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年6月29日——2006年9月14日），意大利记者、作家，前二战游击队员。生于佛罗伦萨。她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巴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1929年，法拉奇出生在佛罗伦萨一个弥漫着反抗情绪的家庭里，在三姐妹中排行老大。她的父亲是一位木匠，也是意大利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正义与自由”的成员。因反抗墨索里尼暴政而多次被捕。母亲托斯卡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的遗孤，法拉奇10岁起就“参加了革命”，给抵抗运动放风、传递情报，还曾把逃出法西斯魔掌的盟军士兵领到安全地带。渴望自由的父母注重培养孩子勇敢坚毅的性格。

1943年9月盟军轰炸佛罗伦萨时，法拉奇随父母躲在教堂里，轰炸开始后，14岁的她吓得哭了起来，这时父亲走过来，照她脸上就是一记重重的耳光，还紧盯着她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训斥：“女孩子不要哭，也不许哭！”从此，法拉奇与眼泪彻底绝缘。

法拉奇的父亲热爱政治，他同时也是意大利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对抗墨索里尼的专政，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些“代价”之后都在法拉奇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被作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闪现出英雄般的光彩。也很多次被作为饵钩将采访的政治人物引入战争或自由一类的话题。更重要的是父亲这种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响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畴中对政治领域的明显偏好，使得“战争”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为了和“文学”一样重要的关键词。

在佛罗伦萨的童年时代，她参与了父亲领导的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给她留下了终身的印记。“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我不知道纳粹分子和德国人民是两码事，因此对德国产生了刻骨仇恨。”

1945年，二战刚刚结束，16岁的法拉奇便得到了第一份工作——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编辑室，作警事和医院报道员。在《意大利中部晨报》5年，从进入该报的第一篇关于舞场的报道开始，她的文学天性便崭露出了头角，经过5年的磨炼，她初露头角的文学天赋受到意大利的全国性杂志《欧洲人》注意，《欧洲人》为法拉奇后来的辉煌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从此，她的访谈对象不再是小镇上的警官或医院中的工作人员，而是国际知名人士。在好莱坞，她采访了当红影星玛丽莲·梦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区柯克和“007”的扮演者肖恩·康纳利。

她采访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尼尔德·衣阿蒂时，不同意后者称“二战中共产党是最重要、而且几乎是唯一的抵抗力量，所受的伤亡最多”的说法，并以自己的经历为例与之激烈争论；此时的法拉奇已不仅仅限于一般意义上异于传统作业的表达主观意见了，而是一种对话式的争论。

在与休·海夫纳的会晤中，她嘲讽地说他死后会进天堂，“呆在圣徒和烈士们中间，与那些俏妞们在一起，讨论天使的性别”；她还用激将法促使希区柯克对自己多年来一直拍摄恐怖电影的原因作出了解释：“我和耶稣会会士一起学习了三年。他们的一切都吓得我要死，现在我要吓唬其他人，聊以报复”。可以说，这是她个性的天然的展示，也是她后来征服一系列风云人物的秘诀。并在这一系列“征服”中造就了风云人物之外的这个“神话人物”的诞生。

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已走进世界新闻舞台的中心，在各种重大采访活动中亮相。通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调查性报道、对美国空间工业的深入观察以及对科学家和登月宇航员的采访，她逐步奠定了自己的明星地位。随后她主动请缨去战火中的越南，经过几年断断续续的战地记者的冒险生涯，赢得了人们对她勇敢无畏精神的钦佩。

1965年法拉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一系列调查性报道及后来写成的《假如太阳陨落》一书。在这些有关月球的报道中，法拉奇表达个性的最突出的方式，是把文章的主题纳入个人思想的体系中去，对航天技术、政治、宗教、死亡等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以保证读者自始至终都以巨大的热情关注着作者的思想与踪影。”例如，当她进入阿波罗号太空船、亲身体验身处密封舱的生理感受时，她想起了二战期间作为抵抗组织成员的父亲遭监禁时所住的昏暗的囚室和临时搭建的床，同时阐释了人类面对孤独与恐惧时的不同态度；当宇航员斯雷顿提到二战中他曾在意大利上空作战、并参加过对佛罗伦萨铁路的轰炸时，法拉奇再次把个人回忆插入到叙述中去，讲述自己在一次空袭中经历的恐怖，并引发了对航天技术的道德评判；她还在报道中加入了她的父母对空间探索的观点、她与宇航员在海滩散步时的交谈、她站在巨大的屏幕前观看阿姆斯特朗绕行月球的情景等等。

在这里，“法拉奇用自己的世界与其他世界作对比，其目的是通过描写个人的感受与判断，使自己的影子在书中无所不在，为了自我表现她不断地改变和歪曲着真实的客观世界，使这个世界经由她的加工一次次帮助她完成了形象的成功塑造。”

1968年9月，第19届奥运会在墨西哥的墨西哥城举行，此举招来的是大规模的学生反政府运动。法拉奇在报道中让事实说话，但通过自己传神的报道依然牢牢占据着戏剧舞台的中心。在一次示威活动中，法拉奇身受重伤，被士兵拖着头发拽下楼梯，扔在大街上。但她大难不死，被人救了过来。她在《奥莉娅娜·法拉奇报道：血洗之夜我不幸受伤》中讲述了她的历险经历：“子弹在我们头上呼啸。我听到人们在呼喊……我左边那个人受了伤……一颗子弹打穿了水管，水向我们喷射过来，我们……浸泡在被血染红的水里。”法拉奇的文字具有类似历险小说的特征，率直有力，引人入胜。附带的照片有力地补充和说明了她的个人形象。法拉奇通过文字巩固了她女英雄的形象：面对专制主义，一位追求自由与公正的女记者挺起了胸膛。

让法拉奇闻名于世的是她曾采访过世界各国的政治巨头。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夫人、瓦文萨、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她会花上数个星期研究采访对象的细节，采访会持续六七个小时。她把采访比作做爱和勾引，她不喜欢用翻译（“两个正在做爱的人中间一个陌生人的身体”），除了意大利语之外，她还会说英语、法语、西班牙语。

她的采访技艺非常高超，会为采访对象布下陷阱，她的采访风格令人刮目相看：情绪化、咄咄逼人地逼问、持续时间长。面对这些改变历史进程的人物，她始终摆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她的采访方式与其说是采访，不如说更像吵架——与各国重要的政治领导人吵架。这种方式让全世界为之叫好，却让那些大人物感到“害怕”。这与法拉奇桀骜不驯、藐视权贵的个性有很大关系。

法拉奇曾经说过：“我发现这些掌权者并不是出类拔萃的人。决定我们命运的人，并不比我们优秀，并不比我们聪明，也并不比我们强大和理智，充其量只比我们有胆量，有野心。”她向往绝对自由，极端痛恨权力，认为暴君或总统、刽子手或将军、受人热爱的领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的和可憎的。

或许正因如此，当她采访这些人物时，总乐于提出刻薄、刁钻、尖锐甚至尖酸的问题，令对方头疼不已。而她正是以提问尖锐、言辞雄辩、透视独特、资料新颖的新闻个性而影响日增。许多叱咤风云的政坛要人都在她炮火般的问话中流露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这正好是她想要的。

1961年记者扎特琳采访法拉奇，说很多人说她卑鄙、凶狠。她睁大画着浓妆的眼睛，抚了一下头发后，摆出一副清白的样子说：“凶狠是什么意思？说出实情？我觉得我很和蔼。采访一个人时我总是尽力挖出他最好的一面。好比画画的时候我尽力画他好看的地方。”扎特琳说也许她有时画了一幅不够公正的、负面的画像。她回答说：“那不是我的错，那就是他最好的一面。”

1967年法拉奇主动请缨，要求去越南，开始了长达8年的战地记者生涯。在越南战场上，她看上去像一个孩子一样娇小、一样容易受伤，她的背包上写着说明，告诉人们如果她阵亡，将她的遗体运交意大利使馆。刚开始她的报道明显地流露了亲越共的倾向。在她采访越共战士阮文山、黄氏安以及李文明的报道中，起初法拉奇眼中的越共是“为自由而战的骑士”，因此她完全站在越共这边，公开反对美国插手越南事务——“我不会带着维他命、给养和现代化装备来到越南的拉瑞为约翰尼之流哭泣”；她为不知名的越共战士出版日记和发表爱情诗；描写美国士兵逃避兵役的种种丑行；她还大胆揭露南越政权的傀儡性质：“它像一只玩具，受主宰着别人命运的人的利益所摆布。”

然而时隔不久，一件小事却动摇了法拉奇对越共的感情。一位美国老兵批评她：“作为人文记者，站在敌军的立场上，不公平不负责任地把美国人贬的一钱不值。”法拉奇感到困惑，并怀疑自己在分析好与坏时的客观性。与此同时，北越政权企图控制她采访的行动引起法拉奇的不满，而越共处决被俘新闻记者的行为更令她怒不可遏，于是她对越共不再抱有自由斗士的浪漫幻想。

1969年3月，她前往河内采访一位美军战俘，这也是意大利记者对北越的首次直接报道。尽管从未信仰过共产主义，但却不费吹灰之力从北越人那里得到了通行证，因为他们知道她曾在越战报道中表达过反美情绪，并一度将越共视为英勇的抵抗战士。在北越逗留期间，法拉奇和另外三位意大利记者得到机会采访在奠边府战役中击败法国的军事英雄武元甲将军。在谈到对美军作战的伤亡时，武元甲脱口而出：“美国人可以随心所欲的公布他们捏造的数字，他们可以把杀死五万说成五十万。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万，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为了革命与国家的统一，即使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也算不得什么。”这句话迅速震撼了美国当局。

在采访南越总理阮文绍时，她想获得他对外界评论他是“南越最腐败的人”的意见，当直接问他时，阮文绍矢口否认了这种传言。法拉奇于是将这个问题分解为两个有内在联系的小问题。她先问：“您出身十分贫穷，对吗？”阮文绍听后，动情地描述了小时候他家庭的艰难处境。得到了上述问题的肯定答案后，法拉奇接着问：“今天，您富裕至极，在瑞士、伦敦、巴黎和澳大利亚有银行存款和住房，对吗？”阮文绍虽然否认了，但为了澄清这一“传言”，他不得不详细道出他的“少许家产”。

在采访基辛格时，法拉奇旁敲侧击，基辛格最后不得不承认越南战争毫无益处。随后，她又大胆地抛出了这样的问题：“权力是诱人的，基辛格博士，权力对您有多大的吸引力？希望您说真话。”“基辛格博士，如果我把手枪对准您的太阳穴，命令您在阮文绍和黎德寿之间选择一人共进晚餐，那您会选择谁？”“基辛格博士，人们说您对尼克松根本不在乎，说您关心的只是您干的这一行，同任何一位总统都可以合作。”面对这个问题，傲慢的基辛格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来深深懊悔的回答，他点头同意这个说法，并说道“我丝毫不怕失去群众，我能使自己做到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就像独自骑马领着一支旅行队走进一个狂野的西部神话”这个回答不仅惹怒了总统，还惹恼了普通民众，本来，基辛格在接受她的采访时坦白承认自己的虚荣心：因为她已经采访了那么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领袖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现在他才明白“一生中做的最愚蠢的事”就是接受法拉奇的采访”。

在她的采访录中，男性政治家往往处境尴尬，法拉奇毫不隐讳自己把采访看作有情节、有故事内容的戏剧的观点，她用尖叫和争吵从男性政治家那里获取更多的事实与真相。而对女性政治家，她和采访对象往往会很亲密，给人一种温馨、充满爱意的印象。对于这个1971年在苏联支持、怂恿下成功肢解巴基斯坦的印度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英迪拉·甘地，法拉奇对她的从政能力推崇有加，与对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的嘲讽形成鲜明对照。在采访巴基斯坦总理阿里·布托时，她诱使布托说了一句“英迪拉·甘地才智平庸，远远赶不上她父亲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句话对布托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巴基斯坦正为和平而努力，而这一句话却堵住了和谈的大门。如果说她最喜欢的采访对象是梅厄夫人和英迪拉·甘地，那么她最不喜欢的就应该是伊朗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了，因为对方说：“妇女很重要，除非她们漂亮、娇媚、有女人味。在法律上男女是平等的，但是在智力上不平等。

作为一名资产阶级新闻记者，法拉奇虽然宣称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历史，并以一个追求自由真理不畏强权的斗士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其作品也被西方誉为“二十世纪后期世界历史的见证。”然而阶级本能的偏见，使得她并不能在所有事情上做到客观公正。作为一名西方文化价值观的狂热拥护者，她往往以西方的价值观去评判自己的采访对象，使得她的采访记中多处充斥着傲慢与偏见。不看到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完整地认识法拉奇。

法拉奇对波兰工会主席莱赫·瓦文萨的采访中的表现，自己也感觉到不满意。她不得不承认：“这是我生平唯一一次不为之骄傲的采访。这就是原因。我生平第一次不够真诚。”说“第一次”可能言不由衷，但她确定“不够真诚”。在采访中，她本能地感到瓦文萨傲慢、无知且充满攻击性，也不能尊重她。然而在把录音带上的内容转写成文字稿时，却感到左右为难。“我该不该写下真实的瓦文萨，说他是教堂的傀儡，为人傲慢，无知等等。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帮了俄国人和波兰共产党一个忙。因为他们想击垮他和联合罢工委员会。要么我应该像别人一样说瓦文萨是个好人，为波兰民主的诞生倾尽绵薄之力呢？思考的结果，出于维护资产阶级民主的考虑，法拉奇摒弃了自己的真实观点，发表在杂志上的采访记里找不到丝毫贬低他的言论。

对波兰副总理拉科夫斯基的采访使她再次抛弃了她宣称的孜孜以求的公正等原则。拉科夫斯基给法拉奇的印象不错。“他看上去是个聪明人，是个开明的共产党人，是个像恩里科那样的民主的共产党人。”但是她对他的尊敬到采访记发表时就消失殆尽了，法拉奇写道：“我本可以对他更宽容些的，但政治考虑再次左右了我。他是共产党员拉科夫斯基。我不信任他。”

以西方为中心的价值观决定了法拉奇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世界的敌视与不公正。1972年法拉奇在耶路撒冷对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的采访持续了14个小时。对这位坚持与阿拉伯国家对抗，有“中东铁娘子”、内阁中唯一‘男人’之称的梅厄，法拉奇是打心眼里佩服。批评家们认为梅厄长得丑，常给她画讽刺画，但法拉奇却认为果尔达是个很美的老太太，而且是个百分之百的淑女。她甚至没有向梅厄问有关犹太复国主义的问题。

1982年，以色列的强权人物、当时的国防部部长阿里埃勒·沙龙被法拉奇激进、大胆的提问风格刺激得极度兴奋。采访后他对法拉奇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您是一位勇敢、忠诚和能干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带着这么多资料来采访我，没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

对于巴勒斯坦抵抗运动中最为著名的人物亚西尔·阿拉法特，西方媒体对他进行了大量的片面宣传，普遍对他印象不好。法拉奇作为一个西方人，以色列的同情者，西方价值观的代言人，自然对阿拉法特也没有什么好感。1972年，法拉奇终于见到了阿拉法特，在采访记的前言中，她满怀偏见地写道：“我早就料到，采访阿拉法特绝不会得到足以使人难忘的收获，更不可能获得有关他的情况。”并断言道：“由此可以看到，一个相信战争的阿拉伯人和一个不再相信战争的欧洲人之间的交谈，是何等的艰难。当然，还因为这后者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厌恶仇恨，而前者则信守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准则。实际上这是妄自尊大的集中表现。”

在前言中，法拉奇首先恶意地对阿拉法特的相貌进行贬损，她写道：“第一眼看上去，他并不像一个掌权者或是充满个人魅力的领导人……“他身材矮小……连手和脚都很小：太小了。几乎难以支撑住他那粗壮的双腿和那由宽大的臀部、多脂肪的腹部组成的肥硕身躯，在这五短身材之上是一个戴着头巾的小脑袋。”

会面是从晚上10点钟开始的，当时在场的有一位身材高挑、风度潇洒的保镖，法拉奇借此大做文章，写道：“也许是因为阿拉法特无比自豪地把这个人带在身边，我更自然而然地想到这个美男子不仅仅是一名卫兵，拿我们的话说，是他的一位非常亲热的朋友。”法拉奇对阿拉法特的外貌进行的贬损和对他的同性恋倾向的暗示，一方面表明法拉奇采访风格中好斗和缺乏职业道德的一面；另一方面也表明她对第三世界，尤其是对阿拉伯世界的骨子里的偏见。1972年4月，她采访约旦前国王侯赛因·伊本·塔拉勒提的第一个问题是：“陛下，谁在约旦说话算数？在关卡，站着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边界上，巴勒斯坦游击队在进攻；在村庄里，巴勒斯坦游击队决定一切。”这句话导致了侯赛因国王几个月以后对巴勒斯坦游击队的大屠杀。

1973年10月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阿拉伯地区产油国为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展开石油斗争，反对以色列和西方的支持者，取得了巨大的胜利，震撼了全世界。作为西方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一员，法拉奇本能地仇视来自产油国的这场正义斗争。1975年8月，法拉奇在吉达采访沙特的石油部长亚马尼。整个采访录就是法拉奇本人仇视阿拉伯世界和对其充满偏见的最好说明。在采访记的前言中，她满怀仇恨地写道：“这些新的米达斯国王，可以用我们在几年中付给他们的亿万美元买下整个世界，他们可以威胁、讹诈和凌辱我们。”　让我们来看一下法拉奇与亚马尼对话的片断，法拉奇完全袒护西方的立场和仇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险恶用心就昭然若揭了。

法：像1973年伊朗国王迫使您强加给我们的那次臭名昭著的涨价吗？亚：……当你们的小麦、大米和食糖的价格涨了4倍，汽车的价格涨了两倍时，石油仍维持着40年代末期的价格，使我们继续遭受着剥削，这难道是合理的吗？法：亚马尼，你们这样做给我们带来了灾难……法：但是到了使用代替性能源时，我们将不再需要你们。

当亚马尼谈到阿拉伯世界自身的困难，“这又是一个恶性循环，另外，我们还缺水，我们……怎么说呢？”法拉奇幸灾乐祸，甚至是恶狠狠地来了一句：“像渴得要死的米达斯王。”甚至在采访的结尾，法拉奇仍然不依不饶。法：很可惜，您的狡猾刻毒的微笑没有被我的录音机录下来。

法拉奇向公众描述了自己采访霍梅尼时遭遇的尴尬与惊险。当她去罗马的伊朗大使馆申请采访霍梅尼的入境签证时，伊朗人看到了她涂得很鲜亮的红指甲，他们认为这是妓女的象征，勒令她赶紧擦掉。到了伊朗城市库姆，她被所有的旅馆拒绝，因为穆斯林妇女不在外面过夜，除非妓女。要采访霍梅尼她必须穿着长袍、戴上面纱，为了换掉牛仔裤，她费尽周折，开始她想在汽车里换，但是翻译警告她，“你疯了？要知道在库姆做这样的事，是要挨枪子的。”于是这位男翻译把她带到了以前的皇宫，一个看守人领着他俩到了一个房间，刚要开始换衣服，门突然被撞开了，一个人冲进来，口中呼喊着“罪孽、羞耻”，因为《古兰经》禁止一个男人和没有结婚的女人单独呆在一个房间里，发生了这种事，只有两种解决办法，一是杀头，二是结婚。于是一位负责任的毛拉拿来一份临时结婚协议让她和那位翻译签署。问题是这位翻译已经有妻子，而法拉奇根本不想跟一个陌生人结婚。而当戴面纱成为允许她采访的条件时，她戴着面纱走进霍梅尼的办公室，然后当着霍梅尼的面掀去面纱，大声说道:“许多人说你是个独裁者!”

采访了霍梅尼之后，她被伊朗人包围了，他们想接触她，因为她见过了他们的精神领袖。“我的袖子被撕破了，裤子也是。胳膊和手都擦伤了。相信我：都怪霍梅尼。没有他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法拉奇于1957年发表了她的第一部叙事文学作品《好莱坞的七宗罪》。其后又陆续出版了《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子汉》等多部自传体或纪实性小说。她在文学创作中几乎从未把文学与新闻分离，始终坚持反映矛盾交织的社会现实，表达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体味。法拉奇是世界新闻界的“女强人”和文坛上特立独行的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她是一个“直面历史的伟大记者”和“以行为去实践心中理想”的作家。批评者指斥她“蛮横无理和傲慢”，称其文风“夸张”、“浮华”，有强烈的“自我表现主义”。意大利安莎社报道说，意文学评论界“不肯发给她作家执照。

1971年法拉奇就被诊断患有癌症，她仍一支接一支地抽烟，穿着时尚，对皮具、珠宝和宽边帽子很有鉴赏能力，在曼哈顿过着退隐生活。“在这样一个与她盛年时极为相似的时代里，法拉奇失去了自己的地位，或者说，由于她对自身道德立场的勇气无人可替代，我们试图将她一笔抹杀，以证实自己的合理性。”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多年里，法拉奇住在纽约，过着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但这种隔绝在2001年9·11事件后由她自己打破。“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文章，措词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

在书中，法拉奇以往对权力的愤怒似乎掉转了方向，她使用了许多十分强烈的字眼、令人不安的比喻。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你让我比较这两种文化？说实话，谈论两种文化、拿二者相提并论这种做法就让我恼火。让我们实话实说，我们的教堂比清真寺和犹太会堂更漂亮……圣战会摧毁这个世界，而这是一个我们或好或坏总是在想方设法去建设，去改变，去改进，去赋予它更多理智，即是说更少偏执，甚至完全没有偏执的世界。如果美国被摧毁，欧洲也会毁灭。”她反对意大利接受移民，“我们没有空间来容纳那些穆安津、伊斯兰寺院的尖塔、虚伪的绝对戒酒主义者，没有空间来容纳他们该死的中世纪、该死的长袍”。尽管文章和书受到众多批评，但她依然不改强硬，接连又出了两本书——《理智的力量》和《现代启示录》。

这三本书令法拉奇受到整个意大利知识界的孤立。意大利另一位著名左派学者翁贝托·埃科在《共和国报》上撰文，不点名地批评法拉奇的文化沙文主义，呼吁社会宽容。

在《纽约客》记者塔尔博特看来，那个叛逆的法拉奇已经不见踪迹，而是变成了一个反对堕胎、反对同性婚姻、对移民持怀疑态度的“小资产阶级”。她还放弃了年轻时喜欢的裤装，穿起了裙子。

2006年9月14日夜间，奥莉娅娜·法拉奇在佛罗伦萨的桑塔·基阿拉疗养院逝世，她死于乳腺癌。法拉奇的遗体被安葬在佛罗伦萨的一个公墓。依照她生前愿望，只有家人和少数朋友出席了葬礼。没有任何追悼仪式。也不允许拍摄任何照片和录像。下葬的一刻，她母亲去经常祈祷的教堂为她这个无神论者敲响了钟声。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乔治·纳波利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法拉奇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而且她还发誓自己一辈子既不会结婚也不会生育。

1973年，法拉奇在米兰办公室的一位男同事说他要去采访被释放的希腊抵抗运动领导人阿莱科斯，法拉奇立刻取消她花了8个月的时间才安排好的对西德总理勃兰特的采访，专横地说：“你不会走，但是我就要走了。”她后来说帕那古利斯能让她回忆起青年时期她视死如归的游击队战斗生涯，尤其是她的父亲。采访阿莱科斯时，她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作为一个人的含义是什么？”阿莱科斯回答说：“意味着要有勇气，有尊严。意味着去爱，但不允许让爱成为避风港。意味着斗争和胜利。按你看，人是什么？”法拉奇回答说：“阿莱科斯，我说人应该是像你那样。”

1973年，43岁的时候，这朵浑身长满了刺的野玫瑰终于等到了她的那个人——34岁的希腊抵抗运动英雄阿莱科斯。虽然这个男人个子矮小、其貌不扬，但他身上无时无处不在散发着的那种激情和勇敢却深深地契合了法拉奇的内心。他是一名反对强权的斗士，只有危险与死亡才能使他亢奋，他还是一位诗人，充满幻想，身上跳跃着活力和激情，也许，只有这样一位精神上不甘平庸的男人才能点燃潜伏在法拉奇身上的爱情之火。

爱情是神奇的，当女人陷入爱情时，再尖利的玫瑰刺也会软化成一个柔软的眼神、一双温暖的手。在阿莱科斯面前，法拉奇似乎更像一位母亲，她无怨无悔地帮助着这个和情人散步时口袋里也会揣着炸弹的男人，她冒着生命危险把他转移到意大利，一个更为安全的地方，让他继续革命，她陪他一次次进出雅典，帮他竞选议员筹款，有几次差点被对手追击得车毁人亡。她欣赏他的激情和口才，她忍受着他的任性和固执，她和他一起承担无处不在的危险……她一直说阿莱科斯是唐·吉诃德，而她就是他忠实的仆人桑丘·潘沙。她的使命就是跟着主人梦呓、撒谎、夸夸其谈，忍受无法忍受的痛苦，和想象中的敌人格斗。

然而，当激情的火花燃尽，爱情渐渐融入生活时，女人总是会变成一个盲目的、一如既往的付出者，而男人往往会成为一个理所当然的接受者。法拉奇的爱情就是这样一个泥潭，当她越陷越深时，阿莱科斯却站在岸上无动于衷，甚至落井下石。当他困窘时会埋怨责怪法拉奇，丢下一堆牢骚怨语；当他的任性发作时，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讽刺挖苦他的情人；而需要她时，便提出一小时内为他准备好一艘游艇这样不合理的要求，甚至要求法拉奇送他一辆小汽车。

相爱两年后，法拉奇怀孕了，为此她还专门写了一本书，以少有的低沉，舒缓的笔调记录了她怀孕后的悲喜，展示了她性格中柔情似水的一面。然而，当阿莱科斯得知这一消息后，不但没有喜悦的神情，反而以嘶哑和结巴的声音问法拉奇打胎的费用如何分摊，并建议两人各出一半。法拉奇身上的刺没有了，阿莱科斯却用一根锐利的刺不断地戳伤着爱人那颗宽容的心。

这样一个近似无赖的男人曾让法拉奇无数次黯然神伤，但伤心过后，她又恢复了母性的心肠，原谅他，包容他，直到1976年，他在一场车祸中死亡。法拉奇相信是有人谋杀了他的爱人：在乌利亚格梅尼街，一辆轿车高速向他逼来，巧妙地左右摆动一下把他挤出路外。他几乎是当场死亡。150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法拉奇说：“帕那古利斯一直在寻找的东西，也是值得每一个生下来的人应该寻找的东西，是不存在的。被称为自由，被称为正义的东西是一场梦。哭泣也好，诅咒也好，忍受也好，我们只能追随这个梦，并对自己说，当一样东西不存在时，就要创造它。难道人的命运不就是创造不存在的东西和为梦的实现而奋斗吗？”跟帕那古利斯的爱情还让她创作了两部小说，1975年的《给尚未出世的孩子的信》和1979年的《人》。

奥莉娅娜·法拉奇，二十世纪新闻采访女王。她开创了崭新的采访方式，以迂回，挑逗，紧追的形式采访世界政要，留下许多脍炙人口的话语。在新闻史上留下浓重的个人色彩。对于新闻记者来说，法拉奇的每一次采访都提供了一次令人神往的示范：表面上是犀利的提问，本质是在权威面前的平等姿态和独立人格。

法兰奇将自己视为舞台中心的主角，在她看来，记者也是一名演员，一名中心者，只有把自己放入报道中时，报道才是好的。在她的采访记时，她提问和表达个人意见的方式使得被采访者往往居于次要地位，重要的却是主角在采访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把握谈话节奏、驳斥不同意见、揭示内幕新闻、变换各种语气，并作典型的法拉奇式的亮相”。

这个闯进国际舞台中心的初生牛犊，从一开始就对外部世界采取了一种咄咄逼人的姿态，呈现了其文本的对抗性。她常常是以历史视角，审视各类重大新闻事件，并表现了一种唯其所有的“犀利风格，她用语率直、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挑衅”。她曾使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外交家基辛格陷于尴尬；令卡扎菲愤怒失言。

她的《风云人物采访记》被《华盛顿邮报》誉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志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连《花花公子》杂志也忍不住评论说，“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就凭这本书，法拉奇确立了她的“国际政治采访之母”的地位。

法拉奇的人生经历也是常人无法企及的。她亲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

《纽约时报》在法拉奇的讣闻中所说：“奥莉娅娜·法拉奇是一个善于解剖权威的采访者，一个善于打碎偶像却让自己成为偶像的记者。”她出版过数本小说，代表作《男子汉》于1979年7月出版，累计印数超过150万册，有14种译本。80年代初期为自由撰稿人。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过邓小平。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

法拉奇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之一，她以尖锐、犀利的采访风格和独具个性的文学创作，在新闻界取得骄人的成绩，赢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