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古斯特·斯特林堡（Johan August Strindberg，1849年1月22日—1912年5月14日），瑞典作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是瑞典的国宝。

奥古斯特·斯特林堡，瑞典天才作家、剧作家、画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是瑞典的国宝，世界现代戏剧之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作品流向两大文学倾向──自然主义和表现主义。

由于斯特林堡深受统治阶级的歧视和压迫，早期写过不少反映社会问题的作品，如长篇小说《红房子》（1879）和《新国家》（1882），较深刻地揭露了瑞典上层社会的保守、欺诈和冷酷无情。后来他受当时流行的叔本华、尼采和弗洛伊特学说的影响，用反理性的哲学观点观察世界，许多作品有神秘主义倾向。他的剧本《父亲》（1887）、《朱丽小姐》（1888）、《伴侣》（1890）、《死的舞蹈》（1901）等，描写变态的社会关系，把人生描写成本能和欲望的冲突，充分反映了作者的自然主义主张。1902年，斯特林堡写了《梦的戏剧》，表现作者寻求摆脱痛苦的愿望，但又充满由于痛苦而失去常态的绝望情绪，又成了欧洲表现主义文学的先驱。斯特林堡的创作道路是一条由批判现实主义转向悲观主义和变态心理的道路。但是，在他一生的最后几年从事新闻记者活动时，曾为新兴的工人阶级努力斗争，因而获得工人群众的爱戴。但那时他已病重，不久去世。

斯特林堡在其他社会问题上是激进的，但在妇女解放问题上却是保守的。他的短篇小说集《结婚集》第一集对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持嘲笑态度，而且因其中一段关于圣餐的描述受到法庭控告。他虽然被判处无罪,但精神上所受的打击却十分沉重。1886年写的《结婚集》第二集、用法文写的长篇小说《狂人辩词》(1887～1888)以及剧本《父亲》(1887)，都明显表现出他对妇女的歧视。斯特林堡一生共写过60多个剧本，大量的小说、诗歌和关于语言研究的著作，留下书信7,000余封。他的语言研究对瑞典文学和语言的发展也作出了重大贡献。

《半张纸》

《半张纸》和《葬仪》是斯特林堡颇具特色的小说。《半张纸》以一千五百字的简短篇幅，用十来个电话号码展示一幅幅生活画面，表现主人公一生中充满悲欢离合的两年，说明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小人物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选材别致，构思新颖。

《葬仪》

《葬仪》借两个旁观者的口叙述了一个善良小人物的不幸一生。小说纯用白描手法，不加渲染，不幸者的遭遇却刻划得细致入微，对旧时代吃人的等级观念作了尖锐批判。

《女仆的儿子》

他还曾创作了瑞典文学史上优秀的自传体长篇小说《女仆的儿子》（ 4卷，1886～1909），以描写群岛风光而著名的中篇小说《海姆斯岛上的居民》(1887)，被认为是欧洲自然主义剧本典范的《朱丽小姐》(1888)和《债主》(1889)，以及中篇小说《在海边》(1890)。　在1890年以后的7年中,经济窘迫和婚姻上的不幸使他陷入了神秘主义。从1898年起，他的戏剧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自然主义转为表现主义以及象征主义，如剧本《到大马士革去》(3部:1～2,1898;3,1904)、《死魂舞》(1901)和《一出梦的戏剧》(1902)，用幻想的方式表达了他的悲愤、伤感和绝望。后期创作了大量优秀的历史剧，其中《古斯塔夫·瓦萨》（1899）在布局和人物刻画方面十分突出。室内剧中优秀的有《鬼魂奏鸣曲》（1907）。他的最后一部佳作是剧本《大路》(1909)。晚年从事语言研究，出版过一些很有价值的著作，他还利用自学汉语的知识写了《中国文字的起源》一书。

斯特林堡作为世界文学史上的巨擘，一直被视为怪人和疯子。与世长辞后，他的作品和功绩才渐渐受到重视，在瑞典出版了七十五卷本的斯特林堡全集。然而他复杂神秘的人生，随着“2005斯特林堡在中国”活动的举办，以及《斯特林堡文集》五卷本的推出，再次掀起了一股飓风。尼采发疯前在致发疯前的斯特林堡的一封信中谈到，个性是一个人成为人的标志，没有个性的人等于零。同样是他俩朋友的评论家勃兰兑斯说，无数个没有个性的人加在一起还是等于零。这种天才论以大众为死敌，毫无沟通的可能——斯特林堡正是一个太有个性而使世人难以理解的“人民公敌”。尽管如此，斯特林堡如是说，“我是瑞典最炽烈的火焰”。那种压抑、愤怒得快要爆炸的气息一直荡漾在他身体内部。

斯特林堡三次的婚姻使他有三个前妻和四个孩子，晚年却孑然一身，过着凄楚的生活，甚至沦落到经常靠借债和别人的捐赠度日。倒是斯德哥尔摩的工人们常资助他，因为在工人们心中，斯氏维护巴黎公社，揭露上层社会，他是“人民的斯特林堡”和“写作大王”。63岁寿辰时，斯德哥尔摩的工人曾举行火炬游行给他祝寿。

1912年4月初，斯氏被诊断出已到癌症晚期。这个一生中在最小的事上都牢骚满腹的人，在疼痛和呕吐不断折磨着他的时候却没有任何痛苦的表示，他泰然自若，甚至还和那些背叛他的朋友开玩笑。1912年5月14日下午4时30分，斯特林堡说完最后的一句话：“不要管我了，我已经是死人了！”离开了人世。他的葬礼既不在教堂也不在殡仪馆举行，没有国歌也不奏哀乐，而是成千上万的工人群众扛着红旗在广场为他送丧守灵。他留下遗嘱：“我的尸体不能解剖，不能瞻仰，只能让亲友看。不准面部用石膏拓像，不许拍照。我希望，在早晨8点钟避开好奇的人群，把尸体运往墓地。不能在殡仪馆里举行仪式，更不能在教堂里举行。我愿在新教堂墓地上安息，但不能埋在名利场上的富人中间。在安葬时不准奏乐，不准唱歌或发表讲话，牧师只能照教本上说的办。”他女儿格烈达依照他的愿望，把搁在他写字台上的耶稣受难像放在了他的胸部。

1912年5月14日下午4时30分，斯特林堡逝世了。临终最后的一句话竟然是：“不要管我了，我已经是死人了！”工人们扛着一百多面红旗为他送葬。”格烈达依照他的愿望，把搁在他写字台上的耶稣受难像放在了他的胸部。一年后，在他的坟墓上立起了一个涂了沥青的黑十字架，上面只有一句话：呜呼！十字架，问候你，我们惟一的希望！

斯氏有过几次不幸的婚姻。1875年，斯特林堡第一次和未来的演员西里·冯·埃森见面时就狂热地爱上了她，当时这位迷人的男爵夫人还没有离婚，他为她写下了许多辞藻肉麻的情书。婚后，在导演不同意的情况下斯氏又让她出演自己伟大的戏剧《朱丽小姐》的主角。正是这位男爵夫人彻底改变了斯特林堡的两性观。1884年，因短篇小说《道德的酬报》第一集嘲笑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又因其中一段有攻击“最后的晚餐”的描述受到指控，他被迫回国应诉，虽然被判无罪，但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受到了强烈的刺激，经济上的困境也让他捉襟见肘。他变得有些神经质，经常和埃森吵架，原本在他心中是“有着最纯真的心灵、最高贵的品德、最细腻的情感和最美好的思想”的美神埃森，如今似乎成了一位整天絮絮叨叨“泼妇”。1891年他们结束了13年的婚姻关系。

1892年，他伤心地离开瑞典去了柏林，遇上了年轻的奥地利记者弗丽达·乌尔，次年弗丽达成了斯氏第二任妻子。但不久斯氏就发现弗丽达是个专门巴结社会名流的势利小人，自己是她的第一个猎物；她背着他给他有名望的朋友写信；虽然弗丽达娘家有钱的优势，但她仍时刻逼迫斯特林堡成为摇钱树；弗丽达生孩子时，他与她娘家人发生争吵；1894年，弗丽达与一位德国剧作家缠绵，怀上了此人的孩子。这些很不是滋味的事情促使他精神中的疯狂因子，一点点被诱发。没多久，斯特林堡与弗丽达离了婚。

1900年，51岁的斯特林堡结识了23岁的挪威女演员哈丽叶特·鲍塞，次年两人结婚。由于前两次婚姻的挫折，斯氏对自己和鲍塞的结合显然没有太多的信心，他动不动就歇斯底里地发火，鲍塞难以忍受斯氏的恶言脏语，4年后，俩人分道扬镳。

三次婚姻都以离异为结局，每一次都是从短暂的幸福开始，最后却以互相痛苦的折磨而告终。每一次婚姻的失败都使斯特林堡呈现出一种近乎神经质的偏执和疯狂，毫不顾忌道德与现实。与埃森分手后，他写出了《疯人辩护词》；与弗丽达的离婚导致斯氏精神错乱，他在德国一度放弃了文学创作而梦想在科学研究方面有所建树。他不顾基本物质的理论，决心把硫磺变成煤，把铁变成黄金。1894年8月，他来到巴黎继续他的“科学研究”。1895年，斯氏老是东躲西藏，他无端怀疑邻居要用瓦斯和电来杀他；又谎称警察要以伪造艺术罪名抓他......第三次婚姻结束后，他写出了婚姻噩梦下的名作《梦的戏剧》，在写作的过程中，他多次试图自杀。

他在十九世纪末革新了长短篇小说、诗歌和散文等几乎所有的文学形式。代表作有《父亲》、《死亡之舞》、《红房间》、《奥洛夫老师》、《朱丽小姐》、《去大马士革》、《一出梦的戏》及《鬼魂奏鸣曲》等等。斯特林堡一生共写过六十多个剧本，大量的小说、诗歌和关于语言研究的著作，留下书信七千余封。他的剧作从现实主义到自然主义，又从自然主义到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对欧洲和美国的戏剧艺术有很大影响，对当时的电影事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第二任妻子：弗丽达·乌尔

一八七九年，奥古斯特出版小说《红色房间》、创作剧本《领主奥洛夫》，这一年也标记着他剧作家生涯的转折点。长年以来奥古斯特一直尝试将其剧作付梓，然而成效却不彰；但他最终获致了成功。随后数年间，他完成了代表作《瑞典人民》与小说《新王国》，这些作品皆以现实主义风格写成，对社会机构与建置多有批评。

成名后的奥古斯特树大招风、在文坛受到众多讨论与批评，使他起意离开瑞典。一八八三年，史特林堡夫妇搬到法国北部的格瑞兹并试图打入当地的北欧艺术家交际圈，但数周后就搬到巴黎，稍后再搬到位于瑞士日内瓦湖畔、洛桑正南方的奥齐市。隔年(一八八四年)奥古斯特在写给兄弟爱列克斯的信中提到，“即便在此地，我还是嗅得到瑞典的腐败气息，但(远离瑞典)仍是值得的。”

在瑞士的这段期间，奥古斯特持续写下自传式小说《成婚》、《女仆之子》与《傻子的辩护演说》，戏剧《茱莉小姐》与带有社会批评色彩的小说《现实中的乌托邦》。小说集《成婚》的第一部分后来招致亵渎罪的指控，相关的法院审理流程被后人称为“《成婚》系列审理”。奥古斯特最后虽然获无罪开释，但有关此书的争议仍持续不断、对他造成了心理压力，他在此事件后也一直有受迫害之感。获释后的奥古斯特又转向抨击由古斯塔夫三世成立的瑞典学院，认定它不过是由一群业余人士所组成。同时，瑞典皇室也一直试图影响国会，将他的著作列为禁书。

奥古斯特一直在国外待到一八八九年；这段期间她的婚姻趋于紧绷而不稳定的状态，这也无疑对他文学作品中描写女性的雏型产生了若干影响。

《Inferno》

奥古斯特与元配最后于一八九一年离婚；离婚后的奥古斯特曾遇到在艺文圈子引发的小危机。他搬迁到德国柏林，并与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作家阿道夫‧保罗等艺文界人士在被戏称为“黑猪”的啤酒屋见面、交流。 诗人、作家欧拉．韩森的妻子劳拉．马宏成功地为奥古斯特在德国艺文界奠定知名度，而他却因此认为马宏照顾他是为了最终将他送进精神病院，甚至偷取他的私人信函、以便将来对付他。

奥古斯特于一八九三年娶奥地利籍摄影记者符芮妲．乌尔为第二任妻子，在这段仅维持四年的婚姻当中，两人生下女儿薛丝汀。他在这段期间深受偏执狂症状所苦，但也促使他执笔写下《Inferno》、《传说》等作品。其中以法文写成的《Inferno》所采用的标题与但丁神曲中的第一部《地狱》有关， 乃是奥古斯特应一家对神秘现象有兴趣之出版社要求而写成，他在作品中详细描述了自己在巴黎与奥地利所遭逢的精神与宗教危机。

从一八九三至一八九六年间，奥古斯特与符芮妲．乌尔的祖父母同住在奥地利小镇杜马克。在所谓的“地狱危机” 期间，奥古斯特借住在朋友，医师安德许．伊利亚松位于宇斯塔小北路九号的家中调养自己的健康状态；他在此地得到了写下《Inferno》的灵感。

到了一八九六年，奥古斯特寄宿在巴黎的奥菲亚旅馆；在此地，他的精神状态产生了更严重的转折。他开始相信自己被某个艺术诈骗集团监视、跟踪，并在夜间听到敲门声。对此刻的他而言，这间旅馆简直如修道院一般阴森；奥古斯特便在这般恐慌的心理状态下逃离巴黎，转投靠住在靠近英吉利海峡的法国港市代尔普的老友家中。同年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二十八日，奥古斯特再度拜访安德许‧伊利亚松；他在《Inferno》中将伊利亚松家的庭园形塑成一座修道院，而他在“炼狱” 章节中所述及的“罗缎般的玫瑰”盛开在伊利亚松位于宇斯塔的宅邸外。在拜访伊利亚松之后，奥古斯特来到隆德，并在该处借由植物学教授班特．林德罗斯的协助，与诗人朋友艾密尔．克林取得联系。克林是极少数来不及与奥古斯特反目成仇的朋友之一。

在隆德停留期间，奥古斯特执笔写下《Inferno》。饱受忧郁症与偏执狂症状折磨的妹妹伊丽莎白．斯特林堡在一八九八年被送进了诺雪平医院，最后在一九零四年死于乌普萨拉医院。奥古斯特在其剧本《复活节》中，以伊丽莎白为雏型描写剧中角色爱勒诺拉。

从一八九零年代中期开始，奥古斯特开始尝试自然科学与炼金术的相关实验；他的主要目的正是炼金。他的写作风格也在此期间产生显著的转变，由早先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慢慢趋近于象征主义与神秘主义。

此刻的奥古斯特已然是文坛中的名作家，但这并未使他免于经济困难，以及抹灭他的争议性。他在一八九八年搬到斯德哥尔摩的奥斯特曼区；于一九零四年写成的《黑旗》乃是一部与首都地区大众文化生活、特别是年轻一代作家相关的写实小说。奥古斯特于一九零一年和女演员哈芮特．珀丝结婚；在此段婚姻期间，他另外在富鲁松租了一栋别墅，在接下来的岁月里，他从富鲁松地区获得了许多创作灵感。在完成于一九零二年的小说集《佛格湾与史崁海峡》中，佛格湾代表富鲁松，而史崁海峡代表富鲁松近旁的休普曼霍恩；在另一部作品《梦剧》中，同样可寻得来自富鲁松的写作灵感。

奥古斯特与哈芮特．珀丝的婚姻只维持到一九零四年。在这段期间，他从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得到灵感，写成了包括《古斯塔夫．瓦萨》、《艾里克十五世》、《古斯塔夫三世》等剧本。一九零三年写成自传《孤独》，奥古斯特将他与人群的疏离感描述得淋漓尽致。根据自传中的描述，他最唾弃狗主人；在他眼中，狗是下贱且有害的动物。奥古斯特的父亲曾经提到过，他对狗的怨恨大半来自孩提时代对邻居所养之狗无以名状的恐惧感。一九零七年，他出资在斯德哥尔摩成立了“亲密剧场”；该剧场拥有小银幕，可上演奥古斯特自编的剧本，同时又拉近与观众间的距离，所以被称为亲密剧场。由于奥古斯特是剧场的建立者，该剧场又称“奥古斯特亲密剧场”。

一九零八年，奥古斯特从卡拉路四十号(稍后被名为“斯特林堡公馆”)搬迁到今日被称为“蓝塔”的皇后路八十五号；此地即为斯德哥尔摩市斯特林堡博物馆之所在地。奥古斯特在此租用一栋四层楼高的公寓，以及一座小型图书馆。

这段期间的他不时感到疲累、并深信自己罹患了癌症；而他也的确说中了。他在创作生涯的最后阶段重拾社会批评的路线，此举又在文坛上引发辩论。奥古斯特被视为劳工运动的象征人物之一，特别是依附报纸《风暴之钟》发展的激进团体，以及其与保守派、开明派辩士间的对抗。他的最后作品《蓝书》(一九零七年)与《宽Ʋ乡间路》(一九零九年)中，显示其在社会批评路线上选边站的蛛丝马迹。

评论家勃兰兑斯说，无数个没有个性的人加在一起还是等于零。这种天才论以大众为死敌，毫无沟通的可能——斯特林堡正是一个太有个性而使世人难以理解的“人民公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