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姆渡一带系沼泽地，
河姆渡人建造住宅时，木桩上架设纵横交错
地龙骨（地梁），其后于地梁上铺设10多厘米厚地板，地板上再立柱、架梁、敷橼、盖顶。地板起防湿、御虫蛇作用。其下可用来豢养家畜。地板上为起居住室。从柱子高度看，人还不能直立进出，但较巢居已大有进步。房屋规模大小及内部结构，视居住成员多寡而定，从住宅营建看，
河姆渡人已较熟练地掌握伐木、加工成桩、柱、梁、板等建筑构件技术，梁柱间已用榫卯接合，地板用企口板密拼，不同榫卯形式均基本符合受力要求，与晚期木构大致相同，木构件上刻有双圆、直线、斜线、植物茎叶等装饰图案。因工具限制，加工显得较粗糙。销钉的使用和企口板的发明，揭示七千年前先民已较熟练掌握房屋建筑技术，体现原始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毅力，为
中国古典建筑木结构技术对世界建筑史的独特贡献奠定基础。遗址还出土6支木质船桨，1支外形基本完整，轮廓清楚，分桨柄、桨叶两部分，一块原木制成，形如长柄树叶，柄上刻满线条组合图案，轻巧实用，与现代游船划桨大体接近，是中国已发现船桨中最古老一支。船桨及一只陶舟均证明河姆渡人已开始用船、筏载人荷物、浮水采集。第三、四文化层中还出土200多件木器，有刀、匕、锤、铲、矛、碗、筒、小棍、器柄、纺轮、蝶形器等，不少器物为其他
新石器时代遗址所少见或未见。用于生产的占大多数，木锤系加工锤击工具，木予是狩猎扎戳武器，木碗为生活用品，木质器柄则是石器工具发挥更大效用的附属件，小木棍既是农业点穴播种工具，也是采集野生植物时挖根刨茎的采集工具，木器制作大多要经过切断、剖开、削、茬、挖凿、修磨、髹漆及火烧硬化等工序，其中碗、筒、蝶形器制作颇精细，表面经过磨光、髹漆，出土时油光可鉴，出土的20多只木筒系用整段木材制成，形似毛竹筒，内外壁锉磨光洁、内壁还凿有一浅槽，塞以圆木饼，有的外缠藤篾，可能作敲击乐器用。第二文化层中发现木架方形井，证明
河姆渡人已掌握凿井技术。众多保存完好的木器出土，为世界木器工具研究提供了实物材料。
河姆渡遗址位于
河姆渡镇金吾庙村（原罗江乡浪墅桥村）。它是1973年夏天当地农民建造排涝站时发现的，总面积约4万平方米，自下而上叠压着4个文化层，根据北京大学
碳14实验室测定，第四文化层距今约7000－6500年，第三文化层距今约6500－6000年，第二文化层距今约6000－5500年，第一文化层距今约5500－5000年。该遗址于1973年和1977年冬进行过两次考古发掘，合计面积2630平方米，出土生产工具、生活器具、原始艺术品等文物6700余件，还发现丰富的栽培
稻谷和大面积的木建筑遗迹、捕猎的野生动物和家养动物的骨骸、采集的植物果实及少量的墓葬等遗存。所有这些，为研究我国远古时代的农业、建筑、制陶、纺织、艺术和东方文明的起源以及古地理、古气候、古水文的演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河姆渡遗址第一、二文化层的出土文物与省内湖州
邱城遗址下层及嘉兴市郊
马家滨遗址的器物相似，第三、四
文化层的出土文物，在我省是新发现，而且它已拥有较为发达的耜耕农业、采用榫卯技术的
干栏式建筑，在国内同时代的遗址中它的生产、生活水平处于领先地位，因此是一支全新的考古学文化，暂时命名为
河姆渡文化。河姆渡遗址发现后，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为尽快把它公诸于世，1976年4月，
国家文物局、浙江省文化局在杭州召开“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工作座谈会”（实际是一次研讨会），来自北京、上海、陕西、广东、福建、安徽、浙江的专家学者和
余姚县、罗江乡的代表共60多人参加了这次座谈会。与会专家学者认为
河姆渡遗址的发现，证明在7000年前
长江流域同样有着繁荣的原始文化，与黄河流域一样都是中华民族远古文化的发祥地，它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一致同意了对河姆渡文化的命名。1980－1981年，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相关市县文管会在宁绍平原作了
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普查，近年来在基本建设中又陆续发现了一些，至今共发现
河姆渡文化类型遗址47处，分布于
钱塘江以南的沿海地区和
舟山群岛，其中以姚江平原最密集，计有25处，因此可以说，余姚是河姆渡文
河姆渡遗址博物馆门前化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