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溪文化是分布于中国长江中游地区的一种新石器时代文化。因重庆市巫山县大溪遗址而得名。其分布东起鄂中南，西至川东，南抵洞庭湖北岸，北达汉水中游沿岸，主要集中在长江中游西段的两岸地区。

距今约五六千年的大溪文化遗址，属母系氏族晚期至父系氏族萌芽的时期，是5000年中华文明史的象征之一。位于三峡库区巫山县境内的遗址，是中国大溪文化最早的发现地，也是大溪文化的命名地。

大溪文化初步可分为两个地区类型。 长江沿岸的鄂西川东地区，如大溪、红花套、关庙山等 地的遗存，可称为大溪类型。长期多夹炭陶，夹砂陶比例始终很小，白陶也很少。圈足盘、陶簋多见，典型器有彩陶筒形瓶。圈足上盛行各种成组的戳印纹。

大溪文化以大溪类型为例，可归纳为3期。

夹炭红陶最多，戳印纹简单、细小，彩陶极少，以折肩圈足 罐、三足盘、鼓形器座等为代表。

戳印纹发达，彩陶兴盛，常见内折沿圈足盘、簋、高把豆、折腹盆、曲腹杯、筒形瓶等。

泥质陶占绝对优势，灰陶和黑陶剧增，有细颈壶、折敛口圈足碗等。

大溪遗址位于长江瞿塘峡南侧，1959和1975年曾3次发掘。其间，在西陵峡又发现几处同类遗址。约在70年代初期，这一类遗存被普遍地称为大溪文化。

迄今发掘的主要遗址还有，湖北宜都红花套、枝江关庙山、江陵毛家山、松滋桂花树、公安王家岗、监利柳关，湖南澧县三元宫和丁家岗、安乡汤家岗和划城岗等10多处（见关庙山遗址、三元宫遗址）。

大溪文化的陶器以红陶为主，普遍涂红衣，有些因扣烧而外表为红色，器内为灰、黑。盛行圆形、长方形、新月形等戳印纹，一般成组印在圈足部位。有少量彩陶，多为红陶黑彩，常见的是□索纹、横人字形纹、条带纹和漩涡纹。主要器形有釜、斜沿罐、小口直领罐、壶、盆、钵、豆、簋、圈足盘、圈足碗、筒形瓶、曲腹杯、器座、器盖等。

石器中两侧磨刃对称的圭形石凿颇具特色。有很少的穿孔石铲和斜双肩石锛。偶见长达三、四十厘米的巨型石斧。 同时，有相当数量的石锄和椭圆形石片切割器等打制石器。另有大量的实心陶球和空心裹放泥粒的陶响球。大溪文化流行红烧土房屋并较多使用竹材建房。葬式复杂多样，跪屈式、蹲屈式的仰身屈肢葬是该文化的特殊葬俗。

大溪文化的彩陶纹饰有横人字形纹、曲线网格纹，有的器形和彩纹，明显受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影响。洞庭湖北岸、西北岸地 区，如三元宫、丁家岗、汤家岗等地的遗存，可称为三元宫类型。夹砂陶比例大，红褐胎黑皮陶和白陶占一定数量。

有特征鲜明的盘口圈足罐和筒形圜底罐。圈足盘少，彩陶筒形瓶仅有个别发现。以通体装饰的印纹、刻划纹为特色，漩涡纹、变体卷云纹彩陶也具特点，没有发现受庙底沟类型彩陶影响的迹象。有人认为，这类遗存虽确有许多与大溪文化相同的文化因素，但可能是受大溪文化强烈影响的另一种原始文化。

大溪文化居民以稻作农业为主。在房屋建筑遗迹的红烧土块中，经常发现稻草、稻壳印痕。红花套遗址的稻壳印痕经鉴定为粳稻。除饲养猪、狗外， 从大溪、三元宫、丁家岗遗址的发现看，鸡、牛、羊可能也已成为家禽家畜。同时，渔猎、采集等辅助经济仍占一定比重。特别在大溪有些地段的文化层内，夹杂较多的鱼骨渣和兽骨，包括鱼、龟、鳖、蚌、螺等水生动物以及野猪、鹿、虎、豹、犀、象等的遗骸。

在大溪文化遗址中，一直没有发现成批的或数量较多的收割农作物的工具，既无打成缺口的或穿孔的石刀、陶刀，也未见石镰。为数甚少的石刀、蚌镰显然主要不是为了收割水稻使用的，而是用于采集活动。这种现象表明，大溪氏族部落收割稻谷不是像黄河流域那样用刀掐割粟、黍穗头，也不是连杆割取，而是在田间带莛薅拔，再捆扎成把晾晒。这种收获方法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比较普遍，长江下游的河姆渡氏族部落、马家浜氏族部落大都如此。直至近代，一些南方少数民族仍用这种办法收获稻谷。

稻谷的去壳加工，主要用杵和臼。1973年在红花套遗址发现了两处保存较好的地臼，是一种锅底状的圆坑，周壁坚硬光滑，附近还有木杵的遗痕，是一种长 1．4 米，中部较粗、两端呈圆头的稻米加工工具。这一考古发现，证实了《周易·系辟下》关于上古时代“断木为杵，掘地为臼”的记载。此外，在许多遗址中还出土了舂米用的陶臼，还出现了一些直接利用形体合适的河卵石做成的石杵。

在优越的自然条件下，长江中游地区当时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都较发达。大溪文化先民主要从事稻作农业生产，考古发现显示，许多遗址的红烧土块中夹有稻壳和水稻的茎叶碎末。一些遗址还有较多稻壳和稻草灰烬出土。对红花套、关庙山两处属于大溪文化中期阶段的稻谷鉴定，表明是粳稻。这个古老文化的各氏族常用的夹炭陶器，是以炭化稻壳粉末作为羼合料的，足以说明种植稻类作物已十分广泛。在三峡谷地，缺乏适于农耕的沃土，采集和渔猎经济所占的比重很大，如清水滩等遗址的堆积中包含大量鱼骨和兽骨，反映出新石器时代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受到自然地理条件的制约。

大溪文化的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制陶业和石器制造业。长江中游氏族部落当时的制陶业有其自身的创造。划城岗遗址发现了一座保存较好的窑址，先在地下挖坑，结构分为斜坡状火道、火膛、窑室、出烟口几部分。窑的底和壁都用大块红烧土铺垫或垒砌而成。火膛直径为 1．2 米，其上未见窑箅，在高出火膛底部 0．3—0．4 米处，围绕窑壁一周有宽 0．2 米的平台，构成直径1．6 米的窑室。待烧制的陶器就摆放在平台上。这种陶窑使用的材料和构筑形式，在中国新石器时代尚属少见。

制陶业方面，以白陶和薄胎彩陶最为突出，代表了 较高的工艺水平。在白陶圈足盘上，通体饰有类似浅浮 雕的印纹，图案复杂精细。薄胎细泥橙黄色的彩陶单耳 杯和圈足碗，胎厚仅1～1.5毫米，绘以棕红色的多种纹 样，显得精美别致。划城岗遗址发 现一座保存稍好的窑址，由斜坡状火道、火膛和出烟口 3部分构成。火膛下半部挖在生土中,上半部用大块红烧 土垒成。火膛之上未见窑箅，围绕窑壁内侧有一周放置 陶坯的平台，大多数陶器火候较低，据测试，烧成温度 为750～880℃。

在红花套、关庙山发现的房屋基址，普遍经过烧烤，已成红烧土建筑。分半地穴式和地面建筑 两类，前者常呈圆形，后者多属方形、长方形。地面起 建的房子，往往先挖墙基槽，再用粘土掺和烧土碎块填 实，墙内夹柱之间编扎竹片或小型树干，里外抹泥。

室内分布柱洞，挖有灶坑或用土埂围筑起方形火塘。居住 硬面的下部，常用大量红烧土块铺筑起厚实的垫层，既 坚固又防潮。有的房顶系铺排竹片和植物秆茎，再涂抹 掺有少量稻壳、稻草末的粘土。

有的房子还有撑檐柱洞 或专门的檐廊，或在墙外铺垫一段红烧土渣地面，形成 原始的散水。可见为适应南方的气候条件，建造住房已 采用了多种有利于防潮、避雨、避热的技术措施。

共发现 300余座大溪文化的墓葬。其中大溪墓地的最多，人骨保存较好。该墓地死者头向普遍朝南，除个别为成年女性和儿童的合葬墓外，绝大多数实行单人葬。葬式一类为直肢葬,数量占半数以上,以 仰身直肢为主。另一类为屈肢葬，其中多数是仰身屈肢， 以双脚压在髋骨下的仰身跪屈葬和下肢向上□曲的仰身蹲屈葬最为特殊。下肢弯屈程度很大的屈肢葬，当是将 死者捆绑后埋葬的。绝大多数墓有随葬品，最多的30余件。女性墓一般较男性墓富。有的石镯、象牙镯等饰物，出土时还佩戴在死者臂骨上。

在几座墓里发现整条鱼骨和龟甲，有的把鱼摆放在死者身上，或是置于口边， 也有的是两条大鱼分别垫压在两臂之下。以鱼随葬的现象，在中国新石器文化中尚属少见。另外还有以狗作为牺牲的。大溪墓地儿童与成人的葬制基本相同，但在红花套和关庙山则是瓮棺葬。

大溪文化与仰韶文化比较，两者都有外形近似而各属自身系统的折沿盆、敛口钵、□ 口瓮和小口直领罐等陶器，反映了在同一时期南、北所 流行的器物形制和作风。另一方面，明显存在互相交流 影响的因素。如淅川下王岗的早一、早二期遗存中的陶 豆、盂、筒形瓶式细高器座等，是受大溪文化影响的产物；大溪、关庙山、红花套等处发现的圆点钩叶纹和花 瓣纹的彩陶罐、垂幛纹彩陶钵片、双唇小口尖底瓶片等， 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南下影响所及的实物例证。

至于 大溪文化与时代稍晚的屈家岭文化的关系，两者当是先后直接继承发展的，也有人认为是不同系统的两种文化， 尚无定论。在湖南石门皂市、湖北宜都城背溪、秭归柳 林溪，新发现一种较早的新石器遗存，为探讨大溪文化 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

2014年9月11日，重庆三峡库区巫山县大水田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两百余座墓葬出土文物1700余件，其中大量大溪文化遗存的发现尤为重要和珍贵。

大水田遗址考古发掘面积共计1300平方米，发现大溪文化、商周、战国中晚期至西汉早期、六朝、唐宋遗迹470余处，其中墓葬258座、灰坑211座、房址1座、沟3条，出土陶、石、玉、瓷、铜、铁、骨质器物小件1700余件（套）。

本次考古发掘工作最为重要的是发现了大量大溪文化遗存，部分资料填补了大溪文化发现的空白，对于大溪文化研究具有重要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