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529年的欣布拉库尔战役战败之后，公元1531年春季，埃塞俄比亚所罗门王朝又被沿海的阿达尔苏丹国击败于安图基亚战场。由于损失惨重，之后的十多年里，他们再也无力组织大规模的抵抗活动。

早在公元1世纪，辉煌一时的阿克苏姆文明就矗立在红海西岸。不仅为同时的希腊-罗马水手所熟知，也与对岸的阿拉伯半岛有着更悠久的贸易传统。后来被埃塞俄比亚奉为先祖的所罗门与示巴女王，就由这些现实因素给定下基调。

不过，当时的阿克苏姆帝国可不是后来那个自闭国度。通过长时间地利用红海国际通道，早已为自己累积了大笔财富。地中海世界的技术与商品，经常被送往当地交换象牙和黄金。本国商人也积极向东拓展，把从印度次大陆来的商人都拦在亚丁湾之外。随即又将对方的物产买下，倒手倾销到埃及境内的众多口岸。加之沿海湿润气候的滋养，为人口增长提供着优质农业条件。于是，直到西罗马皇帝在公元5世纪被蛮族军头废黜，他们还是文明世界的南方灯塔。

但至关重要的东方贸易，却在下一个世纪遭到萨珊波斯阻碍。后者在频繁的陆上争霸无果后，开始用国王支持的船队挤占印度商港。最后靠着地理位置优势和拥有官家武装护卫的商船队，将罗马的商业影响力逐出次大陆。作为传统基督教阵营的阿克苏姆，也连带受到巨大影响。当查士丁尼皇帝决定对南方商路撒手不管，他们便被君士坦丁堡当局扶正为这一路的秩序维护者。由此而来的跨海远征，也将阿克苏姆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也门。

然而，阿克苏姆的自身体量非常有限，根本无力维持在对岸的长期军事存在。于是，在萨珊波斯的远征军从阿曼方向杀到，大批不满其控制的阿拉伯人也顺势揭竿而起。也门争夺战的溃败不仅让阿克苏姆的国际野望遭到打击，也给贸易型经济的维系带来巨大伤害。大部分来自东方的货源被迅速切断，进而促使他们不得不依靠恶补农业去养活超量人口。

可惜，全球气候的逐步变冷，又让高举农业强国旗帜的阿克苏姆遭遇二次危机。急速扩张的水利设施和高产农田，造成区域内的大面积水土流失。尽管沿海的港口依然在运作，却只能靠出口非洲物产来勉强度日。

经济萧条的必然结局，就是让所有人必须分头寻找新的出路。部分商团直接演变为海盗，定期劫掠对岸的各阿拉伯贸易据点。直到默罕默德管事的年代，还有不怀好意的人士造访麦加，引得早期穆斯林武装团体发动渡海追击。但更多人是往内陆寻觅资源，并越来越依靠抓捕黑人部落民去参与奴隶贸易。

随着时间进入公元7世纪，穆斯林阿拉伯人的扩张开始席卷整个近东与北非大地。阿克苏姆因曾经给予默罕默德庇护，而没有被立刻指定为攻击对象。但他们的国际生存空间，却因埃及的陷落而日益萎缩。尤其当穆斯林商船开始逐步接管旧贸易线路，阿克苏姆人的交流途径就更加退往内陆。好在彼时的王国周围，还有许多尊奉埃及科普特派的基督教国家，暂时不至于产生过大压力。但内陆派系的随之壮大，也宣告了古典埃塞俄比亚时代的末日。

公元960年，经济格局的变迁，终于为阿克苏姆带来政治层面的剧烈震动。以内陆犹太教团为力量核心的尤蒂特公主，残暴杀害了几乎所有的王室成员，并在此后的40年内控制了大部分领地。虽然基督教派系在她死后重新控制政局，却已无法重现往日辉煌。

稍后建立的扎格维王朝短暂而渺小，并成为埃塞俄比亚的历史转折点。由于昔日的沿海区域不再能被控制，内陆则依然是大批信奉犹太教或原始崇拜的黑人部族。残存的阿克苏姆后裔便在首次处于封闭环境，逐步发展出同周围所有邻居都不一样的信仰体系与世界观。这不仅让他们逐渐视欧洲的教友为异端，也和过去关系不错的埃及科普特人渐行渐远。只是由于十字军在黎凡特和埃及海岸的肆虐，才让他们暂时保留了部分交流管道。

更重要的是，穆斯林世界依然在扎格维王朝的主要对外方向上蓬勃发展。同样出于对黑奴贸易的需要，让大批海员顺着先贤步伐，跨海到更南方的东非海岸进货。这一产业链不仅促成摩加迪沙、马林迪、蒙巴萨和桑给巴尔的升级发展，也让当地逐步出现有土生土长的穆斯林群体。依靠得天独厚的技术、经济和社会组织学优势，几乎对内陆部族形成巨大的不对称优势。

许多饱受埃塞俄比亚奴隶贩欺凌或威胁的土著，纷纷开始跑来皈依投靠，在短时间内就迅速形成了一个不断膨胀的敌对集团。他们往往乐于同科普特派或犹太人保持良好协作，集中针对那些已完成自我甄别的埃塞俄比亚人。

同时，停靠吉达港、麦加或苏伊士的穆斯林帆船，在运输效率上也胜过要走尼罗河的埃塞俄比亚驼队。他们无疑在奴隶市场的竞争中，再次重创了阿克苏姆后裔。这迫使后者进一步向贫瘠的内陆山区拓殖，扩大自己的围猎空间和抓捕数量。一些原始部族成员也被吸纳过来，成为日益壮大的代理人阶层。最后更是完成了实力反超，足以彻底逆转双方的原有歧视链。

于是到公元1270年，新的所罗门王朝突然在内陆高原崛起，并反向吞噬了扎格维王朝的阿克苏姆残余。至此，这个当初依靠沿海贸易起家的次生文明，彻底转变为以军事管制为核心的内陆系强权。仅仅是统治者为了强调本身独特性，才以各种历史发明将自己包装为“白人”，并将这个传统艺能一直留存到后世。

虽然统治者一直号称自己有继承自阿克苏姆王族的所罗门血统，但最原始出生地和内在文化风貌，都丝毫不能支持其正统性理论。

由于是奴隶抓捕者出身，埃塞俄比亚的所罗门王朝自诞生之日起，就秉持了浓郁的隔绝与对抗性。当早期君主派遣宗教使团造访欧洲，便单方面宣布自己以外的教会都没有发展希望。加之十字军运动的彻底结束，也让他们获得外部援助的渠道日益困难。即便是近在咫尺的科普特派小邦，也难逃被其武器胁迫的命运，并成为内陆帝国的涉外缓冲区。

讽刺的是，以反抗十字军起家的埃及马穆鲁克王朝，很少对这些南方山区的土包子们怀有敌意。相反，开罗和亚历山大港的奴隶市场，永远离不开埃塞俄比亚猎人的鼎力支持。后者早已习惯于到周遭区域搜捕黑奴，然后通过当代南苏丹地区的科普特商人，转手销往尼罗河两岸。

但经年累月的暴虐猎捕，只能是将更多部落逼到穆斯林阵营。例如控制索马里北部和吉布提的阿达尔苏丹国，就收纳了大批心怀仇恨的加盟者。加上他们的沿海商团也需要出口奴隶创汇，便优先将埃塞俄比亚人作为头号目标。利用自己所能掌控的海上优势，绕开北部山地阻隔，不断换取由马穆鲁克工匠所打造的精良武器。相比之下，所罗门王朝的对外交流面则狭窄太多。16世纪开始，穆斯林更是获得了强大的奥斯曼土耳其的支持。

1529年，来自索马里的传奇将领易卜拉欣，开始成为阿达尔苏丹国的北伐大将军。虽然他麾下的部队质量不算上乘，数量也总是少于高原对手，却在许多方面具有重大优势。例如已控制埃及的奥斯曼帝国，为他提供了200多人的火枪手部队，使索马里人第一次用上了成建制的火器。至于来自各地的传统步骑兵队伍，也大都拥有阿拉伯-突厥系装备，并具备较为统一的战术配套体系。尤其是来自阿拉伯半岛的良马，让他们的骑兵完全有能力击败埃塞俄比亚对手。

这年3月，不足万人的阿达尔-索马里联军，就在欣布拉库尔战役（施姆巴-库若战役）中遭遇大批所罗门王朝士兵。后者显然对即将面临的战争强度没有任何概念，在遭遇火枪齐射后就立刻自乱阵脚。大批遭君主胁迫的封地贵族首先动摇，接着又引起更多征召部落兵的溃逃。所以，即便全军损失相对轻微，还是将国王的宫殿也丢给了对方。穆斯林士兵则乘势劫掠，带着丰厚的战利品返回南方基地。

事实上，早在这次军事灾难来临前，就已经有多位葡萄牙使节从海陆两端造访过埃塞俄比亚。但时任君主的大卫二世，并没有捕捉任何来自外部世界的变化。因此，当对方大使在6年任期结束后离开，整个帝国都仿佛从未接触过任何新鲜事物。

1531年，易卜拉欣再次率领阿达尔-索马里联军北上，准备彻底征服埃塞俄比亚全境。大卫二世也被迫倾全国之力抵抗，从各阶层中搜罗出号称多达十万人的兵力。但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封建贵族，有着类似中世纪骑士的装备和战术。无论其军事技艺模仿自北非的突厥化军团，还是受更为遥远的圣地十字军影响，数量都终究捉襟见肘。大部分兵丁还在使用原始猎弓作战，率领他们的重装步兵也只有很小的盾牌和长矛。完全不能同大量披甲的穆斯林同行相提并论。那些留在索马里的奥斯曼枪手，也为雇主制造了首批火炮，从而在远程火力方面拥有更大优势。

战前，大卫特意让本方士兵列阵在安图基亚湖以南地区，以居高临下之势拱卫高原入口。但还是无力抵挡奥斯曼炮兵的单方面屠杀。因此，入侵者近以12000人的兵力，就再次使埃塞俄比亚人阵脚大乱。随着百余人的火枪手开始在射击中不断前进，守军阵中已有千人因各种原因而倒在原地。等到500穆斯林骑兵引着大量步卒掀起总攻，所罗门王朝的菁英们也失去了集中控制能力，只求在混乱中逃出生天。易卜拉欣则凭借两次大胜而成为穆斯林历史上的强大征服者。

到当年10月，埃塞俄比亚人最后在安巴塞尔战役中做困兽之争。但背水一战的他们，还是没有受到身后的瓦拉卡河掩护。面对明显更为善战的联军，以最快速度丧失了秩序。在伤亡不足千人的情况下，就将皇家旗帜丢给了对手。

此后，大卫二世直到在1540年病死，也没能在占据上扳回一点劣势，连皇后和大儿子也被对方包围俘虏。至此，古老的埃塞俄比亚已明显因长期的封闭退化而即将寿终正寝。直到幸存下来的小王子克劳迪斯（加拉维德沃斯）继位，才终于从葡属印度求来了500多名雇佣兵，并在1543年的维纳达加战役中完成了绝地反杀。

虽然埃塞俄比亚逃过一劫，但习惯于封闭的本土教会，继续搞绝对意义的自成一系。甚至影响到宫廷决策，此后将葡萄牙人的人马都驱逐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