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亮（1910年6月13日—1986年11月20日），湖南省浏阳县人，1927年参加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参加了长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委员，政治学院院长、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唐亮（1910-1986）原名唐昌贤，别名唐昌明。湖南省浏阳县人。一九二七年参加

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赤卫队。一九三○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乡苏维埃政府宣传文化委员，红三军团第二师六团连政治委员，七团总支部书记，军团直属队政治处主任，第六团政治委员，第二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教导大队政治委员，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滨海军区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兼第三兵团政治委员，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副政治委员，南京军区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政治委员，政治学院院长、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九、十、十一届候补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10年6月13日，唐亮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火石岭的一个佃农家庭。6岁时，父亲要他放牛，家族长辈坚持要让他上学，并议定由宗祠出谷资助。唐亮上了3年学后，老师看他成绩好，让他越级上了高小。

1920年，唐亮的父亲为躲避地主逼债，不幸于次年病故。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唐亮的母亲忍痛把2岁的儿子唐昌卖给人家，用以还债安葬唐亮的父亲。11岁的唐亮，由亲戚做保到浏阳一家

纸爆作坊当学徒。母亲守孝3年后，无法糊口，被迫改嫁更门。

1926年秋，唐亮怀着对旧社会的仇恨，抱着寻求生存之路的希望，参加了“青年工人俱乐部”，并被选为学徒生活调查组组长。从此，开始了革命活动。

1927年初,唐亮在浏阳城参加了工人纠察队。“马日事变”后，唐亮返回乡间，接回二弟一起生活。在白色恐怖下，参加了当地农民协会，并担任农民赤卫队小队长，率队攻打了永和市和浏阳城。

1929年冬，诚嘉乡成立苏维埃政府。唐亮被选为宣传文化委员。

1930年夏，乡党组织确定发展他为共产党员，让他填写了入党志愿表，并内定唐亮为乡苏维埃政府主席候选人。此时，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团转移到平江、浏阳一带。唐亮得知后，要求参加红军，乡苏维埃政府不让他走，经他再三请求，终以调动工作的形式把他介绍到红军，从此成为红军的一员。

1930年8月，唐亮被送到红一方面军政治训练队学习，随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学习结束，被分到红三军团第八军第二师任党委秘书，兼任师直重机枪连党支部书记。

1931年1月，唐亮调任红二师第六团第一连政治委员。到任后，他深入班排，同战士谈心，使连队一改过去官兵关系紧张的面貌，成为贯彻古田会议精神的模范连。

1932年1月，唐亮调任红二师第七团党的总支书记，不久又调任红二师直属政治处主任。同年8月继任红二师六团政治委员，指挥了攻击宜黄的战斗。同年底，被送到红军大学高级干部政治班学习。

1933年6月，从红军大学毕业的唐亮，被分配到红三军团四师政治部任组织科科长。同年8月，中央军委决定以红三军团为主，组成东方军，入闽作战，唐亮随军前往，在攻打王台的战斗中，左脚负伤，入院治疗。

1934年6月，唐亮任红四师十团政治委员，参加了著名的广昌战斗。随后，因病离开十团。同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因病未愈即到红三军团随营学校任党的总支书记。由于筹粮、筹款和收容工作做得好，曾两次受到上级表扬。1935年5月底，中共中央和军委机关率红一、红二、红五军团通过泸定桥后，奉命率一连人守卫，接应担任后卫的红九军团。

1935年9月，红一军团、红三军团在甘南哈达铺进行整编，编成陕甘支队。唐亮被任命为支队政治部组织干事。随后，部队继续北进，于10月19日到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胜利结束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5年12月，唐亮被分配到红一军团第二师政治部工作，开始当组织干事，不久担任组织科科长。1936年11月，被任命为红二师政治部副主任，5个月之后，任政治部主任。在这一时期，致力于部队的休整和体力的恢复，进行形势和革命乐观主义教育。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唐亮任该师三四三旅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到任后即奉命到六八五团帮助进行政治动员，并于同年8月下旬随军东渡黄河，开赴晋东北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同年底，调任师教导大队任政治委员。

1939年1月，第一一五师师部进到晋东南，唐亮调任三四四旅政治部副主任。同年2月随部队挺进冀鲁豫边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次年1月，任八路军第二纵队政治部副主任。同年

6月，任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

1942年8月，唐亮调任鲁西南地区的第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政治委员，同时兼湖西军分区政治委员和中共湖西地委书记，对湖西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到任后，同其他领导一道，领导湖西区军民同日伪进行了殊死斗争。1943年初，因劳累过度，被批准到山东军区医院治疗。

1944年秋，中央军委任命唐亮为山东滨海军区政治委员兼中共滨海区党委书记。唐亮在病未痊愈的情况下到职。随即与司令员一起指挥部队，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发起了莒县战役、诸城战役、郯（城）马（头）战役，配合兄弟部队进行了抗日战争大反攻，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并兼山东军区，成立野战兵团，执行机动作战。

1946年1月，唐亮被任命为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和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1947年1月，唐亮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1949年1月，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兼中共华野前委和三野前委委员。

1949年5月27日，上海全部解放，唐亮负责军事接管部的工作。不到两个月后，和粟裕一起，奉命率三野的机关到南京，接替第二野战军参加南京的军事管制工作。

1949年9月，中共中央任命唐亮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南京市委第一副书记。

1950年5月8日，被任命为中共南京市委书记。

1951年2月，华东军政委员会正式成立，唐亮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委员之一。

1952年10月，任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干部管理部部长。

1953年2月，唐亮任华东军区副政治委员、党委第二书记。

1955年4月，任南京军区首任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4年1月，唐亮由于长期紧张工作和过度劳累，难以正常工作，经中央军委批准离职休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唐亮受到“造反派”的冲击和迫害。

1971年林彪垮台后，中央军委电令唐亮以学习组长的名义到军政大学。

1972年5月，任军政大学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1977年下半年军政大学分建为军事、政治、后勤学院。同年9月唐亮被任命为政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1978的12月改任政治委员、党委第一书记。

1982年9月，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6年11月20日，唐亮病逝于北京，终年76岁。

唐亮将军1926年参加赤卫队，然填写履历，皆书“1930年8月参加革命”。以参加红军之日算起。有人告之：“应从参加赤卫队算起，相差四年可就差了一个时代。”将军“嘻嘻”曰：“够了！够了！”

红军长征路上，唐亮将军浑身长疱疹，个个大如黄豆，粒粒薄如蝉翼，行走困难。某日，红四师十一团政委王平见唐亮，问：“你的马呢？”将军答：“早就丢了。”王平即命警卫员将驮机枪之马让唐亮骑。警卫员问：“机枪怎么办？”王平曰：“丢掉。我宁要唐亮一人，也不要机枪十挺。”

唐亮将军言：红军初期，上级规定不准打骂士兵，阻力甚大。其时，大多数连长思想不通，曰：“连打人的权力都没有了，我这个连长还干个屁？”

1947年2月17日，总政发出《关于建立部队士兵委员会的通知》。唐亮将军阅后，与陈士榘将军回电总政，建议将士兵委员会改为革命军人委员会。其主要理由为：“士兵委员会名义，因易误解士兵对付干部的一种组织，且士兵名词为战士不欢迎，故改为革命军人委员会较好。因干部队中俘虏成分太多，觉悟程度仍有限，又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故对其具体权力，开始须稍约束，加强民主教

育，视上述情况改变，逐渐放手。”1948年下半年，总政发布〈关于革命军人委员会（即战委会）条理草案〉，将“士兵委员会”一律改称“革命军人委员会”。

唐亮将军言：提战斗口号，一定要切实、干脆、有针对性，还要朗朗上口，不能拖泥带水，一个好的口号，自己听了鼓劲，敌人听了害怕。如“打进济南城，活捉王耀武”。唐亮将军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息，既要精到，又要简捷。

唐亮将军言，打孟良崮的关键时刻，幸亏陈毅元帅拍了板。其时，陈毅对各纵司令言：“你们大胆打，打不好不杀你们的头，杀我一个人的头。”将军忆其颇有感触：“当领导的一定要勇于负责，敢于拍板。”

南京解放后，唐亮将军任市委第一副书记。将军宅于宁夏路一独院，为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之故居。于老临行仓促，屋中字画古董放置如仪，尤其是于老的墨宝很多。将军召集家人和工作人员，瞩任何人不准动屋里一纸一笔，全部登记造册，悉数上交。 “位愈高而意愈下，官越大而心越小，禄已厚而慎不取。”唐亮将军之座右铭也。

唐亮将军夫人张锐二舅，曾做小买卖。抗战期间，闻唐亮任滨海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即由河南省南乐县赶至山东省滨海区，要求将军某个差事。唐亮甚喜，曰：“现在全国都在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部队正在装卸粮食，极缺人手，你就先干几天再说吧。”二舅满肚子不高兴，捏着鼻子去扛了一天麻袋，溜之。

全国解放后，二舅闻知唐亮任南京市委书记，又来谋职。将军问：“你想干什么？”二舅曰：“要参军。”将军曰：“你都40多岁了，怎样当兵？”二舅曰：“当兵不行，当官还不行吗？”将军曰：“你既无专长，又没贡献，能当什么官？”二舅曰：“你先放我个团长干干吧。”将军拍案大怒，驱之走。

“三反”“五反”运动中。某日，将军深刻反省，写检讨一份，曰，写私信用公家信封若干，信纸若干，墨水若干等。秘书不以为然，曰：“区区芝麻小事。”将军正色曰：“莫以小善而不为，莫以小恶而为之。”

1959年秋，某日。唐亮将军于军区礼堂作报告，听众为军区直属队新提拔干部。将军曰：“你们是新提拔的干部，是党的干部，我要求你们起码作到四条：一不贪污、二不腐化、三不抗上、四不压下。”其时台下鸦雀无声，数十年后人们仍记忆犹新。

唐亮将军极节俭。军区召开政工会，将军规定只供开水，茶叶自带。军区装甲兵成立，有人要开庆祝会，会一次餐，将军规定只开“小型座谈会，不吃饭”。有关部门申请要盖大礼堂，将军批示只准盖“小礼堂”。某次军区党代会，不少同志发言激烈，批评唐亮将军“小气”，将军不置一词，仍我行我素。

1956年9月，唐亮将军被选为“八大”代表，并提名中委、候补中委。将军闻知深感不安，上书中央要求取消提名，一时传为美谈。

唐亮将军言，60年代初某日，毛泽东至南京军区视察。唐亮将军向主席汇报军区学习毛主席著作情况。毛泽东不以为然，曰：“我的那些文章没有什么好学的，如果说值得看一看的，也就是那‘两论’。”（即《矛盾论》、《实践论》）

某日，毛泽东于南京中山陵八号问唐亮将军：“唐亮同志，你会不会游泳？”唐亮将军随口答道：“会一点儿。”言出将军即悔之不已。主席走后，将军急忙请游泳队队长当教练，苦学十余日，略会“狗爬式”，方心安。

唐亮将军不善酬酢，有朋自远方来，仅清茶一杯，便饭一餐，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唐亮将军任南京军区政委期间，为军区领导中著名“困难户”，家中十口人，仅靠将军一人工资生活。家中没月开支常出现“财政赤字”。1955年，夫人张锐复员，欲到地方找工作，以减轻家中负担。唐亮将军劝阻曰：“这么个大家还不够你忙的？再说地方上最怕你们这些‘官太太’，大事做不了，小事又不干，事情做不了多少，人家又碍着情面，对大家都不好。”将军又言：“我是关起门来做‘皇帝’，你就是‘皇后’。有什么不好。”故此，张锐成了地地道道之“家庭主妇”

“文革”中，某领导至南京看望唐亮将军，问其休息后有何困难，将军朗声作答：“衣能裹体，食能饱腹，有车代步，病能住院，足矣！足矣！”

解放后，唐亮将军立三条家规：他在家里的书房兼办公室，家属和子女不得入内；他的文件、资料，家属和子女不得翻看；他的工作情况和其它首长的人事关系，家属和子女不得打听。

1963年12月，唐亮将军因病被批准离职休息。休息后，将军常自我检讨言：“我当军区政委这些年，到部队去总是在机关食堂和大家一起吃，只有一次，他们弄了一桌螃蟹非让我吃不可，直到现在我心中还是不安。”

唐亮将军有一方章，小儿军光所刻，石料仅三角，上书：“平凡翁”，阳文。将军爱不释手，凡珍贵之书，均盖此章。陈毅元帅闻之，曰：“‘平凡翁’，字字重如泰山，不是每个人都能担得起的。

唐亮将军要求子女“政治上自觉，工作上自强，经济上自立，生活上自理”。孩子们称之为“‘四不’方针”。

某日，张锐至军区总医院看病，有医务人员见其衣着俭朴，以为农妇，态度生硬，并窃笑其“乡巴佬”。张锐回家后告将军，将军喜曰：“‘乡巴佬’好嘛！没有‘乡巴佬’，哪有我们吃的穿的？”

“文革”中破“四旧”，唐亮将军带头将家中麻将、扑克、唱片、古书、高跟鞋、旗袍等，付之一炬。将军言，古书中有一部《清宫十三朝》，线装本，甚为可惜。

唐亮将军善思考，喜记札记。有感而发，不拘一格。如：“送礼请客为什么总是制止不了？”“为什么有些事情，公家一插手，就要赔本？”“调动工作，要组织一个班子，搞一个摊摊去，好不好？”“不识字的人，打败了从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的国民党军，是否提倡不要学文化知识？”

唐亮将军札记曰：“爱吹牛的人，一定护短。爱拍马的人，一定藏污。”

唐亮将军札记曰：“‘识时务者为俊杰’，不能作为趋利附势，投机取巧，明哲保身的法宝。”

唐亮将军札记曰：“在人民面前谦卑些；在命运面前坚强些；在大事面前清醒些；在小事面前糊涂些；在困难面前努力些；在挫折面前坚忍些；在荣誉面前谦让些；在胜利面前谨慎些。”他还这样写道：“要自己说的话算数，就不要乱说话。少说多做，不说只做，做好再说，说也有限，在一般情况下，这是个好办法。”

唐亮将军于1986年逝世。解放军艺术学院院长为传统填词《江城子》悼之。词云：钟山风雨酒楼亭。涤尘垢，换金陵。军管劳心，止玄武波腾。建国治军两有识，人称道，是贤能。华年烈火炼精诚。度长征，战平型。歼灭敌仇，矢志有准绳。今悼含哀肠断处，承继者，愿能明。

1910年6月13日生于湖南浏阳永和镇上街一个农民家庭。1929 年初，参加浏阳农民赤卫军；7 月，随浏阳工农武装参加支援红三军团攻打长沙的战斗，并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同时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到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政治训练队学习。1930 年底，唐亮从政治训练队毕业后不久，担任了红八军第二师师委秘书，并当选为师委委员。从此，他步入了解放军政治工作者行列，开始了长期的政治工作的实践和探索。特别是在解放战争的岁月里，唐亮历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山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兼华东野战军第 3 兵团政治委员，第3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在陈毅等直接领导下，转战华东、中原等战场，认真贯彻中央和军委的方针政策，在领导和组织部队战时政治工作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 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模范政治工作者。”

在长期的政治工作实践中，唐亮把教育部队特别是高级干部认清斗争形势，深刻理解中央和军委的战略方针和完成作战任务的重大意义，作为达到政治思想上的团结统一，军事行动上的协调一致，增强胜利信心的首要任务 来抓，使之成为夺取胜利的强大思想动力。

解放战争开始的第一年，我军处于战略防御阶段。1947年2月，华东国民党军虽然在苏中、宿北、鲁南等战役中遭到重大打击，但仍在继续调兵遣将，攻势并没有完全被遏制。此时，国民党军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由其参谋总长陈诚亲自指挥，从南、北两线出动，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一死战。在南线，集中8个整编师为主要突击集团，从陇海铁路东段至台儿庄一线，分三路向北进犯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在北线，由其第2绥靖区司令官李仙洲指挥3个军9个师为辅助突击兵力，从胶济铁路南下莱芜、新泰地区，实行南北夹击。华东野战军指挥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于2月上旬定下决心，集中主力隐蔽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

唐亮不仅参加了这次鲁南战役决策的研究，而且还负责领导这次战役的政治工作。他要求部队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贯彻打运动战、打歼灭战的思想，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不惜打烂坛坛罐罐，要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以消灭更多的敌人。各部队昼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最有效的形式，边走边进行战斗动员，激发了广大指战员的革命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增强了敢打必胜的信心。华东野战军各部队在 六七天的连续行军之后，紧接着进行了3昼夜的激战，将李仙洲集团7个师5.6万余人全部歼灭。这次胜利，加深了广大指战员对运动战、歼灭战重要 性的认识，使原来那种“反攻反攻，反到山东”等消极、悲观、埋怨情绪一 扫而光。

唐亮善于对政治工作研究，从实际出发来贯彻上级的指示。1948年2月17日，军委总政治部发出指示，要求连队普遍建立士兵委员会，以便使新式整军运动中的民主生活转向正常。唐亮和陈士榘学习总政指示后，认为这样做对连队建设很有必要，同时认为当时部队干部、战士的情况和红军时期的情况已大不一样，再用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容易被误解。于是，在同年3月，唐亮亲自起草电报，向中央军委建议将连队士兵委员会改为革命军人委员 会。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中央军委的赞同，并在全军实行起来。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进行济南战役。唐亮在这次战役的筹划和决策中，亲自起草了《关于攻济打援的政治动员令》，提出了“攻打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响亮口号。这个提法，是野政工作组下部队回来汇报时，谈及某部一个班长在兖州战役后对下一步应打哪里的看法。善于吸取群众智慧的唐亮，把这个战士的看法加以完善，把战役目标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紧密地结合起来，作为战役动员口号。由于这个口号深入人心，把当时参战的主力部队、地方部队、民兵和支前民工都动员起来，化为巨大的力量，自觉地为实现这个战役目标而奋斗。攻城部队的指战员，发扬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前仆后继，浴血奋战，涌现出像“济南第1团”、“济南第2团”等大批英雄模范单位和人物，第3纵队第8师师长王吉文，第13纵队第37师政治委员徐海珊等数以千计的指战员为这次战役的胜利而英勇献身。打援部队克服了重重困难，修筑了一道又一道的坚固防御阵地，使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3个兵团望而生畏，眼看着济南被攻陷而迟迟不敢北援。广大民兵和人民群众，不仅踊跃支援前线，还布下了天罗地网，捕捉零散潜逃的敌人。国民党军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装成病人躺在牛车上，逃到济南东面的寿光县，又被公安战士查出捉获。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兼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已逃至徐州以北离国民党盘据的临城（今薛城）不到12里路的地方，被我军侦察人员捉获。第2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牟中珩，装成难民逃至离青岛不远的高密，被民兵捉获。由于参战部队和广大支前群众的共同努力，使“打下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变成现实，战役取得了彻底的胜利。

瓦解敌军，溶化俘虏，争取、改造解放的国民党官兵，是唐亮做好战时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当时，部队战斗频繁，伤亡减员大，如何解决兵员补充，是保证部队持久作战的一个大问题。唐亮从战争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 从解放区动员民兵、贫苦农民参军参战，难以满足部队大兵团连续作战的需要。他认为，应对自动放下武器的国民党军士兵，进行争取教育和改造，使大多数解放战士迅速地补充到我军部队，特别是经常保持战斗连队的满员，是保证部队能持久作战，加速解放战争胜利进程的因素之一。为此，唐亮根据瓦解敌军的原则和军委、总部的指示精神，在1947年1月2日，即鲁南战役发起的那一天，主持制定了《山东野战军关于处理俘虏官兵的决定》，明确规定各部队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在经过短期的审查、教育，激发其阶级觉悟后，就可以补充部队。

鲁南战役后，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在野战军政治部之下，设立了庞大的俘虏管理处，各纵队也建立了相应的俘管机构和临时俘虏管理机构，具体进行教育、改造俘虏的工作。当时，部队普遍采用诉苦教育的办法，来教育、改造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由于很多国民党军士兵是抓丁、抽丁被逼着来的，加之国民党军官兵不平等，打骂士兵、克扣军饷是家常便饭，因而很容易激发起他们的阶级觉悟。许多被俘虏的国民党军士 兵，通过诉苦教育，耳闻目睹，认清两种军队的根本区别，以替蒋介石卖命为耻，以当解放军战士为荣。这些被解放的国民党军士兵，懂得为谁打仗的道理后，纷纷自觉地掉转枪口，参加到人民解放军的行列，勇敢地为人民解放事业而战斗。因而解放战士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兵员的重要来源。鲁南战役后，华东野战军成立了特种兵纵队，就是由解放过来的坦克兵、汽车兵，驾驶着缴获的美制坦克、吉普车、大卡车、奔驰在前线和后方的；火炮由解放过来的炮手操作、将炮弹射向敌方的。

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取得莱芜战役的重大胜利，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瓦解敌军工作的成功。在莱芜战役激烈进行过程中，与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国民党军第46军军长韩练成同华东野战军派遣至该部的敌军工作干部研究后，在李仙洲集团突围前放弃指挥，秘密脱离部队，不仅使原定突围出发的时间推迟了两小时，而且使46军在关键时刻因找不到军长，失去指挥，群龙无首，军心涣散，从而加剧了李仙洲集团的覆灭。

在那以后，华东野战军瓦解敌军工作继续取得新的成绩。在济南战役中，吴化文率1个军两万余人举行战场起义；在淮海战役中，何基沣、张克侠率3个半师举行战场起义。他们对这些战役的胜利都起到了积极作用。解放战争后期，唐亮根据情况的变化，对教育、改造俘虏工作又进行了新的探索。鉴于大规模战役持续的时间长，兵员补充要求的时限紧、数量多，同时考虑到国民党军士兵知道蒋军必败、解放军必胜的道理和士气愈来愈低的情况，于是将对俘虏的国民党军士兵先进行审查、再进行教育，然后才逐步补充部队的做法，到淮海战役时，改为随俘、随补、随教、随打。很多解放战士头一天被俘虏，第二天就参战，有的光荣负伤，有的英勇牺牲，有的立了战功。在整个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各部队稍加教育就直接补入部队的解放战士，在10万以上，加上解放区翻身农民参军，从而使部队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兵员，保证了连续战斗的进行。出色的俘虏工作，使华东野战军的兵员补充源源不断，愈打愈强，愈打愈多。在连续、紧张、激烈的战斗中，部队数量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有增加，这在军队历史上是少见的。

唐亮把教育部队遵守纪律，作为战时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抓。1947年夏秋期间，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进到鲁西南地区，转入反攻作战。这个地区比较贫困，加之当年洪水泛滥，就地筹集不到粮食，而后方又运不来，部 队供应困难。唐亮多次向各纵队的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们打招呼，要求他们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要教育部队自觉地遵守政策和纪律，决不能做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情，决不能做影响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声誉的事情。他自己所在的领导机关，由于常常搞不到吃的东西，不得不饿着肚子来指挥作战。

同年9 月底，唐亮随军跨越陇海铁路，进至豫皖苏边区，执行参加开辟中原解放区的任务。唐亮针对当时执行《中国土地法大纲》，普遍进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情况，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土改政策，把土豪劣绅的财物分配给基本群众，要很好地调查研究，摸准情况，不能把中农当成地主、富农。这就避免和减少了过火行为。他还根据当时缴获比较多的情况，要求各部队认真执行“一切缴获要归公”的制度，领导有关部门将在河南许昌、漯河、驻马店等地缴获的物资收集起来，有的就地补充部队，还将不少汽油、炮弹等物资运送到黄河以北的后方储存备用。这些，对当时进一步发动群众，建设新解放区，进行大规模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因而群众称赞解放军是“仁义之师。”

1948 年3月，在洛阳战役前，唐亮特别要求参战部队，认真进行城市政策教育，严格组织纪律，并作为对新式整军运动的成效的一次检验。各级领导抓紧检查督促，干部战士自觉遵守各项规定，因而部队执行政策纪律的状况良好。

1948 年冬，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一道进行淮海战役，部队进到新区作战。唐亮根据全国胜利大局已定的情况，要求部队树立主人翁的思想，认真遵守政策和纪律。他特别强调在新区城市，人民政权尚未建立，物资供应 不便，生活习惯又不一样，群众对解放军还不了解的情况下，更要自觉地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1949年春天，第3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积极准备渡作战，唐亮在抓渡江动员教育的同时，十分强调部队应遵守党的城市纪律和新区政策。他还和有关部门的同志一道，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对广大指战员进入城市和新区后必须遵循的事项，用简明通俗、易懂易记的文字，编成《约法八章》、《入城守则》、《新区农村工作手册》等文件，以第3野战军政治部的名义，于当年3月印发部队。随着这些规定的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对第3野战军顺利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城市和搞好接管，有着重要的意义。

1949年5月上旬，唐亮遵照中共中央和华东局关于接管上海的指示，在江苏省苏州市附近的木渎镇，主持召开接管城市政治工作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加强城市政策教育、纪律教育和城市生活常识教育。他根据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情况，特别要求各部队教育指战员爱护公共财物，保护人民利益，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谦虚谨慎的作风，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由于入城教育搞得深入细致，第3野战军各部队进入上 海后，模范地执行城市政策纪律，宁肯露宿街头也不住民房，在花花世界的大上海做到“一尘不染”，涌现出不少“南京路上好八连”式的连队，赢得了上海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唐亮抓战时政治工作的成效，突出表现在广大指战员战时杀敌立功的行动上。华东部队的战时立功运动，早在1946年下半年就在一些单位开展起来了，唐亮组织专人认真总结了立功运动的经验，在部队普遍推广，组织开展立功创模竞赛，由杀敌立功，到战勤各项工作都可以立功，发展到“人人立功”、“事事立功”。对作战和战勤成绩卓著的，采取群众评议、领导批准相结合的方法，评为战斗英雄、模范或立功。从而大大激发了指战员的革命荣誉感，人人以立功为荣，争取当英雄、当模范。从1946年到1949年中，华东军区、第3野战军各部队共涌现出战斗英雄1163名，各种模范2.7万多名，立功的56万多人次。立功创模运动的广泛开展和卓有成效，是华东部队战时政治工作的一大特色，成为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推动作战和各项任务完成的有力保证。

1955年，唐亮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2014年12月21日，开国上将唐亮传记及画传在南京首发，展示了唐亮上将在战争年代的戎马生涯和新中国成立后在部队工作的经历，也从一个侧面叙述了人民军队在战火洗礼中成长的历程。传记和画传通过文字和照片描绘了唐亮将军的一生，他从1926年起参加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1949年起长期在南京工作、生活，上世纪70年代后先后在军政大学和政治学院工作，为培养大批中高级政治工作干部作出了重要贡献。书中还收录了唐亮将军的文章和战友们的回忆，为读者了解淮海战役、渡江战役及南京解放后的建设等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珍贵史料。