿县，就访于芍西学堂。树侯意欲留熊成基在寿，约同仁举民团以应之，而熊成基认为皖省环境险恶，乃远走省外，不幸在吉林就义，范传甲亦在安庆牺牲，一时皖省反清革命转向低潮。

1909年春，树侯离芍西教职，与郑赞丞同赴上海，在沪组织革命机构，寓李少川家。李家为苏、皖间反清人士的联络机关。树侯专任各方联络工作。

1910年间，在沪同志咸以内地发展为重要，一旦首义，才有群众基础。树侯遂与张汇滔、管鹏等先后转回寿县，组织力量，来往城乡各地，联络乡里武装，为辛亥的淮上军开创了基础。

1911年春，各方同仁，群集广州，将谋大举。张树侯与董少亭动身前来，及至九江，得悉广州起义失败，乃复回里门。

是年秋，武昌起义，淮上军崛起寿州。树侯与瓦埠的方振九率乡里子弟自瓦埠湖东，迂回到湖西各集镇，城乡均兵未血刃而光复。十月初，淮上军出师毗邻各县时，他先则率众到合肥与孙品骖相会，继则时而寿县，时而六安，时而阜、颍，与张汇滔、权道涵等人，共策整军安民计划。据权道涵生前谈，淮上军所到之处，军政府印均为张树侯所手刻。

民国成立以后，有些人争官、争利，喧嚷一时，而张树侯一向是奔走劳瘁，决不钻营宦途。1912年自题小照诗云“试把余生付金石，更将遗恨托芸编”，大有借书画以了天年之慨。

袁氏称帝之际，各地酝酿倒袁，他为黄少泉写了一些诗，这里录二首。诗云：“汉上军声卷地来，江淮千里战云开。浔阳九派岩关壮，赖有将军筑炮台。”“帝业于今已化羊，一肩行李莫还乡。溯风凛冽方凄紧，漫把良弓一例藏。”这时，倪嗣冲督皖，仇视党人，东南五省通缉张树侯的命令齐下，被迫匿于肥西童茂倩家。时川督陈宦，系童茂倩的学生，藉此渊源，张树侯离开合肥，潜走六安，偕同徐迂亭经鄂入川。未几，云南护国军起，他和迂亭指陈利害，策动川督归附，以讨袁军。

1916年，张树侯返回家乡。继此，北洋军阀当道，国事日非，他决心不参与军政活动，打算隐居教学。

1918年，张树侯曾受聘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讲授经学与书法。时值五四运动，他目击时艰，再次愤然归里，匿迹于寿州、六安、合肥等地乡间。

大革命伊始，设帐于肥西童茂倩家，每与童老谈及时政，追怀中山先生，曾有句云：“北上燕京拯故国，遗留三策共千秋（指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当“四·一二”惨案消息传来，曾以书愤诗二十首加以抨击，兹记其一首云：“风云义烈感沧桑，痛哭血花溅沪江。新义三民嗟幻影，神州暗淡恨茫茫。”此时，其子张曙云（原自上海大学随周总理至广州，进黄埔，从军北伐，加入共产党）在北伐军总部任编辑，来信问时事，复信中根据他自己的见解，有云：“当今青年，如大海孤舟，方向为主，一时逆风起处，澎湃狂澜，则飘荡中流，不知所止，尔曹其勉乎哉。”并有诗云：“应识庐山真面目，漫将璞玉当石沙！”

1925年，袁子金北伐驻军石家庄，于民间得戚继光遗砚。袁归里后，以示张树侯，属为之铭。此砚为广东端砚，长方形，抄手式。长17 厘米，宽11厘米，厚6.5 厘米。石质细腻，雕琢精巧，又系名人用砚，为端砚中之珍品。左侧行书戚继光铭文，曰：“他山之石，允文允武，决疑定计，取君之府，军书飞驰，日傍午，传檄天下惟赖汝，四海一，与汝息。继光铭。”右侧张树侯隶书曰：“民国十四年，袁子金师长北伐驻军石家庄，得戚南塘少保遗砚于民家。归里后，以示张树侯，属为之铭。铭曰（篆书）：‘明季多难，少保以生，今复多难，赉在将军，古人往矣，此传薪。’”

1930年，张树侯应友人李少川约去上海，居沪二载，多结翰墨之缘。

1932年，张树侯以自己在燕京大学习字科教学讲义为基础著述的《书法真诠》在上海出版，《书法真诠》与以往的书法理论著作相比，呈现出思想解放认识超前、思辨深刻见解独具、语言精练立说严谨等特点。

1933年，王亚樵遭国民政府通缉时曾到张树侯上海家中躲避。

1934年，张树侯应前安徽省烈士省葬委员会之请，为辛亥以来安徽死难烈士撰刻碑文而回居安庆。朋辈为之欢欣，各省友人，咸以诗文寄颂，陈独秀、段祺瑞、汪兆铭、孙科、柏文蔚、于右任、翁文灏、齐白石等均寄有贺幅，达近千件之多。甚至有从海外寄画者。

1935年4月18日拂晓，张树侯在安庆南庄岭省葬委员会内住处逝世。先生身后，纸笔一束，清风两袖。老友柏文蔚、权道涵、孙养癯、江彤侯等缅怀旧谊，为之集资公葬于安庆城西烈士祠后院内（老火药库的旧址）。

张树侯在书法、篆刻艺术上均享有盛名。书法各体兼优，隶书更擅其长。客居省城安庆，《学风》杂志载文称“求书者日夕盈门，有洛阳纸贵之势”。晚年喜画梅花。《申报》于1933年发表过他的一幅梅花图，并附之以跋云：“先生沉酣八法，指研篆刻，以倒海屠龙之手，写暮年伏枥之心……”

张树侯先生，性耿介，学术方面也迥异流俗。早年潜心儒家经籍，虽然科举出身，却反对科举制度。曾致力于古典文学的研究，尤重视史学，对历代典章文物、治乱得失根源的阐述颇有见地。

生平力学，工书画，尤精篆刻。时人将他与宣城杨大鈊、舒城王仁峰并称为“皖省三大家”。小传有云：“平生嗜好甚多，以窭贫故，力不逮亦不暇也。惟于金石文字，好之尤笃。三代篆籀，暨汉唐以来诸石刻，罔弗搜罗，以资效仿，至老不衰。”书法真、草、隶、篆，各体兼优，独辟蹊径，自成一家。古篆隶书，更擅其长。他对书法的研究，极为精审，著有《书法真诠》一本，1932年出版于上海。该书分十八章详述书法的用笔、结构、择师、养气等各个方面。“以五千年之考定，证三千岁之源流，开后进之坦途，辟前人之怪论，要言不烦，读之心折”，《书法真诠·跋》谓其“以吉金文字之法，纳入今隶，综括挥写，一任天机流衍。”于右任先生曾亲自为该书题诗一首：“天际真人张树侯，东西南北也应休。苍茫射虎屠龙手，种菜论书老寿州。”

绘画自谓未精，而晚年喜作墨梅及著色红梅，笔力苍劲峭拔。据识者云，是用篆籀笔法兼以行草之功所作。

人谓其书法，源于石刻入手，称之“张铁笔”。其亲刻印章，乃属常事。巨碣大碑，均是自己撰文，自己刻字，往往不先书而以白刃刻于石上者，与书后刻者无异。据说张树侯少年时见石匠锻磨，便学着用小刀刻石。久之，能不要字模，用刀直刻石上，以刀作笔，运用自如，刀法凝炼，炉火纯青。

先生之遗墨，各地多有藏者，尤以皖省为多。惜自抗战以来，迭经兵燹，损失不少。据说，权道涵生前藏有梅花册页一卷，并有真、草、隶、篆各体题词，所盖印章，均系自刻，可谓三绝。篆隶册页二卷，均存杨慕起处。石刻包括有西庐寺通元长老传碑、安庆五烈士碑、九烈士纪念碑、范传甲烈士碑、碧溪精舍记碑、寿县涌泉庵记碑、瓦埠方氏神道碑、合肥明教寺梅花碑，以及私人的墓碑等。

著作除《书法真诠》出版外，尚有《淮上革命史》二卷，是为淮上革命的专著（稿存管曙东处）。有《淮南耆旧小传》一卷，系明末以来及太平天国、捻军、书画家、方外等人物的传记。还著有《尚书注》二卷，《联语录存》一卷，《树侯印存》一卷，《晚菘堂诗草》、《晚菘堂谈屑》数卷，《诗文录存》数十卷。

《书法真诠》(连载之三、续本刊总第二期)，《书法之友》，1995年第3期

《书法真诠》(连载之四)，《书法之友》，1995年第4期

《书法真诠》(连载之五)，《书法之友》，1995年第5期

《书法真诠》(连载之六)，《书法之友》，1995年第6期

《书法真诠》(连载之七)，《书法之友》，1996年第1期

《书法真诠》(连载之八)，《书法之友》，1996年第2期

《书法真诠》(连载之九)，《书法之友》，1996年第3期

《书法真诠》(连载之十)，《书法之友》，1996年第4期

《书法真诠》(连载之十二)，《书法之友》，1996年第6期

《书法真诠》，《书法之友》，1997年第1期

张树侯与《书法真诠》，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

论《书法真诠》的书法教学观及其现实意义，课程教育研究. 2015(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