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援助法》是1961年美国国会通过新的修订案，于1969年再次修订。

1961年，设立国际开发署接管投资保证业务。

1969年，美国再次修订《对外援助法》，设立海外私人投资公司（OPIC），它是联邦行政部门中的一个独立机构，不隶属于任何行政部门，承担大部分国际开发署的对外投资活动业务，现已成为主管美国私人海外投资保证和保险的专门机构。

第一部分

第1章--政策；发展援助授权

第101节、一般政策。---（一）美国国会认为，基本政治、经济和技术变化已经使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美国国会宣布，世界各国共同尊重个人的民事与经济权利和自由，在开放、公平的国际经济体系共同合作、并以明智的方法使用世界有限的资源，美国人民的个人自由、经济繁荣和安全才能得到最好的维护和加强。因此，美国国会重申美国人民传统的人道主义理想，并再次强调其承诺，以援助发展中国家人民消除饥饿、贫困、疾病与无知。所以，美国国会宣布，美国对外政策的主要目标是鼓励并持续支持发展中国家人民，努力获得发展急需的知识和资源，并建设经济、政治和社会机构，来提高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

美国发展合作政策强调以下四个主要目标：

……

第620节、785提供援助的禁止性规定。---（一） ……(二)***[1981年取消]

（三）791在下列情形下，本法项下的援助不得提供给因货物或服务供应或订购欠美国人或公民款项的任何国家政府：(1)该人或公民已经穷尽了所有可以利用的法律救济，包括仲裁，或(2)该政府对所欠的债务不予否定或不持异议，或（3）该负债产生于该政府、任何前任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其控制的实体提供的无条件担保付款；此时，需要美国总统确认这种不提供援助的行动与美国国家利益不矛盾。

(四)……

(五) (1)如果有关政府或政府机关或部门自1962年1月1日起有下列行为，则美国总统应该中止根据本法或任何其他法律向该国政府提供的援助---

(1)对美国公民或公司、合伙、或不少于50%权益为美国公民拥有的组织的财产所有权或控制权进行国有化、征用或没收，或

(2)采取有关措施否定或取消同美国公民或公司、合伙、或不少于50%权益为美国公民拥有的组织之间签定的现有合同或协议，或

(3)施加或执行歧视性税收或其他手段、或限制性维护或运营条件，或采取其他行动，对上述拥有的财产所有权或控制权具有国有化、征用或没收的效果，

而且该国家、政府机关或政府部门未能在合理的时间内（不超过采取行动后6个月，或在规定时间将有关事项提交美国对外索赔解决委员会时，不超过该委员会接到报告后20天）采取适当措施，包括仲裁等，以解除其根据国际法对该公民或实体承担的责任，包括用可兑换的外币快速补偿国际法要求的有关财产足额价值，或未能采取具体措施，根据具体情况提供有关免除税收、征用费用或有关条件的救济；且该中止应该持续到美国总统对所采取的有关适当措施满意为止。对任何国家不应放弃本小节有关规定的要求，除非美国总统认为并证明该弃权对美国国家利益实属重要。该核准证明应该立即上报国会。

应美国总统要求（在本节第（1）段第（1）、（2）或（3）小段中提到的行动后七天内），美国对外索赔解决委员会（根据《1954年第一号重组计划》；联邦立法第68条第1279节建立）特此被授权为本小节之目的，对征用的财产进行评估，以确定被国有化、征用或没收或施加前述歧视性或待遇或其他行动的财产的全值，并在美国总统提出要求后90天内，向美国总统提交有关咨询报告。除非经美国总统授权，该委员会不得将咨询报告公布给拥有该财产公民或实体之外的任何人或实体。特此授权向该委员会随时进行必要的拨款，使其可以快速实施本小节项下的职能，该拨款随时可用。

(2)尽管法律可能会有任何其他相反规定，在一个案件中，如果任何当事方，包括外国（或通过该国提出请求的有关方），因为（或通过追索）该国违反国际法原则（包括本小节规定的补偿原则和其他标准）之行为在1959年1月1日以后没收或以其他方式取得财产，对该财产799的物权或其他财产权提起请求时，美国法院不得因联邦法国家行为主义拒绝作出使国际法原则生效的决定；但是，本小段不适用于以下任何案件：（1）外国国家行为与国际法不矛盾，或物权或其他权利请求涉及的财产据以获得的不可撤消信用证在没收或取得该财产前依照诚信的原则开出不超过180天，或（2）美国总统确定，在有关特殊情况下，适用国家行为原则符合美国对外政策利益要求，且已经代表美国总统将有关该案件的建议提交法院备案。800

20世纪60年代，随着冷战的进一步发展，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已经不仅局限在军事实力的较量，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成为其争夺的焦点。对外援助成为美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工具。肯尼迪上台后，把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制定新的《对外援助法案》，把外援重点由军事援助转向经济援助。以《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为开端，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及美国外交政策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美国的外援政策发展有一个奇特的现象:几乎是十年一波，每十年都有一个新的主题。

一、战后时期:争夺战略空间

美国对外援助的第一波起始于二战的结束，由1946年对希腊内战的援助、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以及1949年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为主要标志，体现了美国在世界格局发生巨大变化时代的“西半球战略”。

援助希腊内战在美国对外援助史上是一个转折点。19世纪的美国政治还主要是国内政治，在1845年爱尔兰遭受天灾和1881年俄罗斯发生饥荒的历史时期，美国国内都有人提议美国政府提供援助，但都以“违宪”的理由遭受到美国国会的拒绝。两次世界大战改变了美国的政治观念，使美国逐步从孤立主义的舆论中走出来，不仅启动了对拉丁美洲的援助计划，而且在两次大战期间向共产主义苏联提供了战略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罗斯福总统关于美苏之间进行经济政治合作的“伟大构想”成为泡影，西方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和苏联这个新对手抢夺战略地盘，美国的战略家们随之提出稳固“西半球”的战略构想。当英国通知美国，它已经无力维持对希腊、土耳其的经济和安全承诺而苏联有可能南下地中海的时候，美国随即取英国而代之，开始了对希腊和土耳其政府的大规模援助计划，封杀了那里的革命运动，扼住了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的西方战略前线。杜鲁门将希腊内战说成是“民主与专制之间斗争的延续”，要求国会不仅要援助希腊和土耳其，还要设法阻止苏联继续扩张的趋势。通过对希腊、土耳其的援助，美国向苏联发出了明确的信号:美国是干预世界事务的，西半球事务不许苏联插足。

援助欧洲重建的《马歇尔计划》体现了同样的战略思维。美国的官方文件直言不讳地称，马歇尔计划的两个基本作用是:第一、帮助遭受战争破坏的欧洲国家重建；第二、遏止共产主义在欧洲的扩张。还有一个间接的目的，就是服务于西欧的一体化建设和帮助美国产品占领西欧市场。美国产品和影响在欧洲的存在都是美国西半球战略的组成部分。

美国的战略援助不仅限于在欧洲和苏联抗衡，而且包括了在东亚、南亚及在世界其它地区和苏联争夺地盘。在苏联和中国的周边地区，美国援助了摇摇欲坠的蒋介石集团、朝鲜李承晚当局和越南伪政府。连美国政府自己也承认，这些援助计划并不是什么正义之举，而只是帮助美国的“朋友”，替美国的势力占据更多的地方。

1949年杜鲁门的“第四点计划”往往被看作是美国对外援助的一个里程碑。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称，“第四点计划”的目的是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转移和知识技术，是对农业、健康、教育，缓解饥饿领域的专项援助，是“用我们的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的实惠，促进不发达地区的改善与发展。”这标志着美国第一次针对发展问题，提出了长期性的政策和策略，同时也是第一次区别经济援助与军事援助，尽管在当时，发展援助和军事援助还是服务于同一个战略目标。

在“第四点计划”刚刚提出的时候，美国国内还有些不同的意见。特别是共和党人认为，应当利用私营企业，向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来弥补西方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而不应当动用政府的力量去组织技术援助项目。但到了1952年，冷战的帷幕开始打开，整个外援领域里的空气也随之冷却。随着两大军事阵营的建立，《马歇尔计划》也开始强调美国帮助盟国提高必要的军事实力，尽快建立集体防卫能力的内容。美国政府告诉国会，美国可能把亚洲和中东丢给苏联。这种说法成了外援政策的主要卖点。美国1951年《共同安全法》很快就得到通过，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重新被结合起来，技术合作署随后划拨给共同安全署统辖。美国同时加强了对印度、巴基斯坦和伊朗的援助。1952年美国通过双边援助大量转移资金，作为过去小规模技术交流的补充。在美国双边援助注重战略意义的同时，世界银行从支持欧洲的发展转向了为拉丁美洲、中东和南亚提供发展援助，并开始从工业生产领域转向在食品、教育、健康领域谋求发展。杜鲁门的“促进不发达地区的改善与发展”就这样变成了以遏止共产主义在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目标。经济援助只是不同于军事援助的另一种战略工具。

尽管美国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学者之间也有过关于发达国家在经济欠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能否获益，以及应当怎样提供经济援助等问题的讨论，但到了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反共产主义的安全观在外援政策领域占据了上风。这当然和朝鲜战争不无关系。整个美国舆论界都倾向于将美国的军事援助看成是安全工具，看成是在变动的国际关系中保障短期和长期安全的手段，是在帮助受援国获得和平。另一方面，苏联的快速发展对于美国的世界地位提出严峻而真实的挑战:1953年，苏联加入了联合国对外机构的技术援助提供国行列，到了1956年就已经替代了美国和世界银行作为埃及阿斯旺水坝建设的援助者。美苏在对外援助方面的竞争从中东欧发展到拉丁美洲、非洲和东南亚。结果是，从1949年的“第四点计划”到1961年的外援法案，安全动机在美国的援助政策讨论中占据了统治地位。

二、60年代:外援制度化

历史进入20世纪60年代，分割东西方的铁幕已经形成，两大政治阵营森严壁垒。苏联以惊人的速度进行经济建设，而非洲一些前殖民地国家纷纷宣布独立，有些国家在社会主义欣欣向荣发展趋势的影响下，加入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使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感到了共产主义在信念和制度上的挑战。古巴的导弹危机，更加给了美国一种后院起火的危机感。

在这种世界形势下，肯尼迪总统用以稳住西方阵脚，与莫斯科进行和平竞赛的法宝之一就是对外援助。1961年，肯尼迪当选总统的第二年，就在一次白宫招待国会议员和来自拉丁美洲的外交使节的讲话中号召西半球成立一个新的进步同盟，用以满足人民对于住宅、工作和土地、健康和学校的基本需求。同年，美国通过了《对外援助法》。法案授权总统建立国家开发署，以代替国际合作局。这部法案成了此后若干年中美国对外援助政策的主要法律依据。对外援助法确立了联邦预算第150账号，专门为双边和多边的财政和经济援助、军事援助、以及信息和文化交流提供经费。为了减少冷战的色彩，给这种援助、军事援助、以及信息和文化交流提供经费。为了减少冷战的色彩，给这种援助一种道德的正名，肯尼迪还特意解释说，美国向世界上的穷国提供外援“不是因为苏联也提供外援，而是因为这样做是对的。”

《对外援助法》通过的当年，肯尼迪政府建立了“和平队”，用于在发展中国家维持和平和加强友谊，并且与拉丁美洲国家一道建立了“进步同盟”，在拉丁美洲推广“土地改革”，通过经济援助和促进社会改革抵消国际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在拉丁美洲的影响。肯尼迪还设法将艾森豪威尔的冷战援助变成发展援助，致力于在广大的发展中世界扩大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产生“trickle down”(水滴石漏)的效果。在肯尼迪政府期间，美国对外援助的拨款年增长4倍以上。

60年代初期是西方福利国家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对外援助快速发展的时期。政府的干预作用受到了普遍的承认，就连蒙格马利这样的自由主义人士都认为，“自由的理想主义应被看作是好的政治”。6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大都并不特别富有，但是在当时的政治空气下，很多人都能热情地为外援事业主动捐款。一位民主党国会议员说，“政府现在做的事超过了教会给我们提供的模式，用在外国的钱不仅仅是为了传教，而且是为了治病、扫盲、以及许多能够延长生命的事情。”就连教会人士似乎也赞成这种判断。基督教联会基督社会行动委员会的主席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说，他的组织完全支持政府进行长期的外援项目。

美国人对于美国政府的这种热情支持使得美国能够通过对外援助在世界上许多地区推进，美国向非洲提供的援助是一个典型的例证。60年代初以后，欧洲殖民主义纷纷从非洲撤出，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政治真空，有些国家(如扎伊尔和加纳)开始转向社会主义，并向苏联寻求援助。为了保证非洲不会全面地倒向苏联，美国的中央情报局参与了暗杀卢蒙巴，并且通过对外援助拨款长期支持蒙博托的独裁。在苏联的势力自1967年以后逐渐撤出以后，美国对非洲的援助即呈急剧下降的趋势。

也是在60年代，恢复了经济发展的西欧国家开始加入给援国的阵营。援助资金开始流向发展中国家，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建立，对于制约双边军事援助，加强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援助，在给援国中间沟通信息和交流经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第一次受到国际组织的监督和评议。这种制度化的趋势在60年代后期达到了一个重要的阶段。1969年，世界银行任命了一个以加拿大前总理莱斯特·皮尔森为首的评估小组，全面地审核对外援助政策，从而形成了标志着西方主流外援观念的“皮尔森报告”，报告建议:

1.取消欠发达国家的出口降碍，促进有利于外国直接投资的条件；

2.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相当于发达国家国民生产总值0.7%的外援，保持欠发达国家年6%的年增长率；

3.重新安排对农业、教育和人口增长方面的技术援助；

4.通过国际组织加强和扩展多边援助体系。

从美国国内来看，肯尼迪政府时代的美国高资态对外援助和国际干预主义政策，非但没有给美国赢得良好的国际形象，反而使美国在世界许多地区都陷入了重重的矛盾之中。随着美国对越南战争越来越深的卷入，迎接到访美国总统的臭鸡蛋和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此起彼伏。在这种情况下，新上任的尼克松总统开始采取了缓解东西方冲突的策略，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与苏联进行严肃的谈判，力图达到软化苏联行为的目的。在对外援助方面，尼克松总统表示希望发展中国家在决定它们自己的发展战略方面起更大的作用。1969年，尼克松任命了以美国银行总裁鲁道夫·彼得森为首的小组，对美国的外援制度进行全面的审核。这个动议与世界银行的努力遥相呼应。

同样是在1969年，国际劳工组织启动了世界就业项目，提出了“提高穷人的生活质量，提供就业机会”的口号。1970年，经合组织成立了调查欠发达国家就业问题的专门小组，随后，联合国参与了这项工作，最终导致了世界银行在1973年对整个潮流的介入，使国际发展组织在70年代形成了一个相互配合的主流力量。这种主流力量的形成固然有美国的大量影响，但是也对美国对外援助政策形成了一定的约束。

三、70年代:美国外援的新方向

1970年的彼得森报告称，美国应当重新设计外援政策，以便使发展中国能够建立它们自己的有限目标，美国应当根据发展中国家自我努力的状况给予相应的援助，应当严格分离发展援助和军事援助，扩大利用私营部门的资源，促进公众的参与，促使多边信贷机构成为发展援助的主要渠道，阻止美国官方发展援助滑坡趋势，等等。1970年9月，尼克松根据彼得森报告向国会提出了改革对外援助计划的议案，次年又将两份法律草案交给国会，即《国家发展和人道主义援助法》和《国际安全援助法》，但遭到国会拒绝。

70年代是西方世界的多事之秋，美元的贬值和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动摇了西方国家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信心，70年代的中东石油危机对于美国经济更是雪上加霜。早在1969年5月，尼克松在一次国会演讲中曾经声称，他本人是支持经济、军事和技术援助的，因为这些援助项目可以同时服务于安全、扩大市场和为美国赢得好感这三个目的。尼克松还提出了三项动议:(1)建立一个半私营的机构(名为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以扩大私人企业，(2)加强对国际发展银行的支持，并增加对联合国技术援助项目的支持，(3)扩大美国的技术援助。但到了70年代，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饥饿蔓延、食品匮乏、战争频仍，美国民众开始反诘美国发展援助的方式方法，而美国国会尤其缺乏耐心。国会议员们纷纷对美国外援在最穷国最穷人群中快速改善福利的能力提出了质疑。内外压力导致了美国国会1973年对于外援法案的修改。

1973年，尼克松再次向国会提出的对外援助的议案中包括了一个新的章节。这个章节论证了美国在发展中世界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并强调发展工作不仅和人道主义需求密切相关，而且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稳定密切相关。美国可以通过向发展中世界提供它们急需的机器和产品，换回美国需要的能源和原料。这个法案强调的不再是私营企业的作用，而是如何改善外援项目的执行，并且提出将双边援助集中于健康、教育、农业和计划生育等领域，让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自身的发展工作中去，以及美国应当与其它给援国更好地合作，并向多边援助机构提供实质性的帮助等等。显然，在世界性的经济衰退阴影的笼罩下，推行共和党历来主张的经济自由主义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时机。

尼克松政府时期有两个外援新口号，一是提出人权外援，二是强调多边援助。1973年，国会组织对发展援助的总趋势进行了总结，提出:1.发展援助有利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建议把它作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个工具，

2.经济发展本身就是好事，值得美国为这个发展过程而投入，

3.多边援助比双边援助的利益取向低，所以应当在发展中起更大的作用，

4.贸易政策应当起更大的作用，发展中国家产品进入市场的障碍应当减少，

5.私人投资应当在发展中起更大的作用，

6发展中国家必须在制订它们自己的计划时起更大的作用，并且必须对后果负责，

7关于社会正义的要求(即保证公共参与决策和发展工作要惠及需求者)应当得到重视，

8.安全援助应当与发展援助分开执行。

根据这个结论，国会提出，美国对外发展援助政策应当进行全面调整，这个调整要求后来在政府中被称为新方向。这个新方向后来往往被称为基本人类需求。新方向要求将经济援助分为5个预算领域:食品和营养、计划生育和健康、教育和人力资源发展、有选择的发展项目，及有选择的国家和组织。这个方向和60年代外援方式完全不同，它淡化了战略色彩。美国国际开发署在执行项目的过程中努力地使外援向农业、农村发展和食品生产集中，同时强调营养、人口控制、健康服务和低成本教育，更增加了美国外援的“人民取向”。这种取向在1974年的《外援法案》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新方向导致了美国国内对人类发展的关注，在美国国会内又演化为对基本人权的关注。到卡特1976年就任美国总统的时候，多边发展和人类需求已经成了时尚。这种时尚与卡特本人的价值取向十分接近，于是他很快就接受了外援基本人类需求原则，并且在这个基础上要求重建美国对外援助的道德目标。在方式上更加强调稳定经济和调整政治结构，更加依赖多边组织，更加关注社会平等和保护环境，并且把人权当成了宗教信仰。这些做法受到了美国国会的批评，国会共和党议员指责政府绕开国会的监督，通过不透明的多边组织进行财政转移。对于政府作用的这种反对情绪不断发展，成为80年代“里根经济学”的土壤。

四、80年代:推行自由市场经济

里根和他的智囊们认为，市场的魔力可以替代政府的干预。所以里根1980年就任美国总统伊始，即开始推动美国政府的各项政策进行大转折:一方面削减福利国家，另一方面消减对外援助。美国在1985年给经合组织发展援助委员会的备忘录中写道:“美国认为，一个能够刺激私营部门、加强地方机构，并且使技术适用于穷人的政策环境，才是成功地解决基本人类需求的最有效的方式。”

其实，在里根上台之前就已经筹划了对外援政策的重大调整。里根的主要智囊班子——一传统基金会的人士们主张，应当重视可以更好地体现美国经济利益和外交目标的双边援助，因为这样可以把美国的朋友界限划分得十分清楚。里根政府的国务卿舒尔兹说:“我们的经济援助计划是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关键的工具，而且是直接地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和经济繁荣联系在一起。”这样，在里根政府时代，多边援助就被打入了冷宫。

里根政府改变了起始于尼克松政府的新方向，抛弃了卡特政府的人道主义说教，提出了对外援助的四根支柱，或四大工具即:

1.就改革问题和受援国进行政治对话，寻求和受援国政府在发展政策和改革措施方面取得一致；

2.投资机构建设和大量地开发适应自由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源，将权利分给能够促进经济增长的私营企业、志愿者组织，而非公共机构；

3.支持研发和转让使用现代科技，特别是在生物医学、农业和人口控制等领域里的技术突破；

4.发展私营部门和市场力量，使它们在解决发展问题方面起作用。例如依靠商业信贷而不能通过援助去发展像印度和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四根支柱归结为一个核心，就是削减政府，加强私营企业和市场。但对于政府作用的削减并不是全面的，例如里根政府动用了大量的外援资金，加强盟国的军事和政治结构，军事援助再度受到重视。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的比例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对外军事销售(FMS)增长了200%，军事援助计划(MAP)上涨了600%，而经济支持基金增加了82%。非经济支持基金的经济援助则下降了8%，主要原因是对多边承诺的巨额削减。多边援助组织成为美国政策的弃儿，美国的多边官方发展援助从1980年占44%下降到1986年占27%。军事援助主要提供给埃及和以色列，援款主要用于交流和培训，因为里根认为中东的不稳定局势有利于苏联，特别是在苏军入侵阿富汗之后，因此加大了对于埃及、以色列，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的援助，以便在地理上阻止苏军南下，保证美国在当地的霸权地位。

除这四根支柱以外，80年代的美国外援政策还有五大优先，分别是:

1.中东、以色列和埃及的和平计划。该计划获得了占美国外援总额40%强的拨款。

2.维持对于美国安全至关重要的军事基地。大约1/5的援助是由于这个原因而提供的，受援国包括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土耳其和菲律宾。

3.支持与苏联或共产主义阵营对峙的盟国，如韩国、泰国和巴基斯坦得到了大约1/12的援助拨款。

4.促进经济发展和减轻人类痛苦，主要用于对非洲的援助。

5.帮助在中美洲的盟国成立民主制度。

所以，里根政府的外援政策不是消弱，而是加强外援的政治内涵，不过这种外援的政治取向是战略性的，其方法是通过调动个人的积极性，推行经济自由主义来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以便和对垒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争高下。

除明确的政治取向以外，里根政府还强调了外援政策要建立通向“工业和国防战略原料的不间断的通道”，坚持要求对有些受授国政府进行“建设性的融入”，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重新成为外援重心。

在80年代，美国的许多外援机构都将促进地方和外国的私营部门当作衡量发展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条件。在里根政府的外援体系中甚至专门建立了私营企业办公室，把研究如何使公共公司私有化当作中心的任务。在对受援国的具体援助条件中，甚至有每年至少援助两个私有化项目的规定。美国为这个4年期的私有化一揽子援助项目投入了2400万美元。

80年代的美国外援除了强调和自由市场经济挂钩，促进私人企业以外，还帮助美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发展。在这个方面美国的外援集中于美国的传统优势领域，如营养、农业、能源、健康和人力资源。美国国际开发署为转让技术项目每年大约花费2.5亿美元，大多用在农业(病虫害控制、耕作技术)和健康(降低婴儿死亡率)方面。美国国际开发署支持培训中心、研究机构、合作社、大量政府组织和其它组织从事这些工作。

五、90年代:全球战略与政治条件

90年代初，世界格局骤然变化。随着冷战的结束，苏联的解体，以冷战划线，和苏联对峙的一切战略关系和对外政策都需要重新调整，包括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

冷战后美国对外援助政策最先失去的是政治前提:它不需要再和苏联阵营争夺穷朋友，所以对非洲的外援首先受到消减，特别是那些为了战略目的而提供的外援。给巴基斯坦、摩洛哥等国家的双边援助骤减，扎伊尔也悄悄地从美国军事援助的名单上消失。

同时降温的还有美国国会内在对外援助政策上的争论。主张消减对外援助的国会议员来自民主和共和两党，他们大都对经济衰退的状况表示不满，都积极主张削减政府财政赤字。在90年代初的美国政治空气中弥漫着“和平红利”的气息，使得对外援助成了不讨人喜欢的话题。布什政府高达3兆的国债和2185亿财政预算，使得布什不能理直气壮地提出对外援助新政策。当然，美国对中东的援助并没有受到根本的影响，除了和苏联对峙的因素以外，美国国内的犹太人群体有足够的力量迫使美国保持强大的存在。

美国的对外援助在90年代出现了利益泛化的现象，许多外国利益集团活跃在国会山内外，波兰裔美国人的压力集团不断壮大，巴尔干动荡又使得美国把5亿美元的援款投给了波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