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亢（999-1061年），字公寿，濮州临濮县（今山东省鄄城县临濮镇）人。北宋名将，枢密直学士张奎的弟弟。

张亢，生于京东路临濮县（今山东菏泽西北）。《宋史·张奎传》获知其父名张余庆。根据嘉祐六年（1061）张亢卒年六十三岁推算，其出生时间应在宋真宗咸平元年（998）。值得玩味的是，大约其兄张奎在洛阳任地方官期间，因当地人奉承他相貌与后唐时期的河南尹张全义相近，于是张氏兄弟便冒称张全义七世孙。由此可见，张亢的出身很可能并不显赫。

根据《宋史》本传记载，张奎先中进士做官。张亢则在宋真宗天禧二年（1018），进士及第。宋人笔记称，张亢身材肥大，与乃兄性格迥异，“奎清素畏慎，亢奢纵跅弛”，大约属性情粗狂、豪放类人物，与当时大多数儒雅文人有别，“世言：张奎作事，笑杀张亢；张亢作事，唬杀张奎”。“奎治身有法度，风力精强，所至有治迹，吏不敢欺，第伤苛细。亢豪放喜功名，不事小谨。兄弟所为不同如此，然皆知名一时。” 这些评述显然大都属后话了。

张亢最初像同时代的普通文臣一样，入仕后先任地方僚佐，先后出任广安军（治今四川广安）判官、应天府（治今河南商丘）推官，任内治理白沙渠、石梁渠，消除了殃民的水患。南宋人编书时，仍记述张亢的这一惠民政绩，“张亢为应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无水患”。天圣（1023~1032）后期，调任镇戎军（治今宁夏固原）通判。镇戎军是对西夏前线重镇，防务职责甚重。适逢西夏首领赵德明死，宋夏关系表面尚属平稳，但张亢显然掌握到对方动向的情报，上言宋仁宗皇帝，提出预警建议：“其子元昊喜诛杀，势必难制，宜亟防边。”随之，张亢向朝廷上西北攻守之计，凡数十章之多（一说十章）。宋仁宗有意用张亢及其策略，却因其遭逢母丧停职而未果。此事说明张亢关注边防，并富有军事谋略和志向。时隔不久，辽朝在幽州一带聚兵，宋廷获悉后不得不注意河北防务。张亢因此前的表现，遂立即被起为如京使（由原屯田员外郎转换），调知对辽前线的安肃军（治今河北徐水），时间在景祐元年（1034）十二月间。他上任前向皇帝分析局势：契丹坐享丰厚岁币，此举不过“特张言耳，非其实也”。并表示：辽方一旦有违背和约的举动，“臣请擐甲，为诸军先”。

通过上述经历，可清楚看出张亢初出道为地方僚属文官，已非平庸之辈，有值得称道之处。尔后有机会接触西北边防时，性豪放、有胆识、喜功名的特性，自然便促使其积极报效国家，未雨绸缪发出预警，并不厌其烦地陈情“攻守之计”，遂因此得到朝廷的关注。由此也毅然走上弃文从武之路，起码从文献上没有看到他拒绝或者推卸的任何记录。在此需对宋开国以来政坛对待文武官职的态度略加介绍。自宋初收兵权大致完成后，“崇文抑武”的苗头在朝廷已初露端倪，一些敏感的官员也嗅出个中深意。开宝五年（972）冬，宋太祖因西川镇守需要，令颇有武干之才的文官辛仲甫改换武职，以出任兵马都监。辛氏便试图委婉拒绝，最终同意仍是被迫而已。此后，随着“崇文抑武”思想方略的推行和深化，政坛形成明显的文尊武卑格局，于是很少有文臣愿转换武职者。典型例证如：宋真宗朝有“小由基”（春秋时著名射手名养由基）佳号的陈尧咨，先推托过皇帝要求其换武的安排，却在之后的宋仁宗朝初因遭权贵报复，只得无奈从武。而极个别主动换武的文官，后果都似乎不妙，如宋太宗朝的柳开，宋仁宗天圣时的李维之类。正因为如此，武臣因长期受猜忌而遭到打压、歧视，精神状态和素质水平普遍下降；士人抛弃了“投笔从戎”的出路，少有愿意投身武职者，这都导致宋朝缺乏将帅人才的问题严重存在。宋太宗、真宗两朝边防常常吃紧，宋军屡屡败北，即是明证。因此，张亢慨然投身军旅，实属不易。

宋代官制下，身挂武职头衔，而实际终身不预军务者不在少数，或执掌库莞，或效力案牍，或厕身宫闱。但张亢不仅像前辈柳开、陈尧咨那样赴河北前线就任地方官，更长期在西北对夏战场出任带兵军职，或镇守一方，或指挥作战。可以说，他是真正经历了战火血光的戎马将军。

宝元元年（1038）十月中，元昊称帝，宋夏关系破裂。大致应当在此后不久，张亢被立即从河北调往西北，“元昊反，为泾原路兵马钤辖、知渭州”。泾原路为对夏前线军事区域，正北方面对西夏的中心地带，其治所渭州（治今甘肃平凉）乃战略重镇。当代谏官余靖曾在上奏中指出：“臣伏思陕西四路，惟泾原山川宽平，易为冲突。若戎马之势不遏，则为关中之忧。关中震惊，则天下之忧也。故国家自有西事以来，长以泾原为统帅之府。”当战争尚未爆发之际，宋廷当政者的这一任命，显然是因赏识张亢的才略和胆识，故赋予其带兵一方和抗御夏军的职责。

以后，张亢又先后历任知鄜州兼鄜延路兵马钤辖、都钤辖、并代都钤辖兼管勾麟府军马事、高阳关钤辖兼知瀛州、权高阳关路副都部署、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并代副都部署、并代路钤辖、知代州兼河东沿边安抚使、泾原路部署兼知渭州等等官职，时间大约在康定元年（1040）四月至庆历七年（1047）九月期间。 其任职的地方皆为陕西、河东及河北前线边防要区重地，其官职则包含一路带兵官（兵马都钤辖、副都部署）到方面将帅（经略安抚招讨使）。与此同时，张亢累迁右骐骥使、遥领忠州刺史、西上閤门使、四方馆使、遥领果州团练使、引进使、遥领眉州防御使等武阶官衔。引进使为横行第三阶，从五品；遥领防御使乃遥郡官第三级，为中上级武官加衔。

张亢作为军事将领的突出事迹，主要表现在对夏战争中。张亢显然属于谋勇兼备型的指挥者，如前所述早在元昊反宋之前，便预见性地发出提早准备应对和加强防务的呼吁。在对夏开战后，张亢又多次针对宋军战场失利的原因，提出改革弊端的建议：其一，指挥权分散，如每路统兵官多人，“权均势敌，不相统制”；其二，兵力过度分散，常常以寡敌众；其三，主将与军队经常互相调换，上下不熟悉；其四，通讯不畅，各处将士难以及时了解战场情况的变化；其五，训练不精；最后，将校往往冒然出击、盲目作战等等。因此，他提出了统一指挥权，集中优势兵力及其它相应的解决措施，其建议的部分内容在以后得到了采纳。从传世的宋代文献中，可以阅读到张亢的许多论兵奏议，其见解可谓有识、务实，多切中要害，确非一般武夫悍将或未经战火的文臣统帅所能虑及。但其良策因关乎宋太宗以来御将治军的传统原则是否延续的至大问题，故主体意见被束之高阁。

张亢并非只是善于谈兵的书生，还是勇于和善于用兵的良将，在战场上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战绩。如庆历元年（1041），西夏攻陷宋边陲丰州（今陕西府谷县西北至内蒙准格尔旗之间），致使宋朝的麟州（治今陕西神木以北）与府州（治今陕西府谷）之间联系中断，彼此只能困守孤城，形势异常艰难，“民乏水饮，黄金一两易水一杯”。宋廷执政者遂讨论放弃两地，以免过于拖累，“朝廷议弃河外，守保德军，以河为界”，但一时未能决断。就是在如此危险的局面下，张亢受命出任并代钤辖、专管勾麟府军马公事，他单骑进入府州城，承担起解决麟、府地区防务困境的任务。张亢一改前任武将康德舆龟缩被动的做法，通过各种主动的举措，如获取水源、加强练兵并调动斗志、用兵收复要塞琉璃堡等，不仅解除了府州受到的威胁，而且率军先后与党项军交锋，特别是取得两次以寡击众的成功。即：其一，张亢率三千人运送物资途径柏子寨，遭遇数万西夏军队的围攻，他以兵书中“置之死地而后生”之理激励将士，然后机智地乘风势冲锋，打败对手；其二，在兔毛川之战中，张亢设计诱敌入围，伏击优势敌军，“贼大溃，斩首二千余级”。（但是折继闵神遭碑记载这些战役是由折继闵指挥的）在这两次战役结束后，他不失时机地在要地赶修五处堡寨，终于打通了麟、府二州的通道。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压制了夏军的攻势，提升了宋军的士气，极大地改善了麟、府地区的防御状况。元人修《宋史》时称道：“张亢起儒生，晓韬略，琉璃堡、兔毛川之捷，良快人意。区区书生，功名如此，何其壮丽哉！” 而在有关西夏的文献记载中，也承认：“会张亢管勾麟府军马事，破之于柏子，又破之于兔毛川，亢筑十余栅，河外始固。”

在西北广袤的开阔地带，以步兵为主体的宋军很难对付机动灵活的党项骑兵。张亢通过实战经验意识到堡寨体系阻遏骑兵、支撑步兵的作用，因此十分重视修筑堡寨，这在其经营麟、府地区防务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河东期间，张亢甚至顶着巨大的压力继续实施堡寨计划。庆历四年（1044），张亢先后出任并代副都部署、知代州兼河东沿边安抚使，他积极主张在麟、府沿边增修堡寨，以强化自身防御能力。范仲淹出使河东后，对张亢的堡寨计划予以肯定，遂奏请宋仁宗下诏，令张亢全面负责完成这一计划。但知并州兼河东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明镐坚决反对，明镐以河东地区最高指挥官的身份“屡牒止亢”。张亢表示：“受诏置堡寨，岂可得经略牒而止耶！坐违节度所甘心。堡寨必为也。”于是，将上司阻止的每道牒文封存不阅，采取特殊手段修筑，“督役愈急”。及至全部竣工，他才将那些公文启封，同时上奏请罪。史称：增修堡寨后，“蕃、汉归者数千户，岁减戍兵万人，河外遂安”。以后，韩琦经略河东，了解到这些堡寨的地址，多昔日名将杨业曾选定者，“益知亢有远略云”。张亢在镇守河北瀛州时，也曾不顾上司夏竦的阻挠，对城池进行扩修，加强了防护功能。所谓“河北安抚使夏竦前在陕西，恶亢不附己，特沮止其役，然卒城之”。 此事足见其敢做敢为之特点。

张亢作为称职的军事将领，还有其他值得称道之处，像“驭军严明，所至有风迹”，又重视间谍情报的作用，常因此不惜花费重金，以及时掌握对手动向。如在庆历二年五月至十一月镇守瀛州兼管高阳关路部署司期间，他最突出的活动便是通过重金招募间谍的办法，及时刺探辽军的活动，“自是敌中动静必告”，“时边城多警，每一挂搭，费甚厚，惟高阳独否”。苏辙笔下还保留了张亢善用间谍的生动故事。

正因为张亢的显著表现，一时颇得一些主政者的倚重，甚至多次被调任应对突发事件或紧张局面。如前述调任并代钤辖，即是解决麟、府二州困境。到庆历二年五月形势缓和后，张亢正筹划、倡议扩修堡寨，以巩固并扩大麟、府防区，适逢辽朝对宋要挟，“会契丹欲渝盟”，张亢又被立即调往河北前线，镇守瀛州（治今河北河间）。同年十一月，当宋军大将葛怀敏惨败定川之后，在“诸郡震恐”的情况下，宋仁宗“以泾原伤夷”，想用范仲淹镇守渭州和泾原路。范仲淹一面自谦不敢，“泾原地重，臣恐不足以独当”，另一面则推荐张亢。于是，张亢临危受命，出任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此职实为陕西对夏四路战区之一的统帅，也是张亢毕生担任过的最高官职，故为其从武生涯的顶峰。

张亢堪称北宋中叶的一位良将，其见识和胆魄为当时一般文臣出身的将帅所不及，其战场表现又超过许多武官同辈，其事迹可谓足以传世。但张亢却屡遭到弹劾、压制，甚至一度身陷囹圄，晚年还颇受非议，仕途坎坷，至死未能显达。

张亢遭受的第一次重要打击是与公使钱有关。庆历二年（1042）十一月，张亢就任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当时，正是本路宋军惨败不久，人心惶惶。张亢显然是为了增加经费收入，于是命牙吏用公使钱回易盈利，以犒赏部下，激励斗志，如《宋史》本传所说：“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至遣人贸易助其费，犹不足。以此人乐为之用。”这原本属于边将传统做法，以往宋太祖还特别给予郭进等边将这方面的特权。不过，由于张亢与上司郑戬意见不合，因此遭到郑戬的报复，“亢与戬议不合故也，戬寻发亢在渭州过用公使钱”。监察御史梁坚乘机弹劾张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这就进一步将沿用习惯的做法夸大成贪污罪责。因此，次年，张亢与另一位类似的官员滕宗谅一度被收于邠州（治今陕西彬县）监狱。参知政事范仲淹因深知张亢为人和前线情形，便主动为其担保，指出“臣伏睹编敕指挥，若将公使钱回易到别物公用，但不入己，更不坐罪”。甚至以自己与韩琦在前线同样使用公用钱，接济过特殊部属，要求将自己、韩琦与张亢一并严惩。在参知政事范仲淹的一再辩护下，张亢虽免牢狱之祸，却仍不免贬官的处分，职务先从泾原都部署、经略安抚招讨使兼知渭州降为并代州副都部署。数月后，再贬为本路钤辖，官衔则由引进使降为四方馆使，最后处分的时间大约在庆历四年（1044）正月。公使钱事件对张亢造成很大的压制和影响，他从此仕途坎坷，跌宕于一路将官职务上下，也成为朝中有争议的人物。

张亢遭到的第二次打击与犒赏军人有关。庆历七年（1047）九月，知渭州张亢在犒赏部下时，对原来苛刻的办法加以调整，以有意优待军士，“时三司给郊赏，州库物良而估贱，三司所给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军人”。转运使上奏控告其擅自改变比价。因为张亢以前曾批评过陕西主帅夏竦的无能，时任枢密使的夏竦便“挟故怨，因黜亢”，将张亢从引进使、眉州防御使、知渭州贬为领果州团练使、知磁州（治今河北磁县）。仅仅时隔一个月，御史宋禧又老话重提，继续弹劾张亢公使钱旧案，他又遭到贬责，降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出知寿州（治今安徽寿县北）。经过这样的贬黜，张亢实际上被赶出军门，失去了带兵之权，远离为之奋斗的前线，而成为内地普通地方官。

庆历八年七月，陕西转运使上报朝廷称：经过调查发现，以往张亢公使钱旧案属于冤案，并无谋私取利之实，才得到平反。有意思的是，宋廷下诏将其右领军卫大将军、果州团练使的身份转为文资性的将作监，调任邻州。这次恢复文职官衔，在宋人眼里显然属于照顾性，所谓“稍复迁之”。

此后的十三年，张亢又几度变换文武身份，但依旧徘徊于地方衙门。他先因荐举失当，调任别州地方官。此事原委大致是：张亢一位旧识多年无法出头，他出于同情遂举荐其为知县。结果，这位旧同学做官出事，张亢便受到牵连。然而，生性仗义的张亢并未介意，史称：“同学生为吏部，亢怜其老，荐为县令。后既为所累，出筠州，还，所荐者复求济，亢又赠金帛，终不以屑意。”后经多年困顿，张亢才逐渐恢复引进使、果州团练使、眉州防御使的原有武职官衔，改任真定府路副都部署。再迁客省使，以足疾调知卫州（治今河南汲县）、怀州（治今河南沁阳）。

从张亢坎坷的经历来看，其多次被贬的理由大多牵强附会，关键的两次贬黜实际上又属于报复所致，这便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剧，自然也引起一些人的同情。张亢死后，权御史中丞王畴向皇帝反映张亢昔日功绩，请求加以褒奖，“愿陛下特加褒赠，或录其子孙，以劝官吏之尽心，而使知朝廷察臣下之勤劳，死而不忘其功，亦用人之术也”。。

怀州近邻黄河，河患频繁，以早年在应天府任内成功治河的经历来看，张亢当继续关注此事。却又因与邻郡官员商议治河事务，“会境上经夕而还”之事，遭到处分，降为曹州钤辖。显然，他已成为有“污点”的人，随便什么借口都可以成为被贬的理由。嘉祐五年（1060）三月，张亢获迁河阳部署，他以身体多病请辞。御史中丞韩绛认为其以往在怀、卫二州有“贪横不法”行为，也反对加以任用。而张亢“亦自请复文资”，遂改为秘书监。仅仅月余，再复客省使、眉州防御使原官，出任徐州（治今江苏徐州）部署。次年九月间，张亢卒于徐州部署位上，年六十三。

张亢好施轻财，凡燕犒馈遗，类皆过厚，至遣人贸易助其费，犹不足。以此人乐为之用。同学生为吏部，张亢怜其老，荐为县令。后既为所累，出筠州，还，所荐者复求济，张亢又赠金帛，终不以屑意。驭军严明，所至有风迹，民图像祠之。

参考《宋故客省使眉州防御使赠遂州观察使张公墓志铭并序》

《宋史 卷三百二十四　列传第八十三》记载：

张亢，字公寿，自言后唐河南尹张全义七世孙，家于临濮。少豪迈，有奇节，事兄张奎甚谨。进士及第，为广安军判官、应天府推官。治白沙、石梁二渠，民无水患。改大理寺丞、签书西京判官事、通判镇戎军，上言：“赵德明死，其子元昊喜诛杀，势必难制，宜亟防边。”因论西北攻守之计，章数十上，仁宗欲用之，会丁母忧。既而契丹聚兵幽、涿间，河北增备，遂起为如京使、知安肃军。因入对曰：“契丹岁享金帛甚厚，今其主孱而岁歉，惧中国见伐，特张言耳，非其实也。万一倍约，臣请擐甲为诸军先。”

元昊反，为泾原路兵马钤辖、知渭州，累迁右骐骥使、忠州刺史，徙鄜延路、知鄜州。初，亢请乘驿入对，诏令手疏上之，后多施用。进西上阁门使、都钤辖，屯延州。

会元昊益炽，以兵围河外。康德舆无守御才，属户豪乜啰叛去，导夏人自后河川袭府州，兵至近道才觉，而蕃汉民被杀掠已众。攻城不能下，引兵屯琉璃堡，纵游骑钞麟、府间，二州闭壁不出。民乏饮，黄金一两易水一杯。时丰州已为夏人所破，麟、府势孤，朝廷议弃河外守保德军未果，徙亢为并代都钤辖、管勾麟府军马事。单骑叩城，出所授敕示城上，门启，既入，即纵民出采薪刍汲涧谷。然夏人犹时出钞掠，亢以州东焦山有石炭穴，为筑东胜堡；下城旁有蔬畦，为筑金城堡；州北沙坑有水泉，为筑安定堡，置兵守之。募人获于外，腰镰与卫送者均得。其时禁兵皆败北，无斗志，乃募役兵敢战者，夜伏隘道，邀击夏人游骑。比明，有持首级来献者，亢以锦袍赐之，禁兵始惭奋曰：“我顾不若彼乎？”又纵使饮博，方窘乏幸利，咸愿一战。亢知可用，始谋击琉璃堡，使谍伏敌砦旁草中，见老羌方炙羊髀占吉凶，惊曰：“明当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汉儿皆藏头膝间，何敢！”亢知无备，夜引兵袭击，大破之。夏人弃堡去，乃筑宣威砦于步驼沟捍寇路。

时麟州馈路犹未通，敕亢自护赏物送麟州。敌既不得钞，遂以兵数万趋柏子砦来邀。亢所将才三千人，亢激怒之曰：“若等已陷死地，前斗则生，不然，为贼所屠无余也。”士皆感厉。会天大风，顺风击之，斩首六百余级，相蹂践赴崖谷死者不可胜计，夺马千余匹。乃修建宁砦。夏人数出争，遂战于兔毛川。亢自抗以大阵，而使骁将张岊伏短兵强弩数千于山后。亢以万胜军皆京师新募市井无赖子弟，罢软不能战，敌目曰“东军”，素易之，而怯虎翼军勇悍。亢阴易其旗以误敌，敌果趣“东军”，而值虎翼卒，搏战良久，伏发，敌大溃，斩首二千级。不逾月，筑清塞、百胜、中候、建宁、镇川五堡，麟、府之路始通。

亢复奏：“今所通特一径尔，请更增并边诸栅以相维持，则可以广田牧，壮河外之势。”议未下，会契丹欲渝盟，领果州团练使、知瀛州。葛怀敏败，迁四方馆使、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知渭州，亢闻诏即行，及至，敌已去。郑戬统四路，亢与议不合，迁引进使，徙并代副都总管。御史梁坚劾亢出库银给牙吏往成都市易，以利自入，夺引进使，为本路钤辖。及夏人与契丹战河外，复引进使、副都总管，知代州兼河东沿边安抚事。范仲淹宣抚河东，复奏亢前所增广堡砦，宜使就总其事。诏既下，明镐以为不可，屡牒止之。亢曰：“受诏置堡砦，岂可得经略牒而止耶？坐违节度，死所甘心，堡砦必为也。”每得牒，置案上，督役愈急。及堡成，乃发封自劾，朝廷置不问。蕃汉归者数千户，岁减戍兵万人，河外遂为并、汾屏蔽。

复知瀛州，因言：“州小而人众，缓急无所容，若广东南关，则民居皆在城中。”夏竦前在陕西，恶亢不附己，特沮其役，然卒城之。加领眉州防御使，复为泾原路总管、知渭州。会给郊赏，州库物良而估贱，三司所给物下而估高，亢命均其直，以便军人。转运使奏亢擅减三司所估。会竦为枢密使，夺防御使，降知磁州。御史宋禧继言亢尝以库银市易，复夺引进使，为右领卫大将军、知寿州。

后陕西转运使言亢所易库银非自入者，改将作监、知和州。坐失举，徙筠州。久之，复为引进使、果州团练使，又复眉州防御使、真定府路副都总管。迁客省使，以足疾知卫州，徙怀州。坐与邻郡守议河事，会境上经夕而还，降曹州钤辖。改河阳总管，以疾辞，为秘书监。未几，复客省使、眉州防御使、徐州总管，卒。

宋韩琦《宋故客省使眉州防御使赠遂州观察使张公墓志铭并序》（《安阳集》卷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