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非洲历史上最重要的文明古国之一，埃塞俄比亚的历史从公元前延绵至当代，却总是不容易引起关注。尤其是在伊斯兰教崛起后，非洲东北部的海岸都逐渐落入穆斯林之手。但不屈的埃塞俄比亚人，却在内陆山区里长期抗争，并不时向外部世界透露着诱人的信息。

早期的埃塞俄比亚贵族，属于中东闪族人群的南翼分支。在《圣经》中与所罗门王大搞情感外交的示巴女王，就被认为是渡海而来的埃塞俄比亚统治者。这层血缘与文化关系，也让当地长期坚持犹太教信仰。从公元前1世纪起，著名的阿克苏姆文明就在罗马治下的埃及边缘，若隐若现。

得益于地中海商人对红海和印度洋的开拓，整个东非海岸的被拉入了国际贸易体系，文明水平大大提升。埃塞俄比亚就因靠近红海，与阿拉伯半岛的也门隔海相望，从而享受到更多文明传播的红利。来自非洲内陆的黄金、象牙与来自阿拉伯半岛的乳香，又或者是其他从印度方向来的贵族物品，都有机会输入当地。善于经商的罗马人、希腊人、阿拉伯人或犹太人，也长期出入埃塞俄比亚境内。这为他们历史上的首次崛起，创造了必要条件。

公元6世纪，受到拜占庭-罗马文化影响的阿克苏姆王国，开始信奉基督教。新的显贵们不仅在山区继续侵蚀坚持犹太教的部族，也曾经渡海攻打也门的犹太教王国。

在对阿拉伯半岛的短暂统治时期，埃塞俄比亚人控制了红海与印度洋的出入口。他们的商人开始替代从埃及出发的罗马人，成为与波斯竞争印度洋贸易主导权的强大势力。最终，迫使倍感压力的波斯出兵沙漠绿洲，才将他们压制回非洲本土。

若非埃塞俄比亚人被逐出阿拉伯半岛，后来的历史就可能会有重大不同。忽然感觉自己已经掌握国际经济命脉的波斯，在不久之后也发起了对拜占庭帝国的全面进攻。双方在两河、叙利亚、埃及和小亚细亚等地鏖战多年，很大程度上也方便了新兴的伊斯兰势力崛起。在以上大部分地区都落入阿拉伯征服者的控制后，噩运也就开始降临到对岸的埃塞俄比亚人身上。

阿克苏姆时代的后期，埃塞俄比亚人开始从自己的沿海撤退。原因也不奇怪，穆斯林阿拉伯人开始入侵非洲。面对如日中天的征服者，土著势力几乎没有多少办法。他们很快就失去了对沿海和贸易的控制，成为对外隔绝的内陆王国。这个转折点对埃塞尔比亚的影响力，到当代都显而易见。

公元9世纪，阿克苏姆晚期的溃败，也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埃塞俄比亚人的性格与风貌。当他们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伊斯兰世界包围后，就只能更加依靠武力来自保。这就催生了军人谋反后建立的扎格维王朝。埃塞俄比亚人则在这个王朝时期，逐步成为了让人畏惧的山地战士。

尽管对外联系不畅，埃塞俄比亚人还是尽了最大努力去保持自己的国际影响力。在同北方的埃及人关系较好时，统治者就会派遣僧侣团队去列国访问。除了到圣城耶路撒冷朝拜，也会去欧洲同拜占庭皇帝或罗马教廷联谊。这就让欧洲人虽然不知道埃塞俄比亚的具体位置，却十分肯定这个基督教王国的存在。特别是在十字军时代，关于埃塞俄比亚人的信息也逐渐明朗。

然而，当时的欧洲人却有比埃塞尔比亚人更重要的交往对象。长期以来，欧洲都流传着东方基督教大国的传言。他们非常希望找到这个由约翰长老管理的地方，并形成夹击穆斯林势力的同盟。传言最初被认为源自印度，因为当地确有1世纪就传播过去的基督教会。接着，更强烈的讯号从欧亚草原的东端传来。信奉聂斯托利派基督教的众多突厥汗国，以及施行宗教平衡政策的喀喇契丹（西辽），都成为了约翰长老的表象。无论是道听途说的马可波罗，还是确实走一遭的鄂多立克，都对此确信不已。

当然，随着这些东方基督教势力在13世纪后的衰退，约翰长老的形象开始落到埃塞俄比亚人头上。此时的埃塞俄比亚，由新建立的所罗门王朝统治。他们已经完成适应了内陆山区的封建化生活，并继续遣使欧洲。15世纪，出访的僧侣发现欧洲人称呼自己的皇帝为“约翰”。他们极力解释这是一种误会，却还是架不住后者的浪漫主义想象。

最后，促使开拓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人开始逐步触及埃塞俄比亚。最初是从陆上赶来的僧侣，既有宗教情节，也有为葡萄牙王国探索东方所必须的地理情报因素。但埃塞俄比亚人却将之视为一件大事，因为他们看到了联合外力去击败沿海穆斯林势力的希望。

于是在1520年，葡萄牙舰队进入红海后，并首次派出大使去拜会所罗门王朝的统治者。双方算是有了比较松散的长期联系。

但时局的发展，依旧出乎埃塞俄比亚方面的预料。过去已经相对稳定的边界，正随着大航海时代的来临而发生改变。原本满足于沿海贸易的穆斯林势力，在葡萄牙人的红海封锁策略下损失惨重。他们一边从南下的奥斯曼土耳其那里获得军火支持，一边准备通过对内陆农业地区的征服来弥补损失。作为始作俑者的奥斯曼人，也希望在自己夺取印度洋之前，就拔掉葡萄牙人的潜在盟友。

所以，在葡萄牙人完成印度洋征服的十年后，埃塞俄比亚人也不得不得开始同东面的阿达尔苏丹国开始决战。后者不仅带着奥斯曼雇佣军，还有南方的索马里人支持。

1529年，阿达尔苏丹国的领袖艾哈迈德开始自己的“埃塞俄比亚征服之旅”。他用一支由国内土生穆斯林、阿拉伯人雇佣军、索马里志愿者拼凑而成的军队，交给大将易卜拉欣指挥，一路向西横扫。全军的中流砥柱，是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提供的雇佣军。他们让内陆的埃塞俄比亚人，第一次饱尝面对近代火药武器的苦楚。

由于双方的技术和武力差距，所罗门王朝的皇帝节节败退。当时的埃塞俄比亚军队，也非常依赖各山头的封建领主支持。其国土防御战略，和中世纪的西欧等国类似。即用坚固的要塞去控制特定的地域，供养贵族武士和他们的扈从。如果外敌侵入境内，就会遭遇到这些控制山口或农业区的要塞阻挡。当敌军开始效率低下的围攻战后，其他领地内的封建主们会集结过来增援。

埃塞俄比亚虽然地处偏远，却也通过与北非和欧洲的接触，学到了一套类似骑士的制度与军事技艺。除了弓箭手和武装不佳的持矛民兵，武力核心靠人马具装的贵族战士维持。这些黑皮肤骑士还有自己的侍从团队，主要使用较长的直剑和方便格斗的小型圆盾为武器，都是精通格斗战术的武士。

然而，无论埃塞俄比亚军队如何尚武善战，都不足以在这次全面入侵中击退对手。艾哈迈德的土耳其雇佣军人数有限，却带来了不少重型火枪和近代化大炮。这些武器不仅可以输出可怕的杀伤，还能恐吓那些没见识过近代战争的平民士兵。最后，土耳其大炮也从根本上动摇了埃塞尔比亚人的国防策略。入侵者仅仅需要布置一些的炮兵阵地，就可以轰开十字军时代的要塞。埃塞俄比亚人没有经历过漫长的火器发展阶段，根本不可能随时升级自己的堡垒技术，只能在无可奈何中迅速溃败。

如果双方在旷野上进行决战，埃塞俄比亚人还是无法获得任何优势。艾哈迈德不仅有土耳其人的火力支持，还有大量的索马里志愿者压阵。作为东非地区最善战的力量，索马里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阿拉伯大征服时代的风貌。全军的步兵被分为弓箭手、持盾长矛兵和勇武的剑士。这就让部分学习中世纪战术的埃塞尔比亚人，不可能获得野战优势。

1529年，双方爆发了规模庞大的施姆巴-库若战役。埃塞俄比亚皇帝搜集了号称多达20万人的大军，同正面强攻的12000多阿达尔苏丹军对阵。尽管埃塞俄比亚军队有人数和本土作战的优势，却还是被艾哈迈德的军队控制了战局。埃塞俄比亚皇帝达维特二世（大卫二世）只得先行撤退，留下溃兵任由敌军追杀。1531年的安图基亚战役和安巴塞尔战役，所罗门王朝再次战败，王国的军事力量也几乎就此崩溃。之后的十多年里，他们再也无力阻止大规模的抵抗活动。到1532年为止，埃塞俄比亚几乎处于灭亡的边缘。国内四分之三的基督徒领地，已经被穆斯林军队控制，大部分城镇被入侵者洗劫一空。

此后，战争依然在近乎一边倒的情况下持续。惟一可以延缓阻挡在步伐的人高山地形与民间武装的偷袭。1540年，达维特二世在愤愤不平中去世，他的继承者也被穆斯林军队俘虏。埃塞俄比亚人只得向葡萄牙人求援。

1542年，葡萄牙人终于出手援助东非的基督教兄弟。虽然他们一直在亚洲等地面临兵力不足的困扰，还是凑出了400多人的小规模部队赶往红海。指挥官是大航海瓦斯科·达·伽马的儿子克里斯多夫·达·伽马。他曾随自己的长兄一起在印度服役。兄长已经成为了印度总督，而他则希望通过冒险来打开另一片天地。

尽管只有400多部队，达伽马还是利用当地人的帮助，取得了几次小规模战役的胜利。对于人力资源匮乏的第一代远海帝国而言，以少打多是那些年的常态。葡萄牙部队经常用很少的火枪手部队，去硬抗眼前的庞大敌军。达伽马为此特意带上了部分被训练成长枪兵的东非人，以及一些愿意同自己去非洲冒险的骑士。

但在当年的沃福拉战役中，达伽马遭到了致命性的惨败。随行的290名葡萄牙士兵，大都力战而死。达伽马与十多名火枪手负责断后，被一发土耳其子弹打断了手臂。随后，他被穆斯林军队俘虏，并带到了艾哈迈德跟前。久闻达伽马大名的苏丹，用自己的佩剑砍下了这名葡萄牙贵族战士的头颅。

至此，埃塞俄比亚人的抵抗活动几乎是彻底失败。幸存的葡萄牙士兵不过百人，不少枪炮也被艾哈迈德的军队缴获。但就是这些达伽马的追随者，依然希望同阿达尔苏丹的军队决战，以便为自己欣赏的领袖报仇。同时，不少埃塞俄比亚当地人也已经将达伽马视为英雄。他们一同向皇帝加拉维德沃斯请愿，要求同艾哈迈德决战。

很快，8000名埃塞俄比亚步兵被集结起来。他们由500名国内的贵族骑士率领，是皇帝所能凑出的最后力量。葡萄牙人的部队也没有集中驻扎在一起，除去先前的损失与未能及时赶到的士兵，总计有70名火枪手和60名贵族骑士加入了联军。

他们通过一次前哨骑兵交战，俘虏了艾哈迈德手下的一名军官。后者在审问中透露，自己主子的军队就在附近，只需要5天的路程就能抵达。而且因为已经击败了达伽马，阿达尔苏丹的军队上下都已经觉得自己获得了最终胜利。于是，埃塞俄比亚-葡萄牙联军立刻出动，朝着对手的位置急速进发。

1543年2月，联军在埃塞俄比亚北部的维纳达加追上了敌人。双方几乎同时在毗邻塔纳湖的战场附近扎营。艾哈迈德的军队依然有14000名各类步兵和1200骑兵支持。但由于土耳其人看不惯他斩首达伽马，并要求开出高额的报酬，所以有大半已经离开非洲，只留下200名火枪手继续在苏丹麾下服役。尽管如此，艾哈迈德还是觉得自己在兵力、气势和技术方面都占据优势。他已经习惯了对埃塞俄比亚人的胜利，并觉得这是一劳永逸解决问题的机会。

起初，加拉维德沃斯对于决战还持观望态度。皇帝希望等正在赶来的另外50名葡萄牙士兵抵达，再开始作战。因为他觉得50个葡萄牙人比1000个非洲人还要善战。但小规模的战斗已经在两军间自觉开打。更熟悉当地环境的埃塞俄比亚武士，不断用骑兵袭扰阿达尔军队的粮秣征集队。后者虽然人数更多，但总是疲于应付，让全军的供应开始出现问题。

如果这样的对峙持续下去，穆斯林军队可能会选择先行撤退。但在一次交锋中，他们的骑兵打死了埃塞俄比亚一边的著名战士阿兹马赫。加拉维德沃斯皇帝发现自己的军队开始士气低落，唯恐封建领主们不战自溃。于是审时度势地下令在次日发起总攻。

2月21日早上，联军走出营地布阵，对面的艾哈迈德苏丹也顺势应战。他将自己的军队分为两个部分，大量的索马里人位于第一线位置，两翼由阿拉伯和东非骑兵掩护。艾哈迈德自己和儿子一起，带着包括奥斯曼火枪手在内的精锐，处于第二线的预备队位置。

联军的布阵方式没有确切记载，但应该与之类似。从各地赶来的步兵占据第一线的中心，皇帝和卫队一起出现于二线位置。考虑到自身的兵力劣势，葡萄牙士兵被特意安排在了军队的侧翼，包括了全部的骑兵与火枪手。鉴于当时的欧洲军队习惯在右翼部署最精锐力量，这一小队葡萄牙人应该就位于联军的最右侧。

战役的第一阶段，穆斯林阵营的步兵成功压制了埃塞尔比亚人。不仅是因为他们数量更多，也是因为在装备和战术编组上更为成功。后者的军事体制，非常依赖贵族武士带动，在各方面都要略输一筹。何况在几十年的战争中，包括索马里人在内的穆斯林士兵还一直占据着士气优势。无奈之下，联军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两翼的骑兵交战。

早已按捺不住的葡萄牙骑士和身边的埃塞俄比亚同行一起，发动了扭转局势的冲锋。自小在骑士文化和军事训练中成长的他们，身披全套板甲，用猛烈的冲锋击溃了赶来阻挡自己的穆斯林轻装骑兵。并肩作战的埃塞俄比亚骑士，同样有着类似中世纪欧洲的骑马武士风尚。在这种蛮不讲理的近身血拼中，优势明显。这一侧的骑兵作战，也决定了维纳达加战役的结局。

获得胜利的联军右翼骑兵，接着向左边的内侧调头，用第二轮冲锋直扑穆斯林军队的步兵阵线。鲜有面对此类冲击的穆斯林士兵，在稍作抵抗后便坚持不住。此时的他们已经位于敌军步兵和骑兵的双重夹击之下。同样部署在联军侧翼的葡萄牙火枪手，也伴随骑兵发起猛攻。他的火枪齐射，成为了动摇非洲对手的第二重要因素。这次成功的侧击，最终将穆斯林阵线撕开了一道缺口。不少联军士兵开始从这个缺口涌入，将艾哈迈德的一线截成两段。

艾哈迈德与自己的儿子一起，立即带着预备队上前堵漏。苏丹为了鼓舞全军的士气，特意走在队伍的前列，并且大张旗鼓地要让更多士兵看到自己。但在预备队到位之前，他就已经被近在咫尺的联军给认了出来。一个名叫若昂的葡萄牙火枪手，成功命中了苏丹的胸膛。接着，一个没有留下姓名的埃塞俄比亚士兵冲上去砍下了艾哈迈德的人头。

伴随着苏丹的毙命，已经落入不利局面的穆斯林军队也开始全面溃败。赶来阻止颓势的土耳其人在混乱中被大肆砍杀，最后只有40个人得以幸存。土耳其火枪队的队长，在马上同数名围攻自己的埃塞俄比亚人搏斗，最后被一名拍马杀到的葡萄牙骑士用长矛刺中。这个土耳其人死死抓住长矛，并顺势击中了对手的膝盖。最后，被已经致残的葡萄牙人用佩剑杀死。

至于其他15000名阿达尔苏丹的士卒，则因为场面混乱而没有留下精确的损失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人在乱战及之后的溃散中被杀。艾哈迈德的儿子带着40名土耳其火枪手与300人的卫队，逃到了后方的营地。在发现埃塞尔比亚人已经杀到后，将全部的辎重、财物和女人都弃之不顾，侥幸逃出生天。

无论如何，维纳达加战役就以埃塞俄比亚-葡萄牙联军的胜利告终。整个埃塞俄比亚的命运也得到了挽救。埃塞俄比亚人收复了大部分内陆领地，穆斯林则退到沿海困守。

由于葡萄牙人在后来被驱逐出境，东非的约翰长老们就不再拥有西方世界的支持。但逐步对红海以西失去兴趣的奥斯曼人，也不准备继续在当地浪费时间。当代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的对立格局，就从那时就已经确定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